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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婉思｜STEM教育过时了？哲学思辨才是致胜关键！

翻开我国有关教育的新闻，最火热的讨论永远围绕在STEM教育，原因无他，因为现今就业市场科技业当道，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无法避免地只能随波逐流。然而，随着全球创意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STEM教育模式逐渐显现出局限，因而许多国家开始引入STEAM教育，其中“A”的加入为教育注入了新的可能。“A”指的是arts，但并非指狭义的艺术，而是创意思维、感性思考和人文关怀。若是如此，哲学思辨是否能在STEAM教育中发挥其重要功能？哲学思辨的重要对许多人而言哲学思辨或许很抽象。它到底是什么？如何进行？有些人将之等同于批判性思考和逻辑学，有些人则认为是古今中外的哲学理论，可是这些并不全然正确。哲学思辨，一言以概之，即透过与他人的哲学性对话发展思考力和形成共同体。对话如何启动哲学思辨？美国儿童哲学之父李普曼（Matthew Lipman）认为哲学对话可以培养三种思维能力，即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关怀性思维。唯有具备了这3个层面的思维时，才能算是真正的哲学思辨。可惜，学校或坊间的工作坊一般都只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忽略了后两者。 [nonvip_content_start] 首先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不轻易相信包括常识和成见在内的讯息，而是先去验证其真伪或妥当的一种态度。填鸭式教育和应试教育并不给予学生斟酌和思考的机会，就企图让学生相信师长传授的知识和信念。再者，在传统的教育现场，老师经常扮演着权威的角色。这些性质都不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培育。批判性思维旨在引发怀疑和形成判断，但若仅停留于此，容易导致思维僵化或执着于固定标准，从而限制创造性。因此，具有实验、先进乃至冒险的创造性思维亦同等重要。英国著名教育学者肯·罗宾逊（Ken Robinson）视传统学校为创造性思维的杀手，而哲学对话则弥补了当中的不足，提供更开放的思维空间。哲学问题通常引发新的疑问，难以轻易解决，这正是其激发创造性思维的关键所在。在哲学对话中，通过与他人交流和探讨，可以促使深度思考，并启发全新的思维方式，从而为教育注入活力。在课堂上，老师往往会称赞那些说“我懂了”的学生，可是在哲学思辨培育中，若学生表达“自己越来越不懂了”才更应受到夸奖。什么是“关怀性思维”？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可是“关怀性思维”却鲜少被提起。思考不仅仅是形式性与结构性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培育哲学思辨只要掌握好逻辑推理等方法就好。然而实际上，我们的感情在很大的程度塑造我们的思考，为思考提供有别于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方向，建构新的框架和带来不同的视角。简言之，所有思考都需要有感情基础。例如当我们思考与讨论社会正义时，会与遭受不公的个人或团体产生共鸣，并对如此的社会感到不忿。缺乏感情的思考好比一道机械式的计算题，没了关怀，思考就会失去价值。哲学对话如何启动关怀性思维？学会认真聆听他人的声音，尊重别人的反驳和质疑正是对他人关怀最直接的方式。很多人在讨论的过程中经常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立场。反之，哲学对话主张的探究团体是基于平等发言的共同体，不具排他性。这样的教育被认为是有利于培育自由思考与具备同理心的公民，因为对话可以让人与人在存在差异与对立的情况下建立与维系人际关系，产生互相关怀的关联。互联网以至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单纯记住知识的能力和只会思考技巧已经越来越难以在变化莫测的21世纪立足。哲学思辨与传统教育并非相互对立，STEAM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多维度的思维能力，而哲学思辨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通过在课程中导入哲学对话，我们不仅可以培养理性与感性兼备的学生，更能助力教育从知识传授转向全面的人才塑造，为快速变化的未来做好准备。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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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再谈谢港

这几天的柔南，东北季风带来细雨绵绵与大雨滂沱交错，令人难以不具体感知到岁末将至、新正不远的气氛。今年年初，我原已在本专栏中写了一篇〈酬神谢港〉，谈及柔佛的谢港民俗一些源起与发展；后来扩充为学术文章，刊载于陈琮渊、廖文辉主编的《2024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中。当中一些余韵，或许值得趁着雨天足难出户之际多写几句。如前文所述，农历年尾举办谢港民俗，在柔佛的华人庙宇中颇常见。柔佛古庙举办谢港一事早在1930年代已见报，战后依然举办，但后期越发式微，与农历年初的柔佛古庙游神形成对比。根据近年来柔佛古庙管理委员会的说法，柔佛古庙谢港的日期，从前得年年在该庙神明面前掷筊决定；谢港期间采用何种方言的酬神戏，也同样需要年年在该庙神明面前掷筊决定。后来为减少变数所造成的额外开销，才改为固定在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初七举行，酬神戏则由福建戏与潮州戏年年交替聘请。 [vip_content_start]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笔者曾到柔佛古庙现场考察谢港仪式。由于防疫所限，该年谢港祭祀的规模相对简单，除了礼聘潮州酬神戏，仅有正日当天的参拜仪式，参与主祭与陪祭者为新山中华公会及新山五帮（即潮州、福建、客家、广肇、海南）会馆代表，祭祀对象为柔佛古庙主神元天上帝及“在位神明”。所有仪式都在柔佛古庙完成。 2022年柔佛古庙谢港，庙方以“仿古”为口号，农历十一月初七当天除了参拜仪式及酬神戏，还追加舞龙舞狮表演、庙前美食街、“游古庙长知识”游戏等，以期让参与的公众得以“体验19世纪谢港盛况”。类似做法延续至今年的“柔佛古庙谢港庙会”，以“庆典丰收与感恩”为主旨，举办系列活动，包括谢港参拜仪式、龙狮表演、酬神大戏、儿童填色比赛和美食街，同时还提供接驳车服务，方便访客到场。