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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

3月前
弃婴是马来西亚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大马皇家警察的统计数据,2020至2022年期间总共有256起弃婴案件。 每当提起弃婴,很多人会责骂及污蔑他们的父母。新闻上屡次看到婴儿被遗弃至死的悲惨画面及父母被警察逮捕的场景,更是巩固他们为“冷血凶手”,“心狠手辣”等等的形象。 然而,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只能靠法律取缔或严惩当事人来解决吗?我们是否该探索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 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学士班应届毕业生于8月16日至18日,在武吉免登的文创社区商场GMBB举行《断茧》弃婴议题展。这批大专生们怀抱着向社会发声的志向,想要提升公众对弃婴问题的认识、促进社会积极改革以及倡导对生命的尊重。 参观者领取了设计成报生纸模样的导览小册后便可进入展览,映入眼帘的是“热门”的弃婴地点,如住宅区、宗教场所、公厕、停车场等等。在2010至2018年间发生的945起弃婴案件中,住宅区的弃婴案件居首位,总共有266宗;排名最低的河流与坟墓,也有12起案件。弃婴也可能随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因为意外怀孕女性当时在恐慌及毫无抉择交错之间,只想“摆脱”问题。 然而很遗憾地,这些弃婴的生存率都偏低;从2010年至2019年发生逾千起的弃婴案件中,仅有36%的婴儿成功获救。 恐惧与绝望是弃婴主要因素 非政府组织孤儿关爱基金会(OrphanCare)的宣传、沟通和筹款经理Riza Alwi解释,“恐惧与绝望是逼使意外怀孕女性弃婴的最大原因。未婚先孕的她们要承受社会的指责和家人的排挤,也因为违反宗教常规而被污蔑为‘肮脏’、‘丢脸’,‘没价值’。” 接着走下去便可看见展览的轴心:模拟弃婴舱。孤儿关爱基金会是马来西亚唯一提供弃婴舱的非政府组织,目的在于拯救弃婴,为无力抚养孩子的父母,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匿名留下孩子。 弃婴舱就像一个小房间,里面可容纳两至三个人。舱门形似保险柜,父母可以从外打开舱门,把婴儿放置在里面的婴儿床,把门关上就无法再打开了。婴儿被放置后,重量感应器会被启动,开启舱内的灯光和空调,此时警铃也会响起,以提示社工来抱走婴儿。舱门外也备有一些文件,让父母填写孩子的资料。Riza补充,“至今,我们已拯救了六百多名婴儿。从怀孕到分娩,我们会给予母亲们最大的帮忙和支持以安全度过这个时期。我们要尽量避免婴儿被送入孤儿院,因为没有身分证明的孩子,将会沦为无国籍人士,所以我们也帮助婴儿找到能收养他们的家庭。” 除了恐惧,Riza认为缺乏全面的性教育,也是导致弃婴现象的一大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阐述,全面性教育包括:身体自主、情感关系与责任、生殖器结构与健康、生育权、避孕和怀孕等等。 据OrphanCare提供的数据显示,大部分的案例介于16至28岁的意外怀孕的青少年,且以大学生为多数。因此,他们也前往多间大学进行讲座,并举办性教育座谈及工作坊,教导学生在发生性行为时要如何保护自己和负起责任。 《断茧》弃婴议题展的总招官姿亿解释,性教育内容是展览策划团队的灵感之一。她说,“我们发现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体了解甚少,也不知如何去保护自己的身体。要完全杜绝或避免发生性行为很难,所以推广全面性教育可以让人们在已知的情况下,至少能够更安全地发生性行为。” 姿亿与策划团队希望,此展览可以让公众人士和学生见证与观察现今社会的状况,然后了解要怎样去应对,而不是待在学校等着被“灌输”知识而已。 走过弃婴舱,可看见《断茧》筹备团与宗教领导、非政府组织、社运人士、政治人物、学生、律师等等的访谈,已制成海报和短片供参观者浏览。 大马生育权利倡导联盟(Reproductive Rights Advocacy Alliance Malaysia)代表法蒂玛(Fatimah Kamis)受访时说,“保守主义与父权观念助长了人们谈论性与生殖健康权利时的耻辱感,增加了人们获得护理的难度。我认为全面性教育必须开展,教导人们认识性,也学会识别虐待、胁迫等迹象。”由此可见,弃婴现象也反映出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与剥削。 妇女和小孩长期面对着成为性犯罪的受害者的风险。Riza分享了OrphanCare里的一则真人真事:“几年前,有个小女孩因为被强奸,她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怀孕了。怀孕过程中的生理与精神压力导致她生下了畸形的孩子。无论如何,她还是勇敢地生下和照顾孩子,如今已成家立业。” 