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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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我对黄春明的一些回忆/文征（关丹）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我还是毛躁、轻狂兼多愁善感的中学生，课余除了在乡野晃悠取乐外，就是到镇上咖啡店阅读报章上连载的各类长篇小说，暂时把自己代入各种角色之中，乐此不疲。有的周末，我会带了存积多时的零用钱，搭巴士到30公里外的香妃城去消遣。其实，每一趟城市之游，只需区区几块钱，还不够现代人吃一碗清汤面，并不是奢侈的享受，不过对我来说，却是心满意足的活动。在香妃城，我除了吃一碗3角钱的云吞面和看一出4角钱入门票的电影外，其余的时间就是在书店流连，东翻翻、西看看，不亦乐乎。当年，香妃城有4间书店，永美、文峰、庆文和维新，相距不远，可以轻易满足爱书人士的需求。当时，卖得最夯的书籍是琼瑶、俊人及依达的言情小说，我虽然还未情窦初开，不过特别喜欢阅读琼瑶的小说，因此，只要书店有她的新书，我一定买下先睹为快。就在我沉迷于言情小说的那些日子，我意外买到了一本比较不同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是《莎哟娜啦·再见》，冷藏了几天才翻开阅读，而越读越觉得有趣，读完后竟然感到震撼不已。在阅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的心情随着故事情节而跌宕起伏，时而伤感时而欢欣，许多时候还热泪盈眶，心情与感受跟阅读言情小说完全不同。我一颗年少而敏感的心被小说里的故事内容感动不已，方觉得简单而准确的文句也可以堆砌出一篇又一篇激动人心的故事。黄春明实至名归从此，我记得了“黄春明”这位台湾作家的名字。后来，我又买了他的两本著作，就是《儿子的大玩偶》及《看海的日子》，读了一样让我感动不已。黄春明的小说是写实的，他以精准的句子刻画了底层社会人物的悲欢离合及甜酸苦辣，他对这些小人物充满了关怀、同情和体恤。黄春明的文笔明朗流畅，严肃的书写却不失诙谐，时而让读者如我会心一笑，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后来我写短篇小说，也以黄春明为师，不过眼高手低，并没有写出出色的作品来。得知黄春明荣获星洲日报第12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我真的为他感到开心。他的获奖，的确是实至名归。

