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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新加坡23日讯)指女佣英语沟通不好,做工不够勤快,也未能按照要求记录所做家务时长,甚至被质问5分钟仍不回应,女雇主拍下视频放上网“揭发”,并称会上报狮城人力部,警示其他雇主。 《新明日报》报道,近日,一段长约1分30秒的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视频中,一名女雇主向一旁的女佣说:“我不是要责骂你,但我已经问了你5分钟,你却不回应我,所以我才录视频。” 过了一分多钟,她再次询问女佣是否愿意回应,但女佣仍保持沉默。 见女佣不敢开口,女雇主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吼,质问她:“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随后,她还录下一个笔记本的画面,上面详细记录了女佣完成家务的内容及所用时长。 涉及此事的女佣中介于本月16日在脸书专页上回应此事。中介透露,女雇主对所聘女佣感到不满,指女佣在英语沟通与工作速度方面不尽如人意,也未能按照要求记录家务及所用时长。 “我们尝试配合她的要求并提供协助,但问题依然存在。” 中介说,女雇主称会向人力部反映此事,也打算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她的经历,以警示其他雇主。媒体尝试联系这名女雇主,但在截稿前尚未收到回应。 女佣曾向中介哭诉 称遭“言语虐待” 记者联系上这家女佣中介,负责人陈女士受访说,视频中的女佣来自缅甸,今年25岁,自今年7月12日起为该雇主工作。 陈女士说,女雇主要求女佣能说流利的英语,但她的预算仅能聘用一名新手女佣。 她透露,女佣曾向中介哭诉,称在工作时遭受“言语虐待”并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甚至考虑回国。 “雇主对女佣叠衣服的方式不满意,要求她反复叠直至满意,这一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天,直至半夜她都无法休息。我们曾提醒雇主,每天至少应给予女佣8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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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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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结婚了。” 一则短讯传到父亲的手机里,发信人是姐姐。 直到看到这行字,我才恍然发现,我们真的长大了,不再是以前天天黏在一块嬉戏打闹的女孩。 早些年,姐姐到新加坡去工作,每3个月会回来一趟。我从小与姐姐同房,即使她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她在这房间的一切都依然保留得很好,就好像,她从未离开过。 床单是她以往喜欢的简洁白色,衣橱里有一半的空间放置着她的衣服,她的书桌上,有中学毕业时朋友送的照片和小礼物,还有贴得满满的便利贴。这间房间,永远都做好了等她回来的准备。 得知她要结婚的消息,我知道这里有关于她的一切很快就要被清空,因为她准备嫁去新加坡,在那里安定下来。 姐姐结婚期间,正好碰上了冠病疫情,那时机场还未完全开放,我们只能透过视频通话,去见证她人生最重要的一刻。 我曾在脑海里上演无数次,姐姐出嫁当天,我会作为伴娘陪在她身侧,手接住了她扔出的捧花,然而当这一切落实到现实当中时,我却只能隔着那有些卡顿的手机屏幕,默默送上祝福。 以前在电视剧中看见女儿出嫁的情节,父母总会双眼通红,一方面为女儿的幸福开心,一方面又不舍。这种心情,直到我姐姐出嫁那天,我才有体会,就好像心里突然空了一块。你知道那是你姐姐,但与此同时,她也是别人的妻子了,不再完全属于你。 屏幕里的姐姐笑靥如花 记得以前姐姐有一架相机,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时,相机成为了最主要的拍摄工具。