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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悬殊

如果成为高收入国会导致生活负担和工商营运成本增高、贫富悬殊扩大,是我们要的高收入国吗? 首相兼财长提呈了2025年财政预算案之后,太太传来一条网址链接。我立马点开一看,竟然是卖2025年农历新年挂饰品的网页;太太还说,上网买便宜又美。是的。现在趁着通胀率还在可控范围内,也就是我们的令吉还有高价值时,先买下未来两三个月要用到的便宜货。 精明消费,货比三家,也许这就是普通人对2025年财案的正常反应。我并非杞人忧天担心通胀高升,因为据报载,经济分析师异口同声表示,明年的通胀率将上升2%至3.5%。 尽管我国未来几个月的通胀率依然保持在可控范围,但整体通胀率可能在2025年加速至8年来的最高水平,主要是由补贴合理化和外部冲击引发的潜在价格压力所致。 不必经济分析师预计,对价格敏感的人士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都知道明年又将是一个年年难过年年过的高通胀年。一般的工薪族,去年年中透过抵押公积金借来的贷款,加上今年年头的花红和奖励金,应该都花光了。 此外,经济部长拉菲兹曾经指出,旧政策导致人们外食成瘾,进而造成家庭收入减少。 据我观察,外食成瘾的现象,今年开始减缓。不少人为了省钱,除了家里没有坎具煮食被逼外食或打包以外,都渐渐回到自己在家煮食。 如果高官们去试试亲自购物,将发现超市里的生鲜食材,连临期特价品都很快卖光;下午或傍晚迟一点入场,都得空手而回。 很多人钱不够用之际,怪的是,我国将成为高收入国。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投资总额增长18%达1600亿令吉,至于8月的贸易额也增长18.6%,创下22个月以来的新高。 [vip_content_start] 上个月月底令吉汇率昙花一现的暴涨、外资涌入我国股市时,高官都说,根据第13大马计划(2026至2030年)的目标,我国有潜力成为高收入国家。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高收入国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或超过每年1万2535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的高收入门槛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1万4005美元(约5万8218令吉)或以上。去年,我国人均收入为4万9759令吉,在第12大马计划下,2025年的人均收入目标是5万7882令吉。 假如我国85%人的收入增幅不大,而15%的高收入群体却连年增长,进而推高了整体的GDP和GNI指数,大马当然很快就达至高收入国的目标。然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势必加剧贫富差距,引发更多社会和经济问题。 经济发展以迈向高收入国为目标,不该只追求指数上的成长,应更关注整体社会的福祉和资源公平分配,使各社会阶层受益。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提供更好的机会和资源,让低收入群体也可增加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如果成为高收入国会导致生活负担和工商营运成本增高、贫富悬殊扩大,是我们要的高收入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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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悄悄地 踏遍每一条熟悉的路线, 但切莫惊扰城市、城市里的人、 甚至电线杆上的小鸟、 横跨斑马线的学生、那艘浮荡的皇家小船, 切莫让谁想起城市曾偷偷地、 以高耸的大厦、蜿蜒的巷弄、灿亮的沿岸 喂养一个人的记忆, 而家乡常年积累的, 群山环绕炎阳炙热的郁闷, 再次被温柔晶莹的海洋抚平。 ——写于2021年12月13日晚,重临新山之日 2020年3月政府宣布全国进入行动管制令,消息开始在网上流传(政府的官文、网民整理的重点、网友的转帖再转帖……),我人在新山Aeon Tebrau逛着,心想该来的终于来了。举目望去,商场内其实早已人迹寥寥。冠病全球一路斩碾之风声,已让大多人深锁屋内。后来的个把月,我教书的补习中心便传来裁员的消息,而新山往日的生气勃勃早已萎靡殆尽。 那时我住在世纪花园,两条街外便是KSL商场,商场内商店都关了,仅剩Tesco照常营业,人人不得不适应新日常:戴上口罩、排队时维持一米距离、填写个人资料(但你知道,后来是扫描QR code)、喷洒酒精。我也买了酒精,一小瓶罐放车里,上车下车往两手手掌、手臂涂抹,里外透彻。彼时,快筛检测仍处研发阶段。而KSL外,除了饮食店、杂货店,其他如汽车维修、按摩、理发……这些店铺全关闭。记得我站于街上,阳光洒落空荡荡的柏油路,格外刺眼。很快我收到消息自己被裁员了。补习中心隶属于一集团,集团名下除了补习中心,尚有两间建筑公司,而疫情之下建筑业全面停工,建筑业深受影响,连带波及补习中心的财务状况,裁员势在必行。 该回家了 打掉重练 我失业了。我想我的失业能作为失业潮的第一波浪潮,接踵而至的一波接一波,席卷全国,汹涌拍岸。往后两个月,我投的履历深沉大海,渺无音讯。一天天过去,失业让人不得不焦虑,但那是白天的事,到了长日将尽,夕阳将天色渲染成一幅幅绮丽曼妙的油墨长卷,我离开家里,手拿雨伞走到大街上。之前的入夜,街道两旁的停车位座无虚席,你若驾车找停车位,来回兜两圈也找不着实属正常——夸张地说,连违法停车位也是一位难寻。但如今柏油路上停车位白线清晰可见,再无任何车子遮挡视线。大部分居民身居屋内,和你擦肩而过的十之八九是外劳。很怪,他们大多成双成对,绝不落单。 煮炒店员工站在店门外,一双眼和你对上,搜寻确认的信息。他希望你会是登门的顾客。买了晚餐,回到租屋,客厅内,房东窝在睡椅看新加坡电视新闻。新闻报道十之八九和疫情有关。而这便是我离开时,新山的模样。习以为常的热闹仿佛千帆过尽,难掩哀伤的落寞萧条。 我往柔佛、雪兰莪、森美兰及马六甲都投了履历,最后得到霹雳州的回复。似乎是某种暗示,该回家了。6月,我挥别新山。我没自怨自艾,毕竟受疫情影响更深之人比我多太多,能找到工作已是万幸,但离开新山前一晚,我哭了,一边哭一边收拾行李。