1月前

星云

文艺春秋

一瓶/地铁里的鱼尾狮

乔瓦尼心不在焉地翻开地铁站发放的免费报纸，内页专题报导一则关于数百条海洋生物在日本东海岸集体搁浅自杀的悲惨新闻，事因它们无法忍受卡拉OK比赛带来的噪音。鬃毛上带着淡淡海水气息的鱼尾狮引颈张望，透过乔瓦尼右肩细读新闻。那抹气味让乔瓦尼打了个喷嚏，引来前方老迈乘客厌恶的目光。鱼尾狮有点退缩，却无法抵抗新闻内容的诱惑，于是无视乔瓦尼的不适再次凑近。就在那一刻，乔瓦尼终于确定一直出现在列车上的这头鱼尾狮并非角色扮演，而是一只活生生的怪物；没有拉链、尼龙扣、人工接缝或连接，只有神秘生物的毛皮和鳞鳍。事情始于两周前，其时乔瓦尼因为公司的人事重组导致直属主管离职而度过了相当漫长的一天。在地铁里，他欲透过IG上的土拨鼠视频寻找救赎。可惜，那片刻的喘息被骤然停顿的列车驱散。寂静弥漫了5分钟，地铁公共广播系统才勉强启动，机械性地为延误致歉，并透露列车发生故障。紧接着，机械广播员便陷入沉默，并把空调系统带走。随着车厢内温度升高，抱怨在人群中荡起涟漪。乔瓦尼没有太大感触；这地区各种室内人为的寒冷气候本来就不自然。真正困扰他的是手机突然没电，断开了他与世界的连接。环顾四周，其他乘客也在疯狂敲打触屏，试图逃避沉重的炎热和压抑的氛围。然而，就在这场景中，他看到了那不寻常的存在：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一头鱼尾狮站得笔直，用鳍紧紧抓住钢杆，审视着低头弯腰的人群摆弄他们的闪烁设备。看着那怪诞一幕，乔瓦尼怀疑自己因手机没电而产生幻觉。列车忽地抖动，仿佛试图驱散他对现实的质疑，缓缓前进。混在乘客中，鱼尾狮以奇特的姿势坚定地攀附在钢杆上，却没有人注意到面前的荒谬。乔瓦尼难以置信地摇头。他却不知道，从此以往，鱼尾狮将成为通勤时，交织到他单调生活中的一个常规角色。日复一日的归途中，鱼尾狮从未缺席，总是随机出现在列车的各个车厢。鱼尾狮不断调整姿势，试图融入通勤者的群体。然而，它越是蓄意模仿，便越在人群中显得别扭。随着时间的推移，鱼尾狮逐渐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并持续微调着姿势与动作，使自己看起来更像身边两条腿的同伴。然而尽管再努力不懈，在乔瓦尼的眼中，它仍是一只令人尴尬与不安的存在。其他乘客，还是仿如未觉。 ● 自7个月前乔瓦尼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就被这新环境的文明程度所震撼。同事们彬彬有礼，主管体贴合理，邻里友善社区安全；一切是那么完美，让他立刻把妻子接了过来。然而，数个月后，即使同事们继续保持礼貌，主管始终体贴合理，邻里还是友善社区仍然安全，乔瓦尼却开始感到越来越难融入。井然有序的系统和清晰明确的规则，仿如一道安全屏障将他隔离；一切都有它的位置，每个人都按照既定模式运作，而乔瓦尼则像一颗偏离轨道的卫星。同胞们常说，在这座城市生存必须保持低调。乔瓦尼不以为然；低调是主观感觉，何况自己从不哗众取宠。后来他总算理解 “保持低调”的真正意思。别在公共聚会引起关注，避免与当地异性过于亲密，即使篮球场被征作室内足球使用，也该谦让给当地人；这才是保持低调的正确方式。没多久，乔瓦尼便亲身体会没能保持低调的后果。进入新工作3个月，经理向乔瓦尼反馈人力资源部收到财务部的投诉。显然，某位同事认为他过于热情，今后必须稍加收敛。乔瓦尼想起数星期前他与财务部同事整理客户信用报告的任务，印象中自己并未越轨，至多是聊天时过于殷勤。庆幸经理及人力资源部没作追究，并安慰乔瓦尼也许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往后更为留心就好。