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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在峇厘岛遇见汉代建筑

根据国庆华所著《The Mingqi Pottery Buildings of Han Dynasty China 206BC-AD220 》一书的分类，汉代建筑明器的两个主要类别也是院落和“楼、阁”，并由此组合成各式各样的院落建筑和“楼、阁”。我想，正是这个共同点，使得峇厘岛的建筑勾起了我对汉代建筑的想像。

17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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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图书馆空间的起源

Louis I Kahn（1901-1974）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他一生建成的作品虽然不多，却改写了现代建筑发展的方向，为功能至上的现代建筑注入诗意与灵魂，使得建筑在追求批量生产的时代，再度拥有圣殿般的精神维度。今年是Kahn逝世50周年，即便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建筑学者研究Kahn的热情不减，不时有新著作问世，似乎想从Kahn的经典作品中寻得关于永恒的提示。其中，建成于1972年的Philips Exeter Academy Library就是突出的案例（图01）。Kahn热爱书本，认为书本是无价的，人们偿付的只是纸张和印刷费。“作为恩赐，书本是如此珍贵，能得到这份恩赐是何等幸运。而图书馆让我们懂得珍惜这份恩赐。” [nonvip_content_start] 那么，图书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Kahn回答道：“图书馆空间的起源来自一个人拿着一本书走向光明。”（A man with a book goes to the light. A library begins that way.）由此，Kahn将Exeter图书馆分成3个部分：中庭、藏书区和阅览区，分别呼应崇高的“恩赐”和 “走向光明”的喜悦（图02）。中庭图书馆坐落在空旷的基地，四周铺设草坪，建筑的整体造型是一个长宽33公尺、高24公尺的立方体。外观由砖砌的墙、柱体结构和镶嵌其中的玻璃和木料组成。底层是一圈回廊，没有明显的主入口，使得建筑的四面同等重要，迎接来自不同方向的人们。穿过回廊，登上一座对称的弧形阶梯后（图03），进入眼帘的是长宽9.8公尺、高15.8公尺的巨大中庭（图04）。仰望高宽比符合黄金比例的中庭空间，自然光从顶部洒落。 Kahn 为中庭的四面墙体设计了4个巨型的圆形开口，展示环绕中庭，楼高四层的藏书区。面对巨大的结构，一览无遗的丰富藏书，从天而降的光线，个人显得渺小而心生谦卑，进而懂得珍惜这份崇高的恩赐。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份邀请，一份来自知识宝库对一段个人旅程的邀请。藏书区来到藏书区，这里的空间骤然压缩，以人伸手可及的书架高度为标准制定层高（图05）。为了保护书本免受阳光的伤害，这里采用人工照明。Kahn还专门设计了足以承受书本重量，同时又不妨碍底层大跨度公共空间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是以藏书功能为主的空间，正是从这里开始，“一个人拿着一本书走向光明。” 光明这个“光明”的去处是紧邻四层藏书区，环绕图书馆最外围的阅览区。阅览区一共两层，每层都是两层挑高空间，装有大幅玻璃，采光充足明亮（图06），与藏书区形成鲜明对比。 “I felt the reading room would be where a person is alone near a window.（图07）”为了进一步提供一个人独处的空间，除了一般的桌椅和沙发，这里还有一种称为carrel，专供个人使用的书桌（图08）。carrel备有储物柜和插座，甚至还有一扇可按需求开启或闭合的木制窗户，使个人在公共空间中可以享有足够的隐私和自主权。建筑外立面呈现的木料部分正是这些Carrel，体现了个人和集体的微妙关系。此外，位于六层阅览区的其中一侧，Kahn还设计了一处壁炉，为拾阶而上穿梭于书海的读者准备了意外的惊喜（图09）。 Louis I Kahn通过Exeter图书馆的设计，把他对书本的热爱、对公共机构的思考和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尊重，做了一次诠释，给人予希望。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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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人类的建筑

人类的建筑在历史上出现了两次“International”，一次是上古时代，一次是20世纪。藤森希望他的建筑体现的是石器时代的International。他以此为志向，每年建造1-2座建筑，四处演讲，追寻人类第一座建筑的样貌。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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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人类的建筑

