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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早上好!如果见不到你,就先和你说声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这是楚门的经典台词,看似和邻居请安,实则鬼使神差地同步向世界各地不同时差的观众一道请安。 《楚门的世界》,一部1998年的科幻喜剧电影,年份虽然老旧,但放到当今社会来看,题材依然新颖,而且很贴合现代人的习性,不得不赞叹导演过人的远见和前卫的思想。 影片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门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处于乌托邦,一个叫做海洋天堂的市镇,里边的所有事情都是虚假的,老婆是假的,好朋友是假的,父母也是假的,全都是演员,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第一感觉,觉得很不舒服。这很不道德,很不正确。怎么可以窥探人家的私生活呢?然而现代生活中,网红们都自愿把自己的日常直播给全世界人。恨不得自己是世界中心,被众星捧月。被蒙在鼓里的楚门,他有权利知道吗?他需要知道吗?如果他活得好好的,很开心很快活,并且丝毫没有怀疑这一切的真实性,这个善意的谎言是不是应该一直隐瞒下去呢? 被选为万众瞩目的主人公,这是一个诅咒还是一个福气?戏剧中的导演一直用上帝视角主宰楚门的一切。他说,他给了楚门一个正常的幸福生活。这个世界,你和我处在的世界,生病了。海洋天堂才是这世界应有的样子。他在他创造的世界里,是安全的。 楚门踏出屏幕的那一刻,我还在期待。他梦中情人,西尔维娅已经在门外等着他了吗?会有一堆影迷围着他转吗?他有足够的毅力面对真实世界的残酷吗?或是他最终还是会踏入影视圈? 然而,电影留给我的,只有一片黑幕。没有了。 剩下的,只能自己想像。 如果,万一,我现在身处的世界,其实也都是假象?万一这一切都是编好的剧本,我会有勇气踏出那扇门面对更残酷现实吗?我可能会迫不及待抢过剧本,翻到结局看看会是喜剧还是悲剧。可是我为什么要在意结局?来这世间走一遭,不过就是为了体验过程吗?结局重要吗? 听过这么一席话:我们来这世间,只是为了看花怎么开,水怎么流,太阳如何升起,夕阳怎么落下,经历有趣的事情,遇见难忘的人。生活原本就很沉闷,但跑起来就有风了。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是一定要实现的。你能做的就是,不断尝试,收获,感受,然后放下…… 只要还有感受,就还活着。 活着时,只要开心的事情多过不开心的事情,就值得了。 早上好!如果见不到你,就先和你说声下午好,晚上好,晚安!
2天前
2月前
2年前
小说本来是虚构(fiction),属于作家精心布置的一个叙事空间,不能视为真实。张贵兴是一位擅长提炼故事的雨林探索者,运用精研细磨的文字,融合历史事实、祖辈故事、童年回忆,拓展成一个万兽齐聚的雨林王国。想当然耳,文本虚实之间总能营造各种想像和错觉,也许如他所说,有时虚构的比真实还真实。 张贵兴说,写作过程中,往往写得最好的部分是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和情节。   “日本突击珍珠港9天后,一万日军搭乘战舰,在3艘驱逐舰、4艘巡洋舰、一艘驱潜舰艇、两艘扫雷舰和两架侦察机护送下,从南中国海登陆婆罗洲西北部日产原油一万5000桶的小渔港猪芭村。”(摘自《野猪渡河》) 《野猪渡河》主要的时空背景为1941至1945年,日军占领砂拉越的时期。张贵兴儿时常被各种故事围绕,双亲与长辈们会聊起二战时期的事迹。在旁听闻之后,他都默默藏在心底,静候酝酿。时机到了,他俯身拾起搜罗到的故事和记忆,将细节相互连接,让它们在小说里有了安顿的地方。 《野猪渡河》刚获得第43届金鼎奖图书类文学图书奖。   文中的猪芭村(亦称珠巴,Krokop)正是他父亲家乡的原型。不过,张贵兴并不出生在那里,而是距离约7公里外的罗东镇(Lutong)。他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年轻结婚时就搬离家乡,惟婆婆和叔叔依然住在猪芭村。张贵兴小时候常会到那里与亲戚的孩子们玩耍。留存在他记忆里的猪芭村是一个华人农村,有很多户居住在木屋的家庭养猪或务农,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简朴。如今水泥洋房到处林立,昔日乡村景观已不在,屋价和地价都变得很昂贵。 雨林探索始于露营 这一段年少回忆令张贵兴变得滔滔不绝,提起了不少趣事。