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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踪文学奖决审评委

花莲的木瓜溪流域有一群水力电厂,其中一条支流清水溪畔的清水电厂,是我记忆的源头。 我的记忆开始得不算早,大约在满5岁前不久。 那时我们住在电厂的宿舍区里,隔着清水溪谷与白色的电厂斜斜相望。在这个河谷台地上,我们家是最前面的一家,隔着巷道,对面进去一点是双拼的两家,也是带眷的宿舍,巷道不长,走到底沿石阶上去是一栋单身宿舍,那就是宿舍区的尽头。从我们家前面的驳坎往下望,还有4户屋宇,妈妈说那是阿美族工人的宿舍,但我从未见到有人活动。宿舍区以一道长水泥石阶下去接一条小径,再度过吊桥与电厂连结。 如果站在我们家门前接近石阶小径之前的空地上,转360度,看到的都会是一座座连绵的山峦,还有天空。我当然不会去做这种奇怪的事。印象里我从未走下石阶到下面那组空屋,更不提到溪谷水边,也从未进入电厂。几户人家加上单身宿舍,那个地方就是我记忆初始的世界。 有了记忆,我记住了许多事,往后家人和朋友都觉得我的记忆力不错,也不表示我不会遗漏,特别是在这记忆的黎明。有些事记得清楚,但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得与自己或家人的经历连接起来才行。相信我刚开始的记忆是后来经由手足的诞生日和家庭相簿对照过的。往后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若非照片或文字提醒,很多事情你不会想起。 家庭相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我们家的相簿呈现一种不太均衡的现象。那就是如果来了有相机的客人,我们就会有一组三五张或者多一点的照片,否则就会好几年缺乏影像。 在清水宿舍时代,相片算是多的,但多是父亲工作上的照片,我们家族的很少,其中只有一张的背景是电厂。这张照片里还不见3个妹妹中的小妹,加上穿着判断,应该是1953年夏天。我没有照相的印象,稍后大我两岁的哥哥上小学,我略有所知,所以是记忆开始之前的事。 梦到山猪被追 在清水电厂,1954年,有了记忆后,我记得与邻家女孩一起切东西喂鸭子的时候,切伤了她的手指;我看到少见的一大群人从对岸拖着庞大的制冰机器从浅水的溪谷过来,也没看到他们是怎么拉到宿舍区来的,过不久,机器就在我们家隔壁的屋子开始制冰了;我记得常去单身宿舍,在客厅里,两个大人先是考我简单的加减算术,然后教会我看时钟;我记得妈妈做寒天甜点;我记得有人在溪谷里抓到粗大的鲈鳗时会分两截给我们,美味的红烧鲈鳗我下山之后再未遇到;有一次我们分到一些山猪肉,是电厂员工们猎到的……我记得的第一个梦境是一只山猪被人追赶而在河床岩石间奔窜,想来是那之后不多久的事。 我的记忆元年,最大的事件是下山。那年4月,妈妈要生小妹了,全家得下山去。我们从电厂的出水口走,水道旁,有一条人行通路,几个大人帮忙揹着我们几个小孩,穿过长长的隧道,再搭轨道流笼下到平地,转接汽车到花莲市。除了哥哥生于高雄家乡,我们家在花莲生的小孩都由一位我们称为“大箍产婆”的助产士接生。到达忠孝街“大箍产婆”的产护院,除了待产的妈妈,两个妹妹也住进去让她们照顾。我则到两条街外的公司单身宿舍与哥哥同住。哥哥上小学后就住在那里,星期六下午跟着电厂的采买员回家,星期一早上再跟采买员一起下山。在单身宿舍执行勤务的阿芬阿姨也兼照顾哥哥,在我住在那里的日子,阿芬阿姨每天发一角零用钱给哥哥时,也发我一份。我从未使用过钱,大概是跟着哥哥在零食摊子上花掉了吧。 我不记得那些天做过什么事,也不记得哥哥上学(半天)时我在宿舍做什么,甚至于有没有到产护院看妈妈和新生的小妹也完全没印象。总之,若干天后,我们就又回到山里的宿舍,过着前此习惯的日子。我后来长大些,读到那个自幼就在深山寺庙修行的小和尚第一次下山时的故事(关键词:女人,老虎,可爱),不禁会联想起自己第一次下山这件事,我对第一次进入十丈红尘,并未有什么惊奇和波澜,应该是年纪太小了。 我们家约莫在清水待了两年,在我有记忆一年后,搬离了那里,这次我们搬迁到花莲市北边靠近机场的员工宿舍,我在那段时间入学,后来又搬了许多次。父亲在调去清水之前曾在同属木瓜溪流域的初英电厂待过,那些年在山里在僻地的生活自然很不方便,加上孩子们都要上学了,父亲后来曾再奉派到山上新建中的电厂工作约一年,这次他选择单独前往,逢周末下山回家。事实上直到退休前,父亲的办公地点虽然在市内,工作仍与各个电厂密切相关。在我离家到台北求学之前的十几年生活里,经常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他今天去了这个电厂或者说明天要去那个电厂,这个那个自然也包括了清水。当他提到清水电厂时,一旁的我偶尔会想起在那里的片段记忆,但我并未有机会重游。 再回到清水已经是离开近25年之后了。1979年夏天,我刚服完兵役,携妻儿回花莲小住。