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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

大约在20年前,我回到家乡南京,路过夫子庙贡院街上的百年老号“奇芳阁”。略显陈旧的门楼,飘摇彩招,下方却是巨大的金黄色“M”——由于经营不善,食肆的一楼被租让出去,成为麦当劳的门店。这一“后现代”场景,至今想来仍觉撞击。好在若干年后,老字号实现了“逆袭”,装修一新,恢复了原有体面。 这一过程,无疑是全球化经济消长以及文化博弈的隐喻。沉淀多年后,仍然记得当初构建这一隐喻的载体——食物——国际连锁快餐与孤绝的饮食传统。无可否认,这一场景构成了我撰写长篇小说《朱雀》的因由之一。来自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许廷迈,被少女程囡引领入金陵古城,是在一个叫作“西市”的地方,那里有“秦淮八绝”。一碗鸭血粉丝汤,调动了游子的味蕾,也终于联结了与其原乡的文化根系。大约这便是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说: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它的胃。其中包含了文化间的试探与吸纳,亦包含对记忆的唤醒。中国人对地缘的概念,是绕不开食物的。一方水土一方人,其中已包含食物对空间的定义。《北鸢》的卢家睦异地商贾,灾年施济发放家乡食物“炉面”,是德行,亦是不忘其本,实质是出于对“血缘”与“地缘”念兹在兹的情结。这其中所包含的,是食物对时空的穿透。而今,《燕食记》是一部以“食”为题的小说,其意便在这穿透:以一对厨人师徒的经历,穿透岭南漫袤的近现代史;也以一间老字号由粤至港的发展历程,穿透地缘、人心世相的变迁。 《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章,有关食物的陈述漫长、绵延,与时间相关。“突然,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味道,就是马德莱娜小蛋糕的味道。”感性而丰腴,是此后幽漫的记忆大厦的阶梯。美食可以定格日常,亦定格历史。在作了大量案头与田野考察之后,我将《燕食记》与一座茶楼的过往相联。这是岭南最为温暖的日常空间,有关这部小说的记忆,一定带着南粤点心与氤氲的茶香。香港最古早的茶楼叫杏花楼,孙中山等人就是在这茶楼包间里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的,并确认起义成功后成立共和国政府。在这茶香中,我意识到一些重要的时刻被定义。饮食空间的流转与历史的推进所交汇,成全日常与时代的同奏共跫,甚而被相互见证。审视史传传统的渊源,久远如“鸿门宴”,区区3字,已包含食物、地点与时间的交缠,更指向人性与政治的博弈。 《燕食记》中向太史说:“当年我和兄长,同师从追随康南海,同年中举,同具名公车上书,但命运殊异。我和他吃的最后一餐饭,只一道菜,就是这菊花鲈鱼羹。只一壶酒,是他从晋中带来的汾酒。”个人记忆与家国记忆的纠缠,凝结于味觉,可说是一种化繁为简,也是一种可被当下复刻的文化密码。而这种密码也因其日常与平朴,便呈现出“大国”与“小鲜”之间的辩证。从“庙堂”至“民间”,一如小说之源,犹似田稗,不涉大雅,却生命力旺盛。 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 以食物喻时代,也是由日常立场看历史兴颓,林林总总,万法归宗于民间。写《燕食记》,考察时代,亦发掘民间。那是一个又一个砥实的瞬间,下面埋藏着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内核。如新年时的黄沙大蚬,“大显”寄托岭南经世致用的价值观;清明前后的产于乡间的“礼云子”,则以《论语》映照中国人的庄雅与体面。因为关乎节气,这些时刻稍纵即逝。其根性来自于对传统的衔接、世代的传递。因为共同的感性体验,以之为传统实现与理性的附丽,唤醒共通的民族基因,也构成了另一种穿越国族的想像的共同体。 当然,在这漫长的传递中,势必要经历变革的考验。中国人是不畏变革的,“变则通,通则久”。“变”与“常”,互为前提与目的。这一点,我曾借《北鸢》中昭如之口说出“中国人的那些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善待变,成就了许多的美食。只一个豆腐,毛豆腐、臭豆腐、豆腐乳一源而至百变。由此,《北鸢》里写科举废除仕途无从后,知识分子的转型。设帐教学有之、掷笔从戎有之、投身商贾有之。而《燕食记》中的向太史出于钟鼎之家,于家国大义,作为逊清翰林看清了时代进步的走向,毅然支持民主革命,立起广州共和的大旗,而后又与子侄共襄抗日大计,是为勇。于个人事业,身离宦海,担任烟草公司的总代理,开设现代化农场,是为识。“读书为重,次即农桑,取之有道,工贾何妨”,这是家训,亦象征岭南文化经世致用、海纳百川之气象。而其交游亦不拘一格,任侠豪爽。 中国菜系分呈,而因“天下所有食货,粤地几尽有之”,粤菜亦天然具有触类而旁通的基因。北上与鲁菜交融,而成官府菜的谭家菜为一例;自成一统流转于香江的太史菜亦为一端。这是中国人“调和鼎鼐”的功夫。至香港,原是中西交汇之地,出现了所谓“fusion”(融合)菜系。《燕食记》的荣师傅与五举,在传与变中载浮载沉。而五举因入赘海上厨家,更将粤菜与本帮菜交融,发明“水晶生煎”“黄鱼烧卖”“叉烧蟹壳黄”,这是温和的改良。而具冲击的,则是其徒露露,将椰奶用来为“青鱼汤卷”发色,露露道:“我们马来的叻沙汤头,放得椰奶;泰国的冬阴功,也放得椰奶。怎么就你们上海菜放不得?”