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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当

(新加坡13日讯)一名加拿大籍商人提供近100万元(新币,下同;约331万4700令吉)贷款,给新加坡资深媒体人蔡深江和李冠芳,设立华文教学与推广公司,他指两人管理公司不当,李冠芳疑似利用虚假协议,卷走公司4万元(约13万2588令吉)款项,商人为此发起诉讼向两人追讨全额贷款。 《联合早报》报道,起诉人是原籍中国的男子任新武,他目前持加拿大护照并在当地生活,供证时称自己经营医药品与房地产生意。 被起诉的分别是新传媒华文新闻和时事节目总编辑蔡深江,以及曾担任新传媒策略顾问、目前从事自由身工作的李冠芳。两人都坚决否认指控。 这起于昨日在新加坡高庭开审的官司,涉及一家名为鹤鸣控股有限公司(Homing Holdings)的生意,公司董事为李冠芳。鹤鸣于2017年成立,经营的生意包括华文教学和筹办文化艺术活动等。 对于3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设立鹤鸣,诉辩双方说辞有出入。根据诉方开庭陈词,蔡深江于2015年认识任新武,隔年向后者介绍李冠芳。 蔡深江告诉任新武,李冠芳是他当时所任职的新加坡报业控股的前同事,而且非常能干。李冠芳之后向任新武透露,她与蔡深江准备合作开公司,经营华文教学与补习方面的生意,并且在物色愿意拨款百万元的投资人。 辩方则反指开公司的主意来自任新武,而且是起诉人要求李冠芳离开报业控股,全职投入新公司。 任新武答应投资100万元,其中99万元(约328万1553令吉)是免息贷款,供鹤鸣充当运作资金,贷款期为3年;剩余1万元(约3万3147令吉)是他入股公司的资金。 诉方指出,任新武、蔡深江与李冠芳签署一份合作协议,说明任新武持有35%公司股份,蔡深江与李冠芳则以“投入管理与智慧产权”的形式,分别分得35%与30%股份,蔡深江的股份由李冠芳代为持有。 3年后,诉方指蔡深江与李冠芳没有按照协议偿还99万元,但蔡深江告诉任新武,他会指示公司把钱还给对方,而且提出保证,会抵押房屋来偿还这笔债务。 从2020年9月起,任新武数次发律师信向蔡深江与李冠芳追讨款项,他也向法庭申请将鹤鸣清盘并于2021年1月获得批准,鹤鸣随后交由清盘人管理。 任新武之后入禀高庭,起诉蔡深江与李冠芳违反协议,并且不当管理鹤鸣,影响了任新武的利益。他要求法庭谕令两人偿还99万元。 另外,李冠芳于2020年9月与Goldciti公司的代表陈辉明(译音)签署协议,鹤鸣同意支付4万元(约13万2588令吉),作为雇用Goldciti提供咨询服务的一半付款。 诉方指这其实是一项虚假交易,因为双方之间没有实质生意往来,李冠芳这么做是为了卷走属于鹤鸣的款项。 为此,鹤鸣清盘人也入禀法院,向Goldciti追讨这笔4万元,高庭决定将涉及Goldciti的案件,连同任新武的诉讼一起审理。 陈辉明是会计师,早前因协助中国富商在新加坡购买有地住宅,过程中提交虚假的法定声明给建屋发展局,以及误导律师帮他处理转让书等,被判入狱2年3个月又3个星期和罚款。 控方针对刑罚提出上诉,高庭于11月8日判陈辉明坐牢多2年。陈辉明以有民事诉讼缠身,要求展期至明年1月才入狱服刑。 在加入新传媒之前,蔡深江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属下华文媒体集团服务约18年,包括出任已停刊的《联合晚报》总编辑。他于2017年9月离职,2018年加入新传媒,担任华文新闻和时事节目总编辑。 李冠芳同样在报业控股任职约18年,她于2017年5月离职前是《联合早报》助理副总裁(新兴业务)。 案件明日续审。 辩方:疫情影响收入下跌 任新武仍坚持公司还钱 辩方称,因受冠病疫情影响,公司收入显著下跌,任新武对此不高兴,开始追讨他所投资的99万元,双方关系变得“非常困难”。 辩方律师萨利姆(Salem Ibrahim)在开庭陈词中指出,任新武明知道鹤鸣有财务问题,仍坚持公司还钱给他。 为了保护公司利益,李冠芳征询律师意见后决定,不应在公司仍有其他债务的情况下,先偿还99万元给任新武。 然而,任新武不断对李冠芳和蔡深江施压,要求他们赶紧还债。辩方解释,在接到律师信后,李冠芳决定征询专人意见,才决定找Goldciti提供会计与财务咨询。 辩方也指出,在追债的过程中,任新武曾指示律师在李冠芳住家门口张贴律师信,这对李冠芳造成极大压力与羞辱。李冠芳事后向律师公会投诉有关律师,后者因此接到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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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国家总稽查师报告,都揭露了某些政府部门和机构钱财管理不当的弊端。   这些漏洞每年都在各部门中轮流上演,无可否认,每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案和各部门提出的各项发展和惠民政策,其实都经过许多相关部门主管与专才的讨论,绝对不是海市蜃楼,而是政策的执行和思维。   以人力资源培训为例,教育部推出国家教育大蓝图,强调了我国的教育理念,从传统的单向指导改为教师提供基础理论和概念,着重让学生通过各项活动自行收集更多资料、推理、实践和实验,并得到结论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意。   这完全符合现实生活中人类追求好,还要更好和平衡生活的目标。可惜真正执行时,相关部门没有良好的机制进行宣导,只提供了大量的培训予教职人员,家长却无法完全了解这项改变,教育界依旧以学术成绩来评定一所学校的名气,许多郊区或小型学校的硬体设备,也无法获及时更新以配合新教育理念,以致无法达到塑造新一代学生的创意思维及整合各个科目技能的目标。   其实,政府可以和民间团体及媒体合作,采用不同语言进行宣导,和家长更深入地交流,而不是一味依赖单一管道或方式。   笔者担任临教时,在学校储藏室“发掘”了许多被弃置的教材,便与学生一起清理及使用在课堂上,让学生更有兴趣地听课,也激发他们寻根究底的精神,不但让学生在这一科目取得良好成绩,也激起了数位学生和优秀班学生争长短的精神和勇气。   一些所谓的名校或受重点关注的学校已拥有良好的硬软体设备,依旧每年获得大量拨款或社会人士的资助,造成资源分配受到严重扭曲,这不仅让学校、教师和学生之间产生更大的鸿沟,也造成整个社会出现两极化的现象,且随时有转为阶级对抗的危机。   因此,政府在资源重新分配上,不能再以种族区分,强化各地政府部门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应以城郊和区域需求来制定资源分配。   此外,维护华教的全国和区域组织也需改弦易辙,如何善用各校募集的捐款,协助相对较弱势的华小独、中和国民型中学,以取得更大的发展;如何协助各校获得相对平等的资源,落实真正共享资源和进步的理念,才能真正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强化马来西亚在当下环境和未来的竞争力。   更多报道,请留意星洲日报、星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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