从那以后，乔瓦尼变得格外谨慎，愈加低调，待人处事如履薄冰。另一边厢，鱼尾狮的介入让乔瓦尼倍加抑郁。它的大胆程度随着日子倍增，这神秘生物的行动暗透一丝淘气。自报纸事件后，它便和乔瓦尼形影不离，尽管出现在不同车厢，却总会走到他身边，用侧鳍交替抓住扶手和杆子，滑稽地保持平衡。偶尔，透过火车窗户的倒影，乔瓦尼发现与他并肩而立的诡异生物似乎正逐渐与自己交汇合一。鱼尾狮不时批判乔瓦尼对报章的选择，以审视的目光评价他的服装搭配，或偷偷倾听他耳机里的播放清单。尽管在颠簸的列车中保持了安全距离，但鱼尾狮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让乔瓦尼极为不安。然而作为这生物的唯一目击证人，他却无法作出反应，以防引起身边群众的注意，乃至质疑他的精神状态。生活持续着荒谬的步伐，工作占据了乔瓦尼每一丝清醒时刻。公司以优化为名剥夺了许多同事的生计，负责监督重组过程的专业顾问仔细审查每一道程序，而乔瓦尼的新任主管迫不及待地想证明自己。在这混乱至上的浑沌中，处于食物链底层的乔瓦尼，除了疲于奔命，也只能努力保持头脑健全。正是在这股压力和不安情景中，鱼尾狮闯入了乔瓦尼的生活，具现成存在危机的讽刺实体。乔瓦尼以为这一切只是他渺小脑袋为了平衡疲惫的神经和受创的心灵而生成的产物。然而，鱼尾狮确实存在，而且似乎并未打算离开。 ● 一个星期五的傍晚，乔瓦尼正前往某餐馆赴约。上次与前经理蒂莫西见面已是3个月前的事，当时鱼尾狮的插曲仍未开奏。蒂莫西是为数不多在这片陌生土地上热情接纳乔瓦尼的人之一，尽管在公司重组时被裁，他们仍保持联系。路途中，乔瓦尼望着列车窗外快速飞逝的街景，寻思着鱼尾狮会在何时何地蹦现。思绪突然被一阵刺鼻的气味打断，他以为它来了，却发现味道来自一名刚上车的建筑工人。乔瓦尼下意识地捂住鼻子，然后被那反射动作吓了一跳。曾几何时自己已习惯对大声喧哗的外来工人皱眉头、对挤在一起的体力劳动者掐住鼻子，或对在街头休息的帮佣摇头表示不满？仿佛这些举动能保护他免受排斥、歧视及标签化，能帮助他融入这个城市成为其中一份子。他深感愧疚，但建筑工人似已习惯，毫不在意。乔瓦尼突然觉得自己有如那头鱼尾狮在模仿人类，搔首弄姿、坐立难安。与蒂莫西的相聚短暂而美好。前经理仍然体贴理智，没有对公司的重组及裁员做出任何抨击，只闲话家常，分享一些离职后的趣闻轶事。相互告别后，孤独感伴随晚风袭来。依着明亮的街灯，乔瓦尼走向当夜的末班车。归程毫无波澜，最为宽慰的是鱼尾狮无处可见。然而，蒂莫西的话语在他脑中回荡不去。会面前，乔瓦尼从同事口中得知蒂莫西是自愿离职。他向董事局建议与其留下中间管理层，不如多保留几个实际执行劳动的中下层员工。见面时乔瓦尼向蒂莫西确认，他一贯地一笑置之，说只是质疑自己的工作除了将商品转变为必需品，提高消费增长数字之外，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似乎还比不上一名建筑工人或清道夫。还打趣说目前最大的烦恼是不知该当海南鸡饭还是云吞面小贩，虽然儿子建议他去进修人工智慧相关领域的课程。 “一开始我想卖云吞面，但妻子反对。她认为卖鸡饭是更安全方便的选择。你知道吗？中央厨房会提供主食、配料和酱料，摊主只需挥动一把厨刀。儿子则坚持进修才是正途；他说我一辈子都在搞科技，应该做一些比当小贩更有意义的事情。不过啊，有意义的定义是什么呢？” 乔瓦尼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新加坡谋生。他的表兄弟和姻亲在加拿大安家立业，在临近底特律市边境的小镇建立了亲密无间的社区网络，生活优渥。全因大学同窗对精英统治及任人唯才的制度大肆吹嘘，才让乔瓦尼诞生了到新加坡努力工作寻找平等机会的念头。