受限于史料，我们仍无从确信19世纪的柔佛或新山地区是否会举办谢港庆典，更不可能揣测当时谢港祭祀对象与仪式内容。然而从当代柔佛古庙谢港的种种来看，其中并无祭祀河神或河流的元素，柔佛古庙也未见有供奉任何与河流相关的神明对象。从这点出发，笔者倾向于认为此谢港的“港”字并非指代字面意义上的河流，而是港脚自身，即是对作为在一个种植园或聚落社区的地域范围内生活的人们，酬谢港脚众神庇佑，祈祷境内“合港平安”的祭祀行为。从这点出发，同样以柔佛古庙为例，新春的游神与岁末的谢港便形成前后呼应的一对庆典，前者为神明巡境，后者为答谢神恩，加上昔日新山巴刹举办的年中七月普度，形成阴阳过渡的社区仪式，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虽然谢港酬谢的对象以举办庆典的庙宇或社区供奉诸神为主，并不专属于任何特定神明，然而有一点巧合却很值得一提：与谢港的分布地域极为类似，洪仙大帝也是一位基本仅流行于廖内、新加坡和柔佛华人社会的神明，神源不详，惟几种版本的传说都指向祂与19世纪该地域开荒过程中产生的虎患问题紧密相关。在绝大多数洪仙大帝庙宇中，其神诞都订在农历十一月，与谢港普遍举办的月份（农历十月至十二月）有所重合。学者一般指留意到洪仙大帝、谢港与港脚农业的关系，却很少深究为何它们会发生在年尾。此刻暴雨倾盆，朦胧间，我仿佛见到古早时代在雨林中拓荒种植甘蜜的华工，热带的雨季影响着开芭与收割作业，变相成了农闲时期，趁此时机，祭祀作为庇佑开荒者免遭虎难的洪仙大帝信仰，或举办酬谢神恩庇佑港脚合境平安的谢港，又或许两者本是一体，都是源于19世纪热带华人种植园经验的雨季节俗？车子驶过水洼，思绪飞溅，想入翩翩。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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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图书馆空间的起源

Louis I Kahn（1901-1974）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他一生建成的作品虽然不多，却改写了现代建筑发展的方向，为功能至上的现代建筑注入诗意与灵魂，使得建筑在追求批量生产的时代，再度拥有圣殿般的精神维度。今年是Kahn逝世50周年，即便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建筑学者研究Kahn的热情不减，不时有新著作问世，似乎想从Kahn的经典作品中寻得关于永恒的提示。其中，建成于1972年的Philips Exeter Academy Library就是突出的案例（图01）。Kahn热爱书本，认为书本是无价的，人们偿付的只是纸张和印刷费。“作为恩赐，书本是如此珍贵，能得到这份恩赐是何等幸运。而图书馆让我们懂得珍惜这份恩赐。” [nonvip_content_start] 那么，图书馆的本质又是什么呢？Kahn回答道：“图书馆空间的起源来自一个人拿着一本书走向光明。”（A man with a book goes to the light. A library begins that way.）由此，Kahn将Exeter图书馆分成3个部分：中庭、藏书区和阅览区，分别呼应崇高的“恩赐”和 “走向光明”的喜悦（图02）。中庭图书馆坐落在空旷的基地，四周铺设草坪，建筑的整体造型是一个长宽33公尺、高24公尺的立方体。外观由砖砌的墙、柱体结构和镶嵌其中的玻璃和木料组成。底层是一圈回廊，没有明显的主入口，使得建筑的四面同等重要，迎接来自不同方向的人们。穿过回廊，登上一座对称的弧形阶梯后（图03），进入眼帘的是长宽9.8公尺、高15.8公尺的巨大中庭（图04）。仰望高宽比符合黄金比例的中庭空间，自然光从顶部洒落。 Kahn 为中庭的四面墙体设计了4个巨型的圆形开口，展示环绕中庭，楼高四层的藏书区。面对巨大的结构，一览无遗的丰富藏书，从天而降的光线，个人显得渺小而心生谦卑，进而懂得珍惜这份崇高的恩赐。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份邀请，一份来自知识宝库对一段个人旅程的邀请。藏书区来到藏书区，这里的空间骤然压缩，以人伸手可及的书架高度为标准制定层高（图05）。为了保护书本免受阳光的伤害，这里采用人工照明。Kahn还专门设计了足以承受书本重量，同时又不妨碍底层大跨度公共空间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是以藏书功能为主的空间，正是从这里开始，“一个人拿着一本书走向光明。” 光明这个“光明”的去处是紧邻四层藏书区，环绕图书馆最外围的阅览区。阅览区一共两层，每层都是两层挑高空间，装有大幅玻璃，采光充足明亮（图06），与藏书区形成鲜明对比。 “I felt the reading room would be where a person is alone near a window.（图07）”为了进一步提供一个人独处的空间，除了一般的桌椅和沙发，这里还有一种称为carrel，专供个人使用的书桌（图08）。carrel备有储物柜和插座，甚至还有一扇可按需求开启或闭合的木制窗户，使个人在公共空间中可以享有足够的隐私和自主权。建筑外立面呈现的木料部分正是这些Carrel，体现了个人和集体的微妙关系。此外，位于六层阅览区的其中一侧，Kahn还设计了一处壁炉，为拾阶而上穿梭于书海的读者准备了意外的惊喜（图09）。 Louis I Kahn通过Exeter图书馆的设计，把他对书本的热爱、对公共机构的思考和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尊重，做了一次诠释，给人予希望。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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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筑迹｜从空间设计到地方营造的一口设计

在混凝土大厦林立，寸土寸金的香港，人人过着紧张、争分夺秒的生活，人们和社区的关系是非常靠近，同时也非常疏远的。在这喘不过气来的大都市，要如何与人群共处，创造集体记忆，让生活除了工作生存，还可以和社区有更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发生，是大家非常渴望的。新创设计公司One Bite（一口设计）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以地方营造为切入点进入许多场域，活化许多废置空间，也让老中青多世代的人群聚在一起有更多的交流。正如他们工作室的标语：“营造地方相互连系社群。”（Interconnecting People and Making Places）文：张国强（草稿策划编辑）图：OneBiteDesign的官方网页 One Bite由张国麟建筑师与妻子梅诗华在2015年创办，成立的宗旨是期许让更多人一起参与公共设计，就如公司名般，试试看吃一口设计的感觉，让社区有更多美好发生，温暖我们的生活。定位为Place Making Studio地方品牌顾问的One Bite，从聆听社区声音开始，大家一起合作，让更多的专业一起跨界协作，让地方承载着满满的集体智慧让大家一起经营。