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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蜻蜓

3月前
今年的北京书博会落在6月19至23日,马来西亚馆的规模是以往的5倍大。 教育部通过旗下马来西亚国家书籍理事会(MBKM),带领了25家本地出版社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作为世界第二大图书版权交易展,北京书博会还包括绘本展、插画展和世界礼物市集,是出版业的一大盛事。红蜻蜓出版社于2009年便是通过北京书博会将书籍版权售入中国市场。 今年的北京书博会落在6月19至23日,马来西亚馆的规模是以往的5倍大,馆内提供免费咖啡和马来西亚特色零食,吸引了大量中国出版单位前来参观和交流。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为马来西亚馆主持开幕典礼,并展示了由书籍理事会精选的50本三语优秀图书,旨在向外推广马来西亚的文化与文学。 彩虹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傅瑞贤博士表示,今年计划比往年引进更多版权。嘉阳悦读天地出版社总编辑何丽婷,也在书展期间结识了许多行业新朋友,并在洽谈引进细节。红蜻蜓出版社与彩虹出版集团齐在青岛出版集团展台举办了合作协议签署会,与青岛开启了新的合作项目。 200本大马图书,让中国逾千大学采购 书展前,书籍理事会与同是教育部旗下的城市书苑(Perbadanan Kota Buku)合作举办了一场免费的版权交易训练营,指导出版社代表学习版权交易的技巧和注意事项。另外,北京书博会主办方──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还为城市书苑提供了图书馆采购区的展示柜,以展示200本经筛选的马来西亚图书,让中国超过1000间大学采购。 此外,在副部长黄家和的见证下,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与城市书苑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吉隆坡设立中国-东盟版权贸易服务平台的海外工作室。此合作将为本地出版社带来版权展示、宣传与贸易的机会。 相关文章: 林嘉燕 / ”积极“惹的祸 刘丽欣 / 少年也会孤独死
3月前
一段时间不曾整理自己的书柜,架上的书本东倒西歪,或直立,或平躺,决定腾出一个周末的时间整理书柜。这是本科毕业之后,属于书柜的第一个“大扫除”,我逐一取下书本,将其划分为“课堂用书”及“课外读物”,进一步按学科、性质与体裁分类。由于书柜容量不大,我事先买了两个透明收纳箱,把自己不常用的书本装箱。搬搬抬抬数趟,我偶然在书柜最深处,发现了一整排白色封面的红蜻蜓少儿小说,随即抽取一本小说翻阅,在小虎队的歌声里,化身为红蜻蜓,低空飞过短暂的少年生涯。 红蜻蜓少儿小说是我高小至初中时期的收藏品,我和它的相遇始于小学图书馆。小学时期,教育部落实阅读计划,为了响应这个计划,班主任每个星期必然抽一节课带领全班到图书馆借书,这节课被我们称为“图书馆节”。班主任规定每人借3本三语故事书,而后完成阅读报告(NILAM),一个星期后到图书馆还书,再借另一批三语故事书,周而复始。往后到图书馆借书,我必然将华语故事书的配额预留给红蜻蜓小说,书脊上的红蜻蜓似为我而停驻。我在同学的大力推荐下开始阅读红蜻蜓少儿小说,一读便深深着迷。此后,每个星期的图书馆节,我都会把一只红蜻蜓带回家,收在书包里。书脊印有指甲片大小的红蜻蜓标志,填满了我本是无趣且漫长的周末小时光。 用全副身家买下“图书馆” 其实,小学图书馆的规模不大,藏书不多,加上每名学生的借阅数量相当有限,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量。每逢学校长假,我向图书馆借的小说早已阅毕,令我倍感枯燥。为了解决书荒的困扰,我总是在学校放假的第一天求妈妈带我到书局买小说。当时家里经济较为拮据,没有多余的金额让我买课外读物。我带上过年及生日收到的红包钱,走到“少年小说”的陈列架,在一片白茫茫的书海里挑书。妈妈打量着我选的小说,看了一眼标价,殊不知那时候的小说平均一本只卖18至20令吉。手抱几本红蜻蜓小说,我开心地到柜台付款。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拆开包装,用包书纸将小说包好,然后悠哉地躺在沙发上阅读。即使红包钱的数量日愈减少,但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富足,因为书架上的小说渐渐多了起来。 阖上少儿小说,红蜻蜓读物在我的成长岁月里犹如蜻蜓点水,它浅浅地飞过我的童年,静静地躺在岁月的长河,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时隔多年,红蜻蜓小说里的角色与情节,已经演变为记忆里的符号,遗留于白皮封面。放眼望向一整排的少儿小说,我回想了瓶子里的两条鱼,记起10月妈妈写给他的信,联想起发光虫、毒箭蛙、六六频道、杂货店的女儿……我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红蜻蜓少儿小说拿下,仔细检查书况,不禁感叹。唉,部分少儿小说的书页已经泛黄,好在我有包书的习惯,小说的本体不至于残破。 回想起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堂论语课,老师在黑板上列了不同的物品,给予每人1000令吉的假筹码让大家竞标自己想要的物件。当时,我用了全副身家买下“一座图书馆”。或许是为了填补小时候的自卑与欲求不满,我陆陆续续把小时候读过的书买回家。升上高中后,妈妈曾经劝我把这些小说送给慈善机构。明知这些小说已经失去用途,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十分不舍。最后,我决定把红蜻蜓少儿小说塞进书柜的最深处,禁锢了为我上色的红蜻蜓。 