有一天,父亲说带我们去龙涧,那是他在花莲工作36年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带我去电厂。为什么是龙涧而不是清水?我没问,那些地方都是父亲熟悉的场所,也许他觉得龙涧比较新比较大,也或许刚好那天有些什么事得去那里。 我们乘车到龙涧稍事参观之后,在员工餐厅午餐时,遇到了廖叔叔。廖叔叔是极少数我认得的父亲老同事,曾经当过一年邻居,也认得他们家最大的两个小孩。廖叔叔是当时的清水电厂厂长,待会要回去清水。猜想父亲可能在那一刻想到了我曾经与清水的联系,我们便和廖叔叔并车转往清水。 汽车从蜿蜒的山道开进厂区,熟悉又带点陌生的电厂就在眼前,因为小时候都是从家门前远眺的啊。过吊桥走到宿舍区,大致就是记忆里那个样子,只是规模小了些。廖叔叔的宿舍就是我们从前的家,只是交通方便了而他的子女也已成长,他单身赴任,市内的家和宿舍两边住吧。我看了宿舍内部,仅觉得榻榻米的花色改变了,其他细部本未有印象也就无从比较。5岁离开,再回来已经是30岁的成人,而我的孩子也接近我住在这里的年龄了,看着眼前的群山河谷和电厂,那真是心中激动的一刻。 那次激动的重访,我们停留的时间不长,也许就是一个钟头,或者多一点。那时候还年轻,总觉得前头的日子还长,从未想到下一次再来竟要到29年之后。2008年夏天,我在东华大学的驻校工作来到了尾声。在不到一年里,我去了许多地方,有些是重游,大部分是初访,毕竟我年少在花莲的时光,交通不便,自由无多。离开之前若能再去一次清水电厂,自然是一个心愿。 那里的整个区域已经称作慕谷慕鱼,太鲁阁族语的音译。生态保护中进行着有限度的开放参访。我和太太起早驱车前往,在满额前于铜门派出所取得了入山证。 我们从扬清桥之前的岔路往清水溪上游前进,直到清水这条路的3公里处,告示说汽车不能再往前行,因为不能错车。那清水发电厂还有多远呢?我停车步行到约100公尺的转角,再向前走一段,突然发现前方不远有一些局部的电力设施,感觉有可能,再往前行,转个弯,那个记忆里熟悉的方块型厂房就立在溪谷岸上,一条吊桥跨越河谷。 电厂区是不能进入的,只能在大门口张望一会,我看到远处宿舍区一带已经有了改变,多栋的水泥建筑参差立在那里。 先是家在里面,然后是短暂的访客重游,现在则完全是个外人。可能我有一些感怀,但并未带着太多的惆怅。我们离开了它,它也离开了我们的记忆,毕竟我们都只是时光与天地的旅人。世上事有变与不变,如果你在乎,记忆或许能为你留住一点什么。 在记忆毁坏之前,那样就很好。 (摘自陈雨航散文集《时光电厂》) 陈雨航简介:麦田出版社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是台湾资深作家及编辑。70年代从事小说写作,著作有短篇小说集《策马入林》和《天下第一捕快》。2012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小镇生活指南》,荣获:2012年《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2013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等。2015、2016、2021年分别出版散文集《日子的风景》、《小村日和》和《时光电厂》。
2月前
大约在20年前,我回到家乡南京,路过夫子庙贡院街上的百年老号“奇芳阁”。略显陈旧的门楼,飘摇彩招,下方却是巨大的金黄色“M”——由于经营不善,食肆的一楼被租让出去,成为麦当劳的门店。这一“后现代”场景,至今想来仍觉撞击。好在若干年后,老字号实现了“逆袭”,装修一新,恢复了原有体面。 这一过程,无疑是全球化经济消长以及文化博弈的隐喻。沉淀多年后,仍然记得当初构建这一隐喻的载体——食物——国际连锁快餐与孤绝的饮食传统。无可否认,这一场景构成了我撰写长篇小说《朱雀》的因由之一。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被少女程囡引领入金陵古城,是在一个叫作“西市”的地方,那里有“秦淮八绝”。一碗鸭血粉丝汤,调动了游子的味蕾,也终于联结了与其原乡的文化根系。大约这便是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说: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它的胃。其中包含了文化间的试探与吸纳,亦包含对记忆的唤醒。中国人对地缘的概念,是绕不开食物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其中已包含食物对空间的定义。《北鸢》的卢家睦异地商贾,灾年施济发放家乡食物“炉面”,是德行,亦是不忘其本,实质是出于对“血缘”与“地缘”念兹在兹的情结。这其中所包含的,是食物对时空的穿透。而今,《燕食记》是一部以“食”为题的小说,其意便在这穿透: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穿透岭南漫袤的近现代史;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历程,穿透地缘、人心世相的变迁。 