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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

越来越多组织以“社会企业”的模式存在,但到底什么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跟非营利组织又有什么差异?很多人还是不太了解。 王筱珺以前从事行销工作,行销最讲求的是业绩和利润。但自从她接触社会企业这种模式,她了解到原来可以一边做生意,一边帮助她想要帮助的边缘社群。 报道:本刊 梁慧颖 摄影:本报 陈启基 一般企业不管规模大小,都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王筱珺博士(Dalphine Ong)从前在科技公司从事行销工作,每年公司都会设定销售目标,而这种销售目标只会提高不会降低。当时她常常处于肾上腺素激增的状况,好听的说法叫刺激,难听的说法叫压力。虽然她在事业上蛮有成就感,可是日子久了难免会反思:“难道一辈子都要从事这样的工作?” 自认爱讲话的她,从那时开始探讨有没有一种事业既能让她滔滔不绝,又可以让她学习新的事物。刚好她认识了“社会企业”这种模式,甚是佩服社会企业那种不仅仅为了赚钱,还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宗旨。 自此以后,她接触了很多社会企业,并且接触这些社会企业服务的人群,例如流浪者、难民、原住民、特殊儿童等群体。她以她过去的工作经验,给予这些社会企业关于行销和战略的指导,比如教它们如何以商业创新的模式自给自足。而在跟这些边缘社群接触的过程中,她说:“我好像过来教他们,但其实不是,反而是他们疗愈了我。” 帮助边缘社群未必要靠卖惨 如今她的身分是“社会企业导师”和“社会影响力管理顾问”,其中一个她关注的群体是本地小农和相关的产业链,她通过授课和一对一的指导,向这些业者灌输社会企业的概念,除了协助他们应对各种经营上的挑战,也希望他们要对环境和地球负责。 粮食这个课题说起来其实跟她一生很有关联。她除了从小在烘焙店长大之外,她在马来亚大学的博士研究也是跟粮食系统有关,而且2021年博士毕业后,她曾经在本地食物银行——食物援助基金会担任首席执行员。 那段在食物援助基金会工作的日子令她感触良多,甚至可以说是留下了某种心理阴影。当时她以为她是去解决食物浪费的问题,不料刚上任不久即遇上大水灾而忙于四处赈灾。有一次她和团队到东海岸的小岛派发物资,岛上屋子非常破烂,一眼望去不是瘦骨嶙峋的老人就是衣衫褴褛的小孩,她看了极度难过。 “那时我对赈灾工作其实蛮有成就感,我以为我很厉害,可是当看到那个老婆婆和那些孩子,我心想我(派发的)这两包米能做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帮不上忙,所以我其实蛮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三年,可是当受访说到这里的时候,她依然一度哽咽。 那次赈灾经验令她对社会企业的信念更加坚定,她认为如果要真正援助弱势群体,那就应该从根本去帮助他们,不然像上述灾民,两包米充其量只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未能给予他们长期温饱。 她心中理想的情况,是弱势群体不需要靠“卖惨”来得到资助。她说:“如果我能够靠卖我的产品和我的服务来赚取我应得的收入,并用这笔收入支持我要支持的群体,这会是一个比较能够扩展和永续的模式。” 虽然很多时候,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十分相近甚至是重合的,但她说,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跟非营利组织不一样,社会企业以企业手段自给自足,不像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财务来源是靠捐款,可是捐款所得往往又不太稳定。她强调她没有否定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但企业出身的她,希望以她在企业的经验来打造比较永续的经营模式,帮助解决弱势群体面对的问题。 向大学生推广社会企业理念 除了以导师和顾问身分指导社会企业,她也是本地一所私立大学的商学院兼职讲师,负责“社会企业”这门课。 她说,“社会企业”这门课,一般商学系讲师可能教不来,因为在商界,一般企业都是利润至上,尽管它们也谈企业社会责任(CSR),可是它们的经营模式毕竟还是跟社会企业不一样。另外,这门课也不太可能找社工来教,因为说到底这是商学院的课,需要有行销及管理等知识背景。 