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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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一切都如噩梦/何国忠

“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1949年1月8日共进晚餐时蒋介石对胡适说。“出去看看”是不说破的沟通技巧，蒋介石后来还是忍不住在私函说：“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蒋介石希望他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局势难挽，留下无用，他答应了。 1948年12月22日，傅斯年被委台湾大学校长，1949年1月13日，他托傅斯年，将其父遗稿、自己日记，以及重要私藏信件寄至台湾。1月19日，傅斯年乘军机飞台北。两天以后，傅斯年妻子去台湾，他安排妻子江冬秀同行，寄住台大校长官邸。 2月20日他写家书。三分一写牙痛，三分一说从南京到上海，弄丢行李，12天后找到，又提他将在3月9日乘船赴美。3月4日又写家书，说不热心赴美，改在4月初动身。始终放心不下，3月22日他去台湾，住7天。小儿子思杜对共产党信心满满，不愿离开北京。大儿子祖望即将去曼谷工作。4月6日他由上海启程到美国，在船上给妻子写信，说“从来不会积钱财。现在一家四口，分散四方，都是我的罪过。害你老年逃难，我心里真难受。”船到檀香山时他加一段文字，说过去18天，即使“吃安眠药也没睡好”。 4月27日抵达纽约住从前所租寓所。他拒绝官职，没有外交护照，美国领事馆原批签证12个月，在旧金山登陆时，被缩短成6个月。美国实行护照紧缩政策，妻子连续写三封信诉苦，她想和他一起，却办不成签证。他寻思妻子若来，英文不通，如何分身照顾？另外，花费也负荷不了。1949年5月22日给赵元任信说：“我如何能叫冬秀明白此点？心境之恶劣，此亦是一个原因。” 遇事就发愁发急 5月29日写家书，说不想到大学工作。“若在从前，国家还有点面子，我们学者在外国教书并不丢人。这一年以来，就不同了。”6月12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未征得同意下，委他为外交部长，他不接受。6月24日家书说他收到电报时，也收到另一朋友电报，劝他不要即日坚辞，以免新阁下不了台。当天心脏病发，看了医生，睡半天后没事。他说遇事就发愁发急，1947年12月19、20两日“连发老病两次，也是因为政府在12月16夜提议要我改行，要我再去做大使”。这封信再提不想久居美国：“有五六个大学请我教书，我都没有接受。我的护照是10月20的期限，我也没有去办展限事。” 祖望和女友曾淑昭10月在曼谷结婚，妻子决定投靠儿子，只住2个星期，婆媳不和。1950年2月11日，祖望发电报，说“妈妈事事干预，实难相处。很想送到你处，或送到香港，或送到台湾。急待回电。” 他又气又急。同日给妻子信说已告诉祖望：“从我的三千元支票里，拨乙千元给妈妈，使她可以离开你家，暂时分住，等我接她来。”妻子说每月开支要四五百美金，他劝妻子不要租太贵房子。他带来存款总数1万8千元，自己花费不计，“留给淑昭三千元，寄台湾给你两千元，还了祖望七百五十元。这就近六千元了。我在这九个月里，没有教书，没有外出讲演，只收了几百元的讲演费。所以我此时存钱不多，只能先寄五百元给你。” 1950年1月14日，美国宣布撤退中共区域内的一切领馆人员以后，他“才敢悬断，美国在最近一年或一年半以内，大概不会承认中共政权。”1950年4月3日写信给沈君怡，说之前排斥久留念想，是“虑美政府也许承认中共的政权，那时我如何能住下去？” 1950年4月20日给妻子写信，说她赴美签证问题解决。此时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当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两年聘约，1950年5月上任。一切安排妥当，妻子5月10日飞香港，5月30日飞旧金山，6月9日抵达纽约。 1950年10月2日，他致信赵元任说不必寄原版《四部丛刊》，寓所空间有限，也无整理人手。妻子对书架不感兴趣，不会帮忙。没有多余钱，家务事要亲力亲为。赵元任知他家庭状况，他倾诉苦楚：“小小apartment若要弄干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ashtray”。 “纫秋兰以为佩，仰浮云而永叹”。他集楚辞句遣怀。前一句来自〈离骚〉，后一句出自〈九辩〉。秋兰比喻美好品德，意思易解：不曾忘记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却只能仰望浮云在天长声叹气。1951年3月29日，他给杨步伟信说过去两年，“一切都如噩梦”。

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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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回不去了，先生/何国忠

