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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济幽谢港

与柔佛其他地方庙宇有所不同，凤山宫于谢港当天下午，会在庙宇毗邻的锌板顶凉棚（醮棚）中“拜门口”，对象是港内无主孤魂，其形制与马新华人社会常见的农历七月中元普度施孤仪式非常相似。

1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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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再谈谢港

这几天的柔南，东北季风带来细雨绵绵与大雨滂沱交错，令人难以不具体感知到岁末将至、新正不远的气氛。今年年初，我原已在本专栏中写了一篇〈酬神谢港〉，谈及柔佛的谢港民俗一些源起与发展；后来扩充为学术文章，刊载于陈琮渊、廖文辉主编的《2024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中。当中一些余韵，或许值得趁着雨天足难出户之际多写几句。如前文所述，农历年尾举办谢港民俗，在柔佛的华人庙宇中颇常见。柔佛古庙举办谢港一事早在1930年代已见报，战后依然举办，但后期越发式微，与农历年初的柔佛古庙游神形成对比。根据近年来柔佛古庙管理委员会的说法，柔佛古庙谢港的日期，从前得年年在该庙神明面前掷筊决定；谢港期间采用何种方言的酬神戏，也同样需要年年在该庙神明面前掷筊决定。后来为减少变数所造成的额外开销，才改为固定在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七举行，酬神戏则由福建戏与潮州戏年年交替聘请。 [vip_content_start]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笔者曾到柔佛古庙现场考察谢港仪式。由于防疫所限，该年谢港祭祀的规模相对简单，除了礼聘潮州酬神戏，仅有正日当天的参拜仪式，参与主祭与陪祭者为新山中华公会及新山五帮（即潮州、福建、客家、广肇、海南）会馆代表，祭祀对象为柔佛古庙主神元天上帝及“在位神明”。所有仪式都在柔佛古庙完成。 2022年柔佛古庙谢港，庙方以“仿古”为口号，农历十一月初七当天除了参拜仪式及酬神戏，还追加舞龙舞狮表演、庙前美食街、“游古庙长知识”游戏等，以期让参与的公众得以“体验19世纪谢港盛况”。类似做法延续至今年的“柔佛古庙谢港庙会”，以“庆典丰收与感恩”为主旨，举办系列活动，包括谢港参拜仪式、龙狮表演、酬神大戏、儿童填色比赛和美食街，同时还提供接驳车服务，方便访客到场。受限于史料，我们仍无从确信19世纪的柔佛或新山地区是否会举办谢港庆典，更不可能揣测当时谢港祭祀对象与仪式内容。然而从当代柔佛古庙谢港的种种来看，其中并无祭祀河神或河流的元素，柔佛古庙也未见有供奉任何与河流相关的神明对象。从这点出发，笔者倾向于认为此谢港的“港”字并非指代字面意义上的河流，而是港脚自身，即是对作为在一个种植园或聚落社区的地域范围内生活的人们，酬谢港脚众神庇佑，祈祷境内“合港平安”的祭祀行为。从这点出发，同样以柔佛古庙为例，新春的游神与岁末的谢港便形成前后呼应的一对庆典，前者为神明巡境，后者为答谢神恩，加上昔日新山巴刹举办的年中七月普度，形成阴阳过渡的社区仪式，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虽然谢港酬谢的对象以举办庆典的庙宇或社区供奉诸神为主，并不专属于任何特定神明，然而有一点巧合却很值得一提：与谢港的分布地域极为类似，洪仙大帝也是一位基本仅流行于廖内、新加坡和柔佛华人社会的神明，神源不详，惟几种版本的传说都指向祂与19世纪该地域开荒过程中产生的虎患问题紧密相关。在绝大多数洪仙大帝庙宇中，其神诞都订在农历十一月，与谢港普遍举办的月份（农历十月至十二月）有所重合。学者一般指留意到洪仙大帝、谢港与港脚农业的关系，却很少深究为何它们会发生在年尾。此刻暴雨倾盆，朦胧间，我仿佛见到古早时代在雨林中拓荒种植甘蜜的华工，热带的雨季影响着开芭与收割作业，变相成了农闲时期，趁此时机，祭祀作为庇佑开荒者免遭虎难的洪仙大帝信仰，或举办酬谢神恩庇佑港脚合境平安的谢港，又或许两者本是一体，都是源于19世纪热带华人种植园经验的雨季节俗？车子驶过水洼，思绪飞溅，想入翩翩。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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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重塑Chingay

从联合申遗的角度出发，三地“Chingay”皆源自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的宗教活动，并在各自社区发展出不同形态的多元文化展演，从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传统与艺术特色。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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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重塑Chingay

