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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文学意见】贺淑芳/是否还是艾莉丝‧孟若？

（编按）今年5月13日，加拿大小说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莉丝．孟若（Alice Munro）以92岁高龄过世。約两个月后的7月7日，女儿斯金纳（Andrea Robin Skinner）在《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撰文，揭露了孟若的第二任丈夫、地理学家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从1976年开始性侵她，当时的她不过9岁。成年以后，25岁的斯金纳曾受母亲某次谈话的启发，写信告之童年曾被继父性侵的遭遇。孟若知情后选择沉默，甚至认为自己是遭到丈夫背叛的受害者，却继续待在丈夫身边直到他过世。文章发布后引起文坛哗然。一部分人无法接受孟若完全抛弃了女儿，认为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因此不应再阅读她的作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进入更幽微的小说与人性的世界，从更复杂的层面去理解或检视孟若，毕竟孟若的小说从来就不回避黑暗，她的故事总是充满生活的两难。事件发生，孟若自然有其无法回避的伦理责任，但回到文学自身——那些作品中攸关性别、心理、权力、身体、小叙事、伤痛与恐惧的探索，若就因为创作者的“败德”而一笔勾销，作为文学读者的我们难道就比较有收获？对大部分的我们而言，孟若只是一个“路人”，可她的处境却是我们都可能碰上的考验。那么我们往后该怎么阅读孟若、看待孟若？本期【文艺春秋】，小说家贺淑芳就试着给出了她的态度与方式—— “因为现在不是纠正什么话的准确性的时候。”——〈死亡时刻〉，《快乐影子之舞》，1968年。 “她越阴郁，越粗鄙，越不堪忍受，他们的玩笑就越多。在这种家庭，他们说你‘敏感’，就是缺点了，正如他们对我妈妈的评价一般。所有的姑姑、堂兄弟姐妹和叔叔伯伯们，对任何针对个人的残酷、鲁莽，早已经锻炼得心如铁石了，甚至似乎自己拥有的瑕疵或者失败，要是能够获得大家笑声一片，应该倍感骄傲。”——〈重重想像〉，同上，1968年。 “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多维的世界〉，《幸福过了头》，2009年。 “有一回，你最后一次出来这里时问我，将来你死后我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有罪恶感，我当时告诉你，我一直以为我俩可能永远无法，像我们本来应该可以的那样相互亲近。虽然当时我们都聊着，你对他人的无法信任，我却无法告诉你，其实我也一样有这种感觉，尤其关于你。我很爱你，你越是来接近我，我就越难跟你保持距离，要对你隐瞒那些我不想给你知道的事，也就越痛苦。”——Andrea写给艾莉丝‧孟若的信件，1992年，刊于《多伦多星报》，2024年。读到Andrea的信，开头毫不保留流露她对母亲的仰慕，会忍不住心痛，因为要跟母亲说什么，本来就很困难。我对媒体报导的字眼总有保留，惟有看到那一小段公开贴出来的信件开头。不禁又想，有些内心的感觉，是新闻报导追求确定效果的策略，接近不了的。似乎读到不只一份报导写，在这之后，重读艾莉丝‧孟若的小说，将不得不震惊于意义永远转变了，破坏不可修复。这要从《公开的秘密》（Open Secret，1994年出版）开始，里面有一篇小说〈破坏者〉（Vandals），原刊1993年《纽约客》，前一年Andrea写信向母亲坦承自己10岁时被性侵。女儿告诉母亲之后的翌年小说就刊登。大家会问：艾莉丝‧孟若怎么可能还能冷静地写作？她竟然可以维护这第二个丈夫，在2005年继父被审判有罪、缓刑两年后，她只离开他几个月，之后就回到他身边，继续同住到他八十几岁去世。拿到诺贝尔奖的2013年，她已经有了失智症，凡事得依赖他。这篇〈破坏者〉，写一个年轻女孩9岁时被隔壁邻居的某个年长男人性侵，很多年后，女孩已经成年，某日接到邻居女人电话，叫她帮忙看水阀，她答应了，但她进入隔壁老夫妇的家之后，却展开报复，狠狠毁坏屋里的每一样东西。小说很少笔墨描叙性侵，很隐晦，若读快了，甚至就会忽略，似有若无。大篇幅的描叙，写老夫妇，老女人贝亚跟她男人的关系，以及邻居孩子如何在丛林里跟老男人学习看植物。小说写最多的，是女人对他的迷恋，那男人又是如何地自我中心，什么话能谈，什么话绝不多谈，她必须学会他的规则。有一次，他在泳池里一边模仿老女人动作，暗地嘲笑她笨丑，一边偷摸小女孩胯下。老女人心知肚明，却竟然妒忌小女孩，偷偷跑去女孩的家做了小破坏。似乎我们阅读小说必须克制，不把文本跟作者过度连接在一起。可是，之所以不能全然分割，是因为文学乃是情感的吐丝之物。有些作家可以把它反折变形，读来只觉得想像力奔驰，像Olga Tokarczuk，但不是每人都能如此。艾莉丝‧孟若也许是借由虚构安置了自己的生活生命，虽非交代全部。