张贵兴有很多兄弟姐妹,双亲都放任他们,只希望孩子们可以平安和健康长大。罗东镇很靠近雨林,他年轻时很好动,中学时期恰好认识几位伊班同学,对方父亲又正好是职业猎人,促成各种探索雨林良机,让他有机会随同学露营,一睹大自然的美妙。 “当然我没有打猎,却会观察雨林的生态。”张贵兴触碰不少动植物,然而不知道名称和来源。一切直到他在台湾念书了,通过各种途径和书籍补充这些匮乏的知识,再实地考察应证,令他对雨林印象更为深刻。 写作时,这些景物自然的流进作品里,汇聚成一个雨林版图。小时候,他早与各种动物“接触”,天上常有老鹰盘旋,老家后面有莽草丛,隐藏四脚蛇、蟒蛇或穿山甲,河里又有鳄鱼。“父亲的时代,鳄鱼都吃人。到我的时代,住户比较多了,鳄鱼都往上游,比较少在下游。”在他的印象中,砂拉越是鳄鱼最多的地方。根据资料,从2007至2013年,全马一共有42宗鳄鱼袭击人类事件,当中有40宗来自砂拉越。这些鳄鱼因凶猛残暴和袭击居民闻名,渐渐被大家冠上称号,例如80年代的婆罗洲白背食人鳄鱼(Bujang Senang)。 离开了,记忆更鲜明 人的记忆会随着年龄渐长而有些斑驳脱落,张贵兴脑海里却有一座坚固的宝库,贮藏着珍贵的回忆与故事。他称,最近一次回马已经是6年前(2013年),由于父母亲已逝就较少回去。当问及会否担心年少的记忆模糊,他听完马上说“不会”,离开婆罗洲以后,记忆反而更鲜明。“过了(离开)一阵,透过一段距离去观察,你才会看得更仔细。” 他坦言,毕竟超过40年,离开砂州实在太久了,虽然间中有回去,难免对部分事物有些隔阂。张贵兴20岁离开砂拉越到台湾深造,其小说创作的时空背景大多围绕在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砂州回忆。“当然,我写作也未必只集中在20岁以前,也会书写80至90年代的情景。”所幸网络发达,许多新闻都垂手可得,可以掌握砂州的地理景物变化。 那一年,父亲正好在相亲 2016年7月,张贵兴卸下教职而专心写作,同年11月开始动笔撰写《野猪渡河》,直至2018年2月才完成。“我的原意其实是帮我父亲那个时代写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父亲不断复述的相亲故事。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大肆侵略东南亚国家。张贵兴父亲那年20岁,是一名初中三学生;母亲16岁,读着小学四年级。由于受教育的机会非常稀少,不少人都超龄入学。然而战乱,他的双亲也被迫停学。 日军侵占一个地区后会征召当地未婚女孩子充当慰安妇,猪芭村里的女孩开始掀起结婚潮。父亲仍是一名单身汉,有次在茶馆相亲,眼前的女孩有一头飘逸的长发,却遮住了半张脸蛋。父亲与女孩闲聊,觉得还不错,有意娶她为妻。突然茶馆外面吹来一阵西南风,吹开了对方的头发,女孩脸上露出一大块的胎疤。当下吓了一跳,令他打消结婚的念头。由于父亲不断梳理这些往事,张贵兴内心一直猜想那个女孩后来的命运,是否被日军抓走?还是成功逃跑了?为此,他构想了一个故事,〈断臂〉里的何芸就是她。“她本来是这本小说的主角,后来小说的发展越来越庞大,她就逐渐变成其中一个角色。” 《野猪渡河》有部分故事是真实的,好比日军把小孩赶上树,再用手枪打断树枝,接着用武士刀砍死小孩。另一个是日军命令猪芭村民抓蜗牛事件。张贵兴便以文学手法把事实与虚构相互糅和,营造成诡谲怪异的画面。小说也有部分情节非常血腥惊悚,有些读者看了或许不忍,他说,“我写的残忍其实不及事实残忍的十分之一。” 想写就动笔写 张贵兴从老前辈听到这些故事后,循序发展成各种故事,例如那位有胎疤的相亲女孩,他在小说中变成了何芸,不幸成为慰安妇,遭遇坎坷的命运。当然故事情节是由张贵兴的想像建构而成。正如父亲相亲的故事也在他心中藏了已久,只是一直在构思如何写出来。“有些事情放太久不见得是好事,当你想要写的时候,赶快动笔写,因为有可能过了几年就没兴趣了。” 写作过程中,他认为最好的往往是冒出来的想法,而非最初设计好的情节。比如小说里其中一篇〈野猪渡河〉,“那天晚上,一艘沉没南中国海的日本超级战舰从海底浮起,乘风破浪冲上猪芭海滩,直驱猪芭街头,泊靠猪芭菜市场,船舷撂下数十道绳梯,一批荷枪实弹的水兵下了战舰……”他声称,这段是在写作时突然冒出来的画面,非常魔幻,而恰恰在构思时不曾想到。 教学时,写作时间很破碎 回想起教书生涯颇为累人,时间过于零碎,有时晚上回到家,依然无法放下学校所累积的情绪。写作是需要很宁静的心境,梳理好情绪才能专心投入去写。 《群象》正是他凑合零碎时间所诞生出来的作品,当时他正参加一个文学奖,10月底截止,他便从8月份开始写,直至9月开学,时间略显不足。当时只能尝试“偷时间”,碰到学生考试、早自习或读书,趁机利用空档在讲台上奋笔疾书。“全心投入书写是没问题,但时间很零碎,正是这些情况影响,后面写得不是很好。