这是关于饮食的挑战,亦是时代之音。何谓正统、何谓规矩并无定论。发嬗,变革,原就是这么一言而振聋发聩。 《北鸢》中克俞在西泠印社附近开了家菜馆,叫“苏舍”。菜单开首写着苏子瞻的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可谓人生自喻。隐,其大约天然与饮食攸关。宋元时饮食大盛,其含对士人的尊崇。从苏轼、黄庭坚到陆游,留下不少谈论饮食的诗文,如《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至今日,以用舍行藏之“隐”意对待时代常变之心,依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一端。《燕食记》中写了几位“隐士”,也是厨师。首先是慧生的“隐藏”,是为了母子二人于乱世的平安,万千本领不可显山露水,一道“璧藏珍”内有天机;其二是叶七的“隐逸”,作为昔日的洪门魁首,反清落幕隐于民间,如渐凉的陈皮红豆沙封印手艺;其三是五举的“隐忍”,在时代迭转和个人命运的落潮中,将“十八行”退守于城市边缘的工业区。他们或是韬光,或是养晦,于时间有如珠蚌之约。 更可推演的是以隐而变,乃至两者的辩证。《燕食记》中年轻的荣师傅发现了成就莲蓉月饼的秘诀,在于放盐。庖界行尊韩世江总结道:“盐是百味之宗,又能调百味之鲜。莲蓉是甜的,我们便总想着,要将这甜,再往高处托上几分。却时常忘了万物有序,相左者亦能相生。好比是人,再锦上添花,不算是真的好。经过了对手,将你挡一挡,斗一斗,倒斗出了意想不到的好来。盐就是这个对手,斗完了你,成全了你的好,将这好味道吊出来。它便藏了起来,隐而不见。”其如微末,又居功至伟,推波助澜,可造就历史大势。由此可见的,是有关时代的行藏之术。在小说中,笔者重点写到了叫“音姑姑”的人。1940年代,岭南抗日之声愈炽,便有人借之为号令,游刃集结民间各种力量。抗敌,则胶结凝聚,如万千蚍蜉共撼树;获胜,则如蚁而散,各归其巢。不囿于团体、政见,只以任务为要。其中的枢纽人士,被称为“音线”。其音希声,难觅踪迹。由此可见,共成抗战伟业的大前提下,广东民间海纳百川,聚散有序,如“东江纵队”的发嬗与成就可视为典型。而音姑姑等“音线”如盐的隐现,恰成为以微而知著的关键。 大象无形,味的辩证形同此理。最美的勾勒,一如李凤公教画,白宣一张,倏忽可见雪地银驹。饮食可见隐现之道,虽稍纵即逝,却如一瞥惊鸿。韩世忠师傅在月饼中的隐藏,是家国情怀的深沉。当被公布于世的那一瞬,宏宏于天日,造就的是个人的高义,更是历史的高光。   葛亮简介:作家,学者。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著有小说《燕食记》《北鸢》《朱雀》《灵隐》《飞发》《七声》《戏年》《问米》,文化随笔《小山河》《梨与枣》,文学评论《此心安处亦吾乡》《繁华落尽见真淳》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意、俄、日、韩等国文字。 历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 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
2月前
1年前
不是每个文学作家都能忍受严谨苦涩的学术研究,同样的,不是每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能写出行云流水的文学作品。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其实并不相悖,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葛亮对这点深有体会,他早期的学术训练,为他撰写长篇小说提供了相应的准备和素材,所以对他而言,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葛亮的小说充满烟火气,比方说2022年出版的《燕食记》,他从饮食风物着眼,书写民国以来粤菜的掌故传奇和流变,以及食物背后的人生百味。很显然他在写这些内容之前肯定做过严谨的考察研究,而这种能力必须归功于他早期的学术训练,甚至他近年所写的一些内容,其实跟他在大学做的研究有关。 他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照他的话说,他开启写作之路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意外,因为他父母亲都是理科出身,以前那年代的想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即便如此,家庭对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很巨大,因为他祖父是中国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教授(1911-1952),父亲担心文学会在他这一代发生断代,所以从他小时候就会有意识地引导他阅读。 他长大后选择了中文系,家人都非常支持,他起初也甘于当文学的评论者。但久了之后,他心想有没有可能自己也尝试写作,以便体会他研究对象的甘苦,以及体会写作过程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这样,他在二十多岁快硕士毕业时开始动笔写小说,不久后即得到极大鼓励,2005年荣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获奖作品:〈谜鸦〉)。要不是有奖项的鼓励,他说:“我可能会停下来,继续做一个评论者。” 