One Bite有4个核心理念，分别是传达正面影响、重新发现地方、创造共同价值、合作互助的韧性，不仅成为许多建筑毕业生的向往，也吸纳了各种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参与其中。 [nonvip_content_start] 天台乐园：从玩乐中建立地方人文情感 One Bite的成名代表作从玩转天台开始。过去许多高楼天台都是禁止进入，或者是放置建筑设备的消极空间。2018年，负责营运29个商场和停车场的管理单位“民坊”，邀请One Bite与街头篮球组织SLAB在停车场天台打造了空中运动场，也因此诞生了一系列休闲玩乐，五彩缤纷，充满故事的天台地景。除了让青年大受欢迎的运动空间，也置入了许多童趣的游乐场，适合乐龄的活动空间，运用大胆破格的鲜亮色彩，让建筑的第五立面有更多可能，也让围绕在高楼大厦里的人有更好的人文风景可以俯瞰欣赏，在密不透风的香港都市中可以感受到更大片面积的天空，同时也活化利用更多城市忽略的地方空间。一屋计划：改造废置空间弥补社区不足 One Bite事务所内有一个专门经营社区计划的社会公益部门机构One Bite Social（一口社群）。这个部门机构连系不同关心社区，跨界别的协作伙伴，透过同行学习及培黎，期望共同建设具有韧性的社区。他们在2017年发起了“一屋计划”，邀请闲置的店屋提供给有需要的团体进行“衣食住行”的社区营造，文创设计的内容，让社区功能可以透过居民的互助得到完善。一屋计划曾经分别在深水埗大南街、湾仔轩尼诗道、太原街等地发生，共有40个社区组织参与。2023年疫情后，取名为“壹合”的第五个“一屋计划”，在皇后大道西一号的历史建筑唐楼“有记合腊味家”呈现。这里在不同时段有各种不同面貌，有电影、限定书店、二手衣物店等各类快闪活动，让繁忙的社区街道出现有温暖的，可以让人与人深度交流以及互助成长的空间。西贡海艺节：活化离岛偏乡的社会实践 One Bite团队不只吸纳建筑专业的毕业生，也有大量来自各种专业的全职成员参与其中。这样的团队能够多面向沟通，也能够用设计美学编辑展现地方的美好，也因此可以参与香港西贡海艺术节的策展、统筹及文宣等工作。西贡海艺节由One Bite从2022年策展开始举办，目前已经进入第三年。“再岛聚”是今年2024年海艺节的主题，希望透过外界设计及艺术工作者，与当地社群一起打造大地及环境教育的各种创作及工作坊，让在地及外地居民可以透过深度旅游，对离岛偏乡的未来给予地方希望，也让大家看见岛内的慢步调生活，一起守护和珍惜香港这片放松的后花园。社区与人群的研究观察及成果发表 One Bite团队在日常设计及社会工作上，也会花时间做大量的城市社区课题及人群的研究，期望能找出优化未来的建筑规划与社区环境的办法。最后则会透过发行自己的刊物或架设相关课题的网站，将研究发现传播出去，与社会大众共享成果。其中，Urban Matters是One Bite利用糖果比喻向大众收集数据故事做了一系列关于城市的研究项目，来发现社会大众真正内心想要的步行体验。Happy Walk则是收集了世界各地行走体验的短视频，配上很有意思的对白，让大家可以在网络体验的设计材料库。 “参与式设计”让民众也可以参与建设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看出，One Bite透过大量的调查和参与各种不同民间机构讨论进行工作坊，最终合作共同创造了一种今天社会中被称为“参与式设计”的实践，这样的模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值得借鉴的。我们可以看出One Bite透过大量的调查和各种不同民间机构讨论，进行工作坊，最后联手一起打造出在今天社会中被我们称为“参与式设计”的实践，不管在哪个国家地区都非常值得借鉴。尤其对应一般由政府主导的公共空间，让民众从下而上参与提建议及讨论，会让地方群众建立更多的建设归属感，在未来也更乐意投入该空间的管理养护上。要让公共的造景或社区功能项目能够更受民间爱戴，我们应该要打造的是一种设计机制，让人可以和决策及执行人有更多互动，让民间的声音和想法被听见，从而可以打造更多优质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空间。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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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重塑Chingay

本月初，新加坡《海峡时报》率先披露，马新两国将携手合作，申请将“Chingay”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双边在新加坡举办了第一回合联合申遗工作坊，两国各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的“Chingay”——即新加坡的妆艺大游行、槟城的大旗鼓游行及新山的柔佛古庙众神出游，三方皆派出代表出席讨论。兼受国家文化局及新山中华公会之委任，我有幸参与其中，为联合申遗脑力激荡，也从中更直观地了解彼此对于“Chingay”认知的异同。说到认知，尽管将以“Chingay”为名目联合申遗，新槟柔三地对于“Chingay”原来是什么、后来演变成什么，三方皆有出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最新一期馆刊《BiblioAsia》有专文讨论此事，里面提到“Chingay”一词或最早源于“装艺”或“妆艺”（福建话tsng gē），乃指在一场游行中，由抬着打扮成各式角色的孩童组成的流动展演，如中国宁波的“抬阁”、香港长洲太平清醮时的“飘色”，亦是同类。 Chingay出现在新加坡最早的记录始于19世纪中叶华人庙宇的游神祈安活动中，步入20世纪后，新加坡华人社群精英以迷信和浪费为由，逐渐删减主要庙宇的游行活动，最终以天福宫于1935年终止妆艺游行为里程碑。20世纪中期，妆艺在新加坡曾一度式微，直到1973年，新加坡政府将妆艺重新定位为国家文化活动，以加强种族和谐与包容，于农历新年第二周的周末（即元宵节前后）举行，游行内容逐渐加入不同族群的元素，如马来舞、印度舞等，逐渐演变为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 [vip_content_start] 在槟城，“Chingay”同样起源于19世纪，最初也是作为当地华人庙宇的游神巡境活动，也同样拥有“妆艺”、“抬阁”的元素，但在步入20世纪后开始融入更多华人与非华人文化元素，最终被定格为“大旗鼓”游行，其中的代表演出也不再是流动展台上的扮仙孩童，而是那一支支32至40英尺长竹竿，竿顶悬挂25英尺宽大旗，表演者以精湛的技巧将旗帜抛起，平衡在下颚、额头、肩膀或颈后的高杆抛旗表演，以及诸如马来武术、印度舞蹈、花车游行、独轮车表演、舞龙舞狮等，彰显槟城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色及底蕴。相较之下，历史至少可上溯至19世纪下半叶的新山柔佛古庙众神出游，至今仍旧保留鲜明的华人宗教信仰活动特征，乍看与上述两者的现状颇不相同。