来自加拿大的首次邀请发生在茜拉答应下嫁后。然而，自幼丧亲的自立性格让乔瓦尼决定前往新加坡开创道路。尽管初期的奋斗似乎充满希望，他却未能在这座城市站稳脚步。迁移到加拿大的邀约重新被点燃，让乔瓦尼陷入抉择的困境。 “毫不费力就能融入当地社区。”表哥在圣诞聚会上告诉乔瓦尼。“一切已有妥善安排；寻找梦想家园时会有暂居的地方、优良的工作机会、教会里的人脉；没有理由留在新加坡，想想你和家人在那里能过得多美好。” 乔瓦尼无法否认表哥的建议十分诱人，他深切明白一个积极的社区能从各方面帮助他与家人融入。然而心中仍有一丝犹豫，这地方有像蒂莫西这样的、愿意放弃他们权利的个体让他牵挂，有某些印记萦绕脑海；毕竟，生活远不止于优渥。 “茜拉怀孕了。”岳父的补充让他倍感压力。“家里很快就会迎来一位小天使，而他需要最妥善的照料。外国人在这里该有多么困难？托儿、教育，这些是本地人和上层社会的专利，与我们无关。” 毫无疑问，新成员在带来欢乐同时也制造了困境。在新加坡为妻儿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不容易。茜拉从未宣示立场，也没显露过任何微妙暗示。即使乔瓦尼知道茜拉会毫无条件地支持自己，却不会天真地认为在最脆弱的时候，茜拉不曾渴望与家人团聚，并生活在一个备受接纳的社区。在最近一次的午餐会上，表哥再次催促。“今年的移居之门已打开，这是我为你整理的表格和程序。看一看吧！试一试总没坏处。” 数月过去，鱼尾狮突然消声觅迹。神秘生物不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无法确定消失的原因，但他已经逐渐适应了那份缺席，并在这新常态中找到慰藉。除此之外，乔瓦尼一直在考虑表哥提到的移居机会。他甚至填写了表格并获得推荐信，只差正式提交申请。他仿佛在等待神圣的干预；某个迹象或某种呼唤。工作的进程缓慢，各阶层的员工仍在艰难地应对动荡的重组过渡阶段。漏洞和疏失打扰着每道流程，基本任务也被繁琐的行政拖慢，导致日子无效停滞，而这一切，都以大局及优化作为前提。乔瓦尼企图提前逃离工作，当他收拾公事包准备撤退时，前台接待员捎来电话，知会有封等待签收的官方署名书信。乔瓦尼在离开办公室前提了信件，并在十字路口等候时打开仔细阅读。那是来自新加坡移民局，关于永久居留申请结果的通知书。乔瓦尼重复读了三遍，期间，交通灯在机械舞蹈中转换了四次轮替。看罢，乔瓦尼仔细地折叠通知书，放回信封，塞进背包。然后给茜拉发了一条短信，询问是否需要在回家路上买点杂货，接着戴上耳机，慢慢地朝地铁站走去。高峰时段的地铁仍然像往常一样拥挤，乔瓦尼等了两班车后才能挤上。车厢自动门不耐烦地响了几声，将他纳入囊中。四周人墙逼近，乔瓦尼翻出手机打开音乐播放器，让Horace Silver〈Creepin’in〉的音符轻抚着耳膜，然后融入火车和爵士乐的节奏中。在这几乎没有隐私的空间里，身边乘客通过手机创造出以视觉和听觉构成的私人领域、孤独结界。摇摆的列车和音乐把乔瓦尼引向空间深处，逐渐与周围的现实脱节。当〈The Preacher〉的响亮旋律被Art Blakey的击鼓节拍拉下帷幕，乔瓦尼见到了鱼尾狮。它站在最后一节车厢门边，半靠在舱体上，专注地阅读夹在双鳍间的旅游指南。乔瓦尼几乎可以肯定鱼尾狮偷偷地朝他瞥了一眼。然而，这神秘生物却一反常态、分毫未动，没往乔瓦尼身边靠近。未几，鱼尾狮便以非凡的速度在某站下了车，狮头仍深深地埋在旅游指南中。乔瓦尼舒了一口气，突然有个念头一闪即逝：也许过了今天，便再也碰不上那神秘生物了。他无法确定这份心情是宽慰还是悲伤，唯一的企望是地铁今天不出故障，或即使出了故障，空调还能正常运作，手机电池也能坚持下去。相关文章：一瓶/革命一瓶/没有楼梯的地下室