在新山住了3年,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人际关系、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当下不得不打掉重练。 而岁月恍惚,一晃眼一年半过去,国内跨州禁令也已解除一段时间,待学期结束,把心一横,决定出走,于上星期重游新山,待了5天(2021年12月13至17日),见了一轮旧同事、旧学生,重游了KSL、Aeon Tebrau、Paradigm Mall Johor Bahru、Mid Valley Southkey、古庙、陈旭年街、印度街、食得福美食中心Cedar Point Food Court、大丰花园、彩虹花园、Stulang Laut……新山这位故友却仍深陷其中,未能摆脱那股哀伤情调。你随便抓个新山人,做民间调查,无意外他们口径一致:新加坡还没开放来往,新山经济怎么可能复苏?新加坡人还没过来,那些店怎么可能开?就算开也开不久。新山的繁华盛景,少了新加坡游客,唯有冬风刮、散尽寒枝,黄花凋零。 这趟重游之旅,我带了欧大旭《幸存者,如我们》中译本随行。《幸存者,如我们》挑战当局“华人都富有”的言论,戳破近年风行的“Crazy Rich Asians”偏见,刻画吉隆坡渔村华人力争上游,寄望过上充裕、安稳的生活,却永劫回归,摆脱不了阶级、种族及权力酝酿的社会悲剧。小说接近尾声有这么段文字:美国的某个政客决定他们不买马来西亚的橡胶手套了,同一区里突然就有10间工厂必须关门;欧洲人为了拯救这个该死的星球而禁止在食物中使用棕榈油,一个月内,整座港口都陷入困境。生活会继续下去,但你会感觉它正悄悄溜走,你会担心她再也不回来了。正因为那种恐惧,你会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暂停的状态。表面上看,生活似乎很正常,但其实它快要停滞了。 欧大旭评论马来西亚经济受制于外国投资,社会结构有严重漏洞,从而导致贫富悬殊的悲哀事实。我无法平行搬运,但这段文字却和我在新山的所见、所闻、所感受的遥相呼应:新山的经济直接与新加坡人的消费挂钩,而这建立在新山与新加坡长期互动的微妙关系基础上。新加坡任何政策皆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动隔岸之外的,这座南方之强,宛如两颗双子星,或两粒诡魅纠缠的量子。 抵达新山首日,马哈迪再次登上新闻热搜——配合新书发布,发表他的“筷子论”。离开新山那天,马六甲海峡挂起东北季风,雨神降临,带来狂风大雨,全国各地淹水成灾。于是我们才醒悟,这些日子,我们投入太多目光在那肉眼看不见的病毒上,一旦疫情过去,原来下意识潜藏起来的问题将再次,像网络上流传那些大水淹没住宅区的视频,许多水里生物如游蛇、四脚蛇、海龟,浮上水面,显出原形。 而无论如何,我已再次离开新山,冒着疾风骤雨驶于南北大道上,只希望能及时看见那半山腰的IPOH竖像,回到温暖舒适的睡房,好好地睡上一觉,期待怡保明日炎阳高照的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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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贫富悬殊是全球性问题,很多国家也在试图寻找解决办法,中国明确提出既是一种理念、行动纲领,也是未来发展目标的“共同富裕”,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因为中国在探索中形成新的发展道路,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很好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情况尤甚。因此,贫富差距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根据联合国早前发布的最新政策简报,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于2020年3月至12月间,增加了1.19亿;瑞士信贷报告则指出,2020年底,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球82%的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成为一项紧迫的全球性任务。 [nonvip_content_start] 西方国家收入差距于80年代初期一度降至历史低点,但过去40年多年间,西方国家贫富差距又不断扩大,而美国更是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明显的一个国家。根据相关指标,现在全球贫富差距已经回到1929年大危机之前的状态。 所以,当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向贫富差距问题发起挑战,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将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规模扩张。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直面全球性挑战,如果在探索中形成新的发展道路,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很好的借鉴。” 根据中新社报导,李实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三方面的因素对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分配、福利和税收等政策。 他说,全球化带来资本的全球流动,其方向主要是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有资本流入,加之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收入增长相对较快。 “但是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后,一些传统产业如一般制造业出现萎缩,员工工资增长也相对缓慢甚至出现下降。与之相对,跨国公司及金融业大发展让一部分高收入人群收益大增,收入差距拉大。” 