本月初，新加坡《海峡时报》率先披露，马新两国将携手合作，申请将“Chingay”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双边在新加坡举办了第一回合联合申遗工作坊，两国各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的“Chingay”——即新加坡的妆艺大游行、槟城的大旗鼓游行及新山的柔佛古庙众神出游，三方皆派出代表出席讨论。兼受国家文化局及新山中华公会之委任，我有幸参与其中，为联合申遗脑力激荡，也从中更直观地了解彼此对于“Chingay”认知的异同。说到认知，尽管将以“Chingay”为名目联合申遗，新槟柔三地对于“Chingay”原来是什么、后来演变成什么，三方皆有出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最新一期馆刊《BiblioAsia》有专文讨论此事，里面提到“Chingay”一词或最早源于“装艺”或“妆艺”（福建话tsng gē），乃指在一场游行中，由抬着打扮成各式角色的孩童组成的流动展演，如中国宁波的“抬阁”、香港长洲太平清醮时的“飘色”，亦是同类。 Chingay出现在新加坡最早的记录始于19世纪中叶华人庙宇的游神祈安活动中，步入20世纪后，新加坡华人社群精英以迷信和浪费为由，逐渐删减主要庙宇的游行活动，最终以天福宫于1935年终止妆艺游行为里程碑。20世纪中期，妆艺在新加坡曾一度式微，直到1973年，新加坡政府将妆艺重新定位为国家文化活动，以加强种族和谐与包容，于农历新年第二周的周末（即元宵节前后）举行，游行内容逐渐加入不同族群的元素，如马来舞、印度舞等，逐渐演变为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 [vip_content_start] 在槟城，“Chingay”同样起源于19世纪，最初也是作为当地华人庙宇的游神巡境活动，也同样拥有“妆艺”、“抬阁”的元素，但在步入20世纪后开始融入更多华人与非华人文化元素，最终被定格为“大旗鼓”游行，其中的代表演出也不再是流动展台上的扮仙孩童，而是那一支支32至40英尺长竹竿，竿顶悬挂25英尺宽大旗，表演者以精湛的技巧将旗帜抛起，平衡在下颚、额头、肩膀或颈后的高杆抛旗表演，以及诸如马来武术、印度舞蹈、花车游行、独轮车表演、舞龙舞狮等，彰显槟城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色及底蕴。相较之下，历史至少可上溯至19世纪下半叶的新山柔佛古庙众神出游，至今仍旧保留鲜明的华人宗教信仰活动特征，乍看与上述两者的现状颇不相同。然若仔细审视历史与细节便可发现，在柔佛古庙游神赛会最早的英文报导中，便已经被称为“Chingay”，并于往后常常被如此译用，说明柔佛古庙游神很早便被外部观察者拿来与新加坡、槟城的妆艺相提并论和比较，同属一种类型的街头游行（street parade）；其次，柔佛古庙游神也颇早就曾具备新加坡与槟城的妆艺特征，例如1934年的新闻报导中便记载是年柔佛古庙游神有福建人“备有戏剧、花景两架，装置极为酷肖，在灯光掩映之下，俨若蓬莱方丈、巫山境地也”，貌似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花车（float）；且当时游神队伍中“又有洋乐一队，系印度与马来人组织者，悠扬铿锵，颇可悦耳”，属多元文化与族群曾参与柔佛古庙游神之例证。从联合申遗的角度出发，三地“Chingay”皆源自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的宗教活动，并在各自社区发展出不同形态的多元文化展演，从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传统与艺术特色。在我看来，从过去到现在，三地“Chingay”都在各自的场域中，发挥过处理分歧、整合内部的功能；而三地“Chingay”之间的差异，恰恰体现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所能焕发的文化包容与多样。如今的联合申遗正在让“Chingay”成为开放的概念，不仅是将“Chingay”放入跨地域的框架中重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重构华人移民文化认知场域的一次难得契机。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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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复刻传统

今年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复刻了自身昔日的传统，把原本不相关的打醮和游神放在一起呈现，另一方面则不仅保存，反还扩大了乩童的队伍，体现出有关方面的认知中，仙四师爷信仰里灵媒显灵降乩的重要。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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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复刻传统