人类的建筑在历史上出现了两次“International”，一次是上古时代，一次是20世纪。藤森希望他的建筑体现的是石器时代的International。他以此为志向，每年建造1-2座建筑，四处演讲，追寻人类第一座建筑的样貌。藤森照信（Terunobu Fujimori 1946-）是研究日本近代建筑史的重要学者，主要著作有《明治东京计划》和《日本近代建筑》等。藤森在2007年出版了建筑设计作品集《藤森照信建筑》；根据书中〈迈向人类的建筑〉一文的叙述，藤森在大学时代受现代主义建筑师Le Corbusier（1887-1965）对建筑的热忱和日本建筑师矶崎新（Arata Isozaki 1931-2022）与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 1934-2007）的思想影响，却对他们的现代建筑作品不感兴趣；反倒是18世纪的法国建筑师Claude Nicholas Ledoux（1736-1806）与Étienne-Louis Boullée（1728-1799）和成立于1960年的英国建筑组合 Archigram那些前卫且充满未来主义幻想的建筑方案，深深吸引了藤森。藤森进一步表示其中的原因是Ledoux和Boullée的建筑方案，除了拥有前卫的特质，还结合了古典建筑的元素，充满幻想（图01）。在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的60-70年代，这种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使得藤森在完成其毕业设计后就决定放弃建筑设计，转而投入建筑史的研究。于是从东北大学毕业后，藤森就进入东京大学攻读建筑史，并在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 [nonvip_content_start] 然而，藤森源自本能对现代主义以外的建筑的好奇和思索，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其中一条线索，更成为后来他重拾建筑设计的依据。现代建筑与国际样式自进入研究所后，藤森照信花了20年时间研究日本的现代建筑史。这是一段从1854年日本对外开放，经历明治维新，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历史。在这段期间，日本引进了欧洲的历史主义建筑如维多利亚女王样式，经过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逐步发展成现代主义建筑。在研究所初期，藤森透过原广司（Hiroshi Hara 1936-）的课程建立了观察20世纪建筑的视角。在日本，4位20世纪建筑大师（Gropius、Le corbusier、Wright、Mies）中的Le Corbusier最受推崇，Mies是其中最鲜为人知的。原广司却认为Mies的建筑才是20世纪建筑的代表（图02）。20世纪的建筑特征是透过线条和平面对抽象和均值进行表达，原广司认为Mies的建筑充分体现了这些特征，他更进一步追溯到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数学世界观，认为这是20世纪建筑的根基。然而，当藤森考察20世纪现代建筑出现前、19世纪末的建筑如新艺术运动建筑时，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他观察到建于1898年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Secession Building，使用了人脸、蛇、大蜥蜴、乌龟和各种植物做为建筑装饰（图03，04）。自古以来，这些元素无论是在西方、中国、印度还是日本，都象征对生命和大地的崇拜。让藤森感到惊奇的是，从新艺术运动充满神话色彩礼赞生命和大地的建筑，发展到以数学为根基进行抽象和均值表达的建筑（图02），只用了30年的时间。这种跳跃式的变化，与历史的演进经验，如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藤森认为这短短30年从“生命”到“数学”的变化，不单单只是历史的演进，而是对人类各种形式表达的可能的发掘：首先是新艺术运动对生命现象的表达、接着是艺术装饰派对矿物结晶的表达、紧接着是决定结晶体几何形状的数学。这个过程形成的结果是人类脱离了历史，进而消除了地球上各个地区基于地理、历史和文化所形成各有特色的建筑，产生了不分国家与地域的“International”建筑。 “无国籍的民家” 1989年，当藤森刚开始书写《日本近代建筑》时，他的家乡诹访神社上社打算建造一座收集和展示史料的小型博物馆。神社方找到藤森，希望他协助推荐一位来自诹访的建筑师来设计。藤森推荐了来自当地的知名建筑师伊东丰雄（Toyo Ito 1941-）。然而，以运用现代材料如打洞铝板和玻璃而名扬国际的伊东，因其设计与神社的信仰无法契合而作罢。藤森老家就在神社大祭师家隔壁，藤森照信的名字也是大祭师给取的。于是在伊东不被接纳的情况下，藤森决定接下这个任务。自从研究建筑史以来，藤森已经20年没有做过建筑设计。该怎么设计这座建筑呢？这个问题使得藤森苦恼不已。由于缺乏现代建筑设计经验，他必须找到一条独到的路，免得被经验丰富的同辈看笑话。他偶然得到一本日本建筑师吉阪隆正（1917-1980）的书，书中记录了吉阪在1940年代到中国蒙疆地区（今内蒙）考察时遇到的土房子（图05）。这是一座使用当地材料如泥土和树干建造不起眼的小房子，吉阪却为之着迷，希望自己也能创造出如此天真朴素的建筑。藤森豁然开朗，他决定造一座矗立在大地上的土造建筑。完成于1991年的神长官守矢史料馆（图06），是藤森设计并建成的第一座建筑。建筑结构使用钢筋混凝土，表面由手工施作的泥土和木料包覆。藤森表示这是无法通过设计化解的矛盾，也是他研究近代建筑史发现的现象。他的老师原广司称这座建筑为“无国籍的民家”，因为似曾相识却不知源自何处。藤森把这个名称修正为“International（国际）Vernacular（民居，相对于宫殿，神庙等象征性较强的建筑）”，因为他认为International是20世纪建筑的特征，而Vernacular则可以追溯到人类的上古时代。这两个看似相反的概念，实际上却是可以相容的。藤森把人类建筑的演变分为6个阶段。在上古时代，人类大多居住在圆形的小房子中，同时立起柱子做为崇拜的对象，那时的世界是共通同一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差异逐渐形成并加深，出现了4大古文明和4大宗教。随着大航海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到来，这种差异又逐渐退减，直到20世纪又重新回到共通同一。人类的建筑在历史上出现了两次“International”，一次是上古时代，一次是20世纪。藤森希望他的建筑体现的是石器时代的International。他以此为志向，每年建造1-2座建筑，四处演讲，追寻人类第一座建筑的样貌。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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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Godzilla移动的灾难

由1954年第一部《哥斯拉》特摄电影开始到2023年《哥斯拉-1.0》为止，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共制作了30部哥斯拉系列电影。这些电影的经典一幕往往是身型巨大的哥斯拉由海面升起，在城市中行走移动后造成的灾难景象，城市中的一些地标建筑也会被哥斯拉摧毁。日本是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城市和建筑在一场场天灾人祸中屡屡遭到破坏。二战后期，盟军空袭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神户等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1945年8月6日和9日，威力史无前例的原子弹分别在广岛和长崎爆炸。8月15日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据统计，这一系列的空袭造成40-90万人丧生，850万人流离失所，66个城市将近一半的面积被摧毁。 1954年，战争的记忆和冲击，化身为一只在日后家喻户晓的怪兽之王哥斯拉（Gojira／Godzilla）。由1954年第一部《哥斯拉》特摄电影开始到2023年《哥斯拉-1.0》为止，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共制作了30部哥斯拉系列电影。 [nonvip_content_start] 这些电影的经典一幕往往是身型巨大的哥斯拉由海面升起，在城市中行走移动后造成的灾难景象，城市中的一些地标建筑也会被哥斯拉摧毁。随着城市的发展，哥斯拉的体型由1954年初代哥斯拉的50公尺增加到2016年《真‧哥斯拉》的118.5公尺，体重则由2万吨增加到9.2万吨。 1954︱初代哥斯拉（昭和）根据《Godzilla History of Formative Arts 1954-2016》一书介绍，哥斯拉原来是在深海中沉睡的史前巨兽，由于受到世界强权在海中核试爆的影响，吸收了核辐射而形成的怪兽。根据《Godzilla》一书的记载，1954年初代哥斯拉的故事源自日本奇幻作家香山滋（1904-1975）对氢弹的恐惧。日本漫画家阿部和助为哥斯拉的设计提供了初稿，并依据原子弹爆炸后形成的蘑菇云设计了哥斯拉的头部（图01）。电影艺术总监渡边明设计了哥斯拉的整体造型。雕刻家利光贞三在这个基础上为哥斯拉制作了原型（maquatte），并逐渐发展成最终呈现在电影中的怪兽形象。在这部电影中，哥斯拉摧毁了位于银座的和光本馆（1932年竣工，建筑师渡边仁1887-1973，图02），和光本馆是东京银座遭受盟军空袭后幸存的地标建筑。哥斯拉在电影中也摧毁了日本国会议事堂（1936年竣工，建筑师矢桥贤吉1869-1927，图03）。 1984／1991︱平成哥斯拉 1984年，为了纪念《哥斯拉》电影发行30周年，东宝制作了同样名为《哥斯拉》的电影。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日本城市开始出现摩天大楼。为了配合日本城市和建筑体量的增大，哥斯拉的高度达到了80公尺，体重5万吨，城市被破坏的场景则移到了日本少有的摩天大楼集中区──东京都的新宿（图04）。 1991年，位于新宿刚竣工的东京都厅舍也在《哥斯拉vs王者基多拉》的电影中被摧毁（图05）。东京都厅舍建筑师是日本战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领军人物丹下建三（1913-2005），代表作有广岛和平记念资料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东京计划1960、1964年东京奥运代代木竞技馆、大阪世界博览会场址、基础设施规划、御祭广场和富士电视台总部大楼等。 2016︱真‧哥斯拉（Shin Godzilla） 2011年，东日本发生大地震大海啸，罹难超过1万人，并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在这场灾难的阴影下，停拍了12年的哥斯拉电影在2016年重新推出，由庵野秀明执导。《真‧哥斯拉》电影中的哥斯拉体型超过以往的哥斯拉，造型也和以往有显著差别，显得格外恐怖。真‧哥吉拉的造型按日本漫画家、动画师前田真宏（1963-）绘制的概念图发展，头部设计同样是以蘑菇云为参照（图06），并由原型师竹谷隆之制作原型（图07）。这一次哥斯拉同样是由海上登陆（图08），对东京造成了严重破坏（图09），最终在东京站前遭冻结（图10）。东京站是日本第一代建筑师辰野金吾（1845-1919）设计，在东京遭受空袭时损毁严重。庵野秀明命名执导的哥斯拉为“Shin”Godzilla，有“真”、“新”和“神”的意涵，体现了天灾人祸频发的日本对“灾难”的深刻理解。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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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中国建筑史的3个瞬间