如果有很充裕的时间,或许会写得更好。” 在第15届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张贵兴(右)凭《野猪渡河》荣获马华文学大奖。左起为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和马华文学大奖主评封德屏。 不限制读者想像力 很多人会问张贵兴,《野猪渡河》里的“猪”是否有特别意涵?他通常不直接回答,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好比海明威所写的《老人与海》,有人说文本里的鲨鱼、马林鱼和海都各有所指。海明威曾回答,海就是海、鲨鱼就是鲨鱼、马林鱼就是马林鱼,它们没有代表什么意义。“要怎样诠释(文本)是读者的权利。” 他认为说出答案等于限制读者的想像空间。有些读者或许猜中他的想法,但不代表别人想法不正确。张贵兴直言,作品诞生后就要给他人阅读和批评,这是无法控制的事。 最后,他笑说,“有些人觉得写作很寂寞,我从来不觉得写作很寂寞,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没必要去想这个问题,就算只有一个读者我也觉得很快乐了。” 张贵兴祖籍广东龙川,1956年出生在砂拉越美里罗东镇。1976年中学毕业后,远赴台湾师范大学修读英语系。接着,他在当地国中任教,1982年入籍台湾。2016年7月,他退休专心写作。作品多数以故乡婆罗洲的雨林为背景,著作有《伏虎》、《赛莲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沙龙祖母》和《野猪渡河》。   〈快问快答〉 问:最喜欢的食物? 答:炒粿条,我每次回去砂拉越都会一直吃。不然罗惹和煎蕊也行,但是要做得够道地。这些是我小时候爱吃的食物,让我很怀念。虽然台湾有卖,但味道不道地,可能是食材和做法不同。 问:最喜欢的歌曲? 答:Oh my God,应该是披头四(The Beatles)的〈Yesterday〉。这个乐队在1960年代非常红,1970年才解散。披头四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从小直到中学都爱听。当时我有去学吉他,但在我家乡都没有吉他老师教导。后来去了台湾,有一位师大学长是吉他老师,对方就教导我。如今弹吉他只是一种嗜好(记者:那么可以完整弹出〈Yesterday〉了?)自娱啦!哈哈! 问:最喜欢的作家? 答:有好几个,包括马奎斯、莎士比亚、格雷安·葛林等,中国作家则是钱钟书。年轻时候喜欢三岛由纪夫,后来就不怎么阅读他作品。 问:想要有什么超能力? 答:我想要回到17、18岁的时候,那是一个令我无忧无虑写作的文青时代。给我再多的钱和房子都没有用,回到年轻是无价的。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 问:请建议书籍给年轻读者们。 答:1. 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撰写的《林肯在中阴》。作者凭这本书拿到2017年布克奖。       2. 马奎斯任何一本作品都可以看,例如《百年孤寂》。       3. 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撰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书》或《生活在他方》。       4. 格雷安·葛林的《事情的真相》,这位作家一生被提名过21次诺贝尔文学奖,但始终没有拿过。 (原稿上传于2019年8月19日)
2年前
【散文创作谈 04.】 回看有关“黄金之心”的讨论,竟已10年。从那之后每每与散文相关的谈论场合,总不能绕过能否虚构的诘问。最近和为数不多的年轻朋友聊起散文创作,赫然知道她曾参与的初中文学讲座,其主讲留下一则建议:“写散文时或许可以全篇虚构,但最重要里头的情感是真实的。” 若单是以这一句来解释,确实容易引起误会。一来略过了伦理与技艺的层次,也还没厘清虚构的对立面。从争议源头梳理,才能逐步摸索非虚构的伦理问题:在文学奖散文组出现的“山寨”身分背景,而评审无法以单篇辨识,往往出书集结或公开作者才露出端倪。 这几年读中学生或大专生的参赛作品,从一些细节发现破绽:马来西亚可有冬季?一支啤酒可需要上千元?除了这些不合逻辑之处,也可以理解初学创作者正揣摩文字与生活想像,且未能把握文体与作者的关系。课堂作文如海边野餐、记一个教训等,通常与真实的情感无多关系。为了切题,无论有没有亲身经历,大多以“我”的视角完成相关叙述。让文字为自己所用,以书写叙述生活的表象,是非虚构写作的第一步。但另一常见的问题是堆砌细节,将所见所闻都尽数记录下来,力求“真实”。 