《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章,有关食物的陈述漫长、绵延,与时间相关。“突然,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味道,就是马德莱娜小蛋糕的味道。”感性而丰腴,是此后幽漫的记忆大厦的阶梯。美食可以定格日常,亦定格历史。在作了大量案头与田野考察之后,我将《燕食记》与一座茶楼的过往相联。这是岭南最为温暖的日常空间,有关这部小说的记忆,一定带着南粤点心与氤氲的茶香。香港最古早的茶楼叫杏花楼,孙中山等人就是在这茶楼包间里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的,并确认起义成功后成立共和国政府。在这茶香中,我意识到一些重要的时刻被定义。饮食空间的流转与历史的推进所交汇,成全日常与时代的同奏共跫,甚而被相互见证。审视史传传统的渊源,久远如“鸿门宴”,区区3字,已包含食物、地点与时间的交缠,更指向人性与政治的博弈。 《燕食记》中向太史说:“当年我和兄长,同师从追随康南海,同年中举,同具名公车上书,但命运殊异。我和他吃的最后一餐饭,只一道菜,就是这菊花鲈鱼羹。只一壶酒,是他从晋中带来的汾酒。”个人记忆与家国记忆的纠缠,凝结于味觉,可说是一种化繁为简,也是一种可被当下复刻的文化密码。而这种密码也因其日常与平朴,便呈现出“大国”与“小鲜”之间的辩证。从“庙堂”至“民间”,一如小说之源,犹似田稗,不涉大雅,却生命力旺盛。 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 以食物喻时代,也是由日常立场看历史兴颓,林林总总,万法归宗于民间。写《燕食记》,考察时代,亦发掘民间。那是一个又一个砥实的瞬间,下面埋藏着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内核。如新年时的黄沙大蚬,“大显”寄托岭南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清明前后的产于乡间的“礼云子”,则以《论语》映照中国人的庄雅与体面。因为关乎节气,这些时刻稍纵即逝。其根性来自于对传统的衔接、世代的传递。因为共同的感性体验,以之为传统实现与理性的附丽,唤醒共通的民族基因,也构成了另一种穿越国族的想像的共同体。 当然,在这漫长的传递中,势必要经历变革的考验。中国人是不畏变革的,“变则通,通则久”。“变”与“常”,互为前提与目的。这一点,我曾借《北鸢》中昭如之口说出“中国人的那些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善待变,成就了许多的美食。只一个豆腐,毛豆腐、臭豆腐、豆腐乳一源而至百变。由此,《北鸢》里写科举废除仕途无从后,知识分子的转型。设帐教学有之、掷笔从戎有之、投身商贾有之。而《燕食记》中的向太史出于钟鼎之家,于家国大义,作为逊清翰林看清了时代进步的走向,毅然支持民主革命,立起广州共和的大旗,而后又与子侄共襄抗日大计,是为勇。于个人事业,身离宦海,担任烟草公司的总代理,开设现代化农场,是为识。“读书为重,次即农桑,取之有道,工贾何妨”,这是家训,亦象征岭南文化经世致用、海纳百川之气象。而其交游亦不拘一格,任侠豪爽。 中国菜系分呈,而因“天下所有食货,粤地几尽有之”,粤菜亦天然具有触类而旁通的基因。北上与鲁菜交融,而成官府菜的谭家菜为一例;自成一统流转于香江的太史菜亦为一端。这是中国人“调和鼎鼐”的功夫。至香港,原是中西交汇之地,出现了所谓“fusion”(融合)菜系。《燕食记》的荣师傅与五举,在传与变中载浮载沉。而五举因入赘海上厨家,更将粤菜与本帮菜交融,发明“水晶生煎”“黄鱼烧卖”“叉烧蟹壳黄”,这是温和的改良。而具冲击的,则是其徒露露,将椰奶用来为“青鱼汤卷”发色,露露道:“我们马来的叻沙汤头,放得椰奶;泰国的冬阴功,也放得椰奶。怎么就你们上海菜放不得?”这是关于饮食的挑战,亦是时代之音。何谓正统、何谓规矩并无定论。发嬗,变革,原就是这么一言而振聋发聩。 《北鸢》中克俞在西泠印社附近开了家菜馆,叫“苏舍”。菜单开首写着苏子瞻的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可谓人生自喻。隐,其大约天然与饮食攸关。宋元时饮食大盛,其含对士人的尊崇。从苏轼、黄庭坚到陆游,留下不少谈论饮食的诗文,如《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至今日,以用舍行藏之“隐”意对待时代常变之心,依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端。《燕食记》中写了几位“隐士”,也是厨师。