她的相机里有好多照片,记录着生活的点滴,比如我俩早上做半生熟鸡蛋,那碗半生熟蛋里,有我不小心掉下去的鸡蛋壳;她为我绑了辫子;我们在后院各个角落的影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架相机早已坏了,再也拍不出与我们有关的故事,但它依旧被保留下来,就收在姐姐书桌的抽屉里。 白色,应该是每个女孩嫁给爱情时最幸福的颜色吧。 看着手机屏幕里的她笑靥如花,我知道姐姐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妻子这个新角色。 我拉开书桌的抽屉,看见银色的相机正安静地躺在里面,我下意识用手指按了开机的按钮,相机的画面依旧是漆黑一片。 坏了的相机没有被姐姐扔掉,我想那是因为她想保留的,是这黑色背后曾经绚丽的色彩吧。 那与我们有关的色彩。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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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前
新年期间,远嫁怡保的表妹返乡,她的女儿欣儿第一次以海南方言喊我表姨,并道声新年快乐时,因发音不准,表妹耐心纠正。欣儿马上拿出随身的记事本,记下刚学会的字汇发音。 亲友间若以方言交谈,总会倍感亲切。以前见长辈们围坐一桌以海南方言交谈,我是有听没有懂。认为那是自己走不进的另一次元。渐长,渐发现身边的长者已相继走向另一个世界,有者见面时也多以华语来互动交流。 方言其实就像其他语言一样,若疏于开口,缺乏交谈的训练,久了就会忘掉它的正确发音和语调,往往说着谈着就从舌间不经意地弹跳出自己熟悉的华语来。 很惭愧,我终究没把海南语学好,以至今日的自己成了半桶水,只略懂简单的词汇。我问表妹,为何会想以海南语来交谈? 表妹指了指欣儿说:“是她嚷着要学海南话来和外婆沟通呀。” 自从晚年的姑母患上失智症,性格变得抑郁寡言,语言表达方面日益退化,说话不连贯,常夹杂大量的海南方言,偶尔会自言自语地提起尘封的旧事,思绪变得飘忽不定,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昔的人事物已逐渐、逐渐地被她从记忆库里剔除,连她极疼爱的外孙欣儿也不例外。 在这之前,12岁的欣儿即使人在外地,会不时地透过视讯与外婆聊天,甚至当老人的语言和行动开始变得迟缓,欣儿仍一如既往地致电向外婆问安,只是沟通的方式与以往不同,两人初时都显得磕磕绊绊,一个是记忆混乱,一个是语言障碍。姑母常把亲人当外人,不是重复同一问题,就是说起一些久远不相关的琐事,有时则以茫然的眼神回应。 然而,欣儿的努力不全然是徒劳的,日子有功,她学会了海南语,也慢慢懂得如何细心地倾听老人内心深处的忧虑和孤独。 尽管表妹描述得淡然,我听了感动不已。我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对一个外向活泼的孩子来说,要她静下来耐心地陪一个失忆的老人聊天,当中需要多大的坚持和韧性啊。然而欣儿却说出我忽略的一个事实:“因为外婆疼我,我不想她不记得我。” 把外婆说过的话记录下来 这时候,表妹抬头微笑望了我一眼。我立即明白了她递来的眼神,还有那苦涩的笑容。我想,我们实在不忍心,不愿告诉她这是一种长期多变、难以治愈的病症,我们也许可以延缓病情的恶化,但不管愿意与否,我们都会一点一滴地失去她。我甚至害怕自己说出不合时宜的话,不小心触及孩子纤细柔软的纯真,那些大人正在面临的许多棘手的照护问题,都不该是欣儿这个年龄应去承受的残酷现实。 小欣儿却直接戳破了我虚假的防线,她伤感地说:“我一直都在把外婆说过的话记录下来,她会永远活在我心中。” 她们走后,欣儿的话萦绕心底不散。我想起她那摊开的记事本,一本普通的练习簿,扉页里因为累积的字而温而旧,在字汇和词语的空隙间,是满满的孺慕之情。欣儿不自觉地以这种记载的方式让外婆参与了自己的成长,而那些曾被冷落的方言词汇,也因为一个孩子的爱而延伸,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2年前
2年前