上周末是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祈安大醮暨160周年庙庆，除了礼聘道士做了3天法事，也将举行游神庆典。庙方的宣传海报上说这是“阔别63年，重现百年銮游，守护隆市传统”，至于上一次打大醮则是76年前。换算一下，仙四师爷庙认为自己创立于公元1864年，至于此前最后一次游神和建醮，则分别是1961年和1948年。同许多古刹一样，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并没有留下草创时期的纪年文物，目前最早的文物年份仅能追至1880年代，嵌在庙壁上的四公纪念碑（1932年），则称该庙之创立“乃于前清光绪初元，距今将六十载矣”。按此估算，却是1870年代；而根据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司理张敬文推动编纂、1959年印发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所述，仙四师爷庙建于1864年，1882年由叶亚来捐地重建，1883年落成。在缺乏史料相证的1860到70年代，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还有一个传说，称叶亚来曾于1874年吉隆坡内战结束后，于仙四师爷庙举行超度法会，借此祭奠内战中殒命的弟兄。而今年的祈安大醮所对应的“76年前”，实为194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超度沦陷期间死难侨胞以慰幽灵”，由张敬文向政府当局申请，于庙里建醮四日五夜、针对二战期间殉难百姓而设的超度法会。 [vip_content_start] 张敬文究竟是谁？为何他的名字老是出现？用今天的话语形容，他大概是二战前后期间，仙四师爷的头号粉丝。祖籍梅州的他19世纪末南来，白手起家，在雪州成为锡矿主，1934年开始出任吉隆坡仙四师爷庙产业受托人，1940年起兼任该庙司理。也是在1940年，他两次拜访芙蓉亚沙千古庙以收集仙四师爷历史和传说事迹，战后又多次前往，并委托专人协助抄录、整理、撰写和校对，最终在1959年完成前面提到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作为最早记述仙四师爷历史传说的中文出版文献之一，这本小册子为后世树立了一套关于仙四师爷身分的说法，并且建构了仙四师爷与叶亚来之间的历史与神话关系，可说影响至深。除此之外，张敬文也积极参与组织领导战后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的游神庆典。那时候的游神，日期大都设在农历新年正月下旬，游行路线一度可达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而张敬文当时年岁已高，仍会持香走在前方。以1961年为例，上午10时，队伍由张敬文等人领导，继为庆同乐国术团的醒狮队，潮州京果商行的音乐队，还有 “高脚人”（踩高跷），“沿途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吸引无数行人，伫立欣赏”。当时报道还说在游行队伍中有3个“降童”（乩童），“以数尺长矛，洞穿面颊，随街跳跃，竟无痛苦”。以上场面，或多或少都有在今年的游神中“复刻”出来。 1961年吉隆坡仙四师爷庙游神庆典过去不到两周，年过八旬的张敬文又一次乘车前往参访千古庙，结果不幸在芙蓉发生车祸，酿成一死二重伤意外。张敬文虽捡回一命，却身受重伤，一年后离世。张敬文之死，很可能对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庙务产生消极影响，往后的游神庆典也以交通拥堵，准证难批为由，改在庙里奏乐拜神，不再出游。今年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复刻了自身昔日的传统，把原本不相关的打醮和游神放在一起呈现，另一方面则不仅保存，反还扩大了乩童的队伍，体现出有关方面的认知中，仙四师爷信仰里灵媒显灵降乩的重要。传统总在变，我们总是会好奇，在传统传承的过程中，什么被放大，什么被省略。由此出发，当我们追溯和缅怀张敬文老先生当初几近凭一己之力树立的历史与传统时，彼时的传统和历史，也同样经历了放大和省略的过程。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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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神之墓碑

盛明利的墓碑，除了士毛月的新旧二方，其实还有第三片，即立于芙蓉亚沙（Rasah）千古庙神台之下的“惠府甲必丹讳明利盛公府君神位”，龙边刻有年份“咸丰辛酉年吉立”，即1861年。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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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神之墓碑