《中国建筑手册》在分析这3个以三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出版为代表的历史瞬间时，做出了以下的总结。历经百年的“中国建筑”建构过程，“民族主义”以不同的方式贯穿其中，其结果是形成了大一统的宏大叙事。 2023年，历时11年，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建筑系教授朱剑飞、中国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陈薇和李华3位主编的《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Architecture：Social Production of Buildings and Spaces in History》出版（以下简称《中国建筑手册》）。这本书集结了40位当代学者，合计45篇论文，对近百年来中国建筑研究做了历史的总结和理论的探索，同时对当前中国建筑的研究方向做了介绍。根据该书的导论，研究中国建筑始于百年前的德国建筑师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日本建筑史学家关野贞（1868-1935）和伊东忠太（1867-1954）等人。身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先行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摄影和测绘，记录他们发现的建筑。在这些考察和记录的基础上，他们也尝试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其中代表作有Boerschmann的《中国的建筑与风景》（1923）和《中国建筑》（二卷，1925）、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1929）和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1931）。 [nonvip_content_start] 由于语言、文化和战争等各方面的原因，这批外国学者的中国建筑史写作往往不够全面和深入。一直到中国营造学社（1930-1945）的成立，对中国建筑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才得以真正展开。《中国建筑手册》将营造学社开启对“中国建筑”的建构，以三部“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写作和出版，分为3个关键的历史瞬间（1940年代、1965-80、2001-03）。战争时代的《中国建筑史》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摘自梁思成著《图像中国建筑史》前言，1946）由朱启钤（1871-1964）成立的营造学社，邀请毕业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1901-1972）和毕业自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刘敦桢（1897-1968），分别担任法式部和文献部主任。前者以成书于宋代的《营造法式》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后者则研究文献史料，并进行大量田野调查（15个省内逾200县）。研究成果为一百余篇论文，发表在学社发行的《营造学社汇刊》，共7册23期，合逾5600页。二战结束前夕，营造学社从北京迁到四川避难并持续运作。梁思成在林徽因（1904-1955）与助手的协助下，将营造学社多年的研究成果提炼，完成了中国建筑体系建构的两部重要著作手稿，分别是以中文写作的《中国建筑史》（1944，13.4万字）和英文写作的《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1946）。根据《中国建筑手册》，这两部著作的重要在于“中国建筑”首次以受西方视角和标准启发的现代知识生产方式建构出来。将建筑当成物体（客体）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作者面对侵略战争形成的强烈民族主义，对日后中国建筑史书写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关键的历史瞬间。革命时代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李庄时所写。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得不正确。例如：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油印本付印前言，195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政府迁台，梁思成留在大陆。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梁思成在为高等院校教学使用而印刷的《中国建筑史》前言中，写下了上面这段文字。显然的，为了符合新政权对意识形态的新要求，一部新的中国建筑史写作被提上了日程。 “1959年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组织了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开始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历时7年，前后修改8次。”营造学社前文献部主任刘敦桢负责这次的编写工作，梁思成也参与了书稿的审定。书稿完成后即碰上文化大革命，梁思成和刘敦桢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分别在1972年和1968年逝世。完成后的书稿搁置多年，终于在1980年出版。全书64万字，内容涵盖史前、各主要朝代直到清代（1911）结束。根据《中国建筑手册》的分析，相较于梁思成集中讨论建筑结构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建筑史》在各章节增加了关于社会背景的介绍，尝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建筑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同时强调“古代”的特征以区别当时中国正在积极发展的“现代”和“社会主义”建筑。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史学界集体努力的成果，这是第二个关键的历史瞬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建筑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并以更大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展开。为了“要努力发掘并整理中国古代建筑几千年来的光辉成就，系统地再现其原有面目，并将它作为人类不朽的历史文化遗产，奉献给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全世界人民”，1987年由中国自然基金委员会和建设部科学技术司联合资助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项目启动。全书分为五卷，分别由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的学者专家，采用集体合作，分工负责的方式编写，历时十多年，在2001-2003年陆续出版。这套书延续编年史的写作方式，内容涵盖史前至清代，唯规模更为宏大，全书近680万字，是上一版《中国古代建筑》的10倍，体现了改革开放后释放的生产力，这是第三个关键的历史瞬间。《中国建筑手册》在分析这3个以三部“中国（古代）建筑史”出版为代表的历史瞬间时，做出了以下的总结。历经百年的“中国建筑”建构过程，“民族主义”以不同的方式贯穿其中，其结果是形成了大一统的宏大叙事。《中国建筑手册》在肯定中国建筑史写作的价值之余，对此提出了质疑。经历了战争，革命和开放已然成为世界强国后，“中国建筑史”该如何继续书写呢？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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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Flâneur都市漫游者

