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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

隨著時代的變化,社交平臺的盛行,短視頻和短劇已成了大家的摯愛。看似既能省時間且打發時間的短劇,實質是在如黑洞般無限吞噬著我們的時間。短劇以抓人眼球、不切實際的劇情和極度壓縮的情節,成為現代人難以拒絕的精神快餐。所有資訊來得快捷,就連以往的電視劇也逐漸被短劇替代。我自己也從厭惡劣質無營養的短劇,變成逐漸習慣了那快進的劇情。 隨著短劇的崛起,我漸漸地被同化了。同時,我的耐心也被不斷地消磨,從二倍速看視頻到快進短劇,最終連完整的劇情都變得難以忍受。而這種急躁並非毫無徵兆,早在短劇流行前,我便習慣一口氣追完數十集電視劇,沉迷其中卻倍感空虛。我覺察到自己的心急,也不喜歡那樣沉迷看劇的自己。我十分厭惡那樣虛度光陰的自己。非黑即白的我,在找不到對治我心急毛病的前提下,乾脆決定完全不看連續劇,只選擇看些沒有連帶關係的綜藝節目。 但沒想到,短劇的崛起讓我淪落成當初一樣,心急地搜尋全集,到頭來荒廢幾小時去看完一部短劇。猛然發現,我竟從一個深坑跌入另一個深淵,專注力急劇下滑,甚至連短劇都需要快進才能看完。 特意把手機屏幕調成黑白 屏幕佔據了我的時間,而我卻無法擺脫這無意義的沉溺,心中充滿對自己的厭惡與反思。我渴望讓時間迴歸有價值的事物,重拾生活的充實感。我嘗試過無數個方法去戒手機癮,下載過無數個軟件來節制自己的屏幕時間。但,都以失敗告終。 無意間,我看見了一個朋友的帖子總結能控制屏幕時間的方式,其中一個是我從未試過的方法,那就是把手機屏幕顏色調成黑白。剛開始,我很不習慣,看著灰灰的手機屏幕,不禁有種頭暈想吐的感覺。過程中,曾多次想放棄。但,我心想我自己是不是有點極端了,也許自己也需要個適應期吧。所以,我把黑白的巴仙率調到自己能接受的程度。隨之慢慢習慣灰屏後,才調去100%黑白。從剛開始的不適應,到最後的習以為常,讓我成功蛻變成了個更另類的人,有著和別人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同事看到我的屏幕顏色時,都以為我手機壞了。每當他們知道是我自己故意為之後,所有人都表示不理解,覺得我的手機給人一種在看報紙的感覺。可是,我其實挺享受這樣另類的體驗。因為這過程的的確確給了我許多不一樣的體會。即使在他人眼中,我顯得格格不入,但我很享受堅持自我、活出內心真實的感覺。那種與眾不同帶來的滿足,這遠比隨波逐流更為踏實。 最重要的是,把手機調成黑白的確能減少屏幕時間。而且,正在減肥或購物慾強的兄弟姐妹們請注意了——簡單地調整屏幕顏色真的能讓你失去多餘的食慾和購買慾。對我來說,這樣的生活比較踏實,因為社交軟件上形形色色的吸眼球廣告,無疑是在洗腦,最終讓我們淪落為受他們掌控,瘋狂購買他們產品或食物的傀儡。只要我們在腦海中播下了那一顆想買或想吃的種子,無論如何,我們最終將會無法擺脫那個心心念唸的慾望,著了商家們的道。其實,這早已成了現代人的常態,吃著嘴裡的,卻想著別人盤裡的。 手機轉換成黑白屏,讓我更懂得去聆聽和關注自己身體真正的需求,進而得到比盲目瀏覽社交平臺得到的滿足感更踏實的感受。簡單的調屏幕顏色讓我不再如盲人般一頓摸黑摸索,而能全心全意地去追求自己真正需要的。看似失去了色彩,卻為我的生命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豐富。色彩繽紛的虛構網絡世界固然吸睛,但長期接觸過多的視覺刺激後,會逐漸讓我們感到審美疲勞,並且更難感到幸福和滿足。 