盛明利的墓碑，除了士毛月的新旧二方，其实还有第三片，即立于芙蓉亚沙（Rasah）千古庙神台之下的“惠府甲必丹讳明利盛公府君神位”，龙边刻有年份“咸丰辛酉年吉立”，即1861年。月初甫从日本的研讨会回到新山，周末就北赴吉隆坡广东会馆讲座献丑，马不停蹄间，知道我对仙四师爷信仰有兴趣的网友，约我去士毛月（Semenyih）看看甲必丹盛明利墓，想着难得有在地人引领，又是顺路，自然欢喜赴约。来到士毛月华人义山，先在义山的福德祠处集合，同时也瞻仰安置于福德祠的甲必丹盛明利及盛门游氏墓碑。根据碑刻所记，这两块墓碑祖籍惠府，应都立于清代，盛明利者为同治八年季冬月（即公元1870年1月），盛门游氏者则是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此二碑的立碑者（孝男孝女）人名基本重叠，由此可见两位墓主应为夫妻关系。 [vip_content_start] 至于它们的来历，已故《通报》总编辑庄之明（笔名温故知）曾多有追踪着墨，并收录在其出版的《仙师爷与师爷庙》一书中。原来这两块墓碑本来立在马六甲武吉士木阁（Bukit Semabok）义山上，1979年发现，当庄氏于1983年寻访至该处时，盛明利之墓丘已被后方道路修建工程的泥土掩盖，仅见墓碑。庄氏将此情况转告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后者复联系士毛月仙四师爷宫。1984年，盛明利、而后亦被发现的盛门游氏墓，以及前方两座难辨字迹之墓，一并拾金，迁葬至士毛月华人义山。盛明利及盛门游氏的墓碑亦被保留，先是移置士毛月仙四师爷宫内，后来搬到士毛月华人义山福德祠储物室里，再后来就是如今被立在福德祠神台旁边的状态了。迁葬至士毛月华人义山的盛明利及游氏遗骨，该义山理事会为其修了一座新坟，立于义山高处，坟前有牌坊，上面写有“士毛月仙师爷甲必丹盛明利公”大字，而新墓碑则仿照盛明利旧墓碑碑刻内容，并添加了好些信息，如在墓碑两侧加了“南洋开宇宙、吉地镇山河”对联，与吉隆坡仙四师爷大门对联一致；碑面龙边添上“附贤弟子郑补君、陈祖君”字样，参考《仙师爷与师爷庙》可知，此二名字出处，应源于1983年士毛月石古洞仙师神坛乩童降乩，称马六甲的盛明利（墓）脚下左右有其手下陈祖、郑辅，应一同迁葬；而前述迁葬时两座字迹难辨的墓，就被视为是此二君。有意思的是，《仙师爷与师爷庙》也记载说，这两座无名碑，其中一个曾在日照下隐隐出现“陈门”二字一闪而逝，因此被视为陈祖之墓。而在士毛月盛明利新墓碑上添上了其夫人名讳却不是有原碑认证的游氏，反倒刻成了“陈氏”，可能是以1957年出版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说法为依归的结果。盛明利的墓碑，除了士毛月的新旧二方，其实还有第三片，即立于芙蓉亚沙（Rasah）千古庙神台之下的“惠府甲必丹讳明利盛公府君神位”，龙边刻有年份“咸丰辛酉年吉立”，即1861年。1861年也被视为是甲必丹盛明利遇刺身亡的年份。《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内提到这块碑的来由，是1861年有位杨姓菜农在盛明利遇刺地点种豆角，割草时意外发现，将之移入千古庙供奉。同年身死下葬、又在同一年于杂草堆里被发现，此传说的时间轴实在过于拥挤。巧的是，我的共同研究伙伴周建兴在细读《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时，发现当时拍摄的千古庙盛明利神位碑照片中，虎边部分隐约有字，如今则已被红漆厚厚覆盖。与其他文献比对后，基本可确认为“己亥春月重修”，己亥年应为1899年，“重修”一词则意味着神位碑并非原装，那么，从最保守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认为现存的千古庙盛明利神位碑，其实并非他在1861年身死下葬的那块墓碑？历史研究里，除了追求新史料、新发现，旧史料、旧文献往往也可以“磨出旧尘埃”。如果墓碑是神话的正反注脚，那神话的具现也可以是历史的实践。本月底，主祀盛明利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将时隔76年再次举办祈安大醮，并在27日早上复办暌违63年的游神。届时仪式与秩序将如何再诠释，传说与历史又将如何被表述？有志一同者，切勿错过。些有名无名、散布在全马、全东南亚各地的战争蒙难百姓呢？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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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靖国神社的咖哩饭

同行友人推荐我们尝试的海军咖哩饭要价1100日元，标榜是根据1908年出版的《海军烹饪教科书》食谱制作，主打原味复刻。咖哩里有牛肉、胡萝卜、洋葱、土豆，味道咸甜夹带酸味，卖相虽不佳，却很下饭。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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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靖国神社的咖哩饭

生平初次东京出差，办正事之余，自然也要捉紧时间观光会友。凭借复杂交错的公交铁路网，游走在池袋、新宿、巢鸭、文京、千代田等地名之际，体验电车的拥挤、浅尝在地本格料理。尽管匆匆，唯有一处地方，是身为马新华人史学人一分子的我自觉必须去的，那便是靖国神社。在日本供奉八百万神明的诸神社中，靖国神社恐怕是在中文世界里出镜率最高的一个。其前身19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创立的东京招魂社（1869年），以纪念当时尊王倒幕内战中死难的反幕武士，1879年改名靖国神社，并开始供奉为日本天皇战死的将士，因此先后纳入19世纪末以来日本对外战争，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为供奉对象。1945年以后，日本战后宪法规定政教分离，靖国神社成为非政府化的宗教机构，但由于供奉对象包括二战战犯，常年发生涉及参拜及示威破坏等争议。在聚光灯外，比较少被提及的是附设在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游就馆成立于1882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军事博物馆，其馆名取自《荀子‧劝学篇》中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即君子要选择适合的地方居住，且要与贤德的人交往。游就馆内展示着近代日本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与军人遗物、遗照等物件，结合参观时长2小时以上的大型常设展览。 [vip_content_start] 展览内容主轴，自然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对外战争来龙去脉，除了”战争合理化”的论述，将战争形容为争取生存空间的行为，也加入了当代比较流行的“战争同理化”元素，突出阵亡将士的人性一面，军眷遗族也是战争受害者等观点。我参观时特地去看其中关于二战东南亚战场的叙述，但处处是日本二战右翼史观里常见的避重就轻。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将日军二战时修筑泰缅铁路（即死亡铁路）解释为“发展东南亚交通基础建设”，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也属于极富想像力的自圆其说。除了常设展，游就馆也会举行特展。今年的“令和六年游就馆特别展”《兵食》，便是以旧日本海陆军餐饮为主题，为配合特展，游就馆楼下的餐厅还推出了兵食菜单，结伴同行的友人推荐我们尝试里面的海军咖哩饭，要价1100日元，标榜是根据1908年出版的《海军烹饪教科书》食谱制作，主打原味复刻。咖哩里有牛肉、胡萝卜、洋葱、土豆，与今天随处可见的日式咖哩基本无二致，只是加入更多面粉炒制使其浓稠，据说是为了方便拌饭，又不容易倒泄，味道方面也是咸甜夹带酸味，卖相虽不佳，却很下饭。一般认为，日式咖哩的鼻祖就是旧日本海军咖哩。日本海军自明治初期成立以来，一直以英国海军为榜样，并为军舰人员提供英式西餐，因为19世纪英国海军也有煮食咖哩的传统，所以咖哩也被带到了日本海军中。日本海军膳食分为军官、士官和水兵三类，由于军官自付餐费，因此伙食往往会比后两者更豪华，更出现了“伊势龙虾咖哩”这种如今看来暴殄天物的吃法，而我在游就馆尝到的显然是士官和水兵吃的普通咖哩。1942年出版的《海军军饷烹饪技术教科书》除了有咖哩的煮法，后来也出现了咖哩粉炸竹荚鱼、咖哩烧、咖哩炖猪肉土豆等衍生菜单。二战结束后，旧日本陆海军解散，一些退役海军开始经营西餐厅，所煮皆是自己曾在旧日本海军中学到的菜肴，包括蛋包饭、奶油炸丸子、牛排等，当然也包括咖哩。最初的顾客，包括曾吃过它们的前军官、看过上级吃过它们的士兵，以及听说过它们的家人朋友。于是，这种日式西餐便在战后快速在日本民间传播开来。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咖哩可以被归类为“洋食”的原因。如今日式咖哩也早已遍布世界，既然它作为旧时兵食的经历也不该被质疑、被遗忘，更何况是那些有名无名、散布在全马、全东南亚各地的战争蒙难百姓呢？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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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月饼变天