“云霄回鹤梦，泉石伴人间。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诗是石涛配画之作。群鹤归巢，梦影回荡。泉水山石相伴，悠然度过尘世岁月。不曾觉察天地已然老去，只知天外青山苍翠如初。满人在石涛两岁时入主中原，他是明室后代，崇祯自杀后，其父靖王在混乱时局中参与皇位争夺被杀，他被贴身太监相救，削发出家保命。身分让他命运多舛，皇族血统注定浮荡处境。他一生贫困，以字画为生，以字画找到精神寄托。胡适在1949年3月7日日记说他为吕平得题《石涛画册》时突有感触。“石涛自题云：‘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可见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石涛此诗意境幽清高远，提“遗民”，胡适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垒块，想的是石涛其人而非其诗。 1947年11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写信给胡适，说访美时，不少人问胡适近况，他们不满“中国的政府竟令兄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之受冤类此者亦多矣。” 1922年胡适任北大教务长时，王世杰是法律系主任。二人同年，谈得来，蒋介石常借王世杰传话。国民党军队前线节节败退，民心转向共产党，美国政府信心渐失，蒋介石担心影响援助，希望胡适帮忙暂撑门面。他不只在国内学界地位崇高，在美国政界与舆论界也深受尊重。蒋介石要他入阁的决心没变，1947年3月甚至要他参加总统竞选。1947年12月12日，他到南京，蒋介石透过王世杰，希望他出任大使。日记写当天谈话：“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10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 二战担任大使时满腹委屈的阴影犹在，他不愿重做冯妇。12月16日，蒋介石安排饭局，日记说：“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饭局结束，他找王世杰，重复旧说。怕不清楚，第二天再写信，提接任北大校长1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也对不起自己：“我今年57岁了，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夹在学生和政府中间苦不堪言傅斯年支持不当官决定。1947年2月4日他致信说虽然和中共势不两立，但是在野才是良策。入政府就无法奋斗了。“国民政府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后来信件中他一再提醒胡适：“先生一走，北大即垮。” 1947年12月19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致信王世杰，说胡适因为大使一事，意甚焦虑。数度失眠，“北大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不问继之者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之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他说胡适从南京回到北大，“两次心脏警告，医生坚嘱静卧，现尚末出门。”王世杰没有强人所难，告知蒋介石结果。局势变化过快。1948年11月24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因币制改革失败辞职。蒋介石又想起他，派陶希圣当说客。他“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此时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已失东北。他要陶希圣转达：“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国民党劣迹他何尝不知，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反复强调在共产党铁幕底下，没有民主，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二战以后，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他明星光环变小。邓广铭在〈我与胡适〉说20年代及之前日子，“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30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 学潮此起彼落，被捕学生与日俱增。学生无心上课，教授无心教书。国民政府对示威学生不手软，他一边营救被捕学生和政府周旋，一边力劝学生专心向学。夹在中间苦不堪言。1948年2月患病学生邓特被捕，他被批评“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约吃饭，希望他到美国以正朝野视听。他答应，却不接受总统府资政名义和俸禄。大势已去，无望做大事，但是在野独立，和国民党保持距离底线必须坚持。 1949年4月6日，他从上海登船到美国。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一去不复返，留下来的朋友因为随后而来的政治风暴饱受折磨，他则带着中华民国身分遗憾步入飘零晚年。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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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老泪纵横/何国忠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这是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内容说在长江边种桑，指望三年后采叶。眼看枝条日渐茂密，滔滔江水忽来，江岸崩溃。树叶被摧折，根株漂浮大海。无叶可食，春蚕如何吐丝，无丝织布，寒衣何来？应将桑树种于高原，如今懊恼无用。叶嘉莹赏析此诗提鬼谷子河边树典故。赶车的人经过河边路，信手折枝，随后狂风大浪把树根冲毁。“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非也，是“所居然也”。松树和柏树山上高长，扎根牢固，人不砍伐，非天地恩惠，一样是“所居然也”。陶渊明化用典故，他要维护晋室，可是没有力量。晋室无救，自作自受，后悔已晚。胡适在1949年1月2日日记抄此诗，没置评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似是阳历前夕，先生和傅斯年在南京度岁。相对凄然。”二人喝酒，背诵此诗。“忽值山河改”是心情写照，“两人都掉泪了”。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北平四郊。12月13日蒋介石派陈雪屏催促胡适南下。他不同意：“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了？”他筹备北大五十校庆大会和《水经注》版本展览，又忙着撰写纪念文章。有人建议北大南迁，他说“我做的是北京大学的校长，离开北平还能叫北京大学校长？” 蒋介石14日两次打电报，说时间紧迫，胡适作了决定。他给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便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已装好的一百多箱书无法带走，他拿着小提包和妻子出门，包内有几册他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以及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教育部长朱家骅从南京来电，说陈寅恪全家同行，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家找到他。在〈我与胡适〉中，邓广铭说陈寅恪提到他11月接获通知，但他不坐国民党飞机，“现在跟着胡先生走，心安理得。” 邓广铭说胡适不是因为名列战犯名单上才离开。当时传言甚盛，说共产觉要他做北平图书馆长，不过胡适怀疑：“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比起共产党，他更信蒋介石。就如陈垣给他公开信所言，他认为“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 1948年12月15日晚6时半，专机降落南京，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国民党争取到25位学者，除了胡适和陈寅恪，还有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中研院，遥祝北大五十校庆。“胡适讲话时，泣不成声”，耿云志《胡适年谱》引第二天《大公报》新闻，胡适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回国后最伤心的事胡颂平根据邵玉铭在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看到一段记载，说胡适在12月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老泪纵横”，后悔抗日胜利后，花太多时间在自己兴趣的学术活动，未在思想战场努力，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如果还有任何事他能做而能挽救中国，他一定去做。” 邵玉铭没有提供确切时日。那一天也是12月17日，外交档案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格里德（JeromeB.Grieder）在《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有详细叙述。司徒雷登说国民政府致命伤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无能为力的。”我收藏的是1989年江苏出版社鲁奇译本。对了原文，鲁奇将Tears came to his eyes译成“他的眼里噙着泪水”，邵玉铭用“老泪纵横”更有悲意，当天是胡适57岁生日。胡适何尝不知民心大变。1948年10月28日日记他提见蒋介石。除了批评“经济财政改革草案，实有大错误”，还说“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1946年胡适任校长，本想凭个人威望将北大引领为国际一流大学。局势不稳，一切空谈。他不仅为北大，也为整个国家难过。在南京时，胡颂平前往探望，工人在壁炉上添煤，谈起房子和煤，他难掩自责心情：“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胡颂平不知如何回应，安慰说“先生如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还是可以救国的。”他感叹一句：“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气氛凝固，胡颂平一下子“喘不出气来。”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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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九年不见她了/何国忠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到米粮库4号找文学院长胡适，发现心乱如麻的人不只他一位。校长蒋梦麟在南方，多位朋友想听胡适意见，胡适认为应是局部事件，不至于扩大。他原定当日下午6时赴南京开会，正等消息。不久收到旅行社来电，说津浦通车照常，他依预定时间离开北平。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8月8日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8月11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回忆慌乱处境。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将8月11日错置为7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月28日他在南京“发一电回家，尚能通”，29日提“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8月12日他发电要妻子江冬秀“留津待电”，又说在苏州沪江中学的大儿子祖望已安全抵达南京。14日发电说她可尝试南行，他说朋友会提供资讯。8月26日胡适有完整家书，他要她安心暂住天津友人家，他会“设法随时寄钱”。 1937年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赴美，启程前两天写信给江冬秀说已经安排祖望到武汉大学读书，要她照顾好小儿子思杜。他寄600元，并说临走前会另寄一笔。他写道：“一切事，请你自己作主，我完全放心。我知道你是最能决断的。最要紧的是保重身体”。胡适在1938年2月12日家书谈起归期：“我自己也不知道，恐怕我要多住几个月，也许要住一年。”1938年12月4日心脏病发，12月14日家书提入院事，只说操劳过度，医生要他休息。他说“再静养十几天，就可以全好了”。他住院77天，1939年3月14日信中才说详情。江冬秀着急，托张慰慈发电，要胡适辞职。4月11日胡适在信中说知道此病不可儿戏，他会当心：“我此时的情形，当然不能辞职”。5月8日再提此事：“我此时没有法子可以听你的话”，不过要她放心：“睡觉我现在改早多了。医生说我心脉很好”。家书少提工作细节，但是经常报告身体状况，偶尔叙述熟悉朋友在美情形，财务困境也多次触及。1938年11月21日说他当大使50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借钱应用。”他说不怕吃苦。1939年9月21日他提住院77天费用，虽有折扣，但是住院费和医疗费总共付四千多元。他每月只有540元美金，一场病去了8个月俸金。行政院长孔祥熙汇3000美金辅助，国难时刻，他分文未取。陈光甫、李国钦两位朋友帮他最多：“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不建议妻子来美 1939年9月胡祖望到美国读书，经济压力更大。1940年3月21日家书中说他没有能力送两个儿子在美国留学，同一天他写信给思杜，希望他明白父亲心情：“我此时不能叫你来美国，因为一来我没有钱，二来我要减轻身上的累赘，使我随时可以辞职。”不过1941年9月他还是硬着头皮将思杜接来美国读书。一家人只剩江冬秀在中国。战时外交绝非寻常。1939年11月14日家书说，江冬秀不懂英语，华盛顿少中国人，无人聊天，她肯定不习惯。作为大使夫人，不能谢绝应酬，他在1941年4月10日家书再提不建议妻子来美原因。他说天天穿大礼服，吃规矩菜，说应酬话，非常难受：“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他希望她谅解：“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一个外交官的家庭生活。” “明星惨澹月参差，万窍含风各自悲。人散庙门灯火尽，却寻残梦独多时。”明亮星星黯淡无光，月亮若隐若现，万空中凄风来袭，诉说悲情。曲终人散，庙门深锁，灯火熄灭，留人孤独追寻破碎梦境，度过漫漫长夜。这是王安石的〈腊享〉。1943年1月3日日记中胡适抄下最后两句。他说过去20天，先是他生日，接着是圣诞节和新年，许多朋友拜访他，两个儿子也来了。然后大家离开。想起荆公诗，倍觉孤单。江冬秀在1937年11月搬到上海，胡适按时寄钱，又嘱朋友照顾。1939年11月16日家书说知道她收两个干女儿，替她高兴。1946年6月5日胡适乘船离开美国，7月5日上午9时抵达上海海关码头，9点半到百老汇大厦，受市政府招待。他在日记中写道：“11点，始见冬秀，9年不见她了。”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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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颇使我微笑/何国忠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加入二战。张忠栋在《胡适五论》提查尔斯．A．比尔（Charles A. Beard）分析胡适角色。比尔长期反战，不满美国被卷入战争，认为中日交涉失败，实由于胡适影响。二战爆发时，美国朝野都有共识，不涉入亚太局势。欠缺历史渊源，虽然同情中国，但是他们了解不深，关注点只限欧洲。胡适接任大使时，武汉、广州相继陷落，战力让人怀疑，蒋介石希望美国慷慨借款，美国瞻前顾后，担心血本无归。中日实力悬殊，中国以牺牲局部土地为代价，拖延时日，消耗敌人，寄望胡适增强美国对中国的认同和信心。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说胡适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他一心一意把美国带入太平洋大战，和中国同处一方。胡适在演讲中阐述日本经济虚弱本质，强调中国虽然遭遇困难，但是凭着誓死抗战的决心和士气，必然取得胜利。胡适出任大使消息传出时，日本《东南报》发文，建议日本委派在美国文学界有影响力的鹤见祐辅、口才出众的松冈洋右和前外交大臣石井菊次郎三人使美，抗衡胡适的说服力和国际地位。日本不希望中美关系加强，他们高度关注胡适演讲内容，1940年10月《日本时报》发表社论，批评胡适污蔑日本皇军，鼓动美国人民仇恨日本，意图让两国打仗。胡适鞠躬尽瘁，不放弃任何空间，包括通过他领取荣誉博士场合。他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三分之二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国民政府不少人批评胡适舍本逐末，只顾虚荣。张忠栋认为追求成效才是胡适意图：“他各处拿学位，面对各著名大学众多的毕业生发表演讲，和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同台并坐，事后并且经常是报纸上的重要新闻，这中间宣传上和外交上的意义，显然是大家所忽略的。”信手一例，1939年6月6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胡适与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及捷克前副总统班尼士同获荣誉博士，与会者2万人。胡适演讲时谈国际理想主义，《纽约时报》大肆报导。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特稿，介绍胡适生活、思想以及他对中日战争和未来世界看法，盛赞胡适是“为中国辩护的学者”。不当大使生活更多乐趣胡适正式上任大使以前，收到蒋介石电报，指示4项任务：政局变动中，如何促美助中、中立法、财政援助及禁军用品售日。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说“除第一事有时间性外，其余三项胡适在履任后都曾做了长期的努力”。虽然胡适尽力执行政府的外交指令，但是面对处境险恶的战场，国民政府没有耐心按部就班，他们对胡适过分苛求。胡适认为美国援华制日政策的形成有赖于时局的发展，急于求成于事无补，最终欲速不达。政治空间有限，他立足于做因势利导，促成渐变的工作。他希望蒋介石“苦撑待变”。勤奋办事，朴实作风让蒋介石失去耐心，认为他在美国所争有限。宋子文被派到美国后，他处处受到牵制。1940年7月12日胡适记载宋子文对他说的话：“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此后一直有谣言胡适离职新闻。什么是正事？胡适以热情和诚意冲破弱国无外交的枷锁。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里，提胡适对中美关系所作贡献，他认为胡适“很会和美国人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中国联系美国公众的一位高级人物”。使节的人格与信望，终究高于使节的官僚技能。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胡适的能力和谈吐，他毫无拘束直呼其名。和胡适一起合作募款的陈光甫在日记中说美国总统对胡适“确有好感”。胡适本是自由人，常年当教授，待人处事不违性情。1941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提起他本不拜客，不回拜客，也不请客。投入外交工作后，却得破例“受罪”。一边顶着国内政客的冷嘲热讽，一边应酬一板一眼的美国官员。心力交瘁，却不得理解。他的上司宋子文对他的排挤，他看在心里，却始终忍辱负重，大使馆工作人员没看过他发脾气。胡适在1942年9月卸任大使，告别委屈时光。 “渔父长身来，只共钓竿相识。随意转船回棹，似飞空无迹。芦花开落任浮生，长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这是宋代朱敦儒的〈好事近〉。“颇使我微笑”，1943年7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偶读此词心情。他抄下结句，意有所指，说“此句当写给我的Washington朋友们看看。”不当大使，他有更多乐趣。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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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他学会假笑/何国忠