某一天搭車上班的路上,放眼望向窗外時,我竟發現窗外平時看似平平無奇的景色變得異常好看,色彩斑斕。這讓我不禁感嘆,自己竟錯過了那麼多生活中的小確幸。蔚藍的天空、翠綠的樹木、聳立的建築,相映成趣,美得如此動人。看似微不足道的改變,讓我學會了停下腳步,不再隨波逐流,重新感受生活的本質與當下的美好。原來,幸福竟如此簡單!縱使庸庸碌碌的生活偶爾會讓世界顯得黯淡無光,但只要用心體會,定能看見那一抹為你綻放的絢麗彩虹。幸福,從來不在屏幕裡,而是在我們對生活的真切感知中。
1星期前
我在一家新開的獨立小店裡看到一則廣告,簡潔而尖銳,寫著:“你的人生正在被‘平替’。”那一瞬間,廣告的簡短語句像是一道閃電,劈開我的思緒。我不禁思考:如果生活中的一切都能找到平替,手機、衣服、甚至連感情,都會有比它更便宜、更方便的版本,那我們的存在是否也會被某個“更好的版本”取代? 在這個時代,“獨特”也變得容易複製。你精心挑選的那件衣服,或許幾天後就會發現,某個小品牌推出更便宜、質量更高的“平替”;你辛苦堅持的個性,可能也不過是某個潮流的影像。我們生活的世界,每一秒都在被成千上萬種選擇充斥,快速而便捷。今天你的某個決定,也許明天就能被一個“更好的”選擇替代。你追求的不再是獨特,而是“性價比”的完美版本。 如果一切都能替代,那麼什麼才是“無法被替代”的?如果我們每個人也能被複制,活成別人已經走過的路線,那麼我們的存在又有什麼意義?你可以用AI寫文章,用程式合成視頻,甚至用科技工具精確地識別每張面孔。一切都在告訴我們——完美的複製幾乎沒有門檻,創意不再是創意,工作不再是工作,生活甚至不再是生活。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別人的“平替”。 所謂的“平替”不僅僅是物品或服務的替代,它背後還蘊藏著對“不可替代”的深刻焦慮。我們害怕成為一個數字化的零件,變得不再獨特。每一個“平替”的存在似乎都在告訴我們:“你也許很快就會被替代。”在職場上,你是有平替的;在人際關係中,你是有平替的;甚至連你自己的生活,都可能有更精簡、更高效的“版本”。 不要因便利而迷失 如果每個人都能輕而易舉地找到自己的“平替”,那麼我們作為獨立個體的意義又何在?我們如何保持那個不易被取代的“自我”?假如外界的一切都能找到平替,我們如何在這片洶湧的“平替海洋”中,留下屬於自己的獨特印記?那些無法複製的自我、無法替代的情感、無法重現的瞬間,或許正是我們最應該珍視的。 “平替”這個詞,早已潛藏著深刻的警示意義。它並非讓我們陷入焦慮與恐懼,而是提醒我們:不要因便利與選擇而迷失,忽略什麼才是真正值得的。我們無需害怕成為“平替”,因為在這些不斷被替代的瞬間,我們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方式。那並非通過不斷追求“更完美”的版本,而是通過無畏地追尋那些僅屬於自己的獨特時刻以及無可替代的真實。 “你的人生,正在被‘平替’。”這句話刺痛人心,卻也帶給我一個深刻的啟示:在這個替代品層出不窮的時代,最值得我們珍惜的不是那些可被複制的外在,而是那些無法輕易取代的東西。
2星期前
3星期前