然若仔细审视历史与细节便可发现，在柔佛古庙游神赛会最早的英文报导中，便已经被称为“Chingay”，并于往后常常被如此译用，说明柔佛古庙游神很早便被外部观察者拿来与新加坡、槟城的妆艺相提并论和比较，同属一种类型的街头游行（street parade）；其次，柔佛古庙游神也颇早就曾具备新加坡与槟城的妆艺特征，例如1934年的新闻报导中便记载是年柔佛古庙游神有福建人“备有戏剧、花景两架，装置极为酷肖，在灯光掩映之下，俨若蓬莱方丈、巫山境地也”，貌似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花车（float）；且当时游神队伍中“又有洋乐一队，系印度与马来人组织者，悠扬铿锵，颇可悦耳”，属多元文化与族群曾参与柔佛古庙游神之例证。从联合申遗的角度出发，三地“Chingay”皆源自早期华人移民社会的宗教活动，并在各自社区发展出不同形态的多元文化展演，从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传统与艺术特色。在我看来，从过去到现在，三地“Chingay”都在各自的场域中，发挥过处理分歧、整合内部的功能；而三地“Chingay”之间的差异，恰恰体现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所能焕发的文化包容与多样。如今的联合申遗正在让“Chingay”成为开放的概念，不仅是将“Chingay”放入跨地域的框架中重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重构华人移民文化认知场域的一次难得契机。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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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婉思｜想改变世界？先让自己成为有钱人

上期提到以他人的利益而行动的利他主义（Altruism）并非全然利他。在我们的社会里，各式各样的“做好事”其实都离不开先“利己”。不过，这并非坏事，毕竟自私是人类的本性，在为了自身利益的当儿还能做些有利社会，有利他人的事，这绝对是双赢的局面。当提到“利他行为”时，首先浮现在脑海的必定是慈善团体、非营利组织等。但大家是否知道美国华尔街或矽谷以盈利挂帅的大企业以及超级富豪，却是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信奉者或提倡者，其中包括去年因为欺诈行为而锒铛入狱的“加密货币之王”Sam Bankman-Fried、脸书共同创办人Dustin Moskovitz及其妻子Cari Tuna，以及世界首富马斯克。有效利他主义是21世纪新兴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是种社会运动，其风潮约于2000年后期开始。此思潮后来由当时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生的Toby Ord和William MacAskill普及化，而“有效利他主义”一词则于2011年被创造。不得不提，澳洲著名伦理哲学家Peter Singer是Ord和MacAskill的主要启发者。 [nonvip_content_start] 相较于利他主义只是单纯做好事以使社会更好，有效利他主义却主张以最有效的方式改善这个世界——透过理性分析，衡量状况，确保手中的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以达到利他、改善世界的目的。虽然很多慈善和非营利机构的确改善了不少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并非所有的机构都能将手上资源最大效率化。Ord曾经计算过，有些慈善机构的效率是其他的上百，甚至上千倍，因此有效利他主义者相信将资源投入到高效慈善机构才是正确改善世界的方式。如何高效地改善这个世界？何谓高效方式？Singer在2013年的TED演讲中以导盲犬为例。相信不会有人否认为盲人训练以及提供导盲犬是件善事，但这是否解决这个世界盲人问题最有效之方式却值得商榷。在美国，训练一只导盲犬和其使用者的成本约为4万美金。反观在发展中国家，只需20-50美金就能治疗患有沙眼（Trachoma）的病患。【1】同样一笔钱，你会选择提供一只导盲犬给一个美国盲人，还是投放在治疗800-2000个发展中国家盲人身上？对有效利他主义者而言，答案不言而喻。另外，每每考量投入志工或慈善事业行列时，我们免不了会自我怀疑，到底一个小老百姓对这个世界可以有多大的影响？当时仍是牛津研究生的Ord曾分析过，若未来他成为学术研究人员，扣除足够维持正常水平的生活所需之后，他一生的部分薪俸足以让他救治发展中国家8万名眼疾患者。哲学总是于人“说”多过“做”的象牙塔学问，但无论是Ord或Singer都是实践派的哲学学者，他们捐出的金钱远远超过总薪资的10%。相信不少热血青年一心一意想要改善这个世界而热情投入规模不等的慈善或非营利机构，但MacAskill却建议若想有效改善这个世界，最佳的职业是从事银行或金融行业（前提是你必须拥有这方面的性格特质和能力）。为何？因为当你有能力赚更多的钱时，你可以给予这个社会的钱就会更多【2】。更甚者，当你有钱到一个程度可以支援一个非营利机构所需资金时，例如微软创办人盖兹的慈善机构，你甚至可以在发展中国家雇用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而这些人可以加倍发挥你作为小小志工时的影响力。放眼望去，我们社会有恒河沙数的慈善和非营利机构，然而很多都只是为了一个人或一小撮人而存在，它们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可能足以解决很多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问题。这种“利他行为”并非有效利他主义者所乐见的。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许聪明地利用资本家的资源解决世界问题才是正道。套一句我国政府部门很爱用的话“pandai pandai buat”。改善这个世界不一定要牺牲正常水平的生活品质，也不需一定要全身投入慈善或非营利机构，只要懂得善用高效组织和资源，世界问题依然有被解决的一日。注【1】根据WHO，沙眼是全球盲症的主要感染性致病原因，导致约190万人出现眼盲和视力损害，其引起的盲症占全球患者总数的约1.4%，以非洲受影响最严重。注【2】笔者认为MacAskill这个建议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人经常“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这个方式若要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勿忘初衷”是最重要的前提。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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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婉思｜我们，为什么做好事？