5月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林雪虹/门罗时光

白天我们去马场道看新房子了。说是“新房子”，其实是我们的下一个住处。这会儿我们把它唤作“新房子”，等哪天离开了，它就会成为“马场道的房子”了。我们有“金台西路的房子”、“广顺南大街的房子”和“古海道的房子”。马场道156号。房子前面有葡萄藤和橙红色的月季，夏木说这里像金台西路，因为一样有葡萄藤。他忘了，那是丝瓜藤架，不是葡萄藤架。不过房子的确像金台西路的房子。幽暗、阴凉、潮湿，还格外安静，比金台西路的房子还要安静。我们一进门就想到那栋令人失望的老房子。 “没想到我们又住回一楼了，”夏木说，“以后可以多出门散步，晒晒太阳。” 不散步的话，在后面的院子也可以晒太阳。那不过是个杂草丛生、荒凉的地方，我却马上想到了侯麦的《双姝奇缘》。我以为我们可以像蕾妮特和米拉贝那样，在院子里放一张铺着桌布的餐桌，吃面包和奶酪。那是一顿美好得像油画的晚餐。餐桌上，蕾妮特对米拉贝说起“蓝色时光”。她想让从巴黎来的米拉贝感受蓝色时光。那是天空破晓前最宁静的一段时光，很短很短，是真正的万籁俱寂，但也很可怕，会让人想到法庭的审判或世界末日。米拉贝果然在第二个晚上听到了蓝色时光，她们俩欣喜地拥抱起来。我为什么说这些呢？在马场道的房子里，我想起在金台西路的房子里度过的那些时光。从前我总以为那时的自己过的是一种正在与命运对抗或交战的生活。那时我承受着婚后抑郁的痛苦，几个月后还辞职了，天真地决意要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写作。我不明白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感到迷茫又烦闷。失落感在一点一点地啃啮我。一个下午，就在那个无所适从的午后，在读门罗（编按：保留作者最初接触的译名）的小说时，我突然感受到侯麦的蓝色时光，切切实实地，如此静谧，令人屏住呼吸，紧接而来的是那片豁然开朗、幽微的天光。是救赎的感觉。是啊，我还想要什么呢？我指望文学为我带来什么呢？难道这不已经是文学最珍贵的赐予了吗？这篇〈绝望的对抗〉写于7年前。它稚嫩、松散，却也使我有点怀念从前的日子。那时我们已经离开金台西路，搬到了广顺南大街。我们在金台西路住了3年，我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搬到广顺南大街是因为我突然有了一份在别人看来还算体面的工作，但一年后我又辞职了。然后我又像在金台西路时那样，一边教书，一边写作。这样始终无法专注的日子持续了两年，我才彻底告别学校。《快乐影子之舞》就是在那年读的。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往后的岁月，我总会想起小说集里的〈乌得勒支的宁静〉，想起乌拉港的房子里，那面镶着蓝色边框的镜子。那是我们姐妹四人的梳妆镜。每次回乌拉港，我都会站在那面镜子前看自己。一年又一年，我以为终有一天我会从镜子里看见一个坚定、倔强的女人，而不是从前那个软弱、鲁莽的女孩。我一边看，一边想着小说里的那个“我”，那个和我一样始终在逃离命运的年轻女人。下个月我们就要搬进马场道的房子了。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忧自己会被那座阴暗的房子吞噬，但很快我就振奋起来了。想想金台西路和广顺南大街的“门罗时光”吧，我对自己说。再说了，今时不同往日，我已经对抗我的黑夜这么久了。我一直在对抗。〈絕望的對抗〉我是先读门罗后来的小说才读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的。我记得这本书是在颐堤港的页一堂买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页一堂突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架子上的书一下子少了许多。门罗的小说写得真好啊。冥冥之中，我们有些东西是共通的，这样的感觉，我只在很少的几个人那里遇见过。15个故事一共花了15年才完成，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可能发生很大的转变，比如说结婚、生小孩、离婚、失业、生病，以及经历亲友的死亡。小说快读完时，我在1994年的《巴黎评论》读到一篇门罗的访谈。那时门罗已经63岁，住在安大略的克林顿镇。我从中知道了《快乐影子之舞》的创作历程，知道她写〈感谢让我们搭车〉时是22岁，那时候她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躺在她写作的桌子旁的摇篮里；而〈快乐影子之舞〉〈乌得勒支的宁静〉及〈重重想像〉则是30岁以后才写的。