事实上,她有些学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创业做小生意,她希望学生经由这门课多了解边缘社群的困境,以及了解世界各地的社会企业如何用它们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她觉得,这些学生即使未来没有加入社会企业的行列也无所谓,最重要是他们学会为社会着想。 因为做好事,所以别人一定买单? TEDx茨厂街将在10月12日举办2024年会,王筱珺是讲者之一,演讲内容将围绕“共存共善:社会企业的善念商道”主题。 这些年,她观察到本地很多企业包括社会企业都生存不了3年。如果要跨越这道关卡,她认为经营者必须搞清楚最基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人要买你的东西?她说,社会企业终究得靠自己努力来争取认同,不能因为成立目的是要做好事而以为民众一定会买单。 至于她本身,是否又曾想过成立自己的社会企业?她笑说:“我帮它们都忙得要死了!” 如果要为社会做点事,其实可以从个人做起。她希望通过TEDx年会的演讲,鼓励大家不用等老了或有空了才来做善事,大家不妨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自身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哪怕是一天15分钟,或一星期一小时,“至少从现在开始做点什么。” 2024年TEDx茨厂街 媒体伙伴:星洲日报、星洲人 日期:2024年10月12日(星期六) 时间:9AM-6PM 地点:吉隆坡马华大厦 脸书:www.facebook.com/TEDxPetalingStreet 相关文章: 【TEDx茨厂街志工力量/01】TEDx茨厂街 十届磨一剑 【TEDx茨厂街志工力量/02】看TEDx茨厂街志工怎么说……
2月前
很多人会把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绑在一起,或者有个错误的理解,认为社会企业同样是一种需要别人捐助的机构,而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可赚钱,甚至可以分红的机构,因而以同情或施舍的角度为出发点去支持社会企业。 如马来西亚黑暗对话社会企业(Dialogue in the Dark Malaysia,下称DiD)就是一个机构,但因为对社会企业不甚了解,本地人会把它视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或慈善机构,无法感受到DiD背后所要带出的真正意义,令该组织在重启体验馆的众筹活动上步步艰辛。 为此,香港黑暗对话社会企业(DiD HK)创办人张瑞霖特地飞来大马,以香港DiD的成功之路为主题,向大马民众解释社会企业的存在价值与分享香港DiD的成功之路。 以商业手法寻找失明人士的价值 张瑞霖强调,社会企业并不是要公众施舍的企业,反之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香港DiD就是一个实例。 他在2008年创办香港DiD,两年后就开始有盈余,参与的15名创投者如今每年都有分红,是全球DiD成功的典范之一。 在2007年时,张瑞霖还是一名在中国有大规模投资的商家,那一年香港社会企业运动崛起,而他在中国也有参与建校的慈善工作。 “能够帮助贫困子弟是开心的,但心里还是觉得差了那么一点,觉得自己的企业无法发挥更多的作用!” 刚巧那一年,德国DiD创办人到香港办讲座,提到社会企业办得好也可以赚钱,当时他对这个说法有所怀疑,但又很感兴趣,于是就跟他一名伙伴特地飞到德国考察,从而让他对社会企业有了新的价值观,最后在因缘际会下被说服创办了香港DiD。 张瑞霖透露,当时他身边一位失明朋友也没有,但却被香港社创之父谢家驹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跟我说:‘香港不需要有另外一个慈善组织帮失明人,但需要一个生意人以商业手法寻找失明人士的价值,让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以一个企业经营方式提供企业价值’。” 因为这番话,他在2008年开始用德国的DiD商业模式,以创投方式在香港设立了黑暗体验馆,并且运用他在商界的人脉,邀请企业管理层来体验馆参加企业高管工作坊,因为高管虽然有很好的企业管理经验,但把他们摆在黑暗中去完成一些任务,原有的特长都无法发挥,反而会激发创新企业技能,带给他们很大震撼。 