需要一个包容的社会 意外怀孕的女性除了要饱受身心折磨,也必须面对家人与社会的排挤和异样眼光。当了母亲后也可能在职场上遭受不平等待遇,导致她们陷入经济困境,同时却必须孤身一人抚养孩子。 社会主义党中委兼社运分子张玉珊在她的访谈里解释,“社会父权制度和传统社会观念往往将生育责任归咎于女性,男性的责任相比之下比较少。比起简单粗暴的惩罚,政府更应该考虑如何提供援助和解诀问题。透过这些行动,弃婴现象的污名化标签才能撕掉,进而消除社会偏见。” 她也指出马来西亚的安全网仍然存在不足。完善的社会机制应该为意外怀孕女性开放提供堕胎服务、设置更多弃婴舱、提供领养援助等,让父母重建生活,让婴儿有更好的生活。 走向展览的尽头,可看到墙上贴着历代不同版本的报生纸。别的婴儿“与生俱来”就可获得的一张纸,弃婴却无法享有这样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公民权之路仍旧充满挑战。 马来西业女律师公会副主席黄佳敏律师指出,联邦法院从2021年开始裁定,每个被遗弃的婴儿将自动获得马来西亚国籍。虽然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但实际执行仍有问题。 她解释,“JPN(国民登记局)并不总是遵循这一裁决,有时仍需通过法院申请。因为社会的污名化,以及未婚先孕者缺乏支持,依然是导致弃婴现象的主因。” 要有效杜绝弃婴现象带来的系列问题,还是得从根源着手。《断茧》弃婴议题展的筹委们尝试从婴儿的视角,让参观者切身感受一个无辜的生命,被抛弃后的无助和悲痛,从而唤醒大家尊重生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相关文章: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ChatGPT——学习的助力?阻力?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大马旗鱼丘浩延圆奥运梦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文化说】柯家浚徜徉科学宇宙 坐拥十七万粉丝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那些我们身边“特别的人” 【动力青年】善用社媒与AI的护鲨革命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有话说】童星陳汶鍹演藝路上追逐夢想
4月前
当今时代,侵害人民利益之恶行,不再由一国政府垄断,跨国网络大佬这头巨兽,也应该是人们需要防备之对象。 通讯部日前宣布,将为社交媒体和私信平台落实执照监管措施,这项宣布马上引发批判。 批判主要有两方面: 1,执照监管,钳制言论自由。 马来西亚历经威权时代,对言论平台监管,难免引发政府要加大力度打压言论的疑虑。 以年度执照来监管言论平台,犹如曾经用来控制出版媒体的《1984年印刷机与出版法令》。 该法令也确实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派上用场。马哈迪政府援引法令,关闭包括星洲日报在内的多家报馆,那是我国媒体自由史上的至暗时刻。 往后数十年,援引此法令大规模、高调对付媒体的事例,不多发生。然而,茅草行动的阴影依旧笼罩,媒体人人自危,自我设限,影响深远。 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们,自然对政府任何尝试控制媒体的作为,强烈拒斥。净选盟前主席安美嘉还因为通讯部的宣布,直呼本届政府乃“史上最独裁政府”。 2,以营运执照管制网络平台,难有效执行。 网络世界基于其技术特质,呈现高度自由。这是传统印刷(甚至电子)媒体,所不能比拟的。 一些平台,甚至根本没有编辑的角色,使用者有巨大空间可以尽情发挥,有些还允许匿名发言。这令网络言论纷乱混杂,甚至有更多危险与虚假言论,或隐或显,产生影响。 通讯部打算以执照监管的对象,是社媒与私讯平台供应商,他们多为跨国巨型企业,妥妥的“网络大佬”。 若执照监管要有成效,不遵守执照条件面临的制裁必须能够行之有效。面对网络大佬,一国政府是否真的有制裁的能力? 具体而言,倘若供应商触犯执照条件,或者根本拒绝申请或更新执照,政府真的能够关闭其平台吗? 关闭网络平台,难度不在技术。一些威权国家就是永久性的封锁某些网络平台在其国境范围的运用。虽然,人民还是可以通过“翻墙”技术使用这些平台,但国家正式封锁,还是足以打击平台影响力。 所以,人们的质疑,主要不是政府能不能,而是敢不敢对这些网络平台下手。无论网络媒体还是私信平台,如今都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倘若禁止平台的使用,在观感上,做法就与威权国家并无二致。但是,人民的反弹倒不是“捍卫民主自由”(虽然可能会以此理由,堂而皇之),而是对生活各层面的影响。 对许多人,没有社媒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对社媒的依赖甚至到了“成瘾”的地步。 因此,政府要以执照管制网络服务商,人民可能支持。但,若要对付它们,人民的反弹将可能极为强烈。 倘若监管机制没有制裁手段为后盾,自然就是无牙老虎。