1940年燕京大学买到一块与校园相连接土地，洪业提议用来盖10间平房，提升驻校外国学者住处。校务长司徒雷登同意，派他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向董事会申请经费。哈佛燕京学社由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1928年共同设立，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经费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遗产，洪业是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洪业1940年9月抵达美国，1941年1月离开。他顺道到母校俄亥俄卫斯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又到华盛顿探访胡适。未见胡适以前，洪业遇哈佛数学家贝尔克夫，聊天时扯上胡适。贝尔克夫说胡适当大使后学会假笑，他看过好几次，他提起胡适变化：“学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洪业怀疑胡适举止是否大变。此次航程，船停夏威夷一天。他到夏威夷大学，在校友刊里看到校长与胡适握手照片：“他的面孔实在是在假殷勤地笑，俗气得厉害。” 见面以后发现胡适依然如旧，不见俗气，松一口气。“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洪业同情胡适。不适宜的氛围，处处客套话，只希望尽快散场。所谓假笑，不是虚伪，是不自在。畅谈甚欢。胡适要洪业搬进大使馆，并说厨子可做他喜欢的菜。不过洪业选择下榻附近旅馆，有时间就往来大使馆吃饭。《洪业传》作者为陈毓贤，大部分资料由洪业提供或口述。原著英文本198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1992年台北联经出版中译本，我手头上的《洪业传》是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审定再版本。洪业二战时到美国的叙述共4页，其中写胡适部分占一页。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比邻，二人是旧识。洪业说胡适牺牲很大。有一次晚饭，胡适半途接电话，回来后蹙着眉头。“胡太太问是谁呀？”胡适说：“很讨厌，是宋子文。他要搬进来。” 江冬秀人在上海。我用笔在“胡太太”处旁打了问号。后来发现陈毓贤在〈《洪业传》出版以后〉中已纠正错误，“应是使馆别的女士接电话”，提醒她的人是胡适研究专家周质平。洪业胡适都属绅士类型洪业替胡适抱不平。“国民党政府有胡适这样的人做大使是很幸运的，但偏有小人不要胡适做大使。”洪业对陈毓贤说。又听说胡适离职后蒋介石过意不去，支付3万美金，胡适虽穷却谢绝。洪业说他“拐弯抹角问胡适这大使是怎么丢的。但他是顶聪明的人，几次都轻巧地避开话题。” 洪业英文洗练，口才很好。一次聚会中，辛克莱·路易斯的太太也在，被洪业言谈吸引，她是纽约报界红人，正筹划罗斯福总统演讲，想邀洪业同台。荣誉虽高，但是演讲骂日本人是免不了的，考虑自己快要回到被日本占领的北平，洪业建议改请胡适。他帮胡适准备10分钟讲词，演讲前胡适在镜前练习一遍，洪业“建议他裁掉两分钟，以留足够的时间让听众鼓掌。”温馨有味的一幕，在苦闷的大使生涯中甚少出现过。洪业1915年赴美留学，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1923年到燕京大学工作。担任文理科科长期间，他负责改造学校课程设置，取消预科，创办文理科研究院。他和司徒雷登配合无间，帮他将默默无闻的燕大提升至教会大学之首。司徒雷登1954年出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洪业名字只出现一次。胡适受邀写序，对洪业的付出做适当补充：“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是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老了健忘，平常来往的人，十之八九已记不得。这是杜甫句子。《杜甫传》是洪业力作。杜甫早年很多诗篇散佚，第一章写杜甫23岁前生活，洪业脱离上下文语境，以“记一不识十”为题，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缀拾零星片段和填补空白的过程。这样一点巧思，让老年和少年呼应，时光之旅多了趣味。洪业爱读杜诗，陈毓贤说他情绪激动时，杜甫诗句往往脱口而出。他小胡适两岁，都爱在旧纸堆中找情趣。知胡适提他在燕大贡献时，立即写信说自己功薄：“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瀛白、顾起潜诸君之力。《学报》之校订，几全由容希白、八媛兄妹之劳。《引得》之编纂则尤聂崇岐一人之功。”洪业做事一丝不苟。功劳该给谁就给谁，不含糊。这一点和胡适很像。二人都属绅士类型，不邀功，懂分寸，处处替朋友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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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随时可走/何国忠