忍不住期待,接下來這一年會不會是我和舊朋友重啟連接的一年呢?從去年底開始,十根手指數不完,我已經和那麼那麼多的舊朋友、老同學見了面,敘了舊,還安排了未來的聯繫。 一定是感動的。畢竟,和一個10年沒見面也沒聯繫的舊識,在現實生活裡慎重地碰面,你不免會忐忑:我們要聊什麼呢? 這樣的擔憂很快就過去了。我和他們從一坐下就停不了話匣子,你來我往,一拋一接如此順暢,不是那些乾巴巴的追憶往日之類話題,而是真誠又坦然地分享近況,以及這些年來的生活感悟、人生體會。絲毫沒有尷尬和隔閡。依然是當年那種率直的語言。我們都可以感覺到對方的信任,也知道對方聽得懂自己的話語,不需要稍微費力地猜想對方可能會感興趣的話題,或是因為對方的價值觀與認知層級而調整自己使用的詞彙。 太難得了。我想,他們是真正的朋友。我曾經對交朋友的意義感到迷惑,或許是因為我對人際往來的需求極低,樂意一個人完成許多事,也不懂得配合友情的推拉展演。我需要朋友嗎? 沒有必要定時定量互相取悅 如果友情必須是人們口中那麼黏黏糊糊甜甜膩膩的,所有的生活變動比如搬家啦談戀愛啦都必須讓對方第一個知道,過節或生日一定要送禮聚餐,否則就是不重視對方;不能公然反對朋友的價值觀和立場,要無條件支持對方的荒腔走板,每一次見面都要拍照打卡上傳社交媒體再來一個標籤 #bff——這對我來說,更像是用某種表演在努力說服雙方:我們都要把對方當成好朋友噢! 但朋友是這樣勉強的關係嗎?一定要有這樣那樣會帶來壓力的情感索取嘛?現代人喜歡說的那種,情緒價值? 我有幾個知心好友其實都定居國外,平常不多聯繫,也不常交流近況,會掛念,但也不會太掛念,我們每年也不過就是碰面那兩三次,又或是約一次到第三方國家的旅行。可是,我們知道對方是可以當婚禮伴娘的關係,也確信若家中有重大變故,彼此都會為對方兩肋插刀。 然後,我們這樣的朋友,每一次見面都沒有拍合照。說起來有趣,我是在去年的聖誕節,瀏覽了社交媒體上許多的聚餐合照,才赫然發現這件事。於是我懷著一種驚奇,傳訊息給前幾天才見面的海外好友:我們下一次是不是應該拍張合照?我們這10年來竟然完全沒有拍合照欸! 朋友哈哈大笑,傳過來一篇文章,篇目〈跟越親密的朋友見面,發合照貼文的頻率越低:你身邊也有這種高品質相處的摯友嗎?〉——我也忍不住哈哈哈大笑了。 沒錯,光是聊天都來不及了,從白天聊到深夜還總是意猶未盡,連手機的存在都被遺忘了,當下真的不會記得要拍合照耶。或許我們雙方都有一種默契,知道彼此會長久陪伴,是某種生命同行者,因此下意識不覺得需要某種宣示友情的儀式——反正,拍了照,我們也不會貼上社交媒體,只會私下留念。 是的,我需要朋友。不是一起吃飯看電影聊八卦的那種,而是,即使隔著物理上的距離,沒有時常聯繫和日常相處,也不會讓我們的友情淡去——當我知道,我的這麼一個朋友,懷抱著一些可貴的價值和信念,在遠方拼搏,在他們自己的生活裡凜然地存在,那樣的景象就足以給我一種友情上的支持。 好朋友,沒有必要定時定量互相取悅,而是一種相互的選擇。這陣子和老朋友們見面之後,我更加篤定了自己多年來選擇朋友的眼光,以及看待友情的方式。 我愛我的朋友,是因為他們真實的人格,是因為他們相信的世界。我愛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待我好,而是因為他們有很好的心。當然,他們也待我好,他們可能也會說,他們愛我,是因為我有很好的心。我們作為朋友,滋養了彼此的心。
1月前
“早上好!如果見不到你,就先和你說聲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這是楚門的經典臺詞,看似和鄰居請安,實則鬼使神差地同步向世界各地不同時差的觀眾一道請安。 《楚門的世界》,一部1998年的科幻喜劇電影,年份雖然老舊,但放到當今社會來看,題材依然新穎,而且很貼合現代人的習性,不得不讚嘆導演過人的遠見和前衛的思想。 影片講述了楚門是一檔熱門肥皂劇的主人公,他身處於烏托邦,一個叫做海洋天堂的市鎮,裡邊的所有事情都是虛假的,老婆是假的,好朋友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全都是演員,但他本人對此一無所知。 