都市漫游者（Flâneur）只能生活在都市里，却又和都市中的群众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终日似乎无所事事，闲游街头，而于散步之间在脑海中捕捉都市中的形象，甚至由此而作抒情象征的诗篇。最最富丽的城市，最最壮丽的美景，从来没有具备过这种神秘的魅力，像那些白云偶然变幻而成的美景，欲望总是使我们感觉到忧心戚戚！ ‧‧‧‧‧‧‧‧‧‧‧‧‧‧‧ 请你给我们倒出毒酒，给我们鼓舞！趁我们头脑发热，我们要不顾一切，跳进深渊的深处，管他天堂和地狱，跳进未知之国的深部去猎获新奇！波德莱尔〈旅行〉，选自《恶之花》，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nonvip_content_start] 波德莱尔以上的诗句摘自曹金羽〈漫游者与自我的起源〉一文中节选自Charles Baudelaire（波德莱尔）的抒情诗。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是法国著名诗人，他的作品受浪漫主义影响，同时也根植于他对真实生活的观察。面对19世纪中叶工业化大都会出现产生的全新体验，Baudelaire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全新的都市体验进行艺术表达。出版于1857年的诗集《恶之花》，记录了诗人对法国巴黎极速工业化带来的种种冲击。由于内容过于前卫，出版不久后就被告上法庭，并被判处妨害公共道德及有伤风化罪，罚款300法郎。这项罪名一直到1949年才被推翻。 Walter Benjamin / Flâneur / Arcade 根据文化学者李欧梵的说法：“Walter Benjamin（德国犹太裔哲学家和理论家1892- 1940）笔下的Baudelaire和他的世界–19世纪商业文明发展中的巴黎–是所有研究都市文化的学者都很熟悉的题目。他创造了一个至今仍颇时髦的都市漫游者（Flâneur）的形象，这种人只能生活在都市里，却又和都市中的群众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终日似乎无所事事，闲游街头，而于散步之间在脑海中捕捉都市中的形象，甚至由此而作抒情象征的诗篇（如Baudelaire）。” Flâneur最喜欢闲逛漫游的场所是称为arcade（拱廊／商廊）的商业空间（图01）。工业革命后，钢铁成为被广泛使用在建筑上的新材料，许多原来露天的街道被加上由钢铁结构支撑的玻璃顶，形成了风雨无阻的arcade。同时，工业化批量生产的商品大量出现，以各种形式展现在流连于arcade的人群眼前，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物欲横流。空间、商品、人群这些前所未有的都市体验，对人们的心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shock）。为了面对这些冲击，都市里的人形成了冷漠（blasé）的心理保护机制。Flâneur虽然身处其中，却冷眼旁观，闲逛写诗，与忙着看表赶路上班的人群形成对比。然而，Flâneur“貌似高人一等而又超群独立，但事实上却和商品文化脱离不了关系。有时候他甚至会在街头坊间‘遛龟’──拉着一只乌龟散布，以示与众不同。最终他还是走进刚刚建立的商场或百货公司，用Benjamin的说法，这就象征着Flâneur的历史命运：任何都市里的艺术家都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兴起后商品阴影的笼罩。”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建筑系教授朱剑飞，将Benjamin的写作归类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评理论。“其研究早期涉及文学戏剧理论，而在后期则更加关注具体的大众文化、城市空间和日常社会生活；其后期最主要的论述包括《巴黎拱廊》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在日常大众文化和微观生活世界中批判资本主义和工业现代理性。” 在〈理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从康德到塔夫里〉一文中，朱剑飞在介绍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Manfredo Tafuri（1935-1994）的著作《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找到了Benjamin在“作为进步意识形态的建筑学”中的位置。 “作为进步意识形态的建筑学” “按照Tafuri的描述，工业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或现象：运用大型组装生产线的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现代机器生产方式；高度理性物化的货币经济，导致一切皆可标价买卖，致使内容、意义或‘氛围（灵光）’（aura）的消失（如Benjamin所描述）；混乱高速杂质的大都市的出现，带来了对人的强烈冲击（shock）、刺激和由此出现的冷漠（也如Benjamin所说的）。”Tafuri认为，为了回应这些问题，出现了“三种知识或脑力劳动”，分别是“都市人群的再现”、“先锋视觉艺术”和“建筑学（及都市规划）的现代运动”。Benjamin的写作属于第一种。 “Benjamin以漫游于城市人群中的诗人Baudelaire的诗作为依据，找到了氛围（aura）失落和冲击体验的都市意识，以及现代性的异化（alienation）。当这种都市人群的冲击刺激通过诸如Baudelaire的诗作转变成一种可以承受的意识时，这些歌词和文字就把原始体验转变成了稳定的一般状态，但却未能进一步发展。” “先锋视觉艺术”通过抽象的手段，“把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等体验，发展成一种可以容纳和表达的形式。”这些视觉艺术形式包括立体主义、未来主义、风格派和达达派。“风格派（De Stijl）和达达派（Dada）分别代表了这个系谱的两端：技术秩序和都市杂乱（荒诞）”（图02、图03）。“形式（Form）不再外在于杂乱，而是进入它，赋予它意义，将它转变成‘自由’，使冲击、摧毁、组装、怪象、扭曲等都可以内化到艺术形式中去。” 这些形式，通过包豪斯（Bauhaus）和Le Corbusier等现代主义建筑师，被选择地吸收到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中“（理性规则与有机不规则的结合）（图04）”。在他们的努力下，“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中的现代主义为现代都市和工业生产带来了一种组织或重新组织的方法。”然而，就像Flâneur的历史命运一样：“任何都市里的艺术家都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兴起后商品阴影的笼罩，”现代主义建筑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时，它很快就不得不成为规划的客体而非主体，即现实计划的对象而非主导，”成为勾起欲望的商品，引人跳入深渊的新奇。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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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极少主义

极少主义绘画追寻“回到物自身”的历程，是抛弃成见，识破幻觉，避免武断，重新认识日常的历程。就在身边的日常，既远且近，还是必须努力，才能顺其自然，诗意的栖居。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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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极少主义