1940年4月26日，江冬秀自上海写信给胡适，说有人向她道贺，胡适要回国做中研院长了。江冬秀提醒胡适：“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只脚跶（踏）到烂呢（泥）里去了。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耳朵软，存棉花”，二人知识悬殊，但是对丈夫弱点，她知道不少。信中别字不少，不过他不像年轻时一一标出，她大他一年，再多6个月足50岁，不要求了，达意就好。她所提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不管出于个人恩怨，或是争权夺利，他不止一次成为箭垛。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去世。当时只设评议会，没有后来的院士制度。评议员选出3名人选，再由总统圈定其中一人为接班人。蒋介石通过幕僚陈布雷传达，他属意顾孟余，评议员认为顾孟余分量不够，更不满被指示投票，这是对自由思想和学术正气的侮辱。陈寅恪带病表明：“来重庆就为投胡先生一票。” 即便选出胡适，最后一样徒劳无功，支持胡适的人何尝不知。同是评议员的陈西莹说，胡适最适合院长一职，但是“在美国的使命太重要，不能回来也是事实”。学人骨气还是得坚守，表态是重要过程。岳南的《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说1940年3月23日，评议会选出3名候选人，翁文灏和朱家骅同得24票，胡适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和任鸿隽各4票，顾孟余1票。蒋介石不快，他告诉行政院长孔祥熙：“他们既然要适之，就打电给他回来罢。” 6月22日，胡适回江冬秀信：“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现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那几个月日记附有剪报。其中《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0年7月18日一篇以〈适的新职位〉（New Post for Shih）为题的新闻说：“胡适博士不久将离开华府，改任中研院院长。” 他觉得自己该交待立场。1940年7月20日的日记说他“发愤”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说他即便不做大使，也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学术界标杆象征多于实质意义胡适国内外知名，作为学术界标杆，傅斯年、陈寅恪等积极推他入前三，象征多于实质意义。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给胡适信说：“举先生者之心理，盖大多数以为只是投一废票，作一个demonstration，从未料到政府要圈您也。”他弄巧成拙，内心不安，于是努力斡旋，蒋介石最后收回成命，舍胡适而圈定朱家骅。受任于败军之际，大使任务艰辛。国民党内部对胡适不满声音从没停过。胡适对身居要津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有意见。行政院长孔祥熙本来就不喜欢胡适执行工作时不给他面子，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贬低胡适能力，批评胡适“只好个人名誉事，到处领学位”。宋子文则直接涉入胡适工作，1940年6月宋子文被派到美国负责借款任务后，胡适的实权被架空。1940年8月15日日记中胡适说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被委为外交部长，继续长驻美国。胡适第二天记2人谈话。他曾告诉前外长郭泰祺：“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同样的话他转述给宋子文。胡适说宋子文表面客气，不以上司自居：“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事实并不如此。1942年5月19日胡适日记说：“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胡适说他将这些事记下来不过是“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胡适为人温和，很少发怒，日记中骂人的话少之又少。储皖峰集他的话作对子：“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胡适说上句可以改成“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他在195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语调积极，意思是“要尽责任。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似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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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过河卒子/何国忠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演讲，题目为〈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结束后到朋友家中宵夜。几人同坐沙发。他忽然站起来说身上剧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他的好朋友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要人送他回大使饭店。“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一命。”雷格曼给陈之迈的信这么说。陈之迈在〈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翻译了雷格曼的信。胡适在演讲中所提佛尔居山谷，取自美国历史学家John Fiske著作《美国革命》。胡适演讲内容生动，他运用自己对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了解，采取听众习惯的表达形式，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胡适说美国革命成功，不只因为国际形势有利美国，也因为美军在佛尔居山谷坚韧的作战精神。胡适说陷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和美军历史相似，他预测中国将完成救国任务。胡适是优秀演说家，他以浅白易懂的语言将中西处境结合。他接受蒋介石委托，1937年9月抵达美国后，到处演讲，经常熬夜备稿。1938年7月20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电报。电报先寄美国，胡适正往英国船上，船在法国暂停时，钱端升被驻法大使顾维钧嘱托呈交电报。胡适毫无心理准备，在港口和顾维钧通电话时，说电报使他“十分为难”。7月24日抵达伦敦后，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报，希望他接受任职。3天后蒋介石再发电报。胡适本想推荐施植之取代，并说自己一如以往，从旁协助。后来回念一想，“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他回电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他在日记中交待心情。一定要回到学术生活胡适排斥当官，妻子江冬秀也反对他投身污浊政界。1938年7月30日他还是特使时，写家书保证战事一完结“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决定接任大使一职时，他无奈说“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家书中又说他长住旅馆，灯光太高，所以眼睛差了一点。他说他刚配新眼镜。“头发两鬓都花白了，中间也有几茎白发了”。几天以后，他送照片给代表中国政府在美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左边题字道：“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小卒，只许拼命向前。”后来胡适重写此诗时文字小有变动：“略”改成“偶”，“已”改成“微”，“小卒”改成“卒子”，“只许”改成“只能”。同样一首诗，他寄赠给很多谈得来的朋友。江冬秀在1937年9月初从北平搬到天津，11月中旬搬到上海。丢下家人，胡适为遥遥无期的归程感到内疚。美国日子一样难挨，还好他有不少好友。雷格曼长居纽约，是著名律师，二人是康奈尔大学同学，多年交往不曾间断。胡适去世后，他发起“胡适基金金”，分设于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四方奔走募集，本人出钱出力。陈之迈又记一温馨故事。他说雷格曼将自己大女儿安．厄尔曼（Ann Ulman）所写《胡适小传》寄给他，书稿完成于1938年她17岁时。她5岁认识胡适，敬佩这位长者。胡适在1943年的一次酒会中称她是“他的第一个美国籍的传记作者”。陈之迈说她文字流畅，叙事有条理。他在1966年收到书稿，不少内容已经散失。原本书稿分四节：生平、哲学、新文化运动、参考书目。照目录看来，“书稿至少有42页，现在仅存20页，每页约100宇。”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引用雷格曼对胡适心脏病发的叙述。胡适共住院77天，不是99天，胡颂平纠正了错误。又说胡适喝的是白兰地，“原信作威士忌苏打酒误”。胡适爱喝酒。台北胡适纪念馆展有他生前随身携带的方形酒壶，里面装白兰地。他相信白兰地救过他一命。他不讳言自己曾在心脏不舒服时，喝白兰地，然后服药，1948年5月24日他写信给赵元任夫妇时说他因为心脏病，把“纸烟戒掉了”，但是不提戒酒。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监督他的护士只允许他每次喝20cc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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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我不願在海外過太舒服的日子/何国忠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这是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第二首。此诗写于1192年秋天，宋朝南迁65年，陆游在山阴，破晓时分，他步出篱门，一时怅惘，写诗遣怀。黄河滚滚东流入海，山峰高耸直入云霄，百姓在金人压迫下泪水流干，年年盼望大军北伐，年年失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召开庐山谈话会，7月16日开始，22日结束。会后胡适飞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再回北平，先是寄居教育部寓所，后大楼被袭，转住中英文化协会。胡适情绪低落，陆游的不甘他心领神会。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说南京“许多人请先生写字，他常写陆放翁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两句诗。” 胡适写信给妻子江冬秀说1937年7月12日飞九江时，想起20年前同一天，他从外国回来，在上海新旅社里发下一愿，决定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那20年中， ‘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他有些感慨，知道未来难测：“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果然，不出两个月，我就跑出去了。” 1937年9月4日，蒋介石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以非正式外交使节身分到西方。钱端升和张忠绂都是留美博士，主攻政治学，对国际事务了然于心。胡适要和南京共存亡，不想离开，中间经过许多朋友二十多天劝说，他没有改变主意，最后被傅斯年说动，胡适答应委派。决定后一刻都没耽搁，9月8日离开南京，26日抵达旧金山，当天安排对华侨演讲，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为题，要他们和祖国同在。10月1日，胡适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演说，讲题为〈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5日，飞华盛顿。12日偕驻美公使王正廷访晤美国总统罗斯福。从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9月初，胡适辗转于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地，他在1937年12月30日给江冬秀信说：“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要奔走。”当特使期间，胡适一共做102次演讲，不少演讲行程密集。他在日记中留下记录，从1938年1月24日出行，走了1万1000里，3月18日回到纽约，不足两个月时间，他共做57次演讲。胡适以北大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非正式外交使节定义含糊，胡颂平说胡适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身分作民间外交。他一面巡回演讲，一面拜会当地政要，争取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同情和支持。除了胡适经常受到不同单位邀请演讲，张忠绂和钱端升都没有特别任务。胡适在1938年1月的几则日记中说他们“谈了许久，也想不出什么活动的方式。”二人都想回国，钱端升“恨无可立功，此念使他十分难过。”胡适只能相劝，他早知“本来深知来此无事可做，无功可立，所以当时不肯来。既来了，必须耐心住下去，有事就做事，无事就留心研究”。二人最后还是离开。张忠绂1月底回国。钱端升4月离开纽约到英国，胡适送他上船。日记这么记：“今天忽飘雪，送别殊难为怀”。第二天他写信给江冬秀：“我很觉寂寞。” 张忠绂在《迷惘集》说胡适和钱端升比他早到纽约。胡适为省钱，不选公寓，只在旅馆租两个房间。他抵达时，旅馆只剩大房。胡适是长官，理应归他，却以麻烦为理由，坚持不搬离小房。张忠绂说胡适待己薄对人宽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薪金由胡适分配，“适之要端升和我每月拿几百元的薪金作国内家中用度，他自己不准备拿月薪。”二人最后也受影响，谢绝薪金。张忠绂又说胡适回避在旅馆门口叫车。战争时期，给旅馆侍者小费都是负担，胡适担心“有损国体”，外出时转个小弯，不让旅馆侍者看见，然后再叫汽车。“我在政界服务期间，所见的长官能如适之清廉或稍能望其项背的极为少见。”张忠绂说。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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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景致/何国忠