甫过中秋，月饼打折，拜月光习俗也在本地日趋淡忘，惟拜课本、媒体及童话故事所赐，各种中秋传说却是历久弥新。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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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月饼变天

甫过中秋，月饼打折，拜月光习俗也在本地日趋淡忘，惟拜课本、媒体及童话故事所赐，各种中秋传说却是历久弥新。甫过中秋，月饼打折，拜月光习俗也在本地日趋淡忘，惟拜课本、媒体及童话故事所赐，各种中秋传说却是历久弥新。除了嫦娥、吴刚、月兔，朱元璋“月饼起义”典故也相当脍炙人口，尤比前面说的那些神仙故事，显得更加“真人真事”：相传元朝末年，中原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朱元璋为了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因蒙古人防范，民间难以传递消息。军师刘伯温想出妙计，命人制造饼子并散布“冬天有瘟疫，吃月饼可避”的谣言。家家户户购买饼子，打开后发现内藏纸条，上写“八月十五夜杀鞑子”。各路义军在八月十五日夜齐心起义，一举推翻元朝。此后，朱元璋下令在中秋节赏赐月饼，这一习俗便流传至今。 [vip_content_start] 其实，关于此“八月十五夜杀鞑子”的传说，美籍华裔明史专家、已故陈学霖教授早已著述讨论。在其〈刘伯温与“八月十五夜杀鞑子”故事考溯〉一文中，通过探讨元末汉人以月饼传讯“八月十五杀鞑子”起义推翻蒙古统治的民间传说的来历、史源及其与政治和民俗发展的关系，指出这些故事并未见于元代或明清的史籍，虽反映了元末中国江淮地带的汉人不堪蒙古压迫、反抗起义的一种集体记忆，却不全然是信史；至于“八月十五夜杀鞑子”的传说雏形，最早见于清光绪年间才出现的元初徐大焯《烬余录》中，但是以五月初五端午为起义日；再往后流传的版本，则结合《元史》及蒙古族相传的虐政记载，加以改造和小说化，并以刘伯温作为主角，展现了民间对这位明朝开国功臣的神化，最后形成了刘伯温策划月饼传讯的传奇。至于传说中为何要以八月十五中秋为期？陈氏认为这一方面是受到清中后期汉人民间信仰的观念，认为闰八月十五为三元劫运之日，是变天的日子，再加上一些教派有闰八月十五乃红阳末劫、弥勒降生的宣传，导致清中后期的中秋前后常常发生起义叛乱事件，其宗教色彩也让曾参与反元起义的刘伯温，能以占卜预言家之姿施展神机妙算，融入清末才开始流行的“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中，自然也不难想像它的流传，与当时反清复明思想及清末民初革命运动的关联性了；另一方面，将月饼真正与中秋联系在一起的也是明代。在此之前，“饼”并非中秋祭祀及时节饮食的必备元素，直到明朝年间，各式月饼才广泛流行于民间，成为中秋节的象征，并延续至现在。概言之，将元末汉人起义传说当作中秋节典故，大抵是要等到民国年间才在中国普遍流传及刊行，也大约是这段期间才传播至马新一带。1927年新加坡《南洋商报》刊载的一则月饼广告中，正是以〈中国人须知中秋节存有恢复国家之大纪念日在〉为题，在广告文中大谈刘伯温于中秋号召群众，“借赏月之良机成倒胡之伟绩”，进而鼓励消费者“勿遗忘纪念此恢复光荣佳节，及勿忘以月饼为纪念物品”；1927年中秋之期，正处中国国民政府北伐形式最低潮，1948年的另一篇投稿，记述了当时的一则逸闻：话说新加坡牛车水某饼店因经营不善，曾于北伐期间，在新加坡报章上刊登捐送月饼慰劳中国前线将士的广告，一时营业额翻三倍，但结果中秋节刚过就关门大吉，老板逃去无踪，如此爱国民族主义行销手法，也不知该说成功还是不成功？早年的月饼生意之大确实夸张，所谓“经营月饼生意一月，所得盈利可作整年支销”，市场之大，贵有贵卖，平有平卖。1920年代就有报章记录新加坡的娼妓热衷买月饼送恩客，令茶楼酒馆做饼忙，别的生意都放在脑后。1940年代末，新加坡有所谓以制作月饼闻名的“四大酒家”，即皇后、大东、大新及新纪元，其中蜜驼律的皇后酒楼的月饼精致价高，号称“皇后月饼之皇后”；而牛车水的新纪元酒楼月饼则强调自己薄利多销，以“有我的平，无我的靓”为口号，另外还有专卖斋月饼的六合园，“以应佛教徒所需”。说到底，月饼热销从不是为了缅怀历史，大概也与变天无关，反而是佳节送礼的人情债，绵远流长。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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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古刹中元

