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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

“Aunty you ada san guang dan lao hua.” 妆容似20岁空姐的验光师可能不懂,这世界存在着心灵跟视力一样容易受损的中年女子。虽已年过40,可这么被年轻人叫安娣的同时还被告知有老花,我当下有股冲动就地仰天长啸。 不,既然衰老是必然的,那就得优雅地老去。我提了提鼻梁上那犹如万圣节装饰品的瞳距试镜架,歪着头对她苦笑。微笑起来酒窝浅露的验光师本身戴着具有时尚感的六角金丝眼镜,镜腿细如笔芯,以我粗鲁的个性,估计这款戴上两天就歪不成形,遂选了一副不易折断且特价中的全黑塑胶镜框。 一周后,我在店内戴着新眼镜试读单据上那些字体极细的条款时,店员提醒我阅读时得稍微仰头俯视,夜晚开车则可以直视前方。是的,戴上眼镜后字体看起来比较清晰,可抬头环顾四周时却感到眩晕,店员耐心地解释,一般新配眼镜都需要些时间适应,尤其我这种初戴眼镜者需要更长的适应期。 可实际上这并非我的第一副眼镜。毕业后找工期间,因为听信“戴眼镜面试会增加录取机会”这种说法,我买了个无度数眼镜拍了证件照,并戴着它到处面试,结果有家公司提及员工福利中的眼镜补贴时问了我近视几度,我焦虑地东拉西扯,没正面回答问题。我最终没被录取,但也不再戴着眼镜面试。 后来有段时间当新闻记者,那副眼镜倒成了“乔装”好道具。有时为了拼独家新闻,想避开熟络的警官或保安时会戴上眼镜再拨散平时扎起的头发,伪装成非媒体人员混进部分场合,以获取第一手消息。克拉克·肯特戴上眼镜时是个普通人,也是个记者,摘下眼镜后就成了拯救世界的超人,可我摘下眼镜依旧是一个穷困潦倒且经常被催稿的女记者,这就是漫画与现实的差别。 少壮不读书 老花被耻笑 两年前加入新公司时,整个部门的7个女员工就只有我没戴眼镜。办公桌堆满了文件夹与文件,工作期间基本上双眼都在纸质文件与电脑屏幕间游走。一年后,我视力衰退的症状开始出现,包括细字看久之后眼睛会感到疲劳、视窗字体逐渐调大,再加上夜晚驾车已看不清前方车牌号码。 “嫦姐喂你的word开好大哈哈哈哈!”年轻同事来我座位交代工作时瞥见我的电脑屏幕,我瞄了一下右下角显示的140%,暗忖着是否该去做视力检测,但拖延症如常地战胜我这计划。 直到有天,母亲拿着新买的脸霜要我帮她看看用法,我握在眼前数秒后发现根本无法读取内容。我知道那些是英文字,可它们看起来比较像一坨软烂的面线糊,所有字母交缠在一起难分难舍。罐子越拉越远,直至手肘之距才终于看清。 “你要不要把罐子拉到外太空去?”母亲在旁皱眉抗议。 会用“朦胧美”这种形容词的人,多半不是从事跟文字或数字有关的行业。还在适应老花眼镜的初期,我经常一手拿着文件、一手夹着眼镜框在额头与鼻梁之间移动,一直在怀疑到底是戴了看得比较清楚,还是没戴比较清楚。好几个星期之后才终于适应,但我经常把摘下的眼镜乱摆,有时它被埋在文件堆之中,也曾被叠高的文件夹砸了两次,我无法想像验光师那副高雅的金丝边眼镜在我手上会如何地被摧毁。 前些日子放工时,我正把眼镜收进盒子里,路过的人事部经理兼资深眼镜使用者江姐突然停下脚步,惊呼。 “哇眼镜盒,100年没见过了!阿嫦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老花?” 我未及反应,后桌的上司抢先回答:“你看阿嫦的样子,一定是小时候不怎么看书,所以没有近视,老花就来得早。” 所谓少壮不读书,老花被耻笑。 不确定夏宇写诗的时候是否戴着眼镜。失明固然可怕,但我告别正常视力之后一直想列出:《老花前我想多做的四十七万件事》。
1月前443点阅
小学6年的班级照中,四年级的那张,每次回顾,不管经过多少年,总会让我的心咯噔一下。那是我人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成为四眼妹的开始。也忘了是如何发现的,也许是家人注意到我看东西的习惯变得奇怪,也许是我多次投诉看不清楚,又或者是学校例行的身体检查透露了些蛛丝马迹,然后有一天,我的世界就这样被两个粉色的四方框框了起来。 在那个还未被3C产品荼毒的年代,戴眼镜的人不普遍,小孩更是少之又少。同学之中四眼者,多为家族遗传。我们家族里,就只我一个近视加懒惰眼,而且小时候家里管得严,电视都不让多看,又怎会小小年纪就把眼睛给用坏了?现在想起,这事当时应该对我打击甚大,四年级的那张班级照是最有力的证据——我不单在那一年变成四眼,还胖了一大圈,一副自暴自弃厌世的模样。 一直戴眼镜会变成田鸡眼 我的第一副眼镜是粉色(约定俗成专属女孩子的颜色),大四方形的框,两只镜脚还系着防脱落丢失的黑绳。若用今天的审美观来看,那是又土又丑的了。