我总觉得,白纸只不过是一种材料,一种工具,永远是被动的,服服帖帖地供人们使用。 人们可以折纸,可以在白纸上绘画、写字。一些天才想到“白上之白”,一些人把它高举以达到某种目的,可谓别出心裁或别有用心,但白纸本身仍然是白纸,其本质或用途并没有改变。 我一直与白纸保持纯洁而良好的关系。印上格子的原稿纸是我从习作开始以表达个人思想感情的友伴,近年来电脑把它踢了出去,只能令我徒叹奈何。但白纸对我始终不离不弃。 书桌上和电脑旁,少不了几张白纸,以供随时召唤。出门前,总不忘在口袋里置放一两张白纸,以备不时之需。 对我来说,白纸与荷包同等重要。当然,白纸与笔是对孖生儿,彼此相依为命。 对于我,白纸是我脑袋的好助手,是个忠实的记录员,找个比较适当的地方或时间即可发挥其效用。它把我脑际当下的凌乱或简单的思想转化为文字,既可充作日后的参考,更可作为有力的证据,让我这个做主人的不得否认、耍赖。 我始终把白纸上这些潦草的文字视如宝贝,或暂时收藏,或进一步输入文稿里头,成为文稿里头的零碎或十分吃重的部分,它们往往是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有机体。 个人的头脑会思索,但不可靠。何况一些意念,一些语句,一些情节,一些对话等等,稍纵即逝,过后能回想起来算是非常庆幸,不过它们经常会在空气中或流逝的时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找不回来。 老实说,我的好些诗歌、散文或小说,常常是白纸帮了我的大忙。有一天,我离开这世界,希望子孙能在我身旁放几张白纸和一两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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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尾开始当一名菜鸟记者。要承认自己“菜”,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的心理建设,比如—— 不过出了3个星期的新车,已经两边前面撞了3次。再来就是碰上雨季,每天湿漉漉的天气,甚至有一次户外采访停好车后突然下雨,一时不知所措的我拨电给副主任,支支吾吾几分钟也不知该说什么。是想问她可以怎么办?她也控制不了雨停啊。之后和人说起,她笑:你是要副主任给你送伞? 后来我想,大概是求个心安。心不安是做不了访问的,这也是最近领悟的事。当副刊记者前也有过几次特约采访经验,第一次是18岁那年,临时收到隔天在国家语文局访台马两地作家,还用了马来文来谈。 年轻是很有胆的。那天去的路上有点小怕,但真到了也就大大方方,心想这样或许能掩饰某种心虚。 这么些年过去了,听到最多的还是被说“年轻”,不论其中褒贬的话,也只有自己知道真不是那么回事。做事多了“顾虑考量”,该不该想的都会先想,想到后来就不敢做。怕搞砸,怕被人批评,怕天下雨,怕走路跌倒……凡事求周全,偶尔道个歉好像也没不好。年轻似乎不该是这样。 访问早前对我来说很累人,主要是与人对话这件事就不是他人想像中轻松,于是很常采访之前会有很深的忧虑。一旦忧虑,心就不安,心不安就无法在一个客观的位置聆听、观察以至于感受。做不到这些,甚至就无法对话。而我越来越觉得写报道需要“对话”,那不一定是当下你们语言上的一来一往,而是记录者如何通过文字把访问回来内化的感受,去与受访者的故事或观点进行整合,那像是一种化学合成。化学的迷人在于,看似有各种公式解释了事情的结果,但“发生”又怎么解释得了? 于是记录的当儿需不断拿捏投入与抽离的尺度,我也有好多要学。尤其是当有人对你的评价是“细腻”,便更该警惕它的一发不可收拾——细腻的泛滥。要收,要收。一起进来的同期,我们明显站在天秤两端——大我与小我、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宏观与微观……我挺喜欢与她一块,反面有时也是出口。 说回心安与客观的位置。当副刊记者前,做了一两年的自由工作者,多数时候是服务。客户付钱,你尽己所能站在他的角度解决问题,我觉得那再理所当然不过。后来专注做了记者,有一次采访安排3位受访者坐在沙发,局限之下我则坐在他们面前的一张小凳子,侧看有点仰视之感。一位前辈就问,需不需要换去会议室?那里有桌椅,记录、坐着也比较舒服。也是后来才发现,采访需要一个“舒适的位置”,你与受访者面对面地互相给予与接收,那是对等的。姿态要是一不小心放高或放低,那都可能误事。 这3个月,至少慢慢从习惯服务的姿态中走出来。有一次为了大选上书新政府的课题到一间流浪汉收容中心采访,中心在半山芭,那天一路上顶着一朵巨无霸乌云。半山芭车多也乱,雨是四面八方地下,但就是亦步亦趋地前进。终于到了,负责人牧师与我招手,他领我到楼上的住宿看,零零散散地住着一些老人,老人躺在床上看我这个外来者看著他。前方有一个白板用工整的楷体写了一些人名,有些名字被线划去,牧师说他们就是走了,有些老死有些病死的。 我无法在这里与你诉说一位菜鸟记者当下的触动,但能确切地说这样的访问极其心安,像谁也不欠谁,且摆在眼前就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么多人问,在这里开心吗?也有那么多好奇的眼神想知道我当记者的理由。我从说不出理由,但我想来这里至少是给自己机会找一个答案。 