我一度着迷中国现代小说。念本科时最喜欢的课是“小说赏析”。沈从文的小说读过一些。印象最深刻的是《边城》，这部描绘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我看了不止一回，翠翠的纯爱故事，让人迂回再三。《亚洲周刊》在1999年推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出版于1934年的《边城》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1923年出版的《呐喊》。沈从文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胡适对沈从文印象极佳。1929年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学校地点在上海附近的吴淞。沈从文当时也在上海，经常发表作品，不过收入不稳定，徐志摩将他推荐给胡适，恰好胡适正为中文系物色老师。胡适认为理想的中文系不只要熟读中国历史，也要有欣赏与批评的能力，此外创作也是重要一环。胡适看过沈从文文章，他相信好的作家，可以教好学生。沈从文只读过小学，胡适却聘他为学校的中国文学讲师，理由是天才不可被埋没。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这是破天荒创举：“这一举动对沈从文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把他提升到中产阶级”，沈从文先后在不同大学教书。第一堂课还是闹笑话。他在学生面前呆站了10分钟，然后又用10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接着陷入沉默。最后，他在黑板上写：“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惹得台下学生大笑。这个故事几乎在每一本沈从文传记中都会读到。确实没有口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在〈沈从文的寂寞中〉中说他“真不大会讲课”。汪曾祺以他和西南联大的两位老师闻一多和朱自清比较。闻一多“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朱自清“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从文讲课却毫无系统。他教“各体文创作”时，以学生文章为例子，随意而谈，声音不大，湘西口音不好懂，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思想流动跳跃，常常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经常离题万里。但是汪曾祺敬佩沈从文。他说沈从文让学生受惠的，不是讲话，而是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评语。沈从文虽对学生的文章也会改动，却不多，但是评语却很长，有时比本文还长。评语就习作来谈，或由此说开去，谈到其他创作问题。“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汪曾祺说沈从文“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一个作品来写的”。被批判企图轻生可惜1949年以后他改行，让人在读完他四十多本小说和散文后不免感叹。1948年3月两位左翼作家对沈从文展开批判，第一篇文章称他为 “地主阶级的弄臣”、“清客文丐”及“奴才主义者”，第二篇来头更大，撰写者是郭沫若，痛斥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他预感未来不安的日子，但是“中国人能对中国人怎么样？”不久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反对他的大字报，一些学生是他教过的。沈从文神经崩溃，试图自杀，喝下煤油，割腕割喉。被送进精神病院。1949年8月沈从文病情好转，不过北京大学取消他的工作，他被调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从此成了古文物工作者，他对服饰、陶瓷、丝绸、刺绣都有研究，这份工作他驾轻就熟，不引人注目，有用又安全，沈从文的名字从此消失于文坛，乱世之时，这样的精神寄托是他想要的。 “风蒲猎猎弄清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这是北宋僧人道潜的〈临平道中〉。描绘暮春江南风光。微风吹来，水边蒲叶轻盈摇曳，猎猎声响。自由自在的蜻蜓想在叶尖上停留，却无法立稳。五月间在临平山下路上，边走边看，水汀沙洲，藕花无数，景色宜人。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沈从文抄此诗送人，沈从文喜爱这首诗毋庸置疑，他欣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宁静意识。他自己也是写景高手。他在〈泊缆子湾〉说他“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他对形体、颜色、声音，乃至气味高度敏感，能把各种印象保存在记忆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提沈从文时，高度赞扬他可以“随意写出景物和事件”。夏志清形容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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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谁比他们更好/何国忠