质疑执照监管的人们疑问是:既然没有执法的可能,立定监管框架,难道是求个寂寞? 以上两个批判通讯部执照监管的角度,各自独立看待,似乎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如果结合来看,就有微妙之处。 第一个批判角度,担心的是政府掌握言论自由的生杀大权,权力过大。但,第二个角度,说白了就是看扁政府,在人民过分仰赖社媒的背景下,权力过小。 第一角度的批判,某程度可以被第二角度的观察中和。倘若跨国网络平台巨无霸,软实力巨大,政府任意控制,令其自我设限,或是主动讨好政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此监管制造寒蝉效应的说法,恐乃言过其实。 政府侵害言论自由的事例,在各国历史上都罄竹难书。对于政府任何触及言论自由的举措,人民都应给予最严厉的审视。 但在当今时代,侵害人民利益之恶行,不再由一国政府垄断,跨国网络大佬这头巨兽,也应该是人们需要防备之对象。 当下的疑问是,既然监管困难,通讯部又为何费力于徒然? 网络引发的社会问题影响深远,日趋严重。不管是诈骗、儿童色情、霸凌、诽谤、煽动、恐吓、敲诈等,都对受害人影响极大,更有出人命的案例。深伪、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后,网络犯罪更是如虎添翼。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通讯部对此局势有所应对,乃职责所在。各国政府也积极探路,寻找管制之道。 今年7月,英国出现的大规模暴动,就是网络谣言动摇社会安宁,威胁少数族群的经典案例。 暴动过后,YouGov 民调显示,将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社媒平台应该对平台散布的谣言,负起刑事责任;同样比例的受访者,也认为政府监管社媒不力,以及社媒本身在控制恶性谣言方面做得不够。 然而,面对跨国网络平台,各国似乎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在此背景下,我国通讯部的做法,应被视为一种尝试,与其他各国一样,都是“摸石过河”,过程极可能面对挫败,被迫从错误中学习。 虽然通过执照管理是在多媒体法令的框架下进行,但通讯部可能希望建立一个更为 正式、常态化的管理机制来监管社交媒体平台。 在此机制下,通讯部可以更系统地监督和敦促社交媒体平台,确保其有效且及时地处理危害社会的资讯。 既然通讯部可能无法严厉执法,社媒业者完全可以大方加入执照管理框架。如果对犯罪或恶意使用平台进行管控原本是业者的议程,这实际上只是顺水推舟,举手之劳。 倘若多媒体部长法米所言属实,至少数家网络大佬曾同意如此。但昨天传出一个代表各网络平台的组织,亚洲网络联盟(AIC),高调致函首相,要求暂缓执行社媒监管架构。 参考AIC网页,其对各国监管的行动几乎都是全面反对。这也很明显,是一个网络平台公司的掮客组织。 AIC在信中表达,监管机制会增加业者 “无谓 “的负担。这说明,业者无意为此无助营收的项目投入资源。 AIC强调,平台业者对于侵害儿童、网络赌博、仇恨言论等议题,与政府一样 “关心” ,并将 “倾力配合保护用户,同时保障革新的行动” 。 这种空洞的承诺,实难取信于民。掌握庞大资源的网络大佬,若真有意愿自我监管,今天的局面也不会如此。 AIC也 “特别担心” (particularly concern) ,政府的监管计划将影响马来西亚数码经济的发展,动摇该领域投资者信心。这当然是对渴求以经济增长、拉抬民意的政府一记重大的警告。 为了再次发掘团结政府“沉沦”的证据,或许有人会引用AIC的公告,借以指责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背弃以往承诺,倒行逆施。 如果真如此,这只能说是这些人的表错情会错意。AIC信函没有提及言论自由,而是更空泛的提出,监管机制将影响行业的“创新、灵活与开放”。 然而,政府还是应该更多回应关于言论自由的合理质疑。既然管制社媒,为的是针对网络犯罪等等,不会钳制言论自由,政府何不在多媒体法令,或至少在社媒的执照条件明确确立、保障言论自由的原则? 当前政府或许不会滥用社媒监管。但来届若换国盟当政,言论自由的保障又不明确,后果可想而知。 放眼当下,倘若政府能够明确除掉监管机制钳制言论自由的疑虑,推动机制落实,就不会面临双线作战的窘境;既要回应国内言论自由的疑虑,或许还面对网络大佬的抗拒。
4月前
10月前
1年前