大约十几岁时,少儿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许友彬小说书页上的文字接连影视化,故事顿时活了起来。第一次感受视觉与文字的冲击,我赶紧翻出书柜最深处的红蜻蜓小说,一边看电视,一边对照小说情节。我从未想过,手上的红蜻蜓能飞入电视荧幕,打开了我的眼界,为我的未来埋下许多伏笔,至于实习期间误打误撞进了当初改编少儿小说的影视制作公司,则是红蜻蜓给我捎来的后话了。 研究机缘巧合之下,我再度捡起了少儿小说。适逢书柜大扫除,我把红蜻蜓少儿小说,连同马华文学、影视文学相关书目移向随手可取的地方。如今,我的书柜列起一本又一本的少儿小说,还原了一段纯净的岁月,却给我捎来另一波考验。“研究生”身分是我迈向另一阶段的重大考验。念了一年的研究所,每天硬啃读不完的书,日日打开电脑,分析自己下载的文献,觉得研究这条路困难重重。当我萌生放弃的念头,抬眼一看架上的红蜻蜓小说,仿佛看见了自己一度挥别的年岁。想罢,我应该为自己的初衷而坚持。打开崭新的电脑文档,我的脑袋与电脑屏幕显示的文档一样,一片空白。不知道红蜻蜓又要带我飞向哪里?是我的小学时光吗?抑或带我横跨人生的里程碑?我要跟进红蜻蜓,飞呀、飞呀……飞过绵延的山峦。
5月前
9月前
你还有印象2023年马来西亚出版了哪些中文书?出版业又是什么样的境况?想一叶知秋,读这篇就对了! 挥别了疫情的阴霾后,2023年总算恢复了过往旧有的秩序。纵览今年度马来西亚华语出版的状况,目前可推估已恢复至正常的水平。不过,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的最新统计数字,本地的出版数量呈现下滑的趋势:从2019年的18,566种至2021年的13,655种,短短的两年期间,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至于是否因疫情所致,还是电子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这有待进一步的探析。而华语出版一直都是少数,即使国内的出版总量锐减,也仍旧维持一定的数量。 在与编辑共同协力的统计下,2023年马来西亚的华语出版共计有约莫130种,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再版,以及修订版。如果将其扣除的话,或减至100种。此外,按照出版内容划分文学类与非文学类,前者占七成,后者占三成。 可喜的是,今年度的出版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本土,占了约莫六成。除了市场上常见的本地华语出版社,个人以及社团、组织的出版占据了不少的比例。或许,这也将改变整体马来西亚华语出版市场的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有人出版社成立的20周年。据社长曾翎龙〈有人翻页见中年〉一文中,声称该出版社的书籍至今出版已接近200种。我相信,作为本地最具品牌辨识度的华文文学出版社,已为本地出版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另外,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推出的“枫林文丛第二辑”,共计有15本马华文学作品,这无疑是文学出版的另一大创举。借以期许本地的文学出版能够持续蓬勃发展下去。 接下来,我们以重点回顾2023年的马华出版,分别就以下4个出版的现象讨论: ❶大历史叙事:五一三、殖民史、马共 本年度最令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文学作品,莫过于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以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从3位不同世代的女性视角及位置,讲述事件带来的创伤如何影响跨世代的家庭。小说家花了长达八九年的时间检索历史文件、采访受难者家属,企图借由小说还原现场、挖掘出那些长期被国家压制的声音、内在经验与情感。角川平方出版的《细水长流》则收录20对银发族的爱情故事中,其中梁景坤与吴玉群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即是发生在五一三事件的背景下。 继《野猪渡河》之后,张贵兴再推出长篇小说《鳄眼晨曦》,延续了其一贯的生态书写,讲述在英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下的婆罗洲故事。镜头转回西马,陈政欣《武吉演义》则是讲述紧急状态期间发生在大山脚这一城镇下的故事。两本长篇小说的时间线虽未有重叠之处,但小说家都尝试让历史在小说空间中得以重新思考。 另一大的历史叙事,则是马共和雨林的叙事。海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设定于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前夕,讲述马共部队在解散之后的归属问题,以及过往穿梭在雨林之中的种种回忆。 此外,黄锦树与张锦忠也一同编选了《夕阳之歌:马共小说选》,汇集了各别涉及马共叙事的短篇小说,当然也包括海凡的作品。两本作品或可对读,辅以何启才《休戚与共——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史论集》,从中辨别出拥有亲身经历的海凡,如何有别于其他创作者的叙事。 ❷公民、地方与认同:非文学类作品的核心课题 在大历史叙事之后与背后,往往涉及的是有关公民与地方的认同议题,而这恰是非文学类作品一直以来的核心课题。由大将出版社企划邀请黄国富主编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即是为了让也是选民的读者,认识我国的政治与多元文化,进一步思考公共议题及公民的义务与责任。 紧接在后,柯嘉逊的回忆录《马来西亚人的困境》则是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的理想,当然也包括了困境。