自此之后,该组织每年办了300场工作坊,几乎全香港的大公司都有参加过,至今已经办了超过3500场的工作坊,间接的认同了通过黑暗体验馆工作坊的价值,也改变了参与者的价值观,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张瑞霖认为,透过工作坊,让人认知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并不是残障人士就需要被人同情,如果有足够包容性,残障人士可以发挥个人长处。 “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公民社会,在开放环境中新思维才能激发出来,让大家懂得珍惜每个人的差异,每个人都有能力上的强弱,从而创造社会包容性。” 他认为,开心,是生命最重要的,而价值观的转变及人与人的和睦关系,将可以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平等有意义,而社会企业做得好的话,对社会以至国家都会带来好的效应,通过新思维创造公民社会。 通过体验改变价值观 目前全球25个国家,百多个城市设立了DiD,香港是一个接受度比较高的城市。 张瑞霖坦言,人的价值观很难改变,必须经过体验后才会改变,但因为当时港府签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推展一个教育计划,所以DiD连续5年获得政府津贴主办工作坊,每年接触到10万名学生,获得很多新一代支持社会企业。 香港DiD是一个以办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机构,不需要依赖政府与公众捐款来维持,同时透过体验工作坊之后,也改变民众对社会企业的思维。 他提到,在疫情期间,黑暗体验馆无可避免的完全关闭,如今正渐渐走回轨道,预料年终就可以恢复正常。 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及就业 DiD除了改变人们对残障人士的观点之外,也帮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及就业。以该机构为例,有40名员工,半数的员工都是残障人士,是香港聘用残障人士比例最高的机构。 聘请残障人士除了调整硬体设施之外,最重要的是要有同理的思想,他们不需要特别照顾,需要的是尊重与相信他们的能力,并给他们空间去发挥。 他表示,除了聘请残障人士之外,该机构在6年前推动另一项帮助残障人士的计划,那就是协助残障人士进入大机构工作。每位残障人士入职时都会有一位导师陪同,引导他适应新环境与独立,至今已经成功协助了60名残障人士入职。 “他们不但没有制造麻烦,反而特别努力,令同事也受到激发,老板自然更满意。每一位经由我们的推荐的残障人士,事前都会经过半年时间的培训。” 因此,张瑞霖希望借着香港DiD的成功典范,鼓励马来西亚人支持马来西亚Dialogue Includes All(简称DIA)的众筹活动,让DiD可以在大马重整旗鼓。 他与马来西亚DiD创办人陈锦辉认识很久了,很清楚陈锦辉在创办DiD的辛苦历程,社会人士对残障人士有很大误解,把支持当作同情,并没有真正领悟到黑暗体验馆的意义。 他强调,黑暗体验馆是提供一个环境让参加者在“武功全废”的情况下,激发他们在新环境下开发新潜能,进而改变他们对残障人士的看法。 “当你进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会感到害怕,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在黑暗中指导他们的人都是失明人士,所以很多人在结束后都会有教育震撼的感觉。” “我希望用我的经验来告诉大家,社会企业是一个成功与成熟的商业模式。” 相信社会企业可以生存 陈锦辉表示,DiD在全球都是一样的,而亚洲国家的DiD只有他与韩国DiD的创办人是失明人士。 他直言,由失明人领导DiD有利也有弊,好处是更能设身处地了解失明人士的困境,坏处则是企业高管只是为了应酬而说支持或参加工作坊,并非觉得这个工作坊能够带给他们好处,所以也不会有后续。 “当我去跟企业主管介绍我们的工作坊时,大部分人都是在企业社会责任(CSR)前提下支持我们;同样的大马很多社会企业,也是用非盈利机构思维来经营,所以也难怪大家会以为社会企业就等同非营利组织。” 因此,他非常欣赏香港DiD的营运方法,也一直在学习,而张瑞霖更是他的第一位投资者,2013年投资了100万令吉让他启动大马DiD,因为张瑞霖相信社会企业是可以生存的。 更多【新教育】: 内陆小学教师肖恩史丹利/用创意教学方式,让孩子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克服阅读困难 自学者在舞台发光 建筑测量师 为楼宇把脉的医生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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