2003年，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的董豫赣出版了《极少主义》一书。全书一共六章，从绘画、雕塑、文学、建筑、时代和城市的角度介绍极少主义的产生和影响。兴起于60年代的极少主义，在多个领域创造了许多引人深思的作品，还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的启发（回到物自身），内容丰富深刻。然而，令人觉得遗憾的是，极少主义／极简主义在今天，经过口号式的商业行销，已经沦为广告词中的陈腔滥调。在《极少主义》的第一章“极少主义事件的描述”中，董豫赣简要清晰的述说了极少主义在绘画与雕塑领域的演进史。作为概念，相对于建筑，极少主义通过艺术表述得更为清楚。因此，我们以这一章的两起事件中的第一起，做为了解极少主义的起点。 [nonvip_content_start] 事件一：极少主义绘画【具象／抽象】在摄影技术面前，西方具象／写实的绘画传统面对史无前例的挑战，“写实的具象徒劳且没有出路”（图01）。“画家被迫各寻出路：印象派利用光谱分析改变他们的色彩技巧；摄影分析将运动带入未来主义的绘画形式；超现实主义将精神分析作为形式变形的借口……”抽象主义画家以法国画家Maurice Denis（1870-1943）揭示的两项绘画事实作为抽象绘画的出路： “它是二维平面而非被传统透视所表现的人物或场景的三维立体；它是按一定条理排列的色块而非被传统色彩渲染的人物或风景。” 根据这两项绘画事实，俄国画家Kazimir Malevich（1879-1935）、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和荷兰画家Piet Mondrian（1872-1944）分别成为抽象绘画发展的3大源头。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把绘画从“表现”立体的人物或风景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还原到绘画本来就是二维平面这一事实上来。其中，Mondrian的“几何抽象所具有的两项特征：几何形与抑制表现性似乎是极少主义的坦途捷径（图02），并且他生命最后的几年在极少主义发源地纽约的定居被认为对极少主义构成直接和积极的影响。” 【抽象／具体】 Mondrian以“横平竖直的直线取代曲线；以原色（红、黄、蓝）和非色彩（黑、白、灰）达到色彩的中性化。”“为追求‘普遍’而非‘个别’，所有使人联想到情感和自然的元素都被排除，只剩下表达纯粹形式的基本要素。”这种纯粹的形式不同于源于自然（具象）抽象推导出来的东西，因此它是具体的。1930年，Mondrian和他早期的合作者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杜撰了“具体艺术”来取代“抽象”。他通过“具体绘画”放弃了“多义的曲线”、“纷繁的色彩”、“幻觉的三维”，进而恢复了平面。“他已成功的抑制了绘画的表现性，将绘画对象从传统的空间场景（人物的或情节的）那儿带到画布表面，成为平面而具体的绘画存在。” 【具体／物体】然而，Mondrian的具体艺术呈现的平衡感，仍然是极少主义要打破的构成关系（比例、轻重、疏密等），进一步“回到物自身”。阿根廷／意大利画家Lucio Fontana用刀子把画布划破的一系列作品（图03），揭示了“那后头既没有传统具象的立体幻觉也没有抽象具体的构成关系，于是几何抽象的平衡关系也被怀疑”。更为重要的是，画布的存在得到了凸显。美国画家Frank Stella（1936-2024）发现“Mondrian的绘画无论是色块还是色线都限定在方形画幅里，于是图案与方形画布间仍保留有从属关系。”除了画幅的形状，Stella也注意到画框厚度对追求平面画面的影响。为了打破图案与画幅的从属关系，Stella创作了一系列以图案决定画幅形状的作品（图04），并“将他的画安置在1 x 3边条制作的厚画板上，以此使画可能离开墙面获得自由，并成就绘画的物体性。”Stella声明这些拥有不可忽略三维厚度的绘画是“物体”。“Stella的绘画物体已站在绘画与雕塑的交界边缘。”这里“没有空间也没有形象，没有平衡也没有中介，没有外延也没有所指，没有深度也没有内容，只有Stella那句极少主义的经典格言：你所看见的既是你所看见的。” 极少主义绘画追寻“回到物自身”的历程，是抛弃成见，识破幻觉，避免武断，重新认识日常的历程。就在身边的日常，既远且近，还是必须努力，才能顺其自然，诗意的栖居。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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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会进化的建筑

根据藤森照信的总结，“所谓由木造进化成石造，具体来说就是以石造技术做出木造的样式。”然而，进化主义却催生了帝冠式建筑。这是在欧洲建筑上冠以日式瓦顶的建筑样式，“是一种象征大日本帝国凌驾于欧洲之上的国粹主义样式。”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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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会进化的建筑

根据藤森照信的总结，“所谓由木造进化成石造，具体来说就是以石造技术做出木造的样式。”然而，进化主义却催生了帝冠式建筑。这是在欧洲建筑上冠以日式瓦顶的建筑样式，“是一种象征大日本帝国凌驾于欧洲之上的国粹主义样式。” 日本东京有一座名为筑地本愿寺的净土真宗佛教寺院（图01）。佛寺正殿于1934年建成，建筑师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培养的第二代建筑师伊东忠太（1867-1954）。与大多木造的日本佛寺不同，混凝土造的本愿寺正殿外观奇特，杂糅着源自不同传统的建筑元素，难以按照建筑历史教科书的分类法进行归类。建筑室内和细部装饰更是令人惊讶，作为佛寺不但可以见到在基督教堂常见的彩色玻璃，还有一座壮观的管风琴（图02）。 [nonvip_content_start] 大殿的石板地面按欧式棋盘几何图形铺设，配合高耸的柱廊形成佛寺中罕见的氛围（图03）。柱子顶部由中式／日式的仿木横梁连接，并施以中式／日式斗拱、天花和欧式的吊灯（图04）。正殿佛龛的梁柱斗拱以鎏金彩画装饰，铺设榻榻米地面（图05）。建筑的各个角落还安装了形态各异的奇珍异兽石雕和浮雕纹样（图06），形成了琳琅满目的世界。这样一座建筑是怎么产生的呢？伊东忠太在构思这座建筑时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呢？横跨欧亚的探险 1893年，伊东忠太完成了博士论文《法隆寺建筑论》。在这项研究中，伊东发现创建于公元607年，木造的法隆寺与石造的希腊神殿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从而推断出日本之美的始点是出自横跨欧亚大陆的希腊，和欧洲之美是同源同种。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伊东展开横跨欧亚大陆长达3年的考察之旅，尝试厘清欧亚文化交流的路线。由于佛教的传播是日本接受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佛教遗迹成了伊东重点考察的对象。根据日本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的叙述，“明治35年（1902）盛夏从北京出发，在发现云冈石窟寺院后继续西行进入西安及成都，在驴背上摇了126天后到达贵阳。再经云南到缅甸，接着到印度。在花了一年时间探访了印度全境内的佛教遗迹后，乘船到地中海，进入土耳其、希腊、埃及、耶路撒冷，最后经小亚细亚从土耳其回国。”这3年考察的其中一项发现是，“中国、印度、波斯、埃及以及希腊，不管是何地，原先是用泥、木、草盖成的建筑最后都进化成石造了。” 伊东回国后，批评明治维新后第一代建筑师全盘学习欧洲建筑的“欧化主义”是“日本国民的自杀行为”，同时认为当时尝试融合“和风”与“洋风”的“折衷主义”的做法“也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手段”，进而提出了把日本木造建筑“进化”成石造建筑的“进化主义”理论。根据藤森照信的总结，“所谓由木造进化成石造，具体来说就是以石造技术做出木造的样式。”然而，进化主义却催生了帝冠式建筑。这是在欧洲建筑上冠以日式瓦顶的建筑样式，“是一种象征大日本帝国凌驾于欧洲之上的国粹主义样式。” 大亚洲主义根据藤森照信的记载，伊东在这次的考察中还与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76 – 1948）派遣的大谷探险队相遇。大谷光瑞是充满争议的人物，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第22世法主、僧侣、贵族、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等。他组织的探险队在中国各地考察佛教遗迹，掠夺了大量文物。曾受孙中山推荐出任中华民国政府顾问。1914年因财务丑闻辞去法主职务，隐居中国和南洋。二战期间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扩张的政策，战败后被占领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扣留，1947年才被允许回国，1948年病逝。大谷光瑞主张联合亚洲各国与欧洲势力抗衡的大亚洲主义。藤森照信认为伊东和光瑞合作，为光瑞主张的大亚洲主义赋予了建筑上的表现。伊东受光瑞委托设计了一系列以印度样式为主的建筑，如大谷家别墅二乐庄（1909）、真宗信徒生命保险会社（1912）和筑地本愿寺（1934）。其中，筑地本愿寺是集大成者。 “对于伊东，这是自己的思想诚实归结的结果，他从发现法隆寺，将日本的传统推到中国、印度到希腊的关系，这样是拒绝了以欧洲为范本的欧化主义，取而代之的是从日本到印度相通的亚洲样式。”藤森进一步指出伊东：“以大亚洲主义的领导者光瑞为伙伴，试图以亚洲佛教对抗欧洲的基督教。”筑地本愿寺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然而，伊东“在昭和10年代（1935-），大东亚共荣圈全盛时期离开光瑞，开始批判帝冠式是建筑界的国粹主义。”虽然“伊东也的确参与设计了表现国策的建筑—─台湾神社、朝鲜神宫、靖国神社、明治神宫”，伊东“在文化、精神层面追求日本的自明性，但并未多踏出一步，因此战后，伊东幸免于被流放，在不分善恶的时代及国家，身为命运共同体的凡庸建筑家不放过千载难逢的机会时，可以说伊东他躲开了这机会。”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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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杂种城市