21世纪，“过上好生活”离不开快乐、成功，节制、自由、权力、宗教、幸福等观念。这些东西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却有一共通点，那就是它们多数以自我为中心，而没有注意到其他人，也就是所谓的自私。这对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对他们而言，好的生活是公共的、社会的、成就斐然的、好运连连的客观生活，这跟个人的内在感受没有联系。现代人“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反映在上期谈到关于生育孩子的原因。既然连被认为是最无私的爱，背后都充满着各种隐藏议程（例如满足当父母的欲望、传宗接代等）。那人世间是否还有绝对真心？对于这个疑问，相信大家会马上联想到社会上数之不尽的非盈利团体和志工。这些不计较种族、肤色、性别、宗教、国籍，舍己为人的组织正是人类不自私精神的最佳证明，这种行为称为利他主义（altruism），即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行动，此词由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创造。 [nonvip_content_start] 林肯的“自私”观点然而，美国前总统林肯对“做好事”却有另一番见解。根据记载，有一次林肯与一个朋友为利己主义（egoism）的看法争得不可开交。利己主义是相对于利他主义的观点，主张每个人总是按照各自的利益去行动，因此利己主义的立场经常被称为“自私”。林肯认为所有人在行善时都会出于一些自私的理由（selfishness in doing good）。就在争论的当儿，他们的马车刚好经过一个泥流，那里有一头母猪因它的小猪即将被淹死而大声嚎叫。当老马车开始爬坡时，林肯请司机停下，自己跑回去把小猪从泥水中抱出来，放在岸边。当他回来时，他的朋友问他道：“亚伯，在这个小插曲中，自私的成分在哪里？” 大家猜猜看林肯怎么回答？他说：“这恰恰是自私的需要啊。如果我不顾母猪对小猪的担心而扬长而去，我的心里整天都不会得到安宁。我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心灵的安宁，你难道没看出来吗？” 你们认同林肯对自己行为的诠释吗？美国哲学家James Rachels并不认同。他指出从善举中获得满足感并不表示我们是个自私的人。相反地，自私的人是那些对获得满足感都不为所动的人。因此他认为如果林肯因拯救小猪而获得“心灵的安宁”，这表明他是个有同情心和善良的人，而非自私的人。一个真正的自私者是不会理会他人受苦，更何况是几只小猪？先利己，才利他然而，我个人并不完全同意Rachels的看法，因为他只是从行为结果去判断林肯为人是否自私，但若从行为动机去看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整体而言，我相信大部分人倾向不认为林肯是个自私的人，毕竟他对一群无助的小猪伸出援手。可是林肯本人却自认不讳他是个自私的人，原因就在于他优先考虑的是行为动机。这个认知上的落差造成一个问题：利己的行为动机产生利他的行为结果，到底是自私还是不自私？哲学界对于利他主义的定义众说纷纭，不过皆以“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作为核心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若只是以他人是否有从你的善行中得到利益作为判断准则，无论行善的动机是什么，都能被认为是“利他”，也就是不自私。可是，若以狭义的准则去判断，带有私心的善举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真心的。例如有些人做好事是藏有“隐蔽的动机”，也就是他们期待以后的回报／回酬（“好心有好报”亦属于此类）、死后可以上天堂、避免内疚、追求自我满足感等。以此为根据，我把利他行为及其心态分成3种： 1. 若有利于我，利他又何妨？ 2. 虽然对我没附加利益，但至少没损失，何乐而不为？ 3. 即使利益会受损，但有需要的人／社会因我而得益，何尝不可？第一和二类型都是属于“利己”先走，“利他”随后，而第三类型可说是圣人模式全开——做好事没回报就算了，还亏本。作为生物，人类毕竟无法完全脱离演化机制，要做到完全利他而没半点好处（也就是有利生存）极为罕见，因为违反人性。第一类型是最符合现代人追求双赢局面的“利他行为”。虽然听起来有点不高尚，可是对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却是最好的。我们一直被教导要做好事。你，为什么做好事？你有想过吗？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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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筑迹｜新时代的社区中心——PJKita

PJKita社区中心建筑面积达310平方公尺，共分为上下两层，底楼有个宽阔的大厅及公共厕所。其开放式大厅的设计，有利于打破空间与人们之间在物理与心理上的隔阂，形成一种迎接使用者到来的氛围，亦正是一座社区中心应有的体现。文：张礼斌（草稿特约编辑）说起政府兴建的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re），我们第一时间会想起那些被贴上了比如Dewan Orang Ramai、Dewan Serbaguna、Balai raya之类名称的社区空间。老旧的外观、过时的设施、深锁的大门…… 其中不少还是用于羽毛球、排球等运动，或偶尔举办如酒席之类活动的室内空间罢了。这些乏善可陈的空间已不能满足本地社会如今的变化与需求，尤其在高度城市化的巴生河流域一带，拥有能满足儿童娱乐、社区户外活动、健康检查，乐龄休闲等提升生活质量的空间，显得尤为重要。由雪州八打灵市议会主导的The Spine 项目下建造的新型社区中心——PJKita Community Centre，坐落于格拉那再也公园。这座八打灵全新社区枢纽由本地建筑公司DTLM负责设计，并于2021年竣工。该社区中心旨在吸引Z世代群体，并着重关注社区凝聚力、可持续发展与创造力。 [nonvip_content_start] 如树丛般的建筑结构概念此社区中心建筑面积达310平方公尺，共分为上下两层，底楼有个宽阔的大厅及公共厕所。其中不得不提的是，过往的封闭式民众社区中心让人们敬而远之，但像PJKita这类开放式大厅的设计，有利于打破空间与人们之间在物理与心理上的隔阂，形成一种迎接使用者到来的氛围，亦正是一座社区中心应有的体现。此外，一楼的空间包含了PJKita的办公室、会议室和一片以玻璃围成的圆柱体活动空间，通过两座悬空楼梯及一条身障人士坡道衔接至地面。笔者在平日办公日拜访期间，楼上的空间空无一人，原定的迷你图书馆暂时还没有投入运作。