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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食推荐

马来西亚版的竹筒饭Lemang,以椰奶取代清水,烤成后破竹而出的,自然是浓浓的南洋风味! 斋戒月期间,开车路经万挠北上,沿途炊烟嬝嬝,但见道旁架起一摊摊斜靠在炭火上烘烤的竹筒饭,摊前简陋的纸板写着:Lemang Panas和Rendang。 一路思绪飘渺,想起多年前初尝竹筒饭的情境。 不在大马,而在台湾,在东海岸某个早已忘了名字的原住民部落。记得当时同行的学长也许是见我过度好奇,便投以一脸不屑的眼光:拜托啦!你在马来西亚没见过马来人的竹筒饭吗? [nonvip_content_start] 对我来说,6、70年代在华人新村边缘度过童年,而后又到当时几乎是纯华人“佔据”的茨厂街区念了六年独中,毕业后即匆匆赴台深造,环境局限所致,有关马来人文化的种种,除非书上读过,不然就像隔一道厚墙似的无从进入,实则内心深处也未曾有过主动跨越的想望吧!除Nasi Lemak(椰浆饭)、Satay(沙爹)外,能叫出名字的马来食物实在屈指可数。 当时,不懂Lemang,想必是“理所当然”,学长知道是因为他从小生活在马来甘榜的缘故。然而多年后当我回到大马工作,用心融入社会,偶尔向马来同事问起一些饮食传统,像Tempoyak、Tempe、Rempeyek等,问毕他们总会睁大着眼,当知道我不只了解 还很喜爱这些食物时,更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好像我“不懂”才是“理所当然”! 台湾竹筒饭的起源,相信与早期原住民的狩猎文化有关,在没带任何炊具上山的情况下,以克难方式善用满山竹篁,起堆火,将随身携带的糯米装进竹筒内,加水给炊熟成饭。当狩猎渐渐成为现代文明裡的一则“古老传奇”后,竹筒饭便成了庆典活动上一个象徵古早部落文化的图腾,一种不可缺少的特色米饭。 最初是在花东地区尝过竹筒饭,后来也曾在阿里山上试过最朴实而没添加任何佐料的原始版本;其实,古老做法是取一节一端开口的竹筒,盛入糯米及酌量清水,再将开口端密封,置于火堆之上烤熟而成;由于所使用的桂竹内壁有一层竹膜,米饭烧成后,竹膜会包着竹筒内的饭整个撕下,不像本地的Lemang在装米前还得先用香蕉叶在竹筒内壁围一圈,以便熟成后容易脱模。 竹筒饭之特色在于烘烤过程中吸收竹子香味,连同竹膜一起食用,清香无比,虽然也变化出许多加入佐料的“有味”版本,可惜已将原始竹香给盖过。若问马来Lemang与台湾竹筒饭的差别,除上述香蕉叶及食用时须将该层叶衣剥开之外,便是Lemang以椰奶取代清水,烤成后破竹而出的,自然是浓浓的南洋风味! 其实,以竹筒烧饭,不只流行于马来社会和台湾山地部落,中国海南岛的黎族、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东马的原住民、寮国及泰国东北的伊桑地区,都有类似的食物。也曾从浩瀚历史中去寻找竹筒饭的起源,竟然发现与我们熟悉的屈原“有关”呢! 端午节纪念屈原之说,始于一千五百多年前南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其中便说到“屈原五月初五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至于后来是如何演变成以粽子喂鱼,避免鱼类吃掉三闾大夫尸体之说,已属后话了。 “举一反三”之士,或许马上产生联想,将各地竹筒饭给视为端午遗风,大有传自中国或受之影响的可能,但我却宁可相信那是人类智慧的相通性使然。 车子一路北上,沿途炊烟嬝嬝,倒让我引发一则创意思考:在来年端午之时,会不会有人推出华人版的竹筒饭呢?当然这与诗人和爱国都无关。 2007年10月16日完稿
2年前