恰巧书名与马哈迪《马来人的困境》一书形成对话,得以直面当代社会的公民挑战。 然而,身分认同是复杂的,吴佳翰《谁是“沙巴之子”?: Sino与土著地位的距离》提供另一种的思考切面,即“Sino”,如何不同于我们一般认知的“沙巴原住民”或“沙巴土著”,借以重新认识这一族群及其社会地位。 离开这些抽象的概念,今年度非常值得关注的两本摄影文集,即陈弈龙《岁月吼声》和苏添益《大自然大智慧》,分别以镜头纪录下马来西亚的大自然,以及街头运动。这些都是实践公民义务的另一种形式,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画面。另一方面,Jeanne Cuisinier《我眼中的马来亚》以及萧永龙《南洋书话》能为这土地上的公民,提供不同向度的文化考察与认识。 ❸情欲、性别与认同:光谱下不同的声音与故事 今年的5月、6月,Aesop在新加坡举办女性图书馆之后,搬师来马,分别在吉隆坡与槟城举办女性图书馆。这项活动旨在促进女性的力量和团结,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其中入选的马华女性作家及作品包括黎紫书《流俗地》、梁金群《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随笔》、梁靖芬《水颤》与《野风波》、马尼尼为《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谢潇薇《日。尝》以及祝快乐《祝快乐掟日子》。 在文学类作品中,除了富有女性视角,其实也有探索情欲及认同的作品。蔡晓玲的第一部作品集《洞》,以女性视角出发,标榜“三十岁后独居的女子”为其文字定调,相较于此,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则是走往个人情欲与认同的探索之路,并弥合现实与理想中的自我。 此外,翁弦尉的小说集《那里》以及诗集《锅牛起义》,也都分别为马来西亚同志文学掀开新的一页。前者以小说叙事为读者铺展出马来西亚性少数的不同面貌;后者是经由诗意的句式,重新组织、表达,那些置身在群体中难以被听见的声音和故事。   ❹青少年出版的变革:红蜻蜓“小说房”、绘本征选、《读一点》 在青少年读物的出版上,今年度也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改变,其中以红蜻蜓出版社为主角。一直以来,该社是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致力于出版儿童文学、青少年成长小说。不过,今年红蜻蜓出版社开启了“小说房”系列——以可能踩线的情节、可能被带偏的价值观,推出第一部作品:马土土《仇丝》。这引发了许多读者(尤其是家长)在网络上的一阵热议,泛指18禁的内容以及非正规的汉语使用,不符该出版社的形象。 此外,红蜻蜓出版社在过去也主办红蜻蜓少年小说双年奖,挖掘创作新秀。然而,该奖项已于2020年在疫情中停止举办;从2022年开始,出版社举办李子平绘本创作奖的征选,今年为第二届。这或许变相说明了青少年出版上的重要改变,而且是紧跟着市场的脉动。去年,在华语圈爆红的马来儿童绘本作家凯鲁(Mohd Khairul Azman Ismail)曾在受访时表示,越来越多家长能够接受“图多字少”表现方式。 另一边厢,创刊30周年的中学生读物《学海》则宣告完成阶段性任务,将于2024年3月休刊,或改以季刊的形式发行。然而,在相当接近的时间点上,红蜻蜓出版社则创刊《读一点》,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内容,企图为已凋零的文学杂志、刊物,开出一片新的天地。 基于能力及篇幅有限,笔者实际上未能面面俱到讨论完所有的作品。综观2023年马华出版的状况,本地的出版紧贴合着社会脉动,让外在经验与内在情感化为文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阅读、理解以及认识与交流,促进更美好的社会发展。 兹附上马来西亚华文著作在本地与海外各类书籍奖项中的获奖与入围名单: 【2023年马来西亚图书奖】 ●最佳书籍封面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华文书籍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寂寞公路》(红蜻蜓出版社) ·《海龟先生来救助!》(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出版社) ·《多元一体的华人宗教与文化 : 苏庆华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来学华语》(马来西亚马六甲科技大学出版) ·《小小的许友彬在小小的时光中》(红蜻蜓出版社) 【2023年马华作家荣获海外文学出版奖项】 ·张贵兴:2023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年金典奖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4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首奖)·黎紫书《流俗地》: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 ·黎紫书《流俗地》:第四届山花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贺淑芳《蜕》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入围) 【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微型小说的生命力 【读家说书】叶福炎 / 你也中了殖民遗绪的圈套吗? 【读家回顾】叶福炎 / 整裝待发:2022年马华出版的回顾、观察与分析
10月前
2年前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