外观上，整个社区中心由5个模块化的T型天蓬（T-Canopy）设计结构组成，其中上层的各个玻璃圆柱空间由底层混凝土架支撑。相互依靠的每个T-Canopy模块，除了能达到稳定与支撑自身的结构，且与地面只有一个连接点，能最大化利用底层的空间，为各种活动运用提供灵活的条件。这项设计借鉴我国热带雨林里的大树结构，强调庇护与遮阳，同时也为地面的灌木丛林提供更多生长空间。这不仅寓意着为社区青年提供茁壮成长的养分，亦让建筑本身和谐地融入四周的环境。建筑外观上还有许多实心的圆铁做弧线形围栏，提供了安全，也考虑到长久的美观效果。市议会将此处作为青年与城市空间和大自然互动所秉持的共同理念的场域。社区群众融入建筑开放空间的形式除了PJKita，The Spine项目亦涵盖了一条60公尺的有盖走廊、一栋多用途建筑及全马首个“得来速”资源回收中心。衔接PJKita社区中心的有盖走廊，横跨了整条宽敞的商业街。商业街里的美食店铺皆由集装箱改造而成，其中不乏本土业主参与初创企业。有盖走廊的凉棚呈Y字形，一支支的金属支架尽量向两侧伸展，而有极强耐热性的玻璃纤维板，能有效阻挡猛烈的阳光与热量，同时把雨水导入支架中央的排雨水口，既美观也实用，从设计上解决我国炎热多雨天气所面对的烦恼。然而，社区中心的保安告知，平日白天期间除了附近的上班族到此享用午餐，仅有小孩三两前来溜达踢球。到了周末天色逐渐昏暗，盏盏灯泡陆续开工，这里才出现热闹的一面。Y字形凉棚不仅提供乘凉与自然通风，更为社区节日、周末市集提供活动场地，从手工艺品、本土饮料再到街头表演，一样都不落下。这里的居民缕缕行行，在社区中心与市集摊位之间来回穿梭，伴随着表演歌手唱完今夜的最后一首歌曲，人们才渐渐散去，而The Spine也渐渐回到原来的模样。在前往参观以前，笔者对这座社区中心的现状抱有不少疑问：完工两年的社区空间是否有投入运作？它是否有妥善管理？社区是否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考察后发现，PJKita毗邻格拉那再也公园、体育中心、泳池、灵市市政厅体育馆等，身处居民活动范围的核心地带，同时这也延伸出该地区停车位严重不足的问题。社区中心本身仅有约20个停车位，周遭其他设施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人头攒动的晚上，车辆只能沿路停在路旁。除了如何将社区中心的优势最大化，要如何提升居民的持续参与度与互动、如何改善交通、是否应该增加不同年龄层的活动，使得社区中心能够更好地服务当地的居民，亦是当局应当重视的长远问题。无论如何，纵使部分空间至今依旧空置，但PJKita社区中心通过其社区连接及空间开放突破了传统中心的束缚，为本地新型社区空间的发展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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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复刻传统

上周末是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祈安大醮暨160周年庙庆，除了礼聘道士做了3天法事，也将举行游神庆典。庙方的宣传海报上说这是“阔别63年，重现百年銮游，守护隆市传统”，至于上一次打大醮则是76年前。换算一下，仙四师爷庙认为自己创立于公元1864年，至于此前最后一次游神和建醮，则分别是1961年和1948年。同许多古刹一样，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并没有留下草创时期的纪年文物，目前最早的文物年份仅能追至1880年代，嵌在庙壁上的四公纪念碑（1932年），则称该庙之创立“乃于前清光绪初元，距今将六十载矣”。按此估算，却是1870年代；而根据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司理张敬文推动编纂、1959年印发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所述，仙四师爷庙建于1864年，1882年由叶亚来捐地重建，1883年落成。在缺乏史料相证的1860到70年代，吉隆坡仙四师爷庙还有一个传说，称叶亚来曾于1874年吉隆坡内战结束后，于仙四师爷庙举行超度法会，借此祭奠内战中殒命的弟兄。而今年的祈安大醮所对应的“76年前”，实为194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超度沦陷期间死难侨胞以慰幽灵”，由张敬文向政府当局申请，于庙里建醮四日五夜、针对二战期间殉难百姓而设的超度法会。 [vip_content_start] 张敬文究竟是谁？为何他的名字老是出现？用今天的话语形容，他大概是二战前后期间，仙四师爷的头号粉丝。祖籍梅州的他19世纪末南来，白手起家，在雪州成为锡矿主，1934年开始出任吉隆坡仙四师爷庙产业受托人，1940年起兼任该庙司理。也是在1940年，他两次拜访芙蓉亚沙千古庙以收集仙四师爷历史和传说事迹，战后又多次前往，并委托专人协助抄录、整理、撰写和校对，最终在1959年完成前面提到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作为最早记述仙四师爷历史传说的中文出版文献之一，这本小册子为后世树立了一套关于仙四师爷身分的说法，并且建构了仙四师爷与叶亚来之间的历史与神话关系，可说影响至深。除此之外，张敬文也积极参与组织领导战后吉隆坡仙四师爷庙的游神庆典。那时候的游神，日期大都设在农历新年正月下旬，游行路线一度可达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而张敬文当时年岁已高，仍会持香走在前方。以1961年为例，上午10时，队伍由张敬文等人领导，继为庆同乐国术团的醒狮队，潮州京果商行的音乐队，还有 “高脚人”（踩高跷），“沿途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吸引无数行人，伫立欣赏”。当时报道还说在游行队伍中有3个“降童”（乩童），“以数尺长矛，洞穿面颊，随街跳跃，竟无痛苦”。以上场面，或多或少都有在今年的游神中“复刻”出来。 1961年吉隆坡仙四师爷庙游神庆典过去不到两周，年过八旬的张敬文又一次乘车前往参访千古庙，结果不幸在芙蓉发生车祸，酿成一死二重伤意外。张敬文虽捡回一命，却身受重伤，一年后离世。张敬文之死，很可能对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庙务产生消极影响，往后的游神庆典也以交通拥堵，准证难批为由，改在庙里奏乐拜神，不再出游。今年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复刻了自身昔日的传统，把原本不相关的打醮和游神放在一起呈现，另一方面则不仅保存，反还扩大了乩童的队伍，体现出有关方面的认知中，仙四师爷信仰里灵媒显灵降乩的重要。传统总在变，我们总是会好奇，在传统传承的过程中，什么被放大，什么被省略。由此出发，当我们追溯和缅怀张敬文老先生当初几近凭一己之力树立的历史与传统时，彼时的传统和历史，也同样经历了放大和省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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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奇｜人类的建筑