第一感覺,覺得很不舒服。這很不道德,很不正確。怎麼可以窺探人家的私生活呢?然而現代生活中,網紅們都自願把自己的日常直播給全世界人。恨不得自己是世界中心,被眾星捧月。被矇在鼓裡的楚門,他有權利知道嗎?他需要知道嗎?如果他活得好好的,很開心很快活,並且絲毫沒有懷疑這一切的真實性,這個善意的謊言是不是應該一直隱瞞下去呢? 被選為萬眾矚目的主人公,這是一個詛咒還是一個福氣?戲劇中的導演一直用上帝視角主宰楚門的一切。他說,他給了楚門一個正常的幸福生活。這個世界,你和我處在的世界,生病了。海洋天堂才是這世界應有的樣子。他在他創造的世界裡,是安全的。 楚門踏出屏幕的那一刻,我還在期待。他夢中情人,西爾維婭已經在門外等著他了嗎?會有一堆影迷圍著他轉嗎?他有足夠的毅力面對真實世界的殘酷嗎?或是他最終還是會踏入影視圈? 然而,電影留給我的,只有一片黑幕。沒有了。 剩下的,只能自己想像。 如果,萬一,我現在身處的世界,其實也都是假象?萬一這一切都是編好的劇本,我會有勇氣踏出那扇門面對更殘酷現實嗎?我可能會迫不及待搶過劇本,翻到結局看看會是喜劇還是悲劇。可是我為什麼要在意結局?來這世間走一遭,不過就是為了體驗過程嗎?結局重要嗎? 聽過這麼一席話:我們來這世間,只是為了看花怎麼開,水怎麼流,太陽如何升起,夕陽怎麼落下,經歷有趣的事情,遇見難忘的人。生活原本就很沉悶,但跑起來就有風了。你只是來體驗生命的,你什麼都擁有不了,也什麼都留不住。不需要證明什麼,更沒有什麼是一定要實現的。你能做的就是,不斷嘗試,收穫,感受,然後放下…… 只要還有感受,就還活著。 活著時,只要開心的事情多過不開心的事情,就值得了。 早上好!如果見不到你,就先和你說聲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3月前
5月前
2年前
小說本來是虛構(fiction),屬於作家精心佈置的一個敘事空間,不能視為真實。張貴興是一位擅長提煉故事的雨林探索者,運用精研細磨的文字,融合歷史事實、祖輩故事、童年回憶,拓展成一個萬獸齊聚的雨林王國。想當然耳,文本虛實之間總能營造各種想像和錯覺,也許如他所說,有時虛構的比真實還真實。 張貴興說,寫作過程中,往往寫得最好的部分是突然冒出來的想法和情節。   “日本突擊珍珠港9天后,一萬日軍搭乘戰艦,在3艘驅逐艦、4艘巡洋艦、一艘驅潛艦艇、兩艘掃雷艦和兩架偵察機護送下,從南中國海登陸婆羅洲西北部日產原油一萬5000桶的小漁港豬芭村。”(摘自《野豬渡河》) 《野豬渡河》主要的時空背景為1941至1945年,日軍佔領砂拉越的時期。張貴興兒時常被各種故事圍繞,雙親與長輩們會聊起二戰時期的事蹟。在旁聽聞之後,他都默默藏在心底,靜候醞釀。時機到了,他俯身拾起蒐羅到的故事和記憶,將細節相互連接,讓它們在小說裡有了安頓的地方。 《野豬渡河》剛獲得第43屆金鼎獎圖書類文學圖書獎。   文中的豬芭村(亦稱珠巴,Krokop)正是他父親家鄉的原型。不過,張貴興並不出生在那裡,而是距離約7公里外的羅東鎮(Lutong)。他的父親是一名木匠,母親是家庭主婦。父親年輕結婚時就搬離家鄉,惟婆婆和叔叔依然住在豬芭村。張貴興小時候常會到那裡與親戚的孩子們玩耍。留存在他記憶裡的豬芭村是一個華人農村,有很多戶居住在木屋的家庭養豬或務農,生活節奏比較緩慢簡樸。如今水泥洋房到處林立,昔日鄉村景觀已不在,屋價和地價都變得很昂貴。 雨林探索始於露營 這一段年少回憶令張貴興變得滔滔不絕,提起了不少趣事。