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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

4月前
张爱玲在《茉莉香片》形容香港为“一座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这句话似乎奠定了香港文学的基调。那是1943年,乱世的香港既危险又迷人,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前去,飞蛾扑火,一去不回。大卫·波德维尔曾批评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可这句话成为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名词——周星驰的无厘头、王家卫的文艺、徐克的武侠梦、杜琪峰的枪战片,尔冬升的写实关怀等等。那是80、90年代,香港被冠上“东方之珠”的称号,一切蒸蒸日上,熠熠生辉。后来,林夕为新书写序,《我所爱的香港》被人呸一声,因为没有人会这样爱香港……那是2014年,林夕在原有的书名加上“痛”一字,发布《我所痛爱的香港》。这些书这些电影,一跃成为香港独特的文化名片。 来到香港的一个月前,我疯狂阅读香港文学——散文、小说、论文、专栏,读了又读。我也一头沉浸在香港电影——喜剧、文艺片、黑社会、武打片、恐怖片,能看的都看了。我去的香港,是香港文学和香港电影的香港。 李碧华,这位影响我极深的香港作家。我因张国荣观看《胭脂扣》和《霸王别姬》,从而认识李碧华,阅读她的其他作品。李碧华爱写食物,一段段故事的贪与痴由美食开启,搞得我阅读时又怕又想吃,仿佛能看见李碧华鬼魅的文字随处漂浮在港式餐厅的招牌上。来到香港是必须要吃蛋挞的,这是一种仪式感,就如你不来马来西亚吃榴梿,那仿佛是白来了。葡式蛋挞一定要趁热吃,我吹了吹热气,将一半的蛋挞吞下。奶香味在口腔散开,浓郁十足,却不烫嘴,蛋挞慢慢滑进喉咙。这一流畅的动作,我真成为了《吃蛋挞的女人》,但小说里的女人是为了找到像父亲一样的男人而到处寻觅切合心意的蛋挞,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只为了美味而来。 繁荣与破败同时存在 我们一家人来到一间米其林级别的卤水鹅店。一盘鹅肉摆在桌上,我咬一口,油分浸在口中,咀嚼起来,鹅肉的香味与卤汁味盖过了刚刚的油腻。我立刻想起《吃卤水鹅的女人》,这口感真如小说里写得那样香喷喷。可吃着吃着,发现年长的服务员在盯着我们,好像在提醒我们快吃完,不要耽误下一位顾客的到来。店的面积太小,熬煮卤汁的大桶和斩鹅肉的位置已经占了一半,就连厕所门前也坐下了一位客人。服务员只能身贴身,久而久之怨气全显在眼神上,似乎我们的行动再慢一点,就是下一只被斩的鹅。虽然不知道小说里谢月明的妈妈店铺面积有多大,但想到香港寸土寸金,我心想这窄小的位置,是很难将爸爸一块块的血肉搬进来熬煮成汁的。 我坐上叮叮车,与港铁相比,它行驶较缓慢,几百米就有一站,更多是不上班的退休老人在塔车。我想到《胭脂扣》里如花为了寻找十二少重返人间,偶遇了在报馆工作的袁永定。深更半夜,他们俩坐在叮叮车上聊天,如花脸色苍白,自顾自地叙旧。袁永定觉得眼前的女人有些奇怪,问如花认不认识林黛,如花在林黛大红之前就殉情自杀,当然不知林黛是谁。而现在的年轻人,别说林黛了,就连梅艳芳也不一定知晓。上世纪80年代,饰演如花的梅艳芳和饰演十二少的张国荣事业如日中天,而现在如日中天的是香港男团Mirror成员姜涛,他的粉丝为了庆祝生日还包揽所有的叮叮车,让全港市民免费乘搭一天,于是我这游客也顺势坐上一趟。《胭脂扣》上映转眼近40年,梅艳芳、张国荣和林黛一样已离开人间,穿旗袍的如花不知转世有没有再成为香港人,塔上这一趟百年历史的叮叮车。 走进环球大厦的那一天是五一劳动节,女佣都不工作出来游玩了,广告词也替换成他加禄语。可想而知,本地人有多久没来光顾这座大厦。虽然不在重庆大厦,但我也体验了一把《重庆森林》里主角误入他人城市的游离感。菲律宾人来到香港从事女佣相关的劳动工作,周末就会在地铁站席地而坐,不顾游客的目光聚会聊天。 人总是要找到归属感,如果一时无法回到家乡,那就与乡亲互抱取暖,在不起眼的街道建立一片香港人也无法踏入的天地。许多巴基斯坦人也为了讨生活来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为了新币兑换率前往新加坡工作。就连香港人自己也会背井离乡——Beyond为了音乐生涯到日本重新开始,成龙、李连杰为了拓展香港电影市场闯荡好莱坞,TVB剧集的主角离开香港去加拿大或者英国散心;外地人来香港,香港人也去外地。香港这座小岛挤下了那么多人,挤在密密麻麻的鸽子笼,为了一间30坪的公屋排队多年,总有人等不下去自行离开的,极少数的会住在太平山顶的豪宅,仰望香港最繁华的夜景,其余的普通人只是一盏四方形的灯。