同事说,有些时候采访会听到一些让你起鸡皮疙瘩(毛骨悚然?)的故事,我是记不起原话了,但那大概是一种触动。在僵化的日常里,有过一些触动,总比没有来得好。(只要先不去考虑触动的代价) 从半山芭收容中心回去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天气凉凉的,幸好那天没有再撞车。   更多文章: 梁慧颖/Oh my 尬聊 陈星彤/初来乍到,大家最好奇的是___ 叶洢颖/我参观了首次对媒体开放的JDT 关丽玲/当监票员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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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34岁,是一名母亲,癌症晚期,我该给5岁的女儿留下什么?” 如果看到这么一个问题时,你的答案是什么? 除了遗产分配、孩子日后的去向,还要记得留给她一个“完整的母亲”,可是又何谓“完整”呢? 父母早逝对于孩子而言,会造成什么影响?要如何填补孩子记忆中父母缺位的空白? 假设很不幸地接获噩耗,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临床心理治疗师李淑慧提到,在病情尚在控制范围之内时,可以开始着手准备。 “年幼的孩子很容易感受到大人的情绪,即便家长没有说自己罹患重病,但他们依旧能感受到,会出现焦虑的情况。 “他们会担忧若父母不在,谁照顾他们?住在哪里?” “死亡”往往是我们忌讳的话题,不是轻描淡写,便是避而不谈,尤其是面对年幼的孩子,更是难以启齿,可是唯有坦诚以告,方有助于他们做好心理准备以及面对伤痛。 “要告诉孩子,现在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几个月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模样,会进行怎样的治疗,治疗可能会导致掉头发等等,可以让他们有个心理预期。 “接着是告知他们,之后假设妈妈不在了,会为他们做好什么安排?这些安排要讲得非常清楚,小朋友才会比较安心。” 坦承以告最重要 除了生活费、教育费等现实的基本需求,孩子身心灵需求因年龄段的不同也有所差异,而且她发现经历过丧亲之痛的小孩,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对于父母亲的离世感到很内疚。 “因为小孩的心智尚未成熟,即使是成人亦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就算他们知道父母的去世跟他们无关,但还是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是不是自己不听话,才让妈妈生病?” 因此,身患重病的父母要向年幼的孩子强调,自己的病情、离世跟他们无关,切勿自责。 她说,有很多家庭选择隐瞒孩子,避免在他们面前谈起这些话题,还会骗他们说身体无碍;明明去化疗,却说出远门旅行等等。 “但你避免谈这个话题,小孩的想像力是很丰富,他就会自行像象。” 那么当父母真的离开了,应该坦承以告吗?抑或需要一个善意的谎言? “其实在这之前,患者应该亲口告诉他们病情,解释这个病的由来,再根据自身宗教哲理,告诉他们,当患者逝世后会去什么地方,比如基督徒会上天堂;佛教徒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等等。” 这样一来,孩子对于生死已有概念,也很清楚父母的状况,在父母离世后,便不会那么轻易被亲戚的言论影响。 “曾有研究指出,大约在孩子4岁或以上,他们已经明白父母的逝世意味着什么,加上现在市面上很多儿童读物会谈死亡,也可以借助书籍帮他们走过这段经历。” 给孩子留下未来的信 李淑慧提到,人是需要被爱、被关注、被需要以及具备能力的。无论父母健在与否,若从小没有从家庭里得到肯定,长大了仍会因此备受挣扎困扰。 “人死如灯灭”,是西汉末年著名思想家桓谭提出的,述说着人一旦死亡后,一切亦随之烟消云散,然而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数码时代,可以运用许多方式与未来的孩子对话。 “父母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或双亲与孩子之间‘爱的语言’向他们表达。” 她说,父母早逝的孩子一般会好奇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父母可以将自己的故事、喜好记录下来,以此在孩子心里构建出完整的模样。 “再来是,当别人成长的过程中会有父母给予建议,但是自己没有,遇到困难或迷茫时不知所措。” 当然,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无法得知孩子将来的境遇,所以父母可以留下较为通用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经验等等,让他们得以在此基础上做出抉择,通过难关。 记录方式可以是绘画、书信、影像、录音等等,通过上述媒介给年幼的孩子寄出一封封“未来信”。 “有些父母会在一个阶段留下一封信,现在数码时代,你还可以在一些网站上定时寄信。” 在这一封封“未来信”或影像信息中,父母可以给予孩子肯定、表达爱意,告诉他们是被需要的;遇到什么事情,可以怎么处理等等。 “最重要是在生前,制造更多回忆并且拍照、拍视频留作纪念,让他们过后还能回忆。 “你留下的东西,对小孩来说有没有用,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出来看。” 在死亡之前,人类的力量太渺小,只是即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也许被迫缺席,但我们的爱可以永不缺席。 当然,如若家长来不及担任此角色,孩子可以在其成长过程中找到“代替”父母引导角色的人,这些人可能是老师、宗教信仰里的领袖等等。 “对于父母离世后的小朋友,旁人能做的是陪伴,并且回答他们的问题,不要假装听不到。 “如果不去处理悲伤的情绪,几年后这种情绪还会再回来。” 死亡不是结束,遗忘才是 英国有一位老太太自2007年开始,每日都会到Embankment地铁站坐在月台,只为了等列车进站,听亡夫生前为伦敦地铁北线录制的那一句提示音:“Mind the Gap”。 这个习惯持续了5年,直到有一日广播传出的是一把陌生声音,她去服务柜台询问,方得知原来所有的车站已经换成数码广播系统,她亡夫版本的广播不会再使用。 于是,她联系伦敦地铁道明那一句短短的“Mind the Gap”对她的意义,当局便立即找出录音带送给她,并决定在Embankment站恢复使用她亡夫的人声广播至今。 假设,她的丈夫未曾给地铁站录制广播,在他离开之后,她又该去哪里寻回关于他的记忆? 当初在听完这个故事后,我便开始有意地为至亲留下影像。也许是一次饭局,也许是一次旅行,也许是一次庆生聚会,也许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寻常的相处碎片。 这些当时看起来极为琐碎的片段,直到当中的某位长辈离开,变得极为珍贵。 李淑慧说,人类其实是很健忘的。 “有些个案告诉我,他们以为父母去世很多很多年后,依旧能够记住父母的容貌和声音,可是人类的记忆是很脆弱的,可能过几个月就会忘记跟父母一起的回忆,或者当时的感受。” 当时我们自以为的刻骨铭心,实际上在经过岁月长河一遍遍地冲刷后,最后可能变成模糊的轮廓。 迪士尼动画片《寻梦环游记》里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如果一个人长长久久地“活”在生者的记忆中,他的灵魂长久不灭,每年的亡灵节能度过奈何桥与阳间的家人团聚,一直到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为止。 也许死亡不是结束,遗忘才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健忘对于留下来的人是另一种慈悲,因为这有助于他们走出当时的悲伤,虽然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丧礼后再处理负面情绪 “其实丧礼后一系列的仪式是一种缓和悲痛的过程,会让生者认为自己为逝者做一些什么,仪式结束了,再慢慢处理情绪。” 比如,可以在某个家人齐聚的节日,看到逝者喜欢的食物,适当地一起回忆他的喜好。 “这是一个健康的家庭,他们可以持开放的态度去谈这件事;不健康的家庭则会假装无事发生,避而不谈。” 她建议,切勿对“悲伤”采取逃避的态度,要直面悲伤,否则它会在未来的某个瞬间突如其来,反而要用更长的时间来痊愈。   更多文章: 安抚大宝的争宠情绪 精选燕窝,洞燕好还是屋燕更佳? 选对水槽少操心 逃生包,救命就靠它! 逃生包要收放在哪里? 骆俐君打造本土有声童书 三文鱼,你选生吃或是煎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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