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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6月前
不知何时开始,突然觉得,在路上行驶,我看不清路牌了,应该是近视深了。然后又发现吃饭的时候,看不清楚菜肴的面貌了,一口吞下,是虫或豆豉都分不出了。是的,我老花了! 远看不清,近看模糊,虽然挂着近视眼镜,但是已经几年没更换了。看手机则需要脱眼镜,不然就要拉开一点距离才看得清。看远处也是模糊一片,远处学生打招呼,也要等走近才知道是谁。 心里一直很抗拒,一直再拖延,没有去验眼,因为接受不到。唉……毕竟老花等于年老的代名词啊! 过年后,感觉看东西越来越吃力了,想到每天上下班都要在路上行驶,避免危险发生,终于在某天放工后,下定决心去验眼了。结果不出意外,近视深了100度,散光也严重了,老花也150度了。验眼总共花了接近1个小时,验光师耐心地讲解和调整,直到所有数据和整体视觉效果都满意。我在衡量方便和实用性后,选择配了一副多焦点镜片(渐进镜片)的眼镜。 验光师也解释了,这种镜片跟传统老花镜和双焦距老花镜不一样。它没有双焦距式使用时眼球必须不断调整焦距的疲劳感,也没有在两个焦距之间那条明显的分界线。但是视野会变窄,因为远近距离地范围会集中在镜片的中间。验光师也说没有单一镜片那么容易掌控,眼珠不能向左右,因为会模糊看不清,必须眼珠看前方,摆动头部。我心想,从此我的视野变窄了,看不全面了,还要如僵尸一般,生硬地摆动颈项,仿佛都听到颈项“咯咯”的声音了。我心想,还好,只是视野狭隘而已,不是眼界狭隘就好了。 一星期后,终于拿到新眼镜,回家赶紧试戴,跑去露台,终于看清远方的山和高楼了。晚餐时,也可以近距离看到吃的菜是什么模样了。心里默默感激发明眼镜的人,为近视、老花、散光的人带来福音。验光师说需要几天的适应期,我当时觉得还好,也没任何不适感。当开始要用电脑工作时,问题来了,我眼珠的摆动配合不到头部转动,结果荧幕上的字仿佛在跳舞,一阵晕眩感来袭。眼珠上下左右切换太快,还没办法适应距离,泪水狂飙。 看不清才有朦胧美 写稿时才试戴第3天,虽然慢慢熟悉和适应中,不过还是有突发状况。刚才放工,回家途中,突然后方汽车鸣笛,反射动作下,快速转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惊到冒冷汗了。我看到马路突然下陷了,好像严重地震的那种情况,有如电影中灾难片现场。我赶紧转头向前看,才想起是新眼镜的原因。看来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希望不要再发生奇怪的错觉了。 太太与我同龄,没有近视,只有老花,有时候懒惰脱老花眼镜,就一直戴着。我问她:“那你岂不是看不到远处咯?”她说:“就朦一点而已,没什么大问题。”拍照时,她也喜欢戴着老花眼镜,说这样拍照效果出来看到眼睛比较大。 我想了下太太的话,朦胧的世界也是不错的,假装糊涂,看不清,才有想像的空间。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物,皆在朦胧中若隐若现。有时候,看清了,尤其是人心呐……反而不美了。
2年前
“终身学习”这个概念谈的人多,了解的人少,真正实践的更是凤毛麟角。幸运的是,我恰巧认识一位──老同学叶清润。 说他是老同学,一来是因为我们相识了20年,二来则是他真的“老”。 我们同在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念书,他修日语,我读国际新闻。由于我们同期入学,人地生疏,一起办理手续,互相照应,进而相熟。 那一年,他60岁。 60岁入学、年纪最大的新生,这种“违和”与“不寻常”,让当地记者嗅到新闻价值。某日,叶同学联络我,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要访问他,想我陪同。这种事情,又不是两肋插刀,赴刀山下火海,我随口就答应。 来采访的记者,长得有点圆浑,裹在厚厚的寒衣里,一脸福相。名字挺好记,20年过去,仍忘不了──储灿灿。姓“储”,已经特别,还来一个“灿灿”,让我想起香港艺人阿灿,印象深刻。 在灿灿笔下,我是叶同学的小同乡,具体访问内容随年月淡去,依稀记得,访问后,我们在校内的明湖餐馆吃饭。 虽与叶同学年龄有一段距离,但在我眼中,叶同学与其他同学没两样。