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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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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防范跳槽者理应多管齐下,例如罢免法和反跳槽可以同步推动,并且跟其他防止政治贿赂和限制行政权的法案相呼应, 斩断政治青蛙的出路,提高跳槽后的政治成本,并逐步改善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 民意代表的选后青蛙跳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政治文化的歪风之一,目前朝野多个政党及非政府组织热烈研议防治跳槽的各种方程式,惟,对于跳槽青蛙的定义却不明确,因此,对于到底谁才属于“青蛙”需要进一步地阐明。 某种程度上,在强调集体决策和集体负责的议会内阁制的型塑,以及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造成的两极化现象所使,不从党意一般被理解为跳槽行为,议员就必须接受防治跳槽的相关法律对付。可问题在于,就政策立场判定民意代表是否为青蛙,其结果可能会变相政党为了达到目的,使用党意强制民代就范,不惜罔顾特定选区或选民的意见以满足政党需求,进而导致民代不敢为选区发声,民众的政治效能感将会下滑,政治参与度受到牵连而降低,长期下来,选民出门投票的意愿可能会拉低,选举就变成政治精英及狂热支持者的专属游戏,国家方向越走越歪。 显然地,广义上的认定无法控制政治青蛙,反而会激化政治冲突引起更多社会危机,为此,我们必须从狭隘和技术性的角度解套。狭义上,民意代表是否为政治青蛙取决于提名参选时所采用的竞选标志,若民代在胜选以后转投阵营或政党则断定为跳槽行为,随后的法令就有足够的空间予以对付。 因为受制于竞选标志,个别议员或政党不敢任意转换阵营,“换位”的直接结果就是交出选区,还政于民。举例来说,2018年使用国阵标志参选的砂国阵—土保党、人联党、民进党和砂人民党,在国阵丢失政权后退盟并组织砂盟,4个前国阵成员党需悬空18个国会议席另行补选,转由选民投选适当的候选人。又如2020年喜来登行动曝光后,慕尤丁以党主席之名率领土团党离开希盟,因为2018年大选期间希盟议决统一使用公正党标志,因慕尤丁的政党立场违反竞选标志得到的委托,土团党必须放弃所有国州议席,再行举办补选一决雌雄。而针对509后陆续转投土团党的巫统国州议员,以及阿兹敏派系的退党行为予以侍候则更加容易了。 这项定义显然是对选民有利,民众有更多能力左右政党去向,因此很多政治人物对技术性的认定三缄其口。特别是采用统一标志参选的政党联盟受到非常多的限制。在竞选标志定义政治青蛙的前提下,许多政党为了选后有更多游走空间,宁可使用各自标志参选,联盟的统一标志则不受欢迎,而选举标志太多也造成政党得票率受影响,胜选机会更因此大打折扣,所以对政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规范。 惟,竞选标志的规范却对独立人士无计可施。例如,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时,以独立人士身分胜出的砂拉越如娄国会议员孙偉瑄,选后不久即申请加入公正党,2021年初转为亲国盟的独立人士,由于他是以个人名义参选,以致竞选标志的跳槽者认定无法给予克责。 如果民意代表是因跟党意作对而失去党籍,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能归类为跳槽,因为是政党主动解除议员的党籍。可是,民代跟所属政党发生冲突之後却很难定调谁对谁错,此时,罢免选举法就派上用场,对政党裁决不满的选区选民可以发动联署向选举委员会上诉,通过罢免和补选的方式向政党表达选民的态度。 当然,罢免民意代表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政治报复延烧。例如,台湾在2020年6月成功罢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后,先后有两名直辖市议员(桃园市民进党籍的王浩宇、高雄前时代力量籍的黄捷)和两名分区立法委员(桃园市基进党籍的陈柏惟、台北市民进党籍的林昶佐)受到国民党支持者报复性罢免的牵连,蓝绿间恶性竞争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换做社会分歧严重的马来西亚,发生诸如政党动员选民发动报复性的联署罢免乃意料中事。 对于防范跳槽者理应多管齐下,例如罢免法和反跳槽可以同步推动,并且跟其他防止政治贿赂和限制行政权的法案相呼应, 斩断政治青蛙的出路,提高跳槽后的政治成本,并逐步改善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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