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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史皓元／大学修了一门汉语史对古代汉语更着迷

史皓元说起这句：“我们不应该害怕方言。” 语言经过统一，必然有其意义——民族团结、高效沟通，但统一语言的背后，必然也有一种或多种语言正历经消亡。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终身教授史皓元，专研汉语史、汉语方言学、方言地理学等专业。他说，自己大二才真正学习中文，后来却陆续出版了《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与实践》《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汉语与汉藏语研究：方言、音韵与文献》等著作。汉语方言这门知识体系庞大，分支理论艰深晦涩的学科，就连一些以中文为母语的中文系学生也退避三舍；史皓元何以进入，又如何开辟他的知识疆域？报道：本刊梁馨元摄影：本报辛柄耀此刻，我们能听懂、读懂彼此的话语，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经过统一。曾经，每个部落与地区都有自己专属且独特的语言，那是方言；当一个地区的语言统一，大家都听明白了，便也意味着有语言正在消亡。史皓元认为，“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若是出现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语言是好事，减少误会之余，也能更高效沟通。” 好比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开始系统性地推广国语。1949年之后，我们今天提到的“普通话”才正式被易名，意思是普遍、共同，也就是人人都能听得懂。若是放在本地语境下，试想想刚过去的农历新年，随父母回乡与亲戚相聚，舅舅小叔东一句潮州话，西一句客家话，你是一问一听三不知。这时你会不会心想，拜托，能不能和我说华语就好？但语言本就百花齐放。我们说中文，然而方言与统一语言是否可能共存？“有些地方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使用较为强势的手段，也相等于把地方方言压抑了，这是我认为遗憾的地方。”史皓元说。 “但已经来不及了。好比台湾在二战至1980年代末期推行国语政策，学生来到学校只能使用国语；文化语言随之陆续变成国语，以至于方言与书面语的关系脱离得更远。”他说。可能我们无法想像，传统时期原来的书面语都是用当地方言来朗诵，反而在口头交流上人们使用官话。“做官的人最初在家乡学习古代汉语，用家乡话朗诵，但这些传统都已经断绝，只剩下普通话，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史皓元接着说。 1980年至2000年代的马来西亚，也掀起了一阵“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风潮。在这场运动之下，多家华小、华文独中规定学生在校禁止说汉语方言，违规者可能被记名或罚款。 “我们推广中文，不是要把方言消灭，更不是要把它压倒。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双语制的理想状态？”史皓元提出这样的想法。用整个暑假找寻一所附有中文专业的大学进大学之前，史皓元早已确定自己的升学方向——那必须得是一所附有中文专业的大学。暑假期间，同为教授的父亲有了空余时间，“他说，我们暑假露营上去，你可以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看。” 这是他们的父子情谊，途经森林瀑布、山峰溪流，“我们就这样从加州南部一直往北走，经过旧金山看了伯克利分校，又到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他回忆起说。 “我们看的是学中文的习俗和环境，在华盛顿大学刚好遇到一位研究汉语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就是罗杰瑞（Jerry Norman）。” 史皓元在加州长大，记忆里虽然能见到华人，但数量没有后来多。偶尔一家人去唐人街吃饭，对中国人、中文总会留下一些印象。“小时候我听华人说话，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总觉得中文的声调很有意思。” 汉语挑战不大转战古文 “我想挑战古文。”现代汉语对他的挑战似乎不大，“而且语言与历史有关系，比如六朝时期小说的语言和先秦已经有差别，叙述文也是带有口语色彩的，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后来，史皓元转学到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与中国接洽开创了第一支从美国到中国的游学团，那是1979年的秋天。“一批17个学生，我是唯一一个只学了两年多汉语的学生。可能一开始我就特别注重发音，他们被我的发音给骗了吧！”史皓元笑着说。从他口中说出一口标准的中文，语音娴熟流畅；要是不见其身，很难想像说话者的母语不是中文。到过北大、台大等校园研习汉语，但修的多是文学、现代汉语等课，唯独少了语言学。后来史皓元回到华盛顿大学申请研究生，修了一门汉语史的课，就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对古代汉语更为着迷。研究生期间，他钻研六朝文学，硕士论文就写《六朝志怪小说》，还把整本《搜神后记》翻译成英文，边研究版本问题。 “过程中最感兴趣的又回到六朝文学的语言本身，还有语言的历史，就去修罗杰瑞的汉语史。当时，主要的课本是王力的《汉语史稿》，描述各个时代的语法如何转变，比如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的演变。” 他们探讨的是方言的现象，简单而言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古今语法有别，“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第三个人称代词只有官话方言才有；唐朝之前人称代词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代词？历史事件与语言现象相关，吸引我进一步研究音韵学。” 方言与统一语言的共存语言统一的其中一个意义，自然脱离不了民族团结。强势的统一背后，会否带着“畏惧”的心理暗示？要是对方言产生了畏惧之心，又是惧怕它的什么？ “方言与各地的地方意识相关，倘若巧妙且开明地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他说。然而，“如今在上海已经很少能听到上海话；方言逐渐变得弱势，也造成愿意学习的人减少。”但他说，有一个地方在推广普通话与保留方言双方面都做得很好，那就是香港。1997年开始，香港小孩在中小学一定要学普通话，但没有强制老师用普通话授课，也没有规定学生在校园内不能说粤语。二十几年过去了，史皓元在港大教课。课室里，似乎粤语与普通话的声音都能听见——“他们能说，也能听普通话，需要的时候也会用来阅读。但他们喜欢说广东话，沟通的语言还是粤语，那是他们感到亲切的语言。” 这即是史皓元理想中的双语制状态——“但很难做到，这必须是巧合，历史方面一国两制的巧合。” 语言人与人相遇的方式某年暑假，史皓元到了内蒙古乌鲁木齐北边的小地方做汉语方言调查。“一个朋友开车载着我，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我也和他的父母聊，就一边做着方言笔记。”语言、地方口音就像流水，它会流动也会渗透——“后来回到港大，认识了一个佛教研究学院的老师。对方一开口，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来自内蒙古？”他笑说。如今，他能辨识的汉语方言大概超过10种：“熟悉的，听到都会有感觉。”语言，也是人与人相遇的一种方式。更多【人物】文章：漫画家王泽／当老夫子跳出小格子画家与读者亦冲破距离艺术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忆艺术家Philip黄汉强／在艺术世界里做孩子的“奥特曼” 剪纸艺术家周冬梅／一把剪刀剪出福建万千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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