越南范五老是背包客的天堂,是东西风向日夜交换的奇妙地方。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马来烧包”。 这里是背包客的天堂,是东西风向日夜交换的奇妙地方。 上个月的越南之行,我们便投宿在这里,一个称作范五老的地方。 范五老是越南语Pham Ngu Lao 的音译,是街名,也是邻近几条街衢所构成的街区总称,就像吉隆坡的“茨厂街”一样。初到时,多少会被那满街杂乱无章的市井风貌给强烈陷入身居“都市”深处的烦躁。 然而住下之后,融入其中,好像一切又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小酒吧、简陋食摊的猪排饭、坐在矮凳子上喝酒喝越南咖啡的大群老外、赤膊上身坐在街旁无所事事的老人与小孩,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牛肉河粉店、穿破旧孖仔衫蹲在酒吧前卖花生米的十来岁女孩,沿街站在酒吧前表演喷火吞蛇的小男生、穿着性感向西方游客猛抛媚眼的陪坐小女孩、半夜挑担沿街叫卖豆腐花的阿婆、成群结队聚在十字路口不知为何的年轻人、骑着电单车走过你面前问要不要按摩的阿叔……就在这么一个奇妙的地方,我们发现了“马来烧包”。 [nonvip_content_start] 与小旅馆同排,在Bui Vien路一家经营至凌晨四点的牛肉河粉店前的玻璃橱柜上,我们看到了繁体字书写的“马来烧包”,顿时不禁激起一份如异乡遇故知的莫名情怀;心中却随之疑惑不断:我们华人的烧包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而且还冠上马来,更奇怪的是用中文来书写,很直觉的就彷彿从大马华人社会直接移植过来似的,只是一旁多了一行越南文的翻译:Banh Nuong Ma Lai。听到身旁朋友突然提起芙蓉,我不禁笑着跟妻说:从故乡到异乡,烧包标榜的“地方性”经已失效,反而自创品牌以“马来”自居更显意义吧!在这里谁懂得什么芙蓉烧包啊! 趋前细看,柜里烧包果然与我们熟悉的标准外观并没两样,由水皮和油皮混合搓成,包馅后上涂蛋液撒些芝麻再经烘烤,从外观看来经已十足相像,只是不知内里乾坤如何?好奇之下,我向店家询问有关“马来”两字的身世,由于言语障碍,单凭简单英语也说不出个所以。 翌日清晨,在附近寻食途中,竟然在另条街一家卖法国面包的小摊前看到同样写着“马来烧包”的玻璃橱柜,上前买了一个,八千Dong(折合马币1.60),小贩热情,一番比手划脚后略知烧包是以批发方式经营,橱柜由供应商提供,每天都有鲜货送到,至于其“马来”身世,小贩就只懂得食物源自马来西亚。 我不禁讶然,或许印象中在国际饮食舞台上能冠上“马来”的食物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样,突然出现一个“马来烧包”,多少觉得有点搞笑。 前阵子才向一位知食老前辈请教,说到烧包和芋角,其实在早期都是属于那些卖不完的叉烧包及烧卖等回收馅料所做成,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于更传统的烧包内馅是用新鲜生肉调味做成,不像现在都是用炒熟的肉丁或加入叉烧作馅,同样的洋葱、青豆、薑汁调味料,配上鲜肉碎,口味上就差了许多。我问还能找到传统烧包吗?电话那端前辈斩钉截铁的说:没了!想吃自己做吧! 芙蓉烧包兴起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根据资料考察,其实更早以前,烧包早已流传于半岛的广府世界。战前许多广东人开设的茶楼餐馆,都已推出烧包,聘请的师傅则许多都来自原乡,照理来说烧包应该是随着大时代的辗转从广州传至香港,再流行于南洋。然而值得深入探究的是,现今的广东食肆几乎已不见了烧包的踪影,而香港也并不多见,几乎已被类似的叉烧酥及酥皮叉烧包取代。 站在东西风向日夜交换的异国街头,猜想这“马来烧包”的主人,会不会是个曾经到过马来西亚而看准这食物商机的越南商人呢?还是曾经到过大马工作的“上岸”外劳?当然更可能的是他本来就是个大马华人啊! 咬下一口,我不禁愣住了。内馅竟然遵从古方,用传统的生馅方式做成,可惜肉块硕大扎实,拳拳到肉得教人可怕啊! 2010年5月6日完稿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