“将来规复还校的时候，恐怕我们在满目苍凉的校园前，都要觉得不但人物已非，而且城郭也并不依旧了。在现在这个时候，一切和北大有关系的或接触过而念念不忘它的长处的人，心里面总要有一番‘拨尽炉灰成起废’，‘历劫犹堪独往来’的期望或感触罢。” 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柳存仁在《宇宙风乙刊》发表《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章。1935年他入北大国文系，两年后抗战爆发，转到上海光华大学借读，1939年取得北大文凭。《北大和北大人》发表时，北大与清华、南开大学合并，在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未来如何？无法预测。想起母校，心情复杂。“从前释迦牟尼在证道的时候不忍在一株菩提树下坐过3次，是怕情念难舍，不能割离。人生如作茧，但也情不自已，将来北京大学复兴工作，将成为一种承前启后的新兴的局面，当然不只是少数的人所朝夕企求或妄冀的也。” 过去时光温馨场面居多。进大学好处是著名学者，之前只读文章，终能一见。他说他的老师可以用动态和静态区分。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钱穆为代表。胡适在美国念书时，已为掀动文学革命作准备，其后在北大扮演开风气角色。与他有关的倡议包括整理国故、好人政府、人权治国。他为科学和民主的推广撰写文章，《新青年》、《新月杂志》、《独立评论》都留下影响力。柳存仁说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黄侃、林琴南、辜鸿铭、梁漱溟、林损、林语堂、梁实秋、顾颉刚、陶希圣，都不能够越出动态范畴。动态老师会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办记者会，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老师至多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村一带搜罗旧书。动态老师喜欢坐私人汽车，虽是二路货，车式不美观，但是在北平图书馆附近穿行，塔影岚光，汽笛鸣鸣，让原本就优美的景色增添风采。静态老师生活简朴，延续旧时代学者的作息方式，出门只乘人力车或步行。风格不同一目了然。以钱穆而言，他宁可在校内编著中国通史讲义，也不出席教育部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专注撰写西周地理考，也不愿领导或抨击新的学术运动。柳存仁爱听钱穆讲课。浓浓无锡口音，开始难懂，慢慢也就习惯。钱穆头发左右分梳，教书时手拿笔记，却从不看。柳存仁对钱穆的著作称赞不已，形容他是悲天悯人的学者哲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卢沟桥事变前夕，“述往瞩今，条细缕明，畅论汉宋学术，是近三百年学问的渊薮”。而跋涉于湘滇旅途中所写的《国史大纲》，“在战乱播迁的动荡的时代里，苦口婆心的给予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指示、勇气和光明。” 动静风格皆是个人选择柳存仁尊敬钱穆也尊敬胡适。他说胡适风度翩翩，口才好，能容人。北大老师常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反驳、以至于论战攻击。他们把自己学说和学生详细讨论，有时也攻击不同老师议论。胡适在课堂里批评过钱穆关于老子和《老子》书时代的观点，但是对事不对人。对于钱穆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刘向歆父子年谱》，他十分佩服，公开在学生面前宣传。柳存仁说胡适对有才华的学生从不吝推崇，被点名的学生包括以〈《诗》卷耳芣苢采采说〉而成名的丁声树。柳存仁印象深刻：“在胡适之先生的嘴里，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动态或静态是个人选择，也不一定得将每一位老师归类。例如钱玄同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他名闻遐迩，文字声韵的探讨，国语运动的提倡，都有贡献。“他独自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春明馆喝茶的时候，是照例谁都不理会的。”他喜欢在古木阴森的树荫底下冥心默想，有谁想到这位智者晚年因为痛心国事，愤忧郁懑，最终病殁。柳存仁说他看到北大老师“身体力行的深刻教训的宝贵。”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有理想的君子，不会为衣食住行奔波，他们在艰苦的日子里依然快乐。柳存仁引了《论语·述而》句子。他说北大老师的生活，不庄严不枯燥，是合理的修养和不断增加学问的总成绩。北大“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国的最高的权威，那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谁是比他们更好的。”这种为母校发声的话我爱听，在战争时更可联想其中悲痛。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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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也是自由了/何国忠