張貴興有很多兄弟姐妹,雙親都放任他們,只希望孩子們可以平安和健康長大。羅東鎮很靠近雨林,他年輕時很好動,中學時期恰好認識幾位伊班同學,對方父親又正好是職業獵人,促成各種探索雨林良機,讓他有機會隨同學露營,一睹大自然的美妙。 “當然我沒有打獵,卻會觀察雨林的生態。”張貴興觸碰不少動植物,然而不知道名稱和來源。一切直到他在臺灣唸書了,通過各種途徑和書籍補充這些匱乏的知識,再實地考察應證,令他對雨林印象更為深刻。 寫作時,這些景物自然的流進作品裡,匯聚成一個雨林版圖。小時候,他早與各種動物“接觸”,天上常有老鷹盤旋,老家後面有莽草叢,隱藏四腳蛇、蟒蛇或穿山甲,河裡又有鱷魚。“父親的時代,鱷魚都吃人。到我的時代,住戶比較多了,鱷魚都往上游,比較少在下游。”在他的印象中,砂拉越是鱷魚最多的地方。根據資料,從2007至2013年,全馬一共有42宗鱷魚襲擊人類事件,當中有40宗來自砂拉越。這些鱷魚因兇猛殘暴和襲擊居民聞名,漸漸被大家冠上稱號,例如80年代的婆羅洲白背食人鱷魚(Bujang Senang)。 離開了,記憶更鮮明 人的記憶會隨著年齡漸長而有些斑駁脫落,張貴興腦海裡卻有一座堅固的寶庫,貯藏著珍貴的回憶與故事。他稱,最近一次回馬已經是6年前(2013年),由於父母親已逝就較少回去。當問及會否擔心年少的記憶模糊,他聽完馬上說“不會”,離開婆羅洲以後,記憶反而更鮮明。“過了(離開)一陣,透過一段距離去觀察,你才會看得更仔細。” 他坦言,畢竟超過40年,離開砂州實在太久了,雖然間中有回去,難免對部分事物有些隔閡。張貴興20歲離開砂拉越到臺灣深造,其小說創作的時空背景大多圍繞在童年與少年時代的砂州回憶。“當然,我寫作也未必只集中在20歲以前,也會書寫80至90年代的情景。”所幸網絡發達,許多新聞都垂手可得,可以掌握砂州的地理景物變化。 那一年,父親正好在相親 2016年7月,張貴興卸下教職而專心寫作,同年11月開始動筆撰寫《野豬渡河》,直至2018年2月才完成。“我的原意其實是幫我父親那個時代寫一個故事。” 那是一個父親不斷複述的相親故事。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大肆侵略東南亞國家。張貴興父親那年20歲,是一名初中三學生;母親16歲,讀著小學四年級。由於受教育的機會非常稀少,不少人都超齡入學。然而戰亂,他的雙親也被迫停學。 日軍侵佔一個地區後會徵召當地未婚女孩子充當慰安婦,豬芭村裡的女孩開始掀起結婚潮。父親仍是一名單身漢,有次在茶館相親,眼前的女孩有一頭飄逸的長髮,卻遮住了半張臉蛋。父親與女孩閒聊,覺得還不錯,有意娶她為妻。突然茶館外面吹來一陣西南風,吹開了對方的頭髮,女孩臉上露出一大塊的胎疤。當下嚇了一跳,令他打消結婚的念頭。由於父親不斷梳理這些往事,張貴興內心一直猜想那個女孩後來的命運,是否被日軍抓走?還是成功逃跑了?為此,他構想了一個故事,〈斷臂〉裡的何芸就是她。“她本來是這本小說的主角,後來小說的發展越來越龐大,她就逐漸變成其中一個角色。” 《野豬渡河》有部分故事是真實的,好比日軍把小孩趕上樹,再用手槍打斷樹枝,接著用武士刀砍死小孩。另一個是日軍命令豬芭村民抓蝸牛事件。張貴興便以文學手法把事實與虛構相互糅和,營造成詭譎怪異的畫面。小說也有部分情節非常血腥驚悚,有些讀者看了或許不忍,他說,“我寫的殘忍其實不及事實殘忍的十分之一。” 想寫就動筆寫 張貴興從老前輩聽到這些故事後,循序發展成各種故事,例如那位有胎疤的相親女孩,他在小說中變成了何芸,不幸成為慰安婦,遭遇坎坷的命運。當然故事情節是由張貴興的想像建構而成。正如父親相親的故事也在他心中藏了已久,只是一直在構思如何寫出來。