在南京生长的他,其实是到香港求学之后才开始写作。在他眼里,南京是座特别舒服的城市,“你活得舒服、活得自在,实际上就已经是向世界致敬”,所以他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容易让人缺乏写作的动力,也因为这样,他很佩服在南京写作的作家和前辈。 可是香港不同,香港的生活节奏非常匆促,气韵也跟南京很不一样,他发现这里与自己的家乡如此不同,因此产生了写作冲动,尝试去回望以往的青少年生活,于是开始写长篇小说。 写作和研究未必有明确分界 在香港的这些年,他从修读香港大学中文系,到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教授,一直都待在高校里面。他说,在大学教书对他而言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跟写作是一体两面,“特别是我们写长篇小说,有时候需要一些逻辑思维的锻炼,需要在写小说的前期做一些田野研究,然后要做一些资料的查考和整理。这个部分实际上和你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是有叠合的,换言之,我早期的学术训练其实为我写长篇小说提供了相应的一种准备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他有了写作经验,他更能够带着温度去做他的文学研究,也更能够将心比心,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因此,写作和在大学任教这两件事,他认为实在不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互补关系。 不过,一旦进入大学体制就免不了要满足大学的各种要求,比如大学会规定教授每年要发表多少篇论文,每年要指导多少名研究生等等。他不讳言,现在的大学“蛮卷的”,很多工作变得需要去量化,大家为了争夺资源而必须很努力去达成各种指标,不像他祖父那个年代,可能大概写两三本书就是一个大家了。 这种情况下,写作之于他更像是一种沉淀之道,能够帮助他平静下来,所以像他说的那样,写作和在大学教书其实是互补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是共融的关系,比方说他最近书写的内容会提到广州织金彩瓷和澳门木雕,这些素材恰恰来自他的研究,可见写作和学术研究有时候根本没有明确的分界。 创作这种事必须要发自内心的热爱 在香港浸会大学,他教授的学科主要跟现当代有关,比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中文小说创作。当请他给想要从事写作的年轻学生建议,他的答案很干脆,就是“通常不会给建议”,理由是他教了这么多年创作,深深觉得创作这种事必须要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行,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能帮助学生发掘他的天赋,但学生能走多远还得看他自己的本事。 近20年,他看见许多好苗子,但事实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来自于现实的考量和压力。他认为即使讲得再多,“其实都抵不上自己可能的一个信念跟选择,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天然就选择写作的人。” 今年5月,他在吉隆坡参加由马来西亚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和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办的“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分享会,分享他的文学创作经验,其他两位主讲人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和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东西。 葛亮觉得刘震云和东西是很自觉地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了写作,但他本人真的因为他是研究者,想要为他的研究注入更多温度,所以才选择了写作。 “我爸妈都觉得我写作已经是个意外了,他们没有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个作家,他们觉得一辈子在大学里教书蛮好的,因为我们家里到我三代都在大学里教书。” 现实中有太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但在写作过程中,他沉浸于他所构建的世界,所以即使说写作是孤独且寂寞的,他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甚至觉得寂寞有时候是一种力量,能够让人与周遭的现实世界对话。 “这个时候,”他说:“每个作家实际都是强大的。” 更多【新教育】点看: 泰莱大学“THE SHOW”时装秀 看见新时尚生力军 攀鲈鱼皮肤黏液 为乳腺癌患者带来新希望 小学生不爱阅读?从小说看小学生的阅读文化 从玩家到创作PlayStation游戏 数智化转型之下 无人教室已来临?
1年前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