马来西亚三星举办“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23”竞赛 ,公开给中学生参加,激发学生成为创新和问题解决者,从而针对目前社会所面对的问题,通过技术制定解决方案。 这项活动是由马来西亚三星与马来亚大学STEM中心联办,计划强调研究、分析和团队合作。对象为全国国民中学的中一和中二生,旨在让他们通过参与STEM活动提升学习体验。 今年的“Solve for Tomorrow 2023”比赛以“Start with Can”为主题,旨在发挥每个参与者内在力量,培养他们自信心以及解决问题的热忱,激发创新思考。 2023年的主题聚焦于三个关键社会问题: 01教育与学习 02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03健康与福祉 该比赛目标是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通过让他们优先考虑这些紧迫问题,鼓励他们开发创新解决方案,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变革。 “教育与学习”主题是有关解决平等教育机会所面临的障碍和挑战。“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强调保护地球的紧迫需求,鼓励学生提出促进可持续发展实践、保护和环保责任的创新想法和倡议。“健康与福祉”是2023年社会关切的主题,鼓励学生探索创新方法来解决健康问题,提高医疗保健的可及性,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过解决这三个关键的社会问题,“Solve for Tomorrow 2023”计划旨在增强学生的能力,使他们成为积极参与者,为他们所在的社区乃至更广阔的范围塑造一个更包容、可持续和更健康的未来。 参加方法 参赛者需要针对三大主题之一提出想法和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每个由3名学生组成的小组用1000字描述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并解释如何应用STEM来解决这个问题。主办单位将根据几个标准来评估参赛作品,包括问题的相关性、创意、想法的可行性、STEM的应用以及创新解决方案的呈现方式。 入围作品将于9月在马来西亚三星的“Solve for Tomorrow 2023”网站上公布。入围的参赛者将得到导师和专家的指导,以在“Design to Win Workshop”上改进和将他们的想法制作成原型。最终获胜者将通过2023年12月极具竞争性的比稿过程选出,获奖者和校方将可获得三星产品。 报名网站 https://www.samsung.com/my/solvefortomorrow/2023/ 截止日期 2023年9月22日
1年前
这个月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意外,一名摩托车骑士和11岁的妹妹,在一个路口被另一辆摩托车撞个正着,造成两名骑士当场去世。 看到了这则新闻,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大好青年就这样没了。这起意外应该是飙车党造成的。 飙车党是指骑著摩托车飙车的年轻人组成的社群。 这些人通常会组成一个团体,通过飙车等方式展示他们的技能和速度,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然而,这种活动往往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和破坏。 在马来西亚,飙车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人通常会在夜间或偏僻的地方组织飙车比赛,这种活动不仅违反交通法规,还会引起噪音污染和道路损坏等问题。 此外,这些人通常会在公共场合炫耀他们的技能和摩托车,这种行为会对其他人的安全和舒适造成影响。 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应对这个问题,如警方加强了对他们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并制定了更严格的交通法规和处罚措施。 政府也鼓励年轻人通过更安全及合法的方式,展示他们的技能和速度,如加入摩托车俱乐部或参加合法的赛车比赛等。 然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文化和年轻人的价值观等方面,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政府该加强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年轻人了解这种行为的危害和后果;家庭和学校也应该加强对年轻人的教育和引导,培养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社会各方面也应该加强监督和支持,让年轻人能够在一个安全和合法的环境中,展示他们的才华和技能。 总之,国内的飙车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合作和努力,才能够创造一个更安全和有序的社会环境。   更多报道,请留意星洲日报、星洲网。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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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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