“有些事情放太久不見得是好事,當你想要寫的時候,趕快動筆寫,因為有可能過了幾年就沒興趣了。” 寫作過程中,他認為最好的往往是冒出來的想法,而非最初設計好的情節。比如小說裡其中一篇〈野豬渡河〉,“那天晚上,一艘沉沒南中國海的日本超級戰艦從海底浮起,乘風破浪衝上豬芭海灘,直驅豬芭街頭,泊靠豬芭菜市場,船舷撂下數十道繩梯,一批荷槍實彈的水兵下了戰艦……”他聲稱,這段是在寫作時突然冒出來的畫面,非常魔幻,而恰恰在構思時不曾想到。 教學時,寫作時間很破碎 回想起教書生涯頗為累人,時間過於零碎,有時晚上回到家,依然無法放下學校所累積的情緒。寫作是需要很寧靜的心境,梳理好情緒才能專心投入去寫。 《群象》正是他湊合零碎時間所誕生出來的作品,當時他正參加一個文學獎,10月底截止,他便從8月份開始寫,直至9月開學,時間略顯不足。當時只能嘗試“偷時間”,碰到學生考試、早自習或讀書,趁機利用空檔在講臺上奮筆疾書。“全心投入書寫是沒問題,但時間很零碎,正是這些情況影響,後面寫得不是很好。如果有很充裕的時間,或許會寫得更好。” 在第15屆花蹤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張貴興(右)憑《野豬渡河》榮獲馬華文學大獎。左起為星洲日報總編輯郭清江和馬華文學大獎主評封德屏。 不限制讀者想像力 很多人會問張貴興,《野豬渡河》裡的“豬”是否有特別意涵?他通常不直接回答,因為覺得沒有必要。好比海明威所寫的《老人與海》,有人說文本里的鯊魚、馬林魚和海都各有所指。海明威曾回答,海就是海、鯊魚就是鯊魚、馬林魚就是馬林魚,它們沒有代表什麼意義。“要怎樣詮釋(文本)是讀者的權利。” 他認為說出答案等於限制讀者的想像空間。有些讀者或許猜中他的想法,但不代表別人想法不正確。張貴興直言,作品誕生後就要給他人閱讀和批評,這是無法控制的事。 最後,他笑說,“有些人覺得寫作很寂寞,我從來不覺得寫作很寂寞,應該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沒必要去想這個問題,就算只有一個讀者我也覺得很快樂了。” 張貴興祖籍廣東龍川,1956年出生在砂拉越美里羅東鎮。1976年中學畢業後,遠赴臺灣師範大學修讀英語系。接著,他在當地國中任教,1982年入籍臺灣。2016年7月,他退休專心寫作。作品多數以故鄉婆羅洲的雨林為背景,著作有《伏虎》、《賽蓮之歌》、《頑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沙龍祖母》和《野豬渡河》。   〈快問快答〉 問:最喜歡的食物? 答:炒粿條,我每次回去砂拉越都會一直吃。不然羅惹和煎蕊也行,但是要做得夠道地。這些是我小時候愛吃的食物,讓我很懷念。雖然臺灣有賣,但味道不道地,可能是食材和做法不同。 問:最喜歡的歌曲? 答:Oh my God,應該是披頭四(The Beatles)的〈Yesterday〉。這個樂隊在1960年代非常紅,1970年才解散。披頭四是我最喜歡的樂隊,從小直到中學都愛聽。當時我有去學吉他,但在我家鄉都沒有吉他老師教導。後來去了臺灣,有一位師大學長是吉他老師,對方就教導我。如今彈吉他只是一種嗜好(記者:那麼可以完整彈出〈Yesterday〉了?)自娛啦!哈哈! 問:最喜歡的作家? 答:有好幾個,包括馬奎斯、莎士比亞、格雷安·葛林等,中國作家則是錢鍾書。年輕時候喜歡三島由紀夫,後來就不怎麼閱讀他作品。 問:想要有什麼超能力? 答:我想要回到17、18歲的時候,那是一個令我無憂無慮寫作的文青時代。