如今青云亭每逢七月末仍有普度，地点设于神庙对面的亭主厅，供桌前摆着纸扎大士爷，供品中仍有糖果蜜饯，却不再长得像蝎子老鼠狗蜈蚣。这种变化会不会就是“后改为峇峇普”的遗绪？历史依旧有待发掘，但似乎又再挖深了一寸。今年农历七月前夕，我写了一篇题为〈峇峇普·童子普〉的文章，从马六甲青云亭刻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绍兰会大伯公碑记》里记载的“吾先辈昔有设立童子普，后改为峇峇普”一段话，推敲“峇峇普”与“童子普”的意思。我虽从碑记行文推断童子普与峇峇普之间应有对应关系，但若无法判断两者任一的历史形态，则难以进一步论证，一切有待发掘。岂料七月未过完，我却在网上无意间刷到一则帖文，里头提到了一篇投稿于1837年、关于马六甲青云亭中元普度的田野报告，我按图索骥，竟意外见到解答上述谜题的曙光。 [vip_content_start] 这篇田野报告题为〈Chinese Feast to Disembodied Spirits〉（中国人的鬼节），作者纽博（T.J.Newbold）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军官，1832年被派驻马六甲，并在当地待了至少3年，期间发挥了当时英殖民地官员特性，积极收集文献，考察风土民情，而这篇〈中国人的鬼节〉，刊载于1837年10月的《Madra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马德拉斯文学与科学期刊》）上，内容为纽博对当时马六甲青云亭中元普度的田野考察。而这篇报告大概是目前除了青云亭的碑铭，最早深入描述当地华人中元普度的传世文献。在纽博的观察中，马六甲市区的中元普度——他称之为“烧衣”（Shaou-e），主要有3个阶段，首先是农历七月初一傍晚：“街上挤满了忙碌的华人，他们正烧着长条的黄纸和白纸，形成一连串燃烧的火堆，几乎延伸到整条街的尽头。他们用红色蜡烛点燃这些纸条。”另一个重要阶段是七月十五，当天的青云亭举行公普，“为穷人以及无亲无故的亡灵举行祭祀”，此时庙里前庭及庙外街道都有摆设各式供品，其中前庭摆有各式热带水果和猪羊，庙外的供品还包括中式纸牌、鸦片及杯酒。晚间8点，大士爷（Tye-su）会被抬出来，和尚（Wey-siong）为其“揭开面纱”（按：即开光仪式），稍后青云亭5位信托人（一位炉主，4位头家）到场，诵经祭拜仪式开始并持续至接近午夜，“法师取出香炉中燃烧的香，一根一根地将它们扔到供桌外的空地上，表示鬼魂已经离开；接着，助普者的名字被大声宣读出来，并随着法师发出信号，围观者迅速冲向供桌，抢走他们所能碰到的所有菜肴。堆积如山的白米和水果被推倒在地，一切供品瞬间被扫空”——这很明显是对于19世纪青云亭“抢孤”的一段生动描述。根据纽博的说法，当时马六甲市区内有些华人会馆及团体也会在七月十五之后，于市区不同角落举办普度，并由各自的炉主和头家主持，由于是为团体成员的故人举行，因此不会像青云亭公普那般任由抢孤，只有持份者才有权带回供品。普度仪式结束后，人们也会在神明面前抽签掷杯，选出下一任炉主及头家。而到了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青云亭会为了“孤儿鬼魂”（spirits of orphan children）举行盛大祭祀，“摆在供桌上的糖果蜜饯、水果等，被切成诸如蝎子、老鼠、狗儿和蜈蚣等奇特形状。一个头顶光环的美丽女神，作为儿童的守护神，将可怖的大士爷取而代之，主宰着整场仪式……然而她最终仍将被烈火焚毁，带着纸钱和纸屋去往另一个世界，眷顾孤儿鬼魂。” 以上来自1837年的青云亭“孤儿鬼魂”普度描述，与台湾文史学人许玉河在澎湖后窟潭所见之“店仔口囝仔普”，竟有几处重合。其中最明显处，自然是两者普度日期皆在农历七月最后一天；另一个重点则在于主持普度的神明：店仔口囝仔普供奉纸雕的观音大士，而上述“孤儿鬼魂”普度祭拜的“头顶光环、守护儿童的美丽女神”，会不会与青云亭主祀的神明一样，正是观音本尊呢？更重要的是，如此“孤儿鬼魂”普度，会不会就是1904年《绍兰会大伯公碑记》里记载的“吾先辈昔有设立”的童子普？如今青云亭每逢七月末仍有普度，地点设于神庙对面的亭主厅，供桌前摆着纸扎大士爷，供品中仍有糖果蜜饯，却不再长得像蝎子老鼠狗蜈蚣。这种变化会不会就是“后改为峇峇普”的遗绪？历史依旧有待发掘，但似乎又再挖深了一寸。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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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蚁学人