我22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呢？我想或许那时候的我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正在努力地对抗生活。可能我们更愿意承认我们是在对抗命运，试图摆脱一两个长久以来将我们深深困在其中的困境。而想要摆脱这些困境，无疑是需要运气和勇气的。这些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乌得勒支的宁静〉和〈男孩和女孩〉。两个故事都带有自传色彩，〈乌得勒支的宁静〉和后来的〈亲爱的生活〉一样，都写到了门罗的母亲。那是一个受病痛折磨、倔强、哥特式的女人，门罗可能一生都在逃离她那巨大的阴影。小说中，照顾晚年的母亲的是“我”的姐姐麦迪，一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子。麦迪的未婚很难不让人想到是因为这10年来，她需要照看生病的母亲。如果不是由她照顾母亲，又有谁愿意或能够做这件事呢？毕竟“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彻底离开了朱比利这座小镇。 “我”最终还是没有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一切都由麦迪一手操办。姨妈们也来帮忙了。一直要到葬礼结束以后，“我”才回到朱比利。“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去。孩子们对传说中的外婆的家，也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感到失望。的确，那不过是一个无比平凡，甚至让人觉得枯燥的小镇，没什么值得期待的。小说里有一幕写得格外动人： “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的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姐姐麦迪终于坦言她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没法再这么过了”，她说。她会走的，有一天她也会离开朱比利的，她这么想。可悲的是她最终却发现自己做不到。“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海伦？为什么我做不到？”她问。这样可怕的困境，那些似乎我们永远注定无法超越、摆脱的东西，仿若梦魇一般，任凭我们苦苦挣扎，它们还是在那里对我们龇牙咧嘴。而〈男孩和女孩〉中的那个女孩“我”试图摆脱的则是自己作为女孩的身份。在那些年月里，“我”以为自己和男孩一样，完全可以帮着父亲耙草、清理水罐和推沉重的水桶车，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妥当。弟弟莱尔德还那么小，当然无法胜任这些工作。只有“我”才可以胜任，尽管我“只是个小姑娘”。然而，“我”最终却发现自己真的就像大人们说的那样，“只是个女孩子”。而母亲在这里扮演的竟是一个破坏者的角色。她希望我像一个真正的女孩，不用力甩门，坐下时双膝并拢，还有，只关心女孩该关心的事情。而“我”对这一切一直是以一种骑士般的姿态去对抗的。所有的努力毁于一起意外事件。“我们”的马因为要逃离被宰杀的命运而冲出了院子。在关键时刻，“我”没有像那些男人和男孩一样，奋力阻止它，而是就这样让大门敞开着，让它奔向公路。后来，面对大家的责备时，“我”哭了。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并没有反驳父亲的话，连尝试找理由反驳都没有。“也许这是真的”，“我”想。说实话，承认这一点又有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继续对抗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抗，哪怕那是充满了绝望的味道的对抗。为什么不呢？相关文章：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专栏】林雪虹/弗莱兹路的爱情【专栏】林雪虹-致R

7月前

文艺春秋

花踪

【花踪16】马华小说奖决审会议记录/回到短篇特色，反思马华色彩（上）

另一点我很疑惑，说是马华小说、用华文写的小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小说里这么多主人公都不是华人。

2年前

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