不同的是,当我们在会议上为一些小细节与字眼起争执,为一点小事振振有词地激昂辩论时,叶同学往往静坐一旁,不参与其中。 不是坐得很远,漠不关心的姿态,而是一种安静的超然态度。我们当时以为很重要的事,非要辩个明白,今日回头一看,却是一地的芝麻。叶同学历经风雨,阅尽千帆,早就了然于胸。 芝麻,就是芝痲,最多也就是大一点的绿豆而已,但若他当时道破,估计我们也听不进耳,因为年轻的我们,世界很小,视野很窄,看不到山河的壮丽,也不懂岁月的波涛。 学习路上未曾停歇 毕业后,多年未联络,有一回他因需到报馆资料室查看资料,致电问我详情。那时他在博特拉大学深造,修读中文系硕士,延续终身学习的精神。 前年,他出版散文集《脚印》,说要拿一本给我,相约喝杯咖啡,但由于疫情严峻,我推说,待疫情消退再相聚。后来,我是在报章上看到他。 原来叶同学以80岁高龄考获中国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媒体前往采访他,打出了“学无止境 80岁考博 叶清润活到老读到老”的标题。 这些年来,他在学习路上未曾停歇,从暨南大学日语本科,到东京国际大学社会学硕士,再由海外返回国内,攻读博大中文系硕士课程,接着又冲出海外,重返暨大考到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这才是真正的终身学习,是身体力行的剑及履及,不是挂在嘴边夸夸而谈的口号。 对于叶同学,我心怀敬重。 |后记| 后来,我又在报章上见到叶同学,而这一回是讣告,我们再也无法一起喝茶聊天。此文完笔于前年某日,因落笔仓促,暂搁一旁,待他日修润,未料遇上如此结局。世事无常,该做的事,不要拖宕──这是叶同学为我上的最后一堂课。而我,终究不是一个好学生。
2年前
2年前
我任职于新加坡一间航海工程公司的采购部,负责物流运输管理。公司为客户更新水管系统,服务的对象皆以邮轮集团为主。每当邮轮在各国港口停泊,工程部就得到目的地出差,并在一至两个星期内把邮轮内年深日久的水管切除,再把新的水管安装上去,行程非常仓促。 从未想过采购员有机会到国外出差。2019年,我随着团队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对岸的港口。我的任务是分配各项工程所需的原料,并确保材料的数量充沛及准备货物清单和发票,这样剩余的物件才能安全的通关并运输回国。 这是我第一次到邮轮上工作,所以对船上的名称及操作系统相对陌生。在航海的术语里,port是船的左翼,starboard则指船的右翼。在航海界内,水手不会以“左”与“右”来分辨船的位置。Starboard取自于英文字母“steer”与“board”的结合,早年人类还未发明引擎时,船只还得依靠水手舵桨方能前进,由于舵手以右撇子居多,所以舵浆都设立在船的右边,进而衍生了这个术语。由于舵桨设立在右边,所以船只皆以左边停泊于港口,“port”就这样在航海术语内形容起船的左边。 第一次登上的邮轮长度大约是180米,当时我对船的构造不熟悉,吃尽了苦头。同事都以无线电话通讯,而不熟悉船上位置使得我在登船后的头一两天走了不少冤路,这也导致我的智能手表第一次写下了三万多步的惊人记录。 邮轮上有许多焊接工程,所以船上需要“防火员”的监督。焊工进行焊接工程前,我就得为他们到相关部门申请“防火员”。所谓的防火员,其实并不是专业的消防员,他们只是手上拿着一只浇花用的喷水器,一旦烧焊过程中激发了火苗,他们就得即刻把细火浇灭。这些防火员来自欧洲各地,他们大部分都是临时职员,一旦船舶离港,他们就得回到各自的国家。 记得当时每天都得加班到晚间10点左右,有天夜晚下起了豪雨,导致我无法回到宿舍。在摄氏15度的气候下,我伫立于邮轮上遥望对岸灯火阑珊的繁华都市,看着高楼耸立的温哥华,而我却得站在船沿避雨,冷风淅淅,疏雨潇潇,心中百味杂陈。 两个星期的工程转眼即逝,而我们并没有余暇暂停手头上的工程,就算周日也得到邮轮上工作。最终,工程结束后,我们在离开加拿大的前一天晚上才有机会到温哥华的唐人街享用晚膳。在船上连续吃了14天西餐,终于有机会大块朵颐。辛勤一番完成任务后在异乡享受着桌上美味的中国餐,心中有股满足感,也为第一次的国外出差之行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此行虽然劳累不堪,却拓展了我的视野。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