我要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因为我从她小说里，学到的，看到的女性处境，比任何一个地方要多。在安妮‧艾诺（Annie Ernaux）的《岁月流逝》（The Years）里开头有这么一句引言：“历史并不独属于个体”。对于非历史的小说而言，这句话也可以延伸成：“个人经验并不独属于自己。”在大历史框架里，女性的经验总是被忽视。因此小说里装载的既属于作家自身，却也是属于女性，那在这性别不平等处境中的创伤结晶体。即使你不是母亲，没有孩子，行为正直良好，自觉没有罪恶感，但你可能仍然在这父权价值观为主流的世界里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把艾莉丝‧孟若的书丢进垃圾桶。我想不出还会谁像她那样从这样的位置写作。1960年代，她最初写作时这么被矮化：一个会从家务事挤出时间来写小说的家庭主妇，到Andrea出世，配图照相总是三个女儿和一个母亲。她必须以“会写作的家庭主妇”这身分来亮相，没有人看重她是个作家。严重的性别偏见，可想而知。要剥夺女性作家的authority还不容易，但她还是继续写作。 “我想要藏起来，以便我可以专注投入于真正的工作，唯有在工作里，我才可能真正爱惜那个被疏离的内在自我。”（Miles City, Montana，1985年）在这篇1985年出版的小说〈蒙他拿城〉里，一个家庭主妇意识到，她那么想要专注自己的工作，然而，只要一次注意力稍微离开看别的东西，意外就可能发生。孩子的生与死，简直像靠运气来逃过一劫。她还意识到，只要有一个人死了，痛苦以后必然会使她持续不断地责怪每一个人。阅读艾莉丝‧孟若，会感觉到一种极特殊的，让人惊讶的敲击震撼感。她并不是特别在结构秩序上经营出色，甚至可说简直就是松散。但是，她记得许多细节，普通人会忘记的，不重要的东西，不管重不重要的，她都会全部记得似的，形成她小说中的特殊质地，虽然是虚构的文本，却拥有一种比时间流逝过去无从保留的现实，更加真实的感觉。她并没有把自己造成比实际的更完美或更伟大，她从来不曾说过自己是完美无瑕的女性。她的小说并不教导怎么才能正确。她写最多身而为人的感觉，毋宁是各种弱点与缺点。也因为如此，各种细节，人际的、母亲照料孩子的、家庭的，穷人的、负债的、逃离长女负担诸如此类……竟然能在跨境翻译之后有这么惊人的相似与普遍性。亚洲区域里的工人家庭，或者中下层家庭的问题，好像也是这样，但我们从小在教育中接受的儒家思想、尊老爱幼的价值观，主张和谐美好，以及读到的经典现代文学家，多数来自贵族或书香世家。却很难让自己辨识出，自己生命经验中的卑微低俗，如何可能叙述，仿佛这不值得写似的。一直到失智之前，像她这样记忆力与心思细腻繁琐，无法想像罪恶感怎么承担。 1993年刊出的〈破坏者〉，写到贝亚的欲望，贝亚讨厌男朋友的正常、道德、急于合乎主流的社交欲望，偶然认识了某个相反的男人，就特意在衣服里穿着真丝内衣开车去找他： “她知道这是一种退化，又很讨人厌——她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寻一种可以容纳自己的疯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疯狂之中，那么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男人们可能会有那种很普通、很平常的疯狂，比如对某支球队的热爱。但这可能还不够，不够强大——这种不够强大的疯狂只能让女人发脾气、不满足。” 是什么东西吸引贝亚呢？她去找他时，他在挖泥土种植。 “对贝亚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眼前这一幕——看着一个男人挥霍体力工作，无视自己的存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她热血沸腾的了。拉德纳工作做得很好，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的赘肉，没有过剩的精力，当然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对白。” 情欲像是从一种受不了的正常、守秩但枯燥无味的日常重复性网罗里，逃走的路径。“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原因早已经潜隐在制度语言里。我们被训练成，在那围绕着性，世界就像甜甜圈般构成的秩序密码里，我们接受各种以优秀男性为主的价值观。即使某些特质，对女性本身无益。虽然如此，小说读来，并不能否定，这里面有时间沉积下来的关系，他们俩人（贝亚和那男人）都老了，她写，“夜晚在床上躺靠在一起，胳膊贴胳膊”。有些毁坏是不能修复的，如同小说里，当她（贝亚）为了泄愤她竟然偷溜到被侵犯女孩的家，破坏女孩的家时，也破坏女孩的逝世母亲留下来的纪念物，一对耳环只剩下一个，关系永远破坏了。在Andrea一岁时，1967年，艾莉丝‧孟若出版了《影子舞蹈》，以及小女儿12岁时，1978年出版的《你以为你是谁》，结构严谨，行文绵密，段落与段落之间有所控制、节制完成的形式优美。