給我再多的錢和房子都沒有用,回到年輕是無價的。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 問:請建議書籍給年輕讀者們。 答:1. 美國作家喬治·桑德斯撰寫的《林肯在中陰》。作者憑這本書拿到2017年布克獎。       2. 馬奎斯任何一本作品都可以看,例如《百年孤寂》。       3. 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撰寫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或《生活在他方》。       4. 格雷安·葛林的《事情的真相》,這位作家一生被提名過21次諾貝爾文學獎,但始終沒有拿過。 (原稿上傳於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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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創作談 04.】 回看有關“黃金之心”的討論,竟已10年。從那之後每每與散文相關的談論場合,總不能繞過能否虛構的詰問。最近和為數不多的年輕朋友聊起散文創作,赫然知道她曾參與的初中文學講座,其主講留下一則建議:“寫散文時或許可以全篇虛構,但最重要裡頭的情感是真實的。” 若單是以這一句來解釋,確實容易引起誤會。一來略過了倫理與技藝的層次,也還沒釐清虛構的對立面。從爭議源頭梳理,才能逐步摸索非虛構的倫理問題:在文學獎散文組出現的“山寨”身分背景,而評審無法以單篇辨識,往往出書集結或公開作者才露出端倪。 這幾年讀中學生或大專生的參賽作品,從一些細節發現破綻:馬來西亞可有冬季?一支啤酒可需要上千元?除了這些不合邏輯之處,也可以理解初學創作者正揣摩文字與生活想像,且未能把握文體與作者的關係。課堂作文如海邊野餐、記一個教訓等,通常與真實的情感無多關係。為了切題,無論有沒有親身經歷,大多以“我”的視角完成相關敘述。讓文字為自己所用,以書寫敘述生活的表象,是非虛構寫作的第一步。但另一常見的問題是堆砌細節,將所見所聞都盡數記錄下來,力求“真實”。 散文與生活無法分離,理解經驗更是一種技巧。不管文字還是畫面影像,文藝作品都是“其後”——後來的理解與當時的現實產生了距離。生活譬如河道,文學語言即是標本也是船上的符號。為了看清當時的情感、因認知有限而產生的困惑,所以不斷調整觀看的角度,追溯迴游,為那一段生活的截面找到詮釋的方法,慢慢構築出自我的系統。或許不限散文,如何審視經驗對寫作來說都是永恆的挑戰。 既然現實無法把握,那麼散文該如何接近真實?談散文的“虛構”(倫理問題)時,並不是指運用意象等書寫技藝,而是指文章中的“我”,和生活上的我是否契合。誠實對待,為的是相信審視經驗所帶來的發現和反饋(這些回顧未必有用積極,也可能是一處破口,無人看重、不曾留存記憶的失落之地)。那麼多人與生活的碎片一同載浮載沉,而我們撿拾排序,或是樂於看其他人梳理,是要還原當時場景,確認一次已知的答案嗎?書寫自己的經驗、觀察別人的來歷,並不是依附現實而已,更是介入現實。在生活的迷宮裡,事後我們也未必能獲取飛翔的能力,在上空俯視一切路徑的形狀。許多事情,“我”是唯一的親歷與目擊(孤獨的處境),而事情要比既定認知來得更復雜、某個價值在“我”這裡是怎樣的感悟——技藝為此留下主觀敘述,這是文學的真實。 試著回應問題時,我總想起創作初期經常生起的疑惑:該如何區分小說與散文?