当时年纪小,没经验,眼镜款式的选择自然落在母亲和一脸亲切的眼镜店员身上。第一次把眼镜戴上,看着原来的世界被眼前的四方框给分隔出两个区域——框里的清晰和框外的朦胧,就懵懵懂懂地意识到,从今以后,尽管戴上矫正了视力的镜片,我还是无法完全看清眼前的事物,还要适应把框外的边缘世界给忽略掉。 我执著着一个明明白白的世界,所以即便有着“一直戴眼镜会让人的眼睛凸出变成像田鸡眼”这样可怕之说,我仍时刻戴着它。因为眼镜的重量,脸部的肌肉时时紧绷着以防眼镜从鼻梁滑下,但我还是学着去忍受。 我还对框里框外的区域有一定程度的执念,这让我在选择眼镜时总有着许多莫名其妙的纠结。有一种无框眼镜,直接用眼镜鼻梁和镜腿支撑着镜片,因为没有框,所以戴起来不会有框里框外两个世界的错觉。可是这样的眼镜对我来说太过精致,经不起像我这样一个粗鲁的人的碰跌摔撞。还有一种小巧玲珑、能营造一种斯文形象的小镜框式,因穿戴起来能托显可爱而曾经让我跃跃欲试,却因为那份奇怪的执念始终不得被我接受。 后来开始流行隐形眼镜,一种直接附在眼球上的镜片,无框无界一览无余的神奇存在,偏偏我却过不了自己心中的障碍——会不会在戴的时候不小心被自己戳伤?一片薄膜在用点力便能被戳破的眼球上,能戴得稳吗?再后来出现一种能用激光改变眼角膜弧度的矫正手术,虽然技术安全性越来越高,但许多后遗症的传言还是让我不敢踏出那步。从小就被教导不要直视强光,眼睛会坏掉,现在还让激光射眼,稍有差池岂不弄瞎?好吧,我承认自己危言耸听。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戴了数十载的眼镜,如今我已能做到无视框外周边的朦胧世界,也能无视眼镜拿掉后世界的不清不楚。世界因为框的存在而无法完美连贯,亦因为框的不存在而蒙阴,但那又何妨?世界本不完美,也无须明明白白地被看着。框里框外,世界不同,却自成一格。
1月前1.8千点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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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7日讯)女子动3次手术矫正下巴和牙齿,却始终觉得成果不理想,因此起诉两名动刀的医生失责,手术前也没通知她相关风险,要求超过160万新元赔偿,最终因证据不足败诉。 《联合早报》报道,现年39岁的梁秀婷于2018年,起诉在伊丽莎白诺维娜专科医疗中心一家诊所行医的两名口腔外科医生陈光绅和赖国颖。 根据判词,2015年7月,当年32岁的梁秀婷因为牙齿咬合不齐以及下巴突出,由另一名医生推荐去被起诉的诊所。医生陈光绅建议她动手术切除和移位部分颚骨,同年12月与另一医生赖国颖为她进行第一次手术。 手术后,梁秀婷的牙齿情况明显改善,康复正常也没有发炎的迹象。但接下来半年,梁秀婷称她的下颚骨疼痛、笑起来嘴歪、左边下巴比右边低1.5毫米,脸部不对称。尽管医生解释这是可接受的,但梁秀婷仍要进行第二次手术。 陈光绅觉得她反应过度,也观察她消瘦许多,建议她看两名心理医生。梁秀婷起初称有自己的心理医生,后来却改口说不需要看心理医生。她坚持要脸部“完美对称”,陈光绅提醒她这个目标不实际,鼓励她三思才决定再动刀。 梁秀婷于2016年6月接受第二次手术,复诊时医生发现她右边下颚骨有点突出,但不影响正常功能,也属于手术预期内的现象,因此建议不必再动刀,但梁秀婷坚持在2017年5月进行第三次手术。 2018年3月,梁秀婷向诊所投诉她的嘴唇变薄和下垂,长期疼痛,但又不肯去复诊。她传信息飙脏话骂诊所职员,还威胁到诊所大闹一番,当医生说案件将交由律师处理时,梁秀婷同年11月决定起诉两名医生。 梁秀婷指医生们未通知她手术风险、没有妥善纠正她下巴的问题,导致她得接受3次手术。她称如今无法完全张开嘴巴、长期疼痛、口齿不清和患上牙周炎,索偿9万9722新元的医疗费用和6万新元银行利息。另外,她为了第二次手术申请两个月病假,但因为公司不批准而决定辞去工作,因此要求160万新元的收入损失。 法官陈梅娣指医生在每次手术前清楚解释程序和风险,同时提议手术以外的治疗方法,梁秀婷也自愿签下手术同意书。医生们在首次手术后已告诉她不必再动刀,是她自己接受不了些许“不完美”才有第二和第三次手术。 另一名资深口腔外科医生也为法庭提供专业意见,指案件中的治疗方法无误。法官说没证据显示梁秀婷的症状由手术导致,指牙周炎很可能是因为她口腔不卫生,也说她在审讯中显然没有口齿不清的问题。 法官指梁秀婷的医药费由保险支付,她自愿辞职也意味收入损失也与医生们无关。由于她的指控都站不住脚,因此驳回她的诉求。(人名译音)
2年前1.8千点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