首先是慧生的“隐藏”,是为了母子二人于乱世的平安,万千本领不可显山露水,一道“璧藏珍”内有天机;其二是叶七的“隐逸”,作为昔日的洪门魁首,反清落幕隐于民间,如渐凉的陈皮红豆沙封印手艺;其三是五举的“隐忍”,在时代迭转和个人命运的落潮中,将“十八行”退守于城市边缘的工业区。他们或是韬光,或是养晦,于时间有如珠蚌之约。 更可推演的是以隐而变,乃至两者的辩证。《燕食记》中年轻的荣师傅发现了成就莲蓉月饼的秘诀,在于放盐。庖界行尊韩世江总结道:“盐是百味之宗,又能调百味之鲜。莲蓉是甜的,我们便总想着,要将这甜,再往高处托上几分。却时常忘了万物有序,相左者亦能相生。好比是人,再锦上添花,不算是真的好。经过了对手,将你挡一挡,斗一斗,倒斗出了意想不到的好来。盐就是这个对手,斗完了你,成全了你的好,将这好味道吊出来。它便藏了起来,隐而不见。”其如微末,又居功至伟,推波助澜,可造就历史大势。由此可见的,是有关时代的行藏之术。在小说中,笔者重点写到了叫“音姑姑”的人。1940年代,岭南抗日之声愈炽,便有人借之为号令,游刃集结民间各种力量。抗敌,则胶结凝聚,如万千蚍蜉共撼树;获胜,则如蚁而散,各归其巢。不囿于团体、政见,只以任务为要。其中的枢纽人士,被称为“音线”。其音希声,难觅踪迹。由此可见,共成抗战伟业的大前提下,广东民间海纳百川,聚散有序,如“东江纵队”的发嬗与成就可视为典型。而音姑姑等“音线”如盐的隐现,恰成为以微而知著的关键。 大象无形,味的辩证形同此理。最美的勾勒,一如李凤公教画,白宣一张,倏忽可见雪地银驹。饮食可见隐现之道,虽稍纵即逝,却如一瞥惊鸿。韩世忠师傅在月饼中的隐藏,是家国情怀的深沉。当被公布于世的那一瞬,宏宏于天日,造就的是个人的高义,更是历史的高光。   葛亮简介:作家,学者。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小说《燕食记》《北鸢》《朱雀》《灵隐》《飞发》《七声》《戏年》《问米》,文化随笔《小山河》《梨与枣》,文学评论《此心安处亦吾乡》《繁华落尽见真淳》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意、俄、日、韩等国文字。 历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 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
2月前
2月前
从《布偶》之后,陈河兜兜转转许多年,再次写了一个关于故乡温州的故事。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故乡就像是他的胎记,是他无论走过千山万水都不免时时回望的地方。故乡就是一个作家的大本营,他从这里出发开疆拓土,一旦在外面遭逢挫折困顿,便会“鸟倦飞而知还”,回到这里休养生息,养精蓄锐,找到灵感和重新出发的勇气。 《布偶》写了温州城西教堂的故事,在此之前,似乎不太有人写到,听说林斤澜先生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温州作家很多,但陈河写温州,总能找到与众不同的角度,写出新奇有趣的故事。杜甫诗说岑参“岑参兄弟皆好奇”,不知怎的,这“好奇”两字总能让我想起陈河。也许,“好奇”就是驱动他写出一部部题材不同、风格迥异作品的源动力。这回他把时代背景安排在上个世纪20到40年代,通过汽车、电灯、乳业、公路、桥梁这些现代文明标志物进入偏僻的w城(就是温州城)的故事,写出了这个近海孤城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从一个角度折射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进程。 陈河的兴趣不是归纳总结历史,或者说,他归纳总结历史的方式是通过讲有趣的故事。他的这个能力在中国作家中很突出,在他写殷墟考古的长篇小说《甲骨时光》中他已经证明了自己这方面的过人之处。《误入孤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这个才能,比较起来,细节更饱满,人物也更有血肉。 就像野象撞入瓷器店 出自祁连山少数民族部落的马本德带着师长的遗嘱,开着一辆梅赛德斯奔驰,跋山涉水,奔赴温州。(故事的结尾,马本德带领族人回到西北故乡,故事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就像一头野象撞入瓷器店,这个西北汉子进入到南方纤细秀雅的文化圈,在这里,他先后遭逢了大家闺秀潘青禾,开明绅士柳雨农,新一代商人何百涵,以及美艳的绣衣坊主迟玉莲,这些人分别代表w城随新时代生长起来的不同阶层、不同势力,彼此之间也有纠缠瓜葛,形成了“孤城”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物群像。陈河小说的特点是注重讲故事,而在人物塑造上相对不太投入过多精力,有的时候,看起来,他的人物更像是推进故事前进的道具。在《误入孤城》这部作品中,陈河显示出只要愿意,他有写好人物的能力。