人类的建筑在历史上出现了两次“International”，一次是上古时代，一次是20世纪。藤森希望他的建筑体现的是石器时代的International。他以此为志向，每年建造1-2座建筑，四处演讲，追寻人类第一座建筑的样貌。藤森照信（Terunobu Fujimori 1946-）是研究日本近代建筑史的重要学者，主要著作有《明治东京计划》和《日本近代建筑》等。藤森在2007年出版了建筑设计作品集《藤森照信建筑》；根据书中〈迈向人类的建筑〉一文的叙述，藤森在大学时代受现代主义建筑师Le Corbusier（1887-1965）对建筑的热忱和日本建筑师矶崎新（Arata Isozaki 1931-2022）与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 1934-2007）的思想影响，却对他们的现代建筑作品不感兴趣；反倒是18世纪的法国建筑师Claude Nicholas Ledoux（1736-1806）与Étienne-Louis Boullée（1728-1799）和成立于1960年的英国建筑组合 Archigram那些前卫且充满未来主义幻想的建筑方案，深深吸引了藤森。藤森进一步表示其中的原因是Ledoux和Boullée的建筑方案，除了拥有前卫的特质，还结合了古典建筑的元素，充满幻想（图01）。在现代主义方兴未艾的60-70年代，这种与主流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使得藤森在完成其毕业设计后就决定放弃建筑设计，转而投入建筑史的研究。于是从东北大学毕业后，藤森就进入东京大学攻读建筑史，并在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 [nonvip_content_start] 然而，藤森源自本能对现代主义以外的建筑的好奇和思索，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其中一条线索，更成为后来他重拾建筑设计的依据。现代建筑与国际样式自进入研究所后，藤森照信花了20年时间研究日本的现代建筑史。这是一段从1854年日本对外开放，经历明治维新，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历史。在这段期间，日本引进了欧洲的历史主义建筑如维多利亚女王样式，经过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逐步发展成现代主义建筑。在研究所初期，藤森透过原广司（Hiroshi Hara 1936-）的课程建立了观察20世纪建筑的视角。在日本，4位20世纪建筑大师（Gropius、Le corbusier、Wright、Mies）中的Le Corbusier最受推崇，Mies是其中最鲜为人知的。原广司却认为Mies的建筑才是20世纪建筑的代表（图02）。20世纪的建筑特征是透过线条和平面对抽象和均值进行表达，原广司认为Mies的建筑充分体现了这些特征，他更进一步追溯到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数学世界观，认为这是20世纪建筑的根基。然而，当藤森考察20世纪现代建筑出现前、19世纪末的建筑如新艺术运动建筑时，却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他观察到建于1898年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Secession Building，使用了人脸、蛇、大蜥蜴、乌龟和各种植物做为建筑装饰（图03，04）。自古以来，这些元素无论是在西方、中国、印度还是日本，都象征对生命和大地的崇拜。让藤森感到惊奇的是，从新艺术运动充满神话色彩礼赞生命和大地的建筑，发展到以数学为根基进行抽象和均值表达的建筑（图02），只用了30年的时间。这种跳跃式的变化，与历史的演进经验，如由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藤森认为这短短30年从“生命”到“数学”的变化，不单单只是历史的演进，而是对人类各种形式表达的可能的发掘：首先是新艺术运动对生命现象的表达、接着是艺术装饰派对矿物结晶的表达、紧接着是决定结晶体几何形状的数学。这个过程形成的结果是人类脱离了历史，进而消除了地球上各个地区基于地理、历史和文化所形成各有特色的建筑，产生了不分国家与地域的“International”建筑。 “无国籍的民家” 1989年，当藤森刚开始书写《日本近代建筑》时，他的家乡诹访神社上社打算建造一座收集和展示史料的小型博物馆。神社方找到藤森，希望他协助推荐一位来自诹访的建筑师来设计。藤森推荐了来自当地的知名建筑师伊东丰雄（Toyo Ito 1941-）。然而，以运用现代材料如打洞铝板和玻璃而名扬国际的伊东，因其设计与神社的信仰无法契合而作罢。藤森老家就在神社大祭师家隔壁，藤森照信的名字也是大祭师给取的。于是在伊东不被接纳的情况下，藤森决定接下这个任务。自从研究建筑史以来，藤森已经20年没有做过建筑设计。该怎么设计这座建筑呢？这个问题使得藤森苦恼不已。由于缺乏现代建筑设计经验，他必须找到一条独到的路，免得被经验丰富的同辈看笑话。他偶然得到一本日本建筑师吉阪隆正（1917-1980）的书，书中记录了吉阪在1940年代到中国蒙疆地区（今内蒙）考察时遇到的土房子（图05）。这是一座使用当地材料如泥土和树干建造不起眼的小房子，吉阪却为之着迷，希望自己也能创造出如此天真朴素的建筑。藤森豁然开朗，他决定造一座矗立在大地上的土造建筑。完成于1991年的神长官守矢史料馆（图06），是藤森设计并建成的第一座建筑。建筑结构使用钢筋混凝土，表面由手工施作的泥土和木料包覆。藤森表示这是无法通过设计化解的矛盾，也是他研究近代建筑史发现的现象。他的老师原广司称这座建筑为“无国籍的民家”，因为似曾相识却不知源自何处。藤森把这个名称修正为“International（国际）Vernacular（民居，相对于宫殿，神庙等象征性较强的建筑）”，因为他认为International是20世纪建筑的特征，而Vernacular则可以追溯到人类的上古时代。这两个看似相反的概念，实际上却是可以相容的。藤森把人类建筑的演变分为6个阶段。在上古时代，人类大多居住在圆形的小房子中，同时立起柱子做为崇拜的对象，那时的世界是共通同一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差异逐渐形成并加深，出现了4大古文明和4大宗教。随着大航海时代和工业时代的到来，这种差异又逐渐退减，直到20世纪又重新回到共通同一。人类的建筑在历史上出现了两次“International”，一次是上古时代，一次是20世纪。藤森希望他的建筑体现的是石器时代的International。他以此为志向，每年建造1-2座建筑，四处演讲，追寻人类第一座建筑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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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筑迹｜可持续城市发展作为每一方的共同努力目标——马来西亚城市论坛2024