全球最贵的房价,成为香港普通人一生也无法跨越的贫富差距。 所以哪一面才是真实的香港?是维多利亚港的豪华游艇,还是地面积水的阴暗小巷?是网红打卡圣地的坚尼地城篮球场,还是被清拆的九龙城寨?是要价两千多块港币的黑胶,还是女人街大甩卖的服装摊?香港允许繁荣与破败同时存在,无论是公众人物、媒体或市民也从不遮掩其中的问题,敢评敢骂。香港人是以谩骂之名来爱这座城市,期盼香港变得越来越好。作为一名外国游客,我左右不了香港,只有在花费几百块的一餐时,忍不住嘶一声,似乎体会到香港人在痛爱什么。 我相信,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来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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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city, small people, tough life.”得知这是女主角林美芬(饰演Bella)的即兴台词,觉得甚好。即兴,却完美诠释了电影的主轴。演员能够如此即兴,大概真是入了戏,忍不住感慨吧。 Prebet Sapu(黑车)是代表马来西亚参加2022年奥斯卡金像奖的作品。冲着这名堂观看电影预告:黑白色调,巫裔男主和华裔女主的组合,加上选举的时空背景,上演大城市中沦落人的故事,直吸引我到电影院支持。只是年终假期是好莱坞大片的季节,Prebet Sapu的场次不多,影院人潮都是蜘蛛迷。 电影开头即阐明是黑白电影,随剧情发展到中间才交代缘由。原来“黑白”符合男主角Aman(Amerul Affendi饰)生理和生活所看见的景象。他是色盲,而且生活穷困潦倒,毫无色彩可言。但导演安排“黑白”还有多一层用意,抹去困扰、绑架这个国度超过半世纪的借口——肤色。这座大城市的贫穷、挣扎、富有、舒适全与肤色无关。 挺喜欢男主角的角色安排。原是出版社工作的写作者,因没人看杂志了,出版社倒闭才失业。明明没能考取驾照,开的又是老爷车,却选择当电召车司机,主角的答案是“赚钱比较快”。角色的生活转换带来很多讯息。传统的行业没落,事事以应用程式等新科技取代;社会求快,知识分子的知识无用武之地,硬生生被生活压扁。 电召车司机的身分也让电影方便注入各个乘客小角色,一再对比出主角的处境。不管是有钱或身障的马来人,久居于此或来旅行的印尼人,还是来打工的孟加拉人,各个生活现况都比男主角好。更叫人气馁的是,无论怎么努力工作,总还是遇上衰事,司机账号被注销,先前赚的钱又赔了。看到这不免想起我国老爷爷的名句:“全因马来人懒惰”。主角懒惰吗?他有努力开车接客呢! 电影中还有一句政治名句“Cina balik Tiong San!”女主贝拉曾被马来人这样喊。这也是大马政治现状,政治人物时不时就来一番种族主义言论,挑拨煽动一下各族情绪。结果是,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在人们心中,一如男主无意识脱口而出“orang luar”(外人)。只是,他后来也自知是这座城市里无根漂泊的外人。电影处处不断提醒,这座城市的贫穷是社会问题,不是种族问题。 电检一刀未剪 这也许是剧情安排在第14届全国大选期间的原因(剧中政党联盟都另取新名)。在那有史以来最激烈,最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的大选,主角淡淡说出“不会带来任何改变”,道尽沦落人的心境。 贫富差距、种族主义、移工与本地人工作差异等现况,电影只用那些乘客小角色就轻描淡写的带出上述诸多社会底层的问题。相信本地观众会有共鸣,也能脑补问题之严重,所以电影只点到为止,不必费心岔开发展剧情。高明的是把故事摆在选举里,不良政客依旧当选。电影真正要控诉的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现况——没人在解决种种社会议题。在马来西亚电检制度下,导演能游走其中,一刀未剪,成功带出那么多议题,实属不易。 黑白电影本就压抑,电影还有很多镜头加深这种气馁、无奈、压迫的情绪。例如从低角度仰拍落魄男主,背后还是公寓大楼,让人感觉他真快被压扁了。只是,导演还是给了观众一点希望,隧道尽头总会是光明。但入戏了的我不禁会想,主角真的能迎来光明人生吗? 查了查,Amerul Affendi原来是马来影视圈的金牌绿叶,还得过最佳男配角。前阵子自由电影网络举办线上禁片巡礼,其中一部是2009年的Gadoh,他在里头饰演中学小混混。还有另个印象是Julie’s的开斋节广告“Ini Iklan Raya, tau?! ”里的喜剧演出,有兴趣不妨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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