莫家浩／新山老巴刹普度

20世纪初建成的纱玉河老巴刹，早在1962年就拆除，原本让几代人记忆深刻的市区巴刹普度，似乎逐渐化整为零，各自精彩，复相忘于江湖，留给好写闲事的学人到处取材，尝试填补一段即将被彻底淡忘的城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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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新山老巴刹普度

父母记忆中的新山市区巴刹庆中元是每年农历七月廿七，巴刹内各档口会将平时又湿又乱、卫生条件难以名状的巴刹内部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各自精心布置，摆好各式供品，包括小孩子最爱围观、当时新奇的电动玩具，巴刹外还有长辈最爱的潮州大戏。前阵子受槟城和谐机构与城视报邀请前往分享中元节俗以及考察大山脚埠众盂兰胜会，忙于讲座和考察活动之余，我最心心念念的，便是想一睹当地巴刹里办的中元普度。个中缘由，既是想亲眼见证著名的新街头万山（Campbell Street Market）这座市区百年老巴刹内庆中元的盛景，也因为在大山脚埠众盂兰胜会当中，就有不少当地巴刹公市相关团体人员的参与，两者关联颇值探求。刨根究底，我对巴刹普度的莫名关心，或许还得回到新山。当我十几年前开始研究柔佛古庙游神历史，询问长辈对于游神的记忆，偶能听到对方会将游神与新山纱玉街老巴刹中元普度的热闹程度相提并论。 [vip_content_start] 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记忆中的新山市区巴刹庆中元是每年农历七月廿七，巴刹内各档口会将平时又湿又乱、卫生条件难以名状的巴刹内部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各自精心布置，摆好各式供品，包括小孩子最爱围观、当时新奇的电动玩具，巴刹外还有长辈最爱的潮州大戏。游人则会好好穿着打扮一番来逛普度，除了有好事者传说看到许多好兄弟在现场品尝供品，其实就像是一场生活百货博览会，既不阴森，还很好看。网上见到一些新山老街坊对巴刹普度的回忆及昔日照片也如出一辙，印证这战后世代的集体记忆。除了口述记忆，还可以回头看看报纸。1948年，新加坡《南洋商报》一篇署名张家麟的投稿文章〈新山素描〉，提到当时新山，每年有3次庆祝规模较大的“大日子”，即农历正月廿一的“大帝出游”（即柔佛古庙游神），农历七月廿七的“普度”，以及农历十二月的“谢港”（即柔佛古庙谢港）。“酬神普度例有演戏，一聘两枱，连演数天，游行摆景，炮响连天，人来客往，应酬大忙，为了大日子耀门楣尽铺张，都不愿做寒酸相……”文中描述的庆典景象感觉既笼统又符合实情，但其所谓“普度”，是否真是办在新山老巴刹？查1941年《南洋商报》的一篇新闻报道写道：“新山市巴刹各华商，每年于废历七月廿七日，即举行盛大之盂兰胜会，已为惯例”，可见新山市区巴刹华裔商家，在二战爆发前就有于农历七月廿七举行中元普度的习俗；而1949年的另一篇新闻报道亦称“一年一度新山盂兰胜会在纱玉街大巴刹内举行”，可见其延续性。不像19世纪末有之的柔佛古庙游神是越办越热闹，20世纪初建成的纱玉河老巴刹，却早在1962年就拆除，摊贩搬迁至新盖的亚福街巴刹。1960年，也就是纱玉街老巴刹拆除前两年，关于其中元普度的新闻报道，宛如在为后来的集体记忆定格：“新山公市为庆祝中元节而举行一年一度之盂兰胜会，于昨晚在公市内举行，未及七时公市内已挤满人潮，为况之盛乃历届鲜见也。各菜摊、肉摊、鱼摊等所排列品式，琳琅满目，灿烂夺目，综观是晚开销将是十多万元。”迨至1990年代，又轮到亚福街巴刹被拆，摊贩自此分散至大马、拉庆、柔佛再也等社区的巴刹，原本让那几代人记忆深刻的市区巴刹普度，似乎也就此逐渐化整为零，各自精彩，复相忘于江湖，留给好写闲事的学人到处取材，尝试填补一段即将被彻底淡忘的城市史。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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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百变鬼王