1924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离开哈佛，启程到欧洲。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聘请赵元任，他答应，不过先要履约到欧洲，旧事清了，心里才踏实。他们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又到德国，见朋友，住40天。杨步伟在《杂记赵家》记旅程经过，包括捕捉留欧学生不为人知一面：鼓吹离婚。其中陈翰笙和顾淑型及徐志摩和张幼仪成为焦点，“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杨步伟点到为止，没有多加评论。陈翰笙和顾淑型同在1897年出生，都是学界风云人物。陈翰笙1915年留美，考进波莫纳学院。先念地质学，后改学欧美历史。在留学生中以成绩标青著名。顾淑型在1917年留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系。二人是自由恋爱绝佳示范，1922年婚后同到德国柏林继续学业，夫妇一向合作无间，被怂恿离婚，匪夷所思。鼓吹离婚事我在文章引过，奇怪举动。沉思一会，没有纠缠前因后果，历史中群体心理被扭曲案例，岂止一桩？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姻也被点名，罗家伦在德国遇见他们，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步行，揶揄杨步伟比赵元任大，杨步伟不甘示弱，要罗家伦不要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她说。杨步伟是医生，见多识广，能力和口才都非泛泛，没有人敢唆使赵元任离婚。 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玩偶之家》被重点讨论。书中主角娜拉反抗性别歧视，为摆脱夫权束缚的玩偶命运，离家出走。胡适写〈易卜生主义〉，指男尊女卑是文明耻辱，他乘势批评婚姻制度：“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婚姻自由是知识青年理想。徐志摩为离婚，写堂皇信给张幼仪，说真生命、真幸福和真恋爱都是“自奋斗自求得来”，他们应该“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徐志摩千方百计要离婚，朋友全力支持。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离婚协议书是在德国柏林吴经熊住所签定，第二儿子彼得出生大概一个月后。“他有四个朋友也在客厅里，他们绕着他走来走去，一副要保护他的样子。我只认得其中两人，吴经熊和金岳霖。”签字以后，“他的朋友挤在我们身边向我们道贺，大家都想握徐志摩的手。”她几乎控制不了情绪，想“对他们每个人发起火来。” 老舍著小说《离婚》，初版于1933年。男主角老李的婚姻是父母之命，没有感情基础。生有一男一女，太太是农村妇女，只会做家务，出不了厅堂。到北平后，处处成为笑柄。他有离婚冲动，却挣不脱桎梏。他暗恋隔壁马少奶奶，她丈夫长年不在，对她不闻不问，以为关系迟早结束，不料丈夫回家，马少奶奶与丈夫和好如初，老李希望破灭，决定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专门一章讨论老舍。他认为老李不离婚，是性格“软弱”使然。他说以“离婚”为书名，“象征着一些人不能做到的一种勇敢行为，因为他们满足于‘婚姻’……对奇糟不堪的现况卑躬屈膝。”不离婚原因昭然若揭：怕冒险，怕社会眼光，没有人“有胆量先提出来。” 爱情不是生命唯一事这是从男方角度思考，女方怎么想，无法兼顾。徐志摩离婚后，家里不能谅解。老师梁启超也反对他离婚，认为“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又提醒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 梁启超当然知道自由婚姻之可贵，但是好伴侣可遇不可求，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满足得宁贴也极难”，一直期盼梦想之神圣境界，不过是自寻烦恼。 “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是胡适诗句。胡适鼓吹婚姻自由，纯粹为他人做嫁衣裳，他承受新旧文化冲突，了解梁启超苦口婆心。怎么可能不爱自由呢？爱自由的意念他人未必了解，选择“不自由”，也是个人自由。五四人物精彩地方在于处处凸显张力，提供后人思考空间。胡适和江冬秀不般配结合，却白头到老，“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说的是无奈处以及生命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胡适不会同意不离婚是软弱性格使然。爱情是生命重要事，但不是唯一事。这是命运题，不是选择题。还好如今配偶被安排的例子少之又少。

7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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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行有余力/何国忠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为人弟为人子，进家孝顺父母，出外顺从兄长，行为谨慎、守信，有爱心，并且亲近仁者。上述几点做到之后，若有余力，则应研习六艺之文。白先勇在《蓦然回首》说他在成功大学念了一年水利工程后，发觉没有兴趣，第二年转台湾大学外文系，事先没和父母商量。其父白崇禧秉性刚毅，喜怒不形于色，知道儿子善读书，在水利工程系考第一名，不解。儿子说了半天，父亲知道大势已定，没有坚持，但忍不住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发出惋惜话，白先勇说他只能含糊回应“人各有志”。其母发挥慈爱本色，“行行出状元”，她说。几年以后，母亲病故下葬，白先勇按伊斯兰教仪式走40天坟后，出国留学。白崇禧送机，步步相依，送到飞机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白先勇说。文章有感情铺垫，就是耐读。读胡适《南游杂忆》，想起中学时白崇禧名字如何进入眼帘。胡适书中两篇文章〈广西〉和〈广西的印象〉提白崇禧，以其字健生称呼，印象是好的。1935年1月胡适由广州飞梧州，第二天在南宁见白崇禧。胡适被力劝延后归期，增加演讲次数，顺道旅游。住了15天。胡适因反对读经、拜孔、拜关岳等复古活动得罪广东政府，不获准在广州演讲。走后第二天，广州各报刊登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锺应梅及李沧苹三教授联名电文。他们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意料之外是李沧苹发表声明否认参与此事，胡适将此闹剧记在《南游杂忆》里。广东将领有流氓气，白崇禧有文化气。他礼贤下士，作为邀请人，一切安排妥当。胡适乘坐飞机，除梧州和南宁，又到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地。胡适说读经、拜孔、拜关岳、修寺、造塔等迷信或恋古风气，他在广西境内看不到。白崇禧有幽默感胡适提广西家喻户晓故事。白崇禧下令将香火鼎盛的桂林城隍庙摧毁，地方绅士担心得罪神灵，要求白母出面劝阻。白崇禧回应方法独树一帜，他在庙墙贴上公文，声明如有灾殃，与人民无干，他一人承当。地方绅士接受解释，负责人则在拆庙时事先烧香，说明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白崇禧破除迷信有法，不惹民怨。胡适又记有一次收到祀孔通令，白崇禧幽默地说“得造个新孔庙”，因为原有孔庙早已移作他用。胡适在《四十自述》回忆自己11岁时受范缜和司马光文章启发，成无神论者。有过将泥菩萨抛毛厕建议，虽因同行者反对作罢，但是却大无畏拿着石子丢掷神像。白崇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胡适竖起大拇指。白崇禧外号小诸葛，有运筹帷幄军才。他与同学李宗仁、黄邵竑在军阀混战时崛起，建立新桂系，成功统一广西全境。三人团结一致，后来黄绍竑离开广西，投靠南京政府，位子由黄旭初取代，但无损分工合作氛围。胡适南游时，是广西最稳定时期，胡适借用美国传教士艾迪（Sherwood Eddy）的话，称广西是中国模范省，爱国者“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又借艾迪的话对比广州政府，艾迪“很明白地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南游杂忆》还附录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文章，里头称赞“广西改革力量达到下层”。国民党失守大陆，蒋介石将不少责任推给白崇禧。1994年白先勇在美国提早退休，那时他57岁，希望重写民国历史，为父亲讨公道。他与廖彦博合著的三册《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最为人所知。白崇禧在大陆三次反蒋，埋下祸根。他在台湾虽持陆军一级上将职位，却无实权，且被特工监视，外出有黑色吉普车跟着。“车子号码是155429”，白先勇记得一清二楚。白崇禧有幽默感，一次吉普车抛锚，白崇禧要侍从告诉特工不必紧张跟丢，他们的车子会等吉普车修好才开走。 1952年11月，胡适自美返台，白崇禧及一些国民党将领到机场接机，白先勇所编《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收有当时合照。胡适捧着花，白崇禧在旁，灿烂笑容掩不住沧桑历史。二人晚年都在台湾，都因心脏病去世，都回不了中国，都带着遗憾。

9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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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赶上春了/何国忠