接着，2001年的《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出版前，艾莉丝‧孟若已经知道这事了，可能她安适于Andrea不再追诉的安全感，全书竟然没见一点心理阴影。然而，在2009年出版的《幸福过了头》，却写得很松散，我这里并不是说，松散的写作方式，就比不上结构严密的书写，不，当然不是。《幸福过了头》第一篇小说〈多维的世界〉，耐心读了几页后，就感觉有巨大的沉重感压过来。事件已经发生过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多维的世界〉写一个遭到家暴的女工，每个孩子都被丈夫杀死了，他之所以杀死孩子，是为了惩罚妻子去找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好让她后悔。妻子回家，发现每个孩子死了，终于报警。之后，她依旧去探监，每次探望丈夫时的那些描叙，仿佛囚犯也是她。她去探望的囚犯就是她自己。小说中这个囚犯谈到一个多维世界，如果世界是多维的，那么死去的孩子，也可能都还在另一个空间里活着，有时候他们还会相互碰到。或许她透过这样的想像在寻找某种解脱的办法，虽然听起来不正常，但对于这个世界，正常是什么意思呢？她反问我们。 “我不是在谈什么‘原谅’，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桑兹太太说，我永远不会这么说，也永远不会这么做。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样吗？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对他们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想起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2009年，她患癌时写的《幸福过了头》，这真是怵目的字眼，幸福过了头。我以为没有女性不喜欢这篇。小说以俄罗斯数学家索菲亚传记为题。她有个假注册的丈夫，共产党员，总想改革社会，但她总觉得这个人优柔寡断，没什么男人气概，所以她不爱他。索菲亚喜欢另一个，她在瑞典斯德哥摩尔城里遇见的法学与社会学者。她觉得冬天里对方的拥抱，可以带来像父亲般的安全感。可是对方只喜欢她小鸟依人，她越拥有成就与自主意识，他就对她越冷淡，终于婚事吿吹了。冬天索菲亚去德国探望老师，之后，在回去斯德哥尔摩城的途中，由于听说火车途经的哥本哈根城发生了天花传染疫病，所以她换路线，兜了大圈，穿过很冷的地区，来到天涯海角。途中她看见一个母亲，拖儿带女，很多孩子，疲倦麻木、心不在焉地做些动作来安抚孩子。她觉得妇女真可怜，根本不可能获得解放。她在车厢里遇见的某个男人，也让她不禁有点遐想，到底是不是有第三种选择呢，也许不用那么英雄气概，只要对方温柔又会尊重女性。可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幻象，像索菲亚研究的余弦光波，“波浪般一圈圈地在车窗玻璃上浮现”，永远都是旅途中的幻觉。真正要面对的生命实相，是孤独，事实上，一旦能从对男性的迷恋中解脱，就能豁然开朗。她这么聪明，看世界、人际，一下子就看到和谐甜美总是表面短暂。然而世界没有准备好接受像她这样的人，想要经历，想要为自己而活，她确实这么做了。从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她就是在那个贬抑与开放的时代夹层中，极力从拉扯女性身心的各种权力剥离，拼命反弹、反抗，最后却掉进黑洞的人。也许，她在现实中沉沦，但在写作时，却能浮上来。她的小说并没有去为父权说话。如她所言，她从来就不是女性主义者。但奇怪她那些鲜明的细节与缓慢淘写，却能让人看得清楚，女性面对的问题，女性必须脱离的幻觉，以及何以人在生命必须面对孤独与清醒。至少，她的小说，总比许多看似不杀人不见血的浪漫偶像爱情故事，带来的祸害少得多。我觉得大部分看到的浪漫爱情剧，带来的脑残与对男女两性心灵约束的洗脑，更加可怕得多。我觉得这件事，确实把女性文学读者，或者至少是对女性议题的关心者，放在一个尖锐刀刃般难以有满意答案的地方。我还是会继续阅读她的小说，却又不是只是把她当成理解女性处境的工具。我也觉得，Andrea不用原谅她母亲。她已经很长时间，一直崇拜着优秀的母亲，但等到2004年，从媒体报导里读到艾莉丝‧孟若讲的，不由得彻底失望。原谅是太难的事，情感有的就是有，没有的就没有。 Andrea已经在内心里做了自己的工作。她不必原谅他们。如同Lauren Berlant说的，性的力量强大，我们都被它“毁掉了”，“性是对一个人主权的束缚”。在亲密关系里，争吵、伤害、权力争夺，经常跟性有关。但在爱与破坏，毁掉防卫边界之后，却可能对原初与自我，我们曾经以为哪个东西就是自我，以后就有了不同的发现。相关文章：贺淑芳 / 永在的艾丽丝·门罗，亲爱的卑微人生林雪虹/门罗时光梁靖芬/今时今日读孟若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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