在华人民俗里，大士爷是中元节法会中的重要象征，被视为能够震慑孤魂野鬼，维持普度施食秩序的神灵。民间一般通称祂作“大士爷”、“普渡公”、“普渡爷”、“焰口鬼王”，甚至直称“鬼王”。在华人民俗里，大士爷是中元节法会中的重要象征，被视为能够震慑孤魂野鬼，维持普度施食秩序的神灵。大士爷，亦称“面燃大士”、“靥然大士”、“焦面大士”等，大士一词，显示祂与观音大士的关联：有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也有说是观音附其身以感化；至于那几个与面有关的前缀词，则表露大士爷另一特征：面容丑恶可怖，似被火烧过般不怎么好看。道教则有说法认为祂乃太乙救苦天尊化身的“面燃羽林监斋普渡真君”。或因受佛道教影响，民间一般就直接通称祂作“大士爷”、“普渡公”、“普渡爷”、“焰口鬼王”，甚至直称“鬼王”。 [vip_content_start] 除了名号众多，大士爷的表现形式也有好几种，其中最广为人知大概是纸扎神像。在马来西亚，北马尤其流行的纸扎大士爷，有些还会做得超大一尊，成为当地庆赞中元的看点。我本周正好受邀前往槟城分享漫谈中元习俗，浏览主办方代为收集的资料时，才知道当地有人会将大士爷各种分门别类，如表现在籍贯上：“广府大士爷通常是大花脸，表现得较为温和；福建人的大士爷通常显得面目凶悍，有獠牙、长舌头、眼神犀利。这种形象设计旨在彰显其震慑力量。” 除此之外，大士爷的造型元素里头还有考究，如穿着长袍的是文大士爷，穿短袖衣的是武大士爷，甚至大士爷的脸部颜色也有青、蓝、红、黑之分，皆象征不同的力量和特质云云。其实在香港也有类似的区分，将纸扎大士爷分为潮州式、广府式和鹤佬式三种风格。其中又以鹤佬式的工艺和美感闻名。除了“可燃”的纸扎大士爷，在不少地方的中元盂兰普度仪式里，也会出现“不可燃”的鬼王。就近而言，新山柔佛再也居民联合庆中元会建有一座“中元大帝庙”，供奉着大士爷金身塑像，中元普度时只将此金身请至法会现场，不另置纸扎大士爷，更不会拿大士爷金身去烧，每三年一度还会举办游神庆典，抬着大士爷金身巡境；柔佛边佳兰四湾宝安宫的中元普度中使用的是大士爷的挂像，布帐上绣有大士爷形象，右手持有“分衣施食”的令牌。更早之前用的挂像甚至不是大士爷形象，而是福禄寿三星。所以中元普度一定要大士爷坐镇吗？此前本专栏谈过的新山直落爪哇中元普度是由拿督公坐镇，上期提到的青云亭中元普度则是大伯公坐镇。日本学者志贺市子则留意到在香港九龙半岛观塘区牛头角的惠海陆盂兰胜会中，当地居民在盂兰胜会举行前两天，会将“圣人公妈之神位”从祠堂中请出游行，并放置在醮场接受祭拜。据其研究，“圣人公妈”的原型是那些被埋葬在荒野或义冢中的无名尸骨，或是海上漂流至岸边无人祭祀的溺死者尸体。这种信仰不仅在海陆丰地区存在，也广泛分布于潮汕和福建地区。虽然大士爷和城隍爷在普度仪式中被视为冥界统帅，但对村民而言，圣人公妈是更亲近的鬼神领袖，因此在牛头角的盂兰胜会中，即便有大士爷的纸扎像，圣人公妈的牌位也不可或缺。对于福佬人来说，圣人公妈是盂兰胜会中最具代表度神灵，即是另一种统率孤魂野鬼的“鬼王”。我想这对我们研究和理解东南亚华人的孤魂济幽信仰流变而言，应当颇有启发意义。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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