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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竞争

7月前
1年前
中美之间与俄美之间的外交还徘徊于停滞的状态。或许终须寻求同时与美中俄有密切联结的伙伴国或国际组织进行一些斡旋方可解开,更重要的是能避免“导火线”的引爆。 月17日至21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正在拉丁美洲的巴西、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进行访问,目的很明显是为了俄乌战争后的孤立局势寻找解决的平台,至少要在美国的“后院”找到同样理想的伙伴,共同遏止美国扩张制裁的力量。 4月16日至19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接见来自中国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落实两国元首的军事共识。李尚福在2018年被美国时任的总统特朗普以其主导购买俄罗斯武器的理由发动制裁,不过并不妨碍中国继续对李尚福委以重任,并到各国作外交性质的会谈。 4月14日至1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越南同样成为国际焦点,因为他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有同样的明显目的,在中国“近邻”寻找遏止中国的势力,而从越南到菲律宾,凡与中国有南中国海领土争议的国家都能成为美国“拉帮结派”的对象。 上述表明美、中、俄正利用外交关系巩固势力并各自“拉帮结派”,拉丁美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充满多极力量的地区也就成为了大国竞争的“香饽饽”。 冷战结束后,世界从两极化变由美国单个霸权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自由又开放的贸易体系中,各国以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促进了国家间的和平。到了今天,世界秩序又走到另一个分水岭,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的国际位置渐渐的转变,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所占的地位日渐提升,加总在一起来能超越一个大国,包括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被视为将会超越七大工业集团并且一起坐拥世界超强经济地位。 传统的经济强国对迎头赶上的国家不免有竞争压力,而更让强国尝到酸溜溜滋味的是竞争对手当中竟然包括非西方民主的国家。对美国而言,冷战时期采取的“联中制俄”奏效,但冷战后见到中俄如此亲近,自然对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崛起倍感威胁,让美国紧抓着欧洲国家不放,强加利用北约与欧盟的亲美派塑造欧美“反中”又“反俄”的形象。中国虽今非昔比,但依然强调其发展中大国的位置,此乃对外政策的思路,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都锁住为其获取国际认同的对象。 世界秩序的分水岭正再次考验国家的因应之道,不同制度及体制产生的分歧以及新旧力量交替必定存在的利益冲突都是酿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因素,而俄乌战争、东北亚局势以及台海局势都极有可能成为“导火线”。因此,美中俄三方都试图通过强化外交的方式竞争或垄断导火线的话语权。 一个国家利益包含着从官方到民间的多层次利益,所以,国家不能完全阻止官方以外的民间贸易,包括跨国企业的产业链布局;任何国家,无论民不民主,政府无权只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甚至为了政治利益而发动战争。战争可以保住国家的部分利益,但得牺牲大规模的民间利益,甚至是生命。 反观外交手段可以成为国家避险的最佳工具,无论如何交恶,国家间保持外交渠道畅通是很必要并值得鼓励的事。 但大国外交热络之际,偏偏未见中美之间与俄美之间的领导人及外交部有正式的互访及部会谈话,只在共同出席国际会议期间做过短暂会面。难怪国际评论有所谓的冷战氛围正在重现,因为中美之间与俄美之间的外交还徘徊于停滞的状态。或许终须寻求同时与美中俄有密切联结的伙伴国或国际组织进行一些斡旋方可解开,更重要的是能避免“导火线”的引爆。
2年前
国际政治现实就是“道德为政治所用”,所谓的国际秩序建构靠的是权力,并非道德,所以纵使两国竞相扮演和平主义的使者,“异口同声”的表示大国应以和平为贵,他们都只承认了现实中的关系恶化,而不愿承认彼此都是“系铃“和”解铃“的负责方,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多少次的会面都仅属权宜之计,不会实质化解两大国的权力冲突。 国际政治学界有“现实主义之父”称号的E.H.卡尔,介于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发表过《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这本著作针对盛行的理想主义做批判,并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原因。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召开之后成立国际联盟,其精神包含美国威尔逊总统用理想的国际主义推介的14点和平原则。国际联盟最终制止不了二战的爆发,世界受到德国的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和日本的军国主义的集体扩张侵略意图,严重残害人类的生命。 今天,围绕世界的诡谲氛围正在增加,此刻威胁人类的不仅仅有战争的炮弹,还有宗教极端主义和各种的主义利用民粹破坏社会自由思想,此外,人类也饱受着病毒传播和气候暖化带来的环境灾害、粮食问题带来的生存考验,总之是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正在加重各国政府的负担。按照卡尔观察二战爆发前的现象,现今也可能是一种“前兆“,而如今威胁世界的,不是法西斯和纳粹,而是大国的利益冲突。 中国与俄罗斯有了经济富强与民族复兴后,更有信心跟美国同样向世界扩张国家利益,致使美中俄上演了“三国演义“,而尤其中国使美国有感威胁更大,故美中的利益竞争不断在加码,从贸易到科技,打乱了二战以来建立的全球化秩序。 在经济和政治的国际领域里,英语仍然是通用的世界语言,这驱使用汉语系统的中国必须先融入国际才能站在国际舞台建立话语权。经济是融入英语世界“俱乐部“的最佳工具。中国首先用经济拓展国际交流,包括商贸合作、基础建设和科技创意中的经济范畴。从与东盟建立深化区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现在轮到与阿拉伯国家的“中阿峰会”。回应中国进行的全球化计划,美国采取直击中国核心利益要害的战略。由于西藏、台湾和南中国海都包含在中国主张的核心利益内,任何外交政策都不能以这三样作为交易,故这三样成为了美国用作遏制中国的重要工具,无论与中国进行和平对话或实际竞争时,美国都会在另一边着手针对相关议题的行动,比如在美台关系上大作文章,通过《台湾政策法》对台湾的军事、科技、行政之领域作强化关系的调动。 美国推动全球化及反全球化的行为,充分的诠释了现实主义所指的,利益可以改变观念和原则的理论。美国在经济实力强盛时期宣告全球化可以促进各国相互依赖,能避免战争再次爆发,但当经济呈现颓势,美国对全球化的兴趣也减弱,透过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的对华政策可以见到,美国试图在将国家利益摆脱全球化的影响,筑起了“高墙”阻断中国与美国共建和共享全球经济链的好处,而且用“中国威胁论“替其反全球化的行为自圆其说。 在世界秩序建构中,中国用的是“命运共同体”,将国家一般利益与人类的命运挂一起,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美国用的是民主原则,强化自己代表世界的正义与和平的形象,输入民主国家只要和平、不要冲突的价值。然而说穿了,国际政治现实就是“道德为政治所用”,所谓的国际秩序建构靠的是权力,并非道德,所以纵使两国竞相扮演和平主义的使者,“异口同声”的表示大国应以和平为贵,他们都只承认了现实中的关系恶化,而不愿承认彼此都是“系铃“和”解铃“的负责方,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多少次的会面都仅属权宜之计,不会实质化解两大国的权力冲突。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