對比差異,可知小說較散文來得自由——小說,甚至現代詩的主體“我”,未必與作者相同。但文類的分別一開始或許不那麼重要,總要書寫後慢慢掌握文類意識、自覺。身為讀者,也會發現文類極其曖昧的重疊之處。比如自傳或小說的分別,需要依賴作者的聲明。雖然生活碎片經過技藝的轉化,形成有秩序的結構,我們還是能夠看見作者留下的影子和痕跡。在這個轉化的過程,散文還是擁有相當自由的書寫空間。 自文學獎的場域引發的爭議,是在隱去作者身分即難以辨別捏造身世之作的情況下,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係備受考驗。借1933年的魯迅文字回應當下:“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 從〈小品文的危機〉也可以得知,“白話文學”以雅緻文筆表達情致,是針對白話不能作為文學語言的反抗態度。一再提起虛構問題或界定文類,並不能消除危機,但可以避免無聲息的死亡。 不管虛構與否,我們理應警惕什麼樣的表演與謊言呢?對創作來說,真正的死亡是如何發生的?這讓我想起卡夫卡寫的一則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藝術家表演捱餓,即便席上無人,也毫無鬆懈偷懶的跡象。公眾視野斷斷續續,參觀者或多或少,開始時風頭無兩,後來風潮過了,他還像是路上一座固執的問號。他覺得自己還做得不夠好,觀眾的不理解也會引起他的憤怒。由始至終,他的飢餓不只是表演,而是對抗沒有選擇的一種方式,不得已留下的自辯:“原諒我,我實在別無選擇啊。如果我找得合適的食物的話,相信我,我絕不會故意驚動他人的,我會像你和大家一樣,每天吃得飽飽的。” 對藝術家來說,倒在草地上的一刻不是真正的死亡。後來取代藝術家的是一隻年輕的豹,看守員盡責餵食,絲毫沒有飢餓的問題。關在籠子裡的豹,手中的利爪絲毫不被囚禁減弱了威風,自由還留在它的身上。感受不太靈敏、最遲鈍的觀眾,也能從中獲取“舒服的休息”。大家應該不會再記起那個藝術家,他最後不是自豪的姿態,而是想著要繼續餓下去的心意。 對藝術家來說,在視野以外的地方,哪怕取巧些許,才是真正的死亡吧。這篇小說呈現的是藝術追求的極端處境,但也是對創作最嚴肅的詰問。又聯想卡夫卡想要自毀作品,或《月亮與六便士》那樣的故事,“我”的掙扎和世界的摩擦不會結束。賴香吟在〈反書寫〉也藉此對書寫說出關鍵的核心:“對自己誠實,遠比對他人誠實,是更內在的問題。” 再往前一步,其實此類危機並不限於散文:虛構的對立面是什麼呢?從創作技藝談為文虛構,是為了遵循內在的追求,而不得不做的演出。造假卻是“反客為主”,只要沒有觀眾,藝術家隨即就可以脫離自己的認知與身分嗎?當然,這也是為什麼誠實即是道德,也伴隨著風險。作者揭露自我與想法,也會害怕為寫作對象(包括自己)帶來傷害。於是使用字母的代稱,改造一些真實的細節,或以修辭技巧掩飾,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編按:文中粗體關鍵字為編輯所標明。本系列每月第三個星期五刊出。) 延伸閱讀: 【散文創作談 01】盧姵伊/我為何寫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創作談 02】盧姵伊/透明的散文? 【散文創作談 03】盧姵伊/成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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