马本德的粗豪以及粗中有细,何百涵的精明机敏,柳雨农在新旧之间踟躇徘徊,池玉莲的妖媚与刚烈,这些人物都是可以立得起来的。 《误入孤城》也可以看成一部充满地方文化色彩的地域小说,作品中写到很多w城以及它周边地区的地方风土、人情风物,如蚱蜢舟(李清照词中的“双溪蚱蜢舟”),河鳗溜儿,江心屿(谢灵运诗中就写过),矾晶山等等。浓郁的地方特色构成了小说吸引人阅读的一个特质。 所谓“孤城”,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在20年的时间跨度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清政府的崩塌,北洋军阀的混战,欧美列强的势力浸润以及日本人的入侵,时代的大背景一样镌刻在这片孤城之上,使传奇的故事同时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陈河是海外华文写作的杰出代表。《误入孤城》由《十月》杂志申报,入选了中国作协第二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是迄今为止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部海外华语文学作品。也许,不但是这样的创作计划,有一天我们的文学评奖也能向海外优秀华语文学作品敞开大门。不是做做姿态,而是一视同仁,真正让它们与国内优秀作品同场竞技。这,对推动国内原创文学创作应该也有助力。   相关文章: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到灯塔去/韩敬群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贺新郎/韩敬群
2月前
翻译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津梁,翻译家是文化交流互鉴的使者,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播火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对中国的思想启蒙、文化新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08年鲁迅先生发表〈摩罗诗力说〉一文,里面特别提出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先生亲自投入到这“别求新声”的工作,为新文化运动引入异域的火种。钱锺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回忆“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他从一个角度印证了翻译文学当时的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就像是一呼一应、一唱一和的关系。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刘硕良先生主持的漓江社“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成为那个时期很多作家的枕中秘籍,带来陌生国度里别样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别样的写法,“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一一列举查良铮(穆旦)、王道乾、傅雷、汝龙等翻译大家对自己文字风格形成的影响,他甚至并不讳言“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 其实翻译从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业。但老一代翻译家却始终将这项事业视为丰富中国思想武库、滋养中国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的途径。像董乐山先生译《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李文俊先生译福克纳,傅惟慈先生译格雷厄姆·格林,都是如此。李文俊先生去世后,小说家阿乙说:“李文俊先生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福克纳作品的翻译中,不但是让福克纳的作品,也是以自己的精妙译笔,深刻影响到我们这些写作者。李译是我们读者心中的灯塔。” 热爱翻译事业的李文俊 还记得2007年前后,我为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逃离》寻找合宜的译者。朋友给我推荐了李文俊先生。