李实也是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说,技术进步大都由发达国家发起,而且技术往往与资本高度结合。随着技术进步,一方面资本收益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的出现,减少人工使用,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技术越先进,在就业方面对人的替代也越大。 至于分配、福利和税收等政策这个因素,他说,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国家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发生调整。例如:减税成了一种普遍性的政策手段,社会福利也被削减。如此,富人的税在减少,而穷人的福利在下滑,贫富差距就扩大了。 李实表示,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发展所需的关键要素——资本,大多来源于收入更高的人。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往往资本充裕,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例如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因为大量穷人没钱消费。 此外,他强调,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低收入群体在子女教育上无法投入更多,限制下一代的人力资本形成。 “它还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比如:美国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以后,社会撕裂愈发严重,其背后就有着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分裂往往从阶层开始,再加上种族等各种因素,于是又带来了社会骚乱和动荡,近几年这类情形频繁在美国上演。” 须协调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 针对中国在此时谋划共同富裕,三十余年来致力于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研究的李实说,一方面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有一个新的发展目标,共同富裕就设定了一个更高标准。 他不讳言,中国同样面对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去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0.468,而全球基尼系数超过0.5的国家大约在10%左右。从全球来看,中国收入差距属于偏大水平。 他说,尽管中国过去这些年的收入差距偏大,但社会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得益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速,各阶层人群的收入尽管增速不同,却均保持增长,低收入人群也同样从经济增长当中得到相应好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 “这与全球很多其他国家,例如美国,情况不同:过去几十年,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甚至出现下滑。” 李实说,贫富差距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来自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横向是跟其他人比,纵向是跟自己过去相比。如果纵向对比收入持续增长,也会对横向效应产生对冲,有助于缓解矛盾。 他说,过去由于纵向效应的作用,贫富差距在中国尚未引发严重问题。但国际经验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警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放缓,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停滞时,社会不安定因素就会更加突出。 他强调,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直面全球难题,努力缩小在收入、财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避免因贫富悬殊拉大而拖累经济、引发社会问题。 李实表示,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一直以来难以“兼容”。如何能让二者形成相互协调、促进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或替代对方,是中国要探索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创新机制或者办法,会形成一条新的道路,一定程度上也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他也表示,推进共同富裕无论对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来说都是利好。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必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提升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也能随之扩大生产、市场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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