散文与生活无法分离,理解经验更是一种技巧。不管文字还是画面影像,文艺作品都是“其后”——后来的理解与当时的现实产生了距离。生活譬如河道,文学语言即是标本也是船上的符号。为了看清当时的情感、因认知有限而产生的困惑,所以不断调整观看的角度,追溯回游,为那一段生活的截面找到诠释的方法,慢慢构筑出自我的系统。或许不限散文,如何审视经验对写作来说都是永恒的挑战。 既然现实无法把握,那么散文该如何接近真实?谈散文的“虚构”(伦理问题)时,并不是指运用意象等书写技艺,而是指文章中的“我”,和生活上的我是否契合。诚实对待,为的是相信审视经验所带来的发现和反馈(这些回顾未必有用积极,也可能是一处破口,无人看重、不曾留存记忆的失落之地)。那么多人与生活的碎片一同载浮载沉,而我们捡拾排序,或是乐于看其他人梳理,是要还原当时场景,确认一次已知的答案吗?书写自己的经验、观察别人的来历,并不是依附现实而已,更是介入现实。在生活的迷宫里,事后我们也未必能获取飞翔的能力,在上空俯视一切路径的形状。许多事情,“我”是唯一的亲历与目击(孤独的处境),而事情要比既定认知来得更复杂、某个价值在“我”这里是怎样的感悟——技艺为此留下主观叙述,这是文学的真实。 试着回应问题时,我总想起创作初期经常生起的疑惑:该如何区分小说与散文?对比差异,可知小说较散文来得自由——小说,甚至现代诗的主体“我”,未必与作者相同。但文类的分别一开始或许不那么重要,总要书写后慢慢掌握文类意识、自觉。身为读者,也会发现文类极其暧昧的重叠之处。比如自传或小说的分别,需要依赖作者的声明。虽然生活碎片经过技艺的转化,形成有秩序的结构,我们还是能够看见作者留下的影子和痕迹。在这个转化的过程,散文还是拥有相当自由的书写空间。 自文学奖的场域引发的争议,是在隐去作者身分即难以辨别捏造身世之作的情况下,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备受考验。借1933年的鲁迅文字回应当下:“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从〈小品文的危机〉也可以得知,“白话文学”以雅致文笔表达情致,是针对白话不能作为文学语言的反抗态度。一再提起虚构问题或界定文类,并不能消除危机,但可以避免无声息的死亡。 不管虚构与否,我们理应警惕什么样的表演与谎言呢?对创作来说,真正的死亡是如何发生的?这让我想起卡夫卡写的一则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艺术家表演挨饿,即便席上无人,也毫无松懈偷懒的迹象。公众视野断断续续,参观者或多或少,开始时风头无两,后来风潮过了,他还像是路上一座固执的问号。他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观众的不理解也会引起他的愤怒。由始至终,他的饥饿不只是表演,而是对抗没有选择的一种方式,不得已留下的自辩:“原谅我,我实在别无选择啊。如果我找得合适的食物的话,相信我,我绝不会故意惊动他人的,我会像你和大家一样,每天吃得饱饱的。” 对艺术家来说,倒在草地上的一刻不是真正的死亡。后来取代艺术家的是一只年轻的豹,看守员尽责喂食,丝毫没有饥饿的问题。关在笼子里的豹,手中的利爪丝毫不被囚禁减弱了威风,自由还留在它的身上。感受不太灵敏、最迟钝的观众,也能从中获取“舒服的休息”。大家应该不会再记起那个艺术家,他最后不是自豪的姿态,而是想着要继续饿下去的心意。 对艺术家来说,在视野以外的地方,哪怕取巧些许,才是真正的死亡吧。这篇小说呈现的是艺术追求的极端处境,但也是对创作最严肃的诘问。又联想卡夫卡想要自毁作品,或《月亮与六便士》那样的故事,“我”的挣扎和世界的摩擦不会结束。赖香吟在〈反书写〉也借此对书写说出关键的核心:“对自己诚实,远比对他人诚实,是更内在的问题。” 再往前一步,其实此类危机并不限于散文:虚构的对立面是什么呢?从创作技艺谈为文虚构,是为了遵循内在的追求,而不得不做的演出。造假却是“反客为主”,只要没有观众,艺术家随即就可以脱离自己的认知与身分吗?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诚实即是道德,也伴随着风险。作者揭露自我与想法,也会害怕为写作对象(包括自己)带来伤害。于是使用字母的代称,改造一些真实的细节,或以修辞技巧掩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编按:文中粗体关键字为编辑所标明。本系列每月第三个星期五刊出。) 延伸阅读: 【散文创作谈 01】卢姵伊/我为何写作之——史前生活 【散文创作谈 02】卢姵伊/透明的散文? 【散文创作谈 03】卢姵伊/成为“我”
2年前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