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都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的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形成了多元混杂的文化，陈冠中称之为杂种文化（hybrid culture）。陈冠中引述著名英语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话说：“城市容许你成为公民，虽然你不是国民。” 陈冠中是著名的中文作家。成长于香港的陈冠中，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70年代回到香港后参与左派活动。八九十年代在港台创办电视台并制作了多部电影。2000年后定居北京从事写作。或许是在多地工作生活的经验，陈冠中笔下的世界总是奇形怪状，错综复杂。 2018年，陈冠中出版了《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陈冠中的时代文评集》一书，其中在〈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文章中，陈冠中借国际大都会呈现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对构成这奇形怪状和错综复杂的世界梳理“主义”。 [nonvip_content_start] 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大都会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的人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形成了多元混杂的文化，陈冠中称之为杂种文化（hybrid culture）。陈冠中引述著名英语作家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话说：“城市容许你成为公民，虽然你不是国民。”鲁西迪是写跨国杂种论述的代表人物，曾因于1988年出版小说《魔鬼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而遭到追杀。 “今日那些最吵嚷着反对《魔鬼诗篇》的人有一种观念，认为不同文化的互相混合将无可避免的弱化和摧毁他们自己的文化。我持相反观点。《魔鬼诗篇》歌颂杂配、不纯、互相混合，转化是来自人类、文化、思想、政治、电影、歌曲的新和不被期待的组合。它为杂种化而欢欣，并害怕纯的绝对……因糅合而改变。它是给我们的杂种自我的情歌。”陈冠中认为杂种有助于避免出现原教旨主义。“换个角度说，有了宽容，才有杂种。”相对于国家，城市往往具有更大的包容。协助我们理解这种存在于大都会中的文化现象的理论框架有哪些呢？其实，相较于杂种文化，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陈冠中从多文化主义开始，逐步分析其中的区别和关联。多文化主义 “西方的多文化主义是一种上世纪60年代后才逐渐赢取更多世人认同的进步价值观及机制，是人类文明的成就，对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及弱势群体是有保护、扶持、加权的重大作用的。”陈冠中引用加拿大学者泰勒（Charles Taylor）“承认的政治”的概念来说明多文化主义的内涵：“指的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少数民族、女性、阶级、宗教、世代、身体有不便者、不同地域居民、不同兴趣团体、不同性偏好族群等，纷纷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争取保留甚至促进自己的身分和生活方式的权利……”然而，陈冠中进一步指出，由于多文化主义强调身分认同和差异，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是并存并列而缺少交流，因此有僵化差异、互不包容、原教旨、拒绝杂交甚至形成对立的危险。因此，多文化主义惹来很多批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主张提倡爱国主义和主流价值予以还击。但是，自由主义学者纳斯鲍姆认为补足多文化主义的不是爱国主义，“而应该是一种有对人类共同体更高理想的世界主义。她正确的指出，如果推到国际层面，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就是多文化主义的变奏，只不过主体不再是国内的某一族群，而是国家民族。” 陈冠中列举多民族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和卢旺达的种族清洗，来说明过度强调身分认同的危害。但是“对应的方法不是放弃多文化主义多民族政策而改用消除差异、追求国族单一化的强迫同化政策，而是应该以世界主义补足多文化主义。”因此，前面提到大都会中的杂种文化似乎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多文化杂种世界主义 “杂种是多层次甚至深层次的文化混合，而不只是不同文化的并列并存。”陈冠中在这里提到波斯印度裔学者巴巴（Homi Bhabha）。巴巴“以英文写作，从左翼‘后学’观点，以杂种理念来一并消解民族、国家与多文化主义的论述建构。他认为大城市里的杂种文化，不能用单一的国族文化来说明（譬如说伦敦文化是不能简单化约为“英国”文化的），但也不能靠多文化主义的多民族文化来涵盖，因为这些都只谈族群身分、风土习俗与原味，假设了先存的国族或族群身分，并带决定论色彩，单向设定了文化只是这些身分的固定表达而已。” 陈冠中认为多文化主义思维强调身分的多样性，为的是破解强调身分同一性的国族论述。“但因为两者都是把身分作为讨论的中心范畴，结果都包含不了大城市的跨族群跨文化的杂种世界主义文化。”陈冠中进一步说明杂种世界主义文化并非抛弃身分去追求一个抽象的、划一的世界或现代，“而是承认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多种根、多重身分……用政治学家赫尔德（David Held）的说法是“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分”。” 瑞典学者汉娜兹（Ulf Hannerz）说：“真的世界主义首先是一种取向，即愿意交往他者。”作为思想的西方，世界主义最早诞生于西元前四世纪，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故乡。”认为对一个智者来说，世界是开放的，一个善灵魂的故土是整个世界。”源自印度的佛教关于众生无分别、人人皆有佛性都是世界主义的。中国传统中也有“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的理想。然而，世界主义在历史上曾经与帝国和殖民画上等号，进而使得通过民族自决争取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一战、二战结束后排斥世界主义。陈冠中认为，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2005年），有必要重提世界主义。“今天的世界主义，是受过多文化主义洗礼的；同时今天的多文化主义，也在世界主义的质疑下要自我修正，而大城市的杂种化既是成果也是催化示范。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并列的多元文化或是混合的杂种文化，背后都需要宽容、开放、自由、交流、合作、睦邻、和平、帮助他者这些世界主义价值观。没有世界主义的支撑，城市的多元文化和杂种文化都会凋零。”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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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此时此地