说他喜欢门罗,译过她的中篇名作《熊从山那边来》。我去李先生家找他。他果然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门罗还没有获诺奖,李先生可以从容翻译,我也得以从容编辑,对照原文读李先生的译本,时时为他理解的精准与传达的精妙而叹服。如一个表示句中人物说话停顿的简单小词“now”,李先生会把握上下文语境,将其译为“话说回来”,人物声口,如见如闻。译完《逃离》,李先生意犹未尽,问我还有没有门罗其他的作品,他还愿意翻译。可见他有多么喜爱门罗,喜爱翻译事业。 李先生1月27日凌晨去世。过去的这个冬天,我们先后还送走了王智量、柳鸣九、郭宏安、杨苡等一批翻译大家。2014年3月,傅惟慈先生去世,我写过一首挽诗,结尾两句是:“耆旧襄阳零落尽,去来无迹若为情。”这将近十年前写的句子更像写的是今天的事情。去来无迹,是翻译大家牌戏人生的潇洒。但文字有灵,会长留天地之间,津逮一代一代读者、作者。燃灯人远去了,但灯塔会依然矗立,召唤人们“到灯塔去”。 韩敬群简介:韩敬群,生于1965年10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图书曾获“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优秀编辑)奖。曾被评为“中国十大出版人物”、“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2023年入选“北京学者”。著有《编辑的光辉宝藏》。   相关文章: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孤城内外/韩敬群 【第17届花踪文学奖海外作家评审】贺新郎/韩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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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 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 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 即使围我三重 围我在墨黑无光的核心 缴械,那绝不可能 ——余光中〈守夜人〉 2015年7月19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我受邀主持余光中“美感经验之转化——灵感从何而来”专题演讲。这是他荣获第8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后的活动,也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的近距离接触。“花踪”是由马来西亚媒体《星洲日报》两年一度的文学大奖,用来肯定优秀华文文学创作者的卓越成就,王安忆、陈映真、西西、杨牧等皆曾获此殊荣。当时87岁的余光中语多幽默,听众反应热烈,让原本预定一小时结束的演讲,变成延长为两小时的活动。会后我还在脸书(Facebook)上开玩笑说:“老先生”果然功夫了得,魅力惊人。随着诗人逝世,精彩的演讲已不可能重现;但或许也是让读者再次阅读、重新定位余光中文学成绩的最好时机。 我认为余光中的创作历程中,“香港时期”具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1974年他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教授,至1985年始离港返台定居。扣除回台湾师范大学客座的那一年(1980年8月到1981年7月),这10年的“香港时期”诚如诗人自述,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这10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余光中于文革后期抵达香港这“借来的时间,租来的土地”,深知此处无论在政治、语言、地理上,皆为“一个矛盾而对立的地方”。他时时北望而东顾,明了“新环境对于一位作家恒是挑战,诗,其实是不断应战的内心记录”,诗人对时局及环境之异感慨日深,加上沙田校园丽景的江山之助,诗风与题材遂又见新变。 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两部诗集,正写于“香港时期”。走过《莲的联想》开启的“新古典”路线,余光中并未因此而保守持重、拘于传统,反而用《敲打乐》及《在冷战的年代》内的杰作证明,他始终怀有实验的热情,却能出之以圆熟之诗貌。之后《白玉苦瓜》则将余光中作为现代诗人的位置推向颠峰,允为其创作生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诗集。