1935年元旦上午，胡适南下，1月4日天未明抵香港。“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胡适住香港大学校长William Hornell家，香港1月天气好，满山绿叶，到处浓艳鲜花，胡适形容自己有“赶上春了”的快乐。我寻览胡适著作几十年，一些片段印象深刻。念本科时在图书馆找到《南游杂忆》，中文藏书在图书馆主楼第4层，假期人少，随兴阅读。看到“南”字，本能反应，南至何方？到马来西亚否？果然非我希望之南，香港是最远处。为了接受港大名誉博士学位而有此行。〈香港〉一文中着墨最多的是海景。看海湾，看远近岛屿，胡适说气象比青岛、大连壮丽。又说晚上登高，天黑轻雾，朝山下望，全市灯火，比纽约和旧金山夜色更壮丽。再借朋友话加持，香港夜景，只有巴西首都丽阿德耶内罗和澳洲的西德内可以相比。拥有的总是不珍惜，胡适笔锋一转继续发挥：“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这里的海光山色。有些人听了颇感觉诧异。他们看惯了，住腻了，终日只把这地方看作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所以不能欣赏那山水的美景了。” 胡适短时间掌握地方特色，演讲即席发挥是其长处。他说港大医科与工科表现最好，文科最弱，掌校英国人对中国文史隔膜，港大中国学者则是旧式文人，教学跟不上时代，还好新任校长和文学院长有改革意向，请了不少著名学者拔刀相助。 5天里演讲5次，3次英文，两次中文。其中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提广州。胡适说很多广东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又提倡读经，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何如此？他“真不懂”。《南游杂忆》正文包括〈香港〉、〈广州〉、〈广西〉及〈广西的印象〉。胡适一生和权力中心纠缠，香港和广州之行展现他典型面貌。读经由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胡适在香港演讲内容传到广州，外号“南天王”的陈济棠大发脾气。船一靠岸，胡适收到朋友纸条，要他“诸须谨慎。”不久又有人劝他离开当地，以免发生纠纷。知道行动被限制，胡适心中不快。他不畏惧强权，在友人安排下，胡适拜访陈济棠讨公道。拜访陈济棠是高招陈济棠说读经、祀孔、拜关岳都是他主张，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之“本”必须到古文化里寻求，他骂胡适忘本。胡适不认可，但是语调平和。“本”是分歧点，胡适说陈济棠要的是“二本”，他要的是“一本”，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一本”之学是胡适一贯主张，不同的社会问题有不同药方，国家内忧外患，旧有的文化思维有碍科学或现代技术的学习，教育制度不改革，中国不可能有足够理工人才。他不反对经典研究，却反对借经典做复古运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是《礼记·儒行》的句子，儒者可以亲密而不可以威胁，可以亲近而不可以强迫，可以杀头而不可以羞辱。胡适写过送人，不过将“儒”改为“士”字。胡适在舆论界声名显赫，要对付胡适，须三思而后行，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说主动拜访陈济棠是高招：“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行程却完全被打乱，依旧不能演讲。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原本宣布停课两天，方便学生听胡适演讲，看到势头不对，宣布取消节目，学校照常上课。其他主办单位也害怕出事，计划在4天中10次演讲全部告吹。只能随遇而安，走访名胜。游览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时，被学生认出并要求合照，回程竟引起七八百名学生跟着胡适一起步行，都不说话，送他到校门口。“他们脸上的神气都很使我感动”。胡适不忘调侃，他说演讲虽然热闹，结束后即散。无法演讲影响更大，鼓励大家思考不允许理由，“我最大的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胡适说这是不言之教，并称“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白崇禧、黄旭初1月8日发专电给胡适，说广东广西相距不远，希望胡适“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天地大得很，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11日乘飞机去广西。

9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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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腾云无碍/何国忠

温源宁写胡适，文章不长，却因为和胡适共事过，借近距离之便，捕捉到不少特征。他说胡适和蔼可亲，招人喜欢，是许多人眼中的老大哥。胡适“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他说在社交场合中，胡适是夫人、小姐们喜欢谈话的对象，他具备“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他有妙法，“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愚拙的人，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 文章写于1934年，原文是英文，最初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知交剪影” 专栏。〈胡适〉一文发表后，林语堂觉得有趣，译成中文。1935年1月温源宁将17篇英文小品，包括〈胡适〉一文结集出版，1988年中文本面市，书名取《一知半解》，翻译者南星。后来江枫增加温源宁另外26篇小品，重新翻译，附录英文原文，以书名《不够知己》在2004年出版。南星和江枫所译〈胡适〉虽然忠于原文，却不拗口，功力还是好的。林语堂则取其貌，意译之处甚多，例如以梁潄溟、吴宓、徐志摩等人对比胡适，原文不见。林语堂也熟悉胡适，译文因此增加亲切度。林语堂译文说胡适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又说不能称胡适为风流才子，因为“他的立身行事，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译文还说胡适“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 至于“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逊所谓‘绅士’的范围。”李敖的〈播种者胡适〉中引过同样故事。胡适作风，迷倒过李敖。柳存仁在〈北大与北大人〉谈温源宁文章，说这样的事情他在胡适课堂上目睹几次，“每一次的关窗都是关得恰到好处的，他从来没有在6月17号以后还去关教室里的玻璃窗。”为何特别提“6月17号”，生前在马大中文系讲学多次的柳存仁没有说明。只能用常理推断，大概是天气转热，不怕着凉，但是点出这么详细的日期还是让人不解。是不是绅士不重要柳存仁提胡适其他特质。他说胡适谈吐可爱，讲课有趣，条理不紊，清清楚楚。神态和姿势恰到好处，他“将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胡适有纯正学者气息，“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胡适“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的传说，他深信不疑，因为胡适说过：“我对于演讲，也可以算是久历疆场的老将了。”胡适说话不会让人觉得自夸。“这是胡先生的妩媚处。”柳存仁说。说胡适是绅士，是往他身上加持。林语堂译文暗中一讽，说在激进作家眼光，绅士是让人“极讨厌”的名称。鲁迅是其中一位对绅士一词敏感的作家，他认为文人中有不少惺惺作态者，喜爱模仿西洋绅士，有机会撕掉这些人的假面具，何乐不为？梁实秋后来以〈绅士〉为题，撰文辩护。他说绅士是尊称，指“有资望有财产有体面的人” ，不料“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却流行舆论界，绅士成不祥之物。梁实秋自嘲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梁实秋引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牛曼定义。牛曼说绅士“就是一个从不令人感觉苦痛的人”，从不妨碍“他所接触的人们之举动的自由和坦然”，绅士努力让自己所接待的人处于宾至如归的状态。泰然自若是制造良好气氛的关键词：“对于羞怯的人他要温柔，对于疏远的人他要和蔼，对于蠢陋的人他要宽厚，他要能知道和他对谈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定义符合温源宁对胡适的描绘。牛曼又说绅士有惠于人时，行若无事，“非不得已时不标榜自己，从不以报复的口吻维护自己，流言毁谤从不入他的耳，对于妨碍他的人们，他也不轻加揣测，无论什么事总是向最好的方面解释，与人争论从不卑陋小器，从不起不公允之优势”，我们读不同学者所撰写的胡适研究，大体能够理解胡适做人原则，离此不远。 1935年，胡适发表小诗〈飞行小赞〉。诗分两节，第一节为“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第二节胡适写“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是不是绅士不重要，虚名或头衔不重要，骨子里的气质和作风才会激起我们谈兴。乐人乐己，不负人不负己，觉得自己腾云无碍，也希望别人一起同行。

10月前

星云

文艺春秋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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