“鸟巢是这个时代的野心和理想碰撞的结果。只有在全球化的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同时，也只有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在强大集中的效率之下，才有可能建成。”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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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此时此地

艾未未（1957-）是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师，现居葡萄牙。2010年出版了《此时此地》一书，收录了他博客中关于艺术、建筑、摄影和访谈的文字。其中20篇是关于城市和建筑的。以下是我从这20篇文字中各摘录1-3段我觉得有趣的句子。这些句子有的是关于建筑设计的领悟，有的是对城市的观察，还有的是对建筑、城市和社会的批判。建筑与空间 “在建筑中，主要因素是空间。空间与行为者的关系，空间与空间的关系，空间的开始、延续、转换、消失……” “对空间的理解和描述来自我们对将要在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理解，包括发生的原因和发生后的反应。对空间的理解是人性的。”　建筑是品行的最终呈现 “满足人的生存需求和改变人的生存状态是建筑的本质。” “不同类型的建筑形态，在试图规定不同人的不同活动方式的同时，也在告诉人们这个人是谁，他不同于其他人，他的处境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理想。建筑同样可以是沉默的，与这个世界流行的话语无关，像一尊埋在河床下面的石像。” “建筑不是建筑学院所传播的理论、技巧、风格和流派，建筑是品行的合适呈现——是最终的呈现，它必须排除所有的学说和情感，以成为它自己。” [nonvip_content_start] 建筑的冒险 “中国当代的建筑实践除了勉强解决了人们的基本居住之外，没有任何的精神含义。” “西方在面对中国的同时也真正认识到世界的另一面，认识到文明、人性的另一个可能状态，认识到理性和秩序的局限、脆弱，以及由此而生的奇迹和快感。” 关于矶崎新 “在朦胧的灯光下，矶崎新先生谈着他脑中的幻想，述说前卫主义的诗情画意和对未来的思考及对信息传播方面新的可能性的钟爱。” “矶崎新对流动空间、对城市废墟、对非现实不可知不可为的表述，使他成为一个具有同情心的行动者，孤独的思想浪人。这是在建筑师中不多见的品质。” 右后视镜 “关于建筑理念，我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凡是人都应该面对此时此地的现实：你为什么在这？周围是怎样的？发生过什么和将会怎样？这些个问题如果不说清楚，任何判断都不是清晰的。” 普通的建筑 “作为家的建筑是一个具有自我特征的地方，它不同于虚构意义上的家，它是一个整体，体现出所有者的自由意识。” “我是一个普通人，大多数来我家的人都会很舒服，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看到很多普通之处，他们可以随便走进来，走到任何一个他们想进入的空间。‘普通’是我的基本特征，普通同样具有自我特征，我的建筑是普通建筑。”（图01）此时此地 “家中猫狗很有地位，它们比我们更像主人，它们在院子里的架势常常激起我对这所房子更多的好感，它们不可一世的态度，似乎在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这让我高兴。” 我们如何失去家园 “这是2006年的北京，离奥运会只有两年的时间，日益国际化的大都市，如此再现了奥运口号的真实含义：‘新北京，新奥运’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久以前，报纸上的一则消息，说经过中国专家的研究，北京的基本色调定为灰色，为此将对整个北京市进行整修。” “家中老人一觉醒来，发现这个家已面貌皆非，青砖墙上被刮上了厚厚的水泥。” 疯狂痴呆综合症 “‘平改坡’是中国近30年最好的隐喻：结构不改，系统不改，体制不改；改样子，改表情，改风格；该改的永远不改，不该改的处处乱改。” 未来的城市 “城市是有欲望的，是人最大的消费品。你建造它，你消费它，你看着它发情或死去。它是为自己的欲望建造的。你希望自己在城市里，可以迅速出现或立刻消失；夜里两点仍然有玩儿有吃，可以睡到自然醒；想花销可以痛快些，想挣钱有地方挣，挣不到还可以想其他的法儿……在一个倒霉的城市，你连偷都没地方偷。” 让错误停止我们 “每个人都独善其身，这个地方才会变得有尊严。” 迷失 “人类是迷惑彷徨和渴求的，通过设计来阅读、界定、认知、感悟，使不确定、无目的、不可知的世界，呈现片刻的清晰和诗意。”（图02） “上帝创造问题，并诱惑我们来解释。” 后失身时代 “当谎言和伪善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我们将面临体制性的原则丧失和判断丧失。当基本原则和判断都丧失了，美学就失去了依据。” 尊重自己 “建筑师也好，一个人也好，应该尊重自己的时代。尊重时代是说你处在此时此地，应该清楚地了解这儿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正在经历着什么。建筑是一种改善的工作，你能改善什么，你能提出什么样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你信任的标准，而不是简单学来的知识。” 建筑的诚实 “实际上在设计开始的时候，就有妥协，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妥协，并不是说我设计到这个标准了，然后跟你妥协，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问题了。实际上你从最初开始，就要认识到整个过程，所有失败都是你设计的问题，因为你参与了这个设计，要不然你永远不承担责任，你永远很清高。” 建筑的意义 “我认为建筑应该提供理解并具有我们打算提供给社会和试图影响人性的、某种值得尊重的品质。” “在政治或社会转折时期中，只是简单地使用一个‘高’标准，这不仅仅是个侮辱，也是一个疯了的想法。这是对现实的逃避，也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缺乏智慧，并表现出这种完全放弃的姿态，这是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得到的。” 观念与伪造——艾未未与雅克‧赫尔佐格的对话 “赫：比如纽约的双子座。我们没有参与零基点这个新进展的竞争，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想在那干什么。每个想法和选择看起来都很微弱、无能为力。没有一个策划能配得上原来的模样。我们逐渐明白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重建原来的面貌。这可能是非常强烈的声明，可能是最激进，甚至最创新的建议，充满破坏的力量，涉及许多问题，如时间、历史、现实、记忆……” “艾：他们错过了机会。如果你完全按照原样去做，那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 我很喜欢你 “做建筑时，就像几个在玩耍的孩子高兴得忘了回家一样，这是很难得的。” 关于鸟巢 “鸟巢是这个时代的野心和理想碰撞的结果。只有在全球化的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同时，也只有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在强大集中的效率之下，才有可能建成。”（图03）不能写太多 “采访者：你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你不怕那些话说出来得罪了某些人吗？” “艾未未：他们一直在得罪我，我得罪他们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8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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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一住宅=一家庭