《与永恒拔河》延续了《白玉苦瓜》所录3大题材:一为怀乡、二为咏物、三为述志,《隔水观音》则在一贯的抒发乡愁之思之外,增加许多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探索。《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3部诗集分别收录了〈水仙操〉、〈漂给屈原〉及〈竞渡〉,3首诗都在书写屈原,亦与《楚辞》暗相呼应。但诗人充分发挥现代诗语言及结构之弹性,舍事迹而就精神,赋老传统予新思维:“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一种高贵的绝症/把名字投在风中的/衣带便飘在风中/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漂给屈原〉),以及将龙舟竞赛与难民船偷渡两事并置的〈竞渡〉:“但堤岸上的观众正在喝彩/对着堤内的港湾,湾内的龙船/对着传说中的悲剧/背着上演中的悲剧”。 创作力旺盛 余光中不单欲以现代诗召唤古人面目,他在〈漂给屈原〉中先以“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重新定位屈原投江,继以“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你流浪的诗族裔/涉沅济湘,渡更远的海峡”展现出道统继承,舍我其谁的睥睨之态。诗人的古典意识当然不会只展现在屈原上,譬如1980年余光中便在短短两周内,先后完成三连作〈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不难想见其创作力之旺盛。 自《白玉苦瓜》开启了诗乐交融之途,余光中的歌谣体创作便获得读者高度认同。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之意象、节奏、声韵、词汇、抒情方式中汲取资源,再加上留学美国时期接触的西洋民谣跟摇滚乐 ,遂大力提倡“诗”与“歌”之结合,让“以诗入歌”成为彼时台湾民歌运动的重要特色。因为杨弦、李泰祥等人以余光中诗作谱曲,〈乡愁〉、〈江湖上〉、〈民歌〉、〈海棠纹身〉等作更为传唱一时。《白玉苦瓜》中多采类似民谣的诗语言,重视句型、节奏与声音效果,可歌复可吟,成功结合中西之长处,兼容诗乐之优点。 以怀乡为主题的〈乡愁〉或〈乡愁四韵〉,固然长期享誉各地华文读者圈;但我以为余光中彼时最具代表性的诗篇,实属怀抱强烈古典意识,并愿让自己的生命形态及生存情境,叠合进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者。其中杰作,率皆如此,像〈守夜人〉以此3句开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四十岁后还挺着一支笔/已经,这是最后的武器”,全诗收束于“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作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宛如把自己置入古典长河之中,以笔为最终武器,肩负起“守最后一盏灯”与“撑一幢倾斜的巨影”重责。不是宿命,没有怨怼,因为〈白玉苦瓜〉已见诗人自行把名字刻在国宝上:“只留下隔玻璃这奇迹难信/犹带着后土依依的祝福/时光之外奇异的光中/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这玉雕苦瓜“似悠悠醒自千年大寐”,中华文化菁华仿佛皆荟萃于其中,并借助艺术之力让它能够“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诗人“光中”与之交叠契合,遂能从变动当代,跃入永恒古典。 |作家简介|杨宗翰(台湾) 1976年生于台北,现任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副教授、中华民国笔会秘书长、《台湾诗学学刊》主编。著有《有疑:对话当代文学心灵》、《破格:台湾现代诗评论集》、《逆音:现代诗人作品析论》、《异语:现代诗与文学史论》、《台湾新诗评论:历史与转型》、《台湾现代诗史:批判的阅读》、《台湾文学的当代视野》,主编《话说文学编辑》等八书,合编《台湾1970世代诗人诗选集》等八书,并曾策划“台湾七年级文学金典”等五种系列出版品。曾入选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贰)》(诗卷、评论卷)及《评论30家》等多部选集。2022年出版与孟樊合著之《台湾新诗史》,2023年出版个人诗集《隐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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