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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文学奖决审评委

5天前
从《布偶》之后,陈河兜兜转转许多年,再次写了一个关于故乡温州的故事。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故乡就像是他的胎记,是他无论走过千山万水都不免时时回望的地方。故乡就是一个作家的大本营,他从这里出发开疆拓土,一旦在外面遭逢挫折困顿,便会“鸟倦飞而知还”,回到这里休养生息,养精蓄锐,找到灵感和重新出发的勇气。 《布偶》写了温州城西教堂的故事,在此之前,似乎不太有人写到,听说林斤澜先生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温州作家很多,但陈河写温州,总能找到与众不同的角度,写出新奇有趣的故事。杜甫诗说岑参“岑参兄弟皆好奇”,不知怎的,这“好奇”两字总能让我想起陈河。也许,“好奇”就是驱动他写出一部部题材不同、风格迥异作品的源动力。这回他把时代背景安排在上个世纪20到40年代,通过汽车、电灯、乳业、公路、桥梁这些现代文明标志物进入偏僻的w城(就是温州城)的故事,写出了这个近海孤城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从一个角度折射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进程。 陈河的兴趣不是归纳总结历史,或者说,他归纳总结历史的方式是通过讲有趣的故事。他的这个能力在中国作家中很突出,在他写殷墟考古的长篇小说《甲骨时光》中他已经证明了自己这方面的过人之处。《误入孤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个才能,比较起来,细节更饱满,人物也更有血肉。 就像野象撞入瓷器店 出自祁连山少数民族部落的马本德带着师长的遗嘱,开着一辆梅赛德斯奔驰,跋山涉水,奔赴温州。(故事的结尾,马本德带领族人回到西北故乡,故事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就像一头野象撞入瓷器店,这个西北汉子进入到南方纤细秀雅的文化圈,在这里,他先后遭逢了大家闺秀潘青禾,开明绅士柳雨农,新一代商人何百涵,以及美艳的绣衣坊主迟玉莲,这些人分别代表w城随新时代生长起来的不同阶层、不同势力,彼此之间也有纠缠瓜葛,形成了“孤城”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物群像。陈河小说的特点是注重讲故事,而在人物塑造上相对不太投入过多精力,有的时候,看起来,他的人物更像是推进故事前进的道具。在《误入孤城》这部作品中,陈河显示出只要愿意,他有写好人物的能力。马本德的粗豪以及粗中有细,何百涵的精明机敏,柳雨农在新旧之间踟躇徘徊,池玉莲的妖媚与刚烈,这些人物都是可以立得起来的。 《误入孤城》也可以看成一部充满地方文化色彩的地域小说,作品中写到很多w城以及它周边地区的地方风土、人情风物,如蚱蜢舟(李清照词中的“双溪蚱蜢舟”),河鳗溜儿,江心屿(谢灵运诗中就写过),矾晶山等等。浓郁的地方特色构成了小说吸引人阅读的一个特质。 所谓“孤城”,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在20年的时间跨度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清政府的崩塌,北洋军阀的混战,欧美列强的势力浸润以及日本人的入侵,时代的大背景一样镌刻在这片孤城之上,使传奇的故事同时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陈河是海外华文写作的杰出代表。《误入孤城》由《十月》杂志申报,入选了中国作协第二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是迄今为止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部海外华语文学作品。也许,不但是这样的创作计划,有一天我们的文学评奖也能向海外优秀华语文学作品敞开大门。不是做做姿态,而是一视同仁,真正让它们与国内优秀作品同场竞技。这,对推动国内原创文学创作应该也有助力。   相关文章: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到灯塔去/韩敬群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贺新郎/韩敬群
5天前
翻译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津梁,翻译家是文化交流互鉴的使者,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播火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对中国的思想启蒙、文化新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08年鲁迅先生发表〈摩罗诗力说〉一文,里面特别提出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先生亲自投入到这“别求新声”的工作,为新文化运动引入异域的火种。钱锺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回忆“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他从一个角度印证了翻译文学当时的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就像是一呼一应、一唱一和的关系。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刘硕良先生主持的漓江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成为那个时期很多作家的枕中秘籍,带来陌生国度里别样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别样的写法,“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一一列举查良铮(穆旦)、王道乾、傅雷、汝龙等翻译大家对自己文字风格形成的影响,他甚至并不讳言“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 其实翻译从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业。但老一代翻译家却始终将这项事业视为丰富中国思想武库、滋养中国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的途径。像董乐山先生译《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李文俊先生译福克纳,傅惟慈先生译格雷厄姆·格林,都是如此。李文俊先生去世后,小说家阿乙说:“李文俊先生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福克纳作品的翻译中,不但是让福克纳的作品,也是以自己的精妙译笔,深刻影响到我们这些写作者。李译是我们读者心中的灯塔。” 热爱翻译事业的李文俊 还记得2007年前后,我为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逃离》寻找合宜的译者。朋友给我推荐了李文俊先生。说他喜欢门罗,译过她的中篇名作《熊从山那边来》。我去李先生家找他。他果然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门罗还没有获诺奖,李先生可以从容翻译,我也得以从容编辑,对照原文读李先生的译本,时时为他理解的精准与传达的精妙而叹服。如一个表示句中人物说话停顿的简单小词“now”,李先生会把握上下文语境,将其译为“话说回来”,人物声口,如见如闻。译完《逃离》,李先生意犹未尽,问我还有没有门罗其他的作品,他还愿意翻译。可见他有多么喜爱门罗,喜爱翻译事业。 李先生1月27日凌晨去世。过去的这个冬天,我们先后还送走了王智量、柳鸣九、郭宏安、杨苡等一批翻译大家。2014年3月,傅惟慈先生去世,我写过一首挽诗,结尾两句是:“耆旧襄阳零落尽,去来无迹若为情。”这将近十年前写的句子更像写的是今天的事情。去来无迹,是翻译大家牌戏人生的潇洒。但文字有灵,会长留天地之间,津逮一代一代读者、作者。燃灯人远去了,但灯塔会依然矗立,召唤人们“到灯塔去”。 韩敬群简介:韩敬群,生于1965年10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图书曾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优秀编辑)奖。曾被评为“中国十大出版人物”、“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2023年入选“北京学者”。著有《编辑的光辉宝藏》。   相关文章: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孤城内外/韩敬群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贺新郎/韩敬群
5天前
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三重 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 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 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 创作力旺盛 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 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 ,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 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 |作家简介|杨宗翰(台湾) 1976年生于台北,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有疑:对话当代文学心灵》、《破格:台湾现代诗评论集》、《逆音:现代诗人作品析论》、《异语:现代诗与文学史论》、《台湾新诗评论:历史与转型》、《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湾文学的当代视野》,主编《话说文学编辑》等八书,合编《台湾1970世代诗人诗选集》等八书,并曾策划“台湾七年级文学金典”等五种系列出版品。曾入选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诗卷、评论卷)及《评论30家》等多部选集。2022年出版与孟樊合著之《台湾新诗史》,2023年出版个人诗集《隐于诗》。
1星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