随着日本社会高龄化，一住宅=一家庭的住宅体制问题更进一步显现出来。山本理显提出了以400-500人为单元的住宅概念模型：地域社会圈主义，集生活、工作、商业、娱乐、托儿、养老等各种内容于一体的住宅共同体。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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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一住宅=一家庭

随着日本社会高龄化，一住宅=一家庭的住宅体制问题更进一步显现出来。原有的住宅体系已经没有办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独居孤老死亡的案件逐年增加。山本理显提出了以400-500人为单元的住宅概念模型：地域社会圈主义，以男女老少、单身、小家庭、大家庭等各种组合为出发点，考虑他们对空间使用的不同要求，形成集生活、工作、商业、娱乐、托儿、养老等各种内容于一体的住宅共同体。 2024年，山本理显成为了第九位获得Pritzker Prize的日本籍建筑师。1971年自东京艺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论文研究住宅与家庭的关系），山本理显进入东京大学生产与技术研究所原广司研究室担任研究员。原广司的研究室以调查世界聚落而闻名，山本理显在这段期间参与了地中海、中、南美洲、近东、中东、印度和尼泊尔等的聚落调查，完成了论文〈阈空间论〉，为他日后从事建筑设计所采取的立场和策略奠定了基础。 2012年，山本理显出版了作品集《山本理显的建筑》，记录了他34年来的建筑活动。其中，〈建筑空间的设施化〉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对建筑的思考。今天，为容纳一个家庭而设计的住宅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对山本理显而言，一住宅=一家庭的出现却是20世纪的一大发明。这种住宅体系形成的历史背景和作用是什么呢？ [nonvip_content_start] 官僚系统下的住宅体系根据山本理显的论述，一住宅=一家庭这种住宅体系，是由官僚系统管理的现代国家所生产的。官僚系统的一大特点是为了方便管理，分割社会并形成相对应的机构。各机构的运作相对独立，各行其是。比如，土地、河流、住宅、垃圾处理、水沟、街道、街灯、公园、食品安全等都有相应的机构负责。此外，这些机构的结构是垂直／金字塔式的，由发号命令的“上级”和执行命令的“下级”组成。命令的执行者只负责行动而自动停止了思考。社会成员在各机构无论是办事、提出申请、询问、上学还是接受治疗等，都会处在被动且停止思考的状态中。这种体制产生的两个重要结果是：社会的割裂和思考力的缺失。一住宅=一家庭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中形成的（图01）。 2019年，山本理显在名古屋工业大学一场讲座中列举了古希腊、西班牙、伊拉克和中世纪欧洲的传统民居和临街店铺，来说明住宅空间在形成一住宅=一家庭以前的丰富性与公共性。这些案例都是他在原广司研究室做聚落调查时积累的资料。山本理显发现在这些案例中，除了满足家庭生活（隐私）的空间，还有一种与住宅外部连接、更紧密的过度空间。他把这种空间称为阈空间（图02）。这里是接待访客、喝酒讨论世事（政治）的场所，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公共空间。在西班牙的案例中，这个空间被称为“recibiodor”，有相互帮助的意思。“一个存在于住宅内部的代表相互帮助的公共空间，这听起来很有趣。”而中世纪欧洲的临街店铺，也被山本归纳为阈空间的一种。“这些临街店铺作为对外空间招待外来的客人，而居住空间则在更靠里的位置。” 中间权力的消失换句话说，除了家庭，还有一种大于个人和家庭的共同体（社区？）存在。山本理显把它称为“中间权力：共同体权力”。“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拥有建立自治‘中间集团’的权利。在中世纪的欧洲，工商团体组织、教会等也相当于这种中间集团，且他们拥有的权力并不隶属于国家权力。”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法国大革命、工业化等），这些中间集团逐渐消失（中间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多样性不利于工业化所追求的标准化和效率），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权力和国家权力。“随着中间集团的消失，私人空间vs国家的权力关系逐渐确立。” 而“一住宅=一家庭”的住宅体系正是这种二元结构的体现。“家庭被住宅关闭在里面，私人生活的自由被关闭在住宅里面。住宅内部是为了私人生活的自由而存在的空间，而其外部空间被官僚机制切割分离开，成为官僚制度管理下明确隔离的空间。由此外部空间就陷入了住民无法互相接触、被高度监管的城市空间当中。而事实上，日本的城市空间也因此成为国家权力上尤为容易管理的空间。”山本理显整理了“一住宅=一家庭（官僚制的国家管理体系）”6点定义： 1. 一个住宅里面只住一户家庭。（住宅的划一化、标准化。家庭的划一化、标准化） 2. 所建造的住宅是极度封闭的住宅。（为了确保隐私） 3. 跟邻近的住宅相互之间毫无干涉与交集。（排除地域共同体） 4. 在这种住宅里生活的家庭都是自给自足很高的自律单位。（与这种住宅共存的是家庭主妇，应该承担洗衣做饭、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等所有维护和管理家庭事务劳动的社会伦理观念） 5. 在这种住宅里生活的家庭成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单位。（即生育和教育孩子的单位，传宗接代的生命循环过程） 6. 这种住宅是为被雇佣的劳动者而建的住宅。山本理显认为这种体制下生产出来的住宅千篇一律，官僚／标准化的管理方式抹杀了不同社区的丰富和特色，住宅间缺乏联系，各自为政。更为严重的是，在长期官僚式管理的阴影下，人们对这种千篇一律和割裂的状态已经没有感觉。地域社会圈随着日本社会高龄化，一住宅=一家庭的住宅体制问题更进一步显现出来。根据山本理显引用日本相关单位的统计，1960年一个家庭的平均人数是4人，高龄化率是10%；2011年一个家庭的平均人数降到2人，高龄化率提高到23%。原有的住宅体系已经没有办法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独居孤老死亡的案件逐年增加。于是，山本理显提出了以400-500人为单元的住宅概念模型。他称这个概念为地域社会圈主义（图03）。与一住宅=一家庭不同，地域社会圈以男女老少、单身、小家庭、大家庭等各种组合为出发点，考虑他们对空间使用的不同要求，形成集生活、工作、商业、娱乐、托儿、养老等各种内容于一体的住宅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将决定社会圈内的空间类型、管理方式、交通系统、能源系统、垃圾处理、空间的买卖租赁方式等。换句话说，山本理显尝试通过建筑设计来重新建立前面提到的中间权力（共同体权力）。这是对根深蒂固的官僚系统和国家权力的公然挑战。在巨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山本理显的乐观让人钦佩。

9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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