每个人都有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无论是政府、学术界、企业还是社区。在整个城市论坛期间，我深深感受到了各方之间共同协作的必要。共同协作，桥梁，整合──这也许是我未来职业道路上重要的方向。文：蔡慧琳（草稿特约编辑）每一个人都同等重要这几乎是我参加MUF时最常听到和感受到的概念。今年的主题“我的城市，我的家”，不仅强调城市作为我们生活、工作和休闲的家园，也意味着每个住在城市里的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所需，包括边缘弱势群体；因此我们全都有义务共同讨论这个家园如何应对未来的城市发展挑战，这包括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化发展。此次的论坛涵盖各种主题，从社区营造（如第一天的公共集会让各个群体发表自己的所思所做，又或是在讨论灾难时应该培养的社区自我应对能力）、文化意识（如文化创意作为经济发展之一，尤其是在乔治市这类世界遗产地）、经济（如各社会群体的财富能力，或者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投资）、农业（如我国的粮食安全意识和都市农耕的推动）、交通运输系统（如鼓励多种模式结合的城市交通方式）等。 [nonvip_content_start] 我个人非常赞同论坛的首两日并不是在封闭的大会堂里举行，而选择把公共集会和讲座在开放的乔治市举行，让公众和游客可以轻易看到并且参与。活动选址如打铜仔街公园（Armenian Park）和周边的店屋、数字槟城（Digital Penang）、兴旧巴士站（Hin Bus Depot）等，无不展示了乔治市的创意和文化发展。除了严肃的讲座论坛，还有一系列活动（地球节、脚车活动、升旗山参观、森林和建筑遗产等研学参观）进一步吸引大众，共同迎接更好的城市环境和生活方式。我参加了由ThinkCity主导的康华利斯堡护城河修复项目（Fort Cornwallis moat restoration）的技术参观，去了解该遗址的考古研究以及在修复工程中选择的可持续传统材料，进而理解了有关方在遗产保护中的积极进展。整合与协作——自上而下的治理和自下而上的倡议 Dato’Seri Paduka TPr Maimunah Mohd Sharif在演讲中强调了，可持续城市发展必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共同协作。各方协作，再次强调，是务必的。这种概念在MUF论坛中无处不在——论坛首两日的公众集会，以及后两日的专业研讨会，就是要让前方鼓励群众发声并发起行动，而后方教导市政当局和城市规划师等专业人士的治理与实施工作。城市论坛以公共集会开始，对象包括儿童、青年、妇女、商界和学术界。比如青年集会中，不同青年协会包括槟州青年发展机构（Penang Youth Development Corp）、慈济基金会、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Majlis Belia Malaysia）、东盟青年组织等聚集一堂，共同讨论关于新一代青年对于第三空间的向往。第三空间指的是城市同样包含的休闲、学习、娱乐的公共空间。妇女集会则讨论城市空间中的女性的使用安全，可以看到自愿组织发起和相关手机运用程式的初创。这样的公共集会旨在鼓励社区参与的意识和多方协作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发声，也同样有责任做出改变！第二日的城市讨论环节更像是传达社群赋能的可能，尤其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韧性等课题。比如，国际青年商会（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介绍并鼓励大家都有能力透过“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的领导方式来实现零浪费；任何人都可以发起或大或小的节约措施，并将其纳入公司管理系统中。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在“应对洪灾的社区韧性”讲座中也分享了有趣的日本案例，他们的学童在教导下能够把文绉绉的灾难和疏散知识创造成卡片游戏！后两日的高层级对话和研讨会主要针对政府官员和专业规划师，以期提高中央政府和地方市政里每一位公务员的认知和觉悟，因为他们将是国家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先锋推动者。就如Dato’Seri Paduka TPr Maimunah说的，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是“执行力”，包括制定行动计划和评估成果，仅仅是政策制定已经不足够了。高层级对话环节邀请了不同领域的先锋人物就不同主题发表各自的观点。例如，在讨论“净零碳排放城市”课题时，巴生皇城市政厅（Majlis Bandaraya Diraja Klang）厅长强调了基础设施系统的设计可以鼓励日常行为的改变，像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的使用，或者上游下游的河流管理需要共同协作；巴生作为重工业和港口城市也有需要努力的方向。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的专家分享了该公司在能源转型、二氧化碳气体捕集以及电动汽车推广方面的行动。关于改进社会群体财富能力的课题中，可持续发展专业的教授提及了学生和妇女赋能，比如大学教育结构按照“两年制大学，两年制工作实习”的模式下，能让学生在实习中学习并赚钱补贴生活开销，或者像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为贫乡妇女提供小额贷款，赋予她们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国各地市政厅也通过展览和分享会的方式，展示了他们执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例如，马六甲历史城市政厅（Majlis Bandaraya Melaka Bersejarah）的项目包括推动无车区活动、塑料瓶回收项目、线上数据和交通信息等；吉隆坡市政局（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推广命名为“不让任何人掉队”（Leave No One Behind）项目，包括吉隆坡公园节、都市农耕计划、吉隆坡免费巴士、步行道和脚车道规划等；乌鲁雪兰莪市政局（Majlis Perbandaran Hulu Selangor）靠近森林保护区的优势，推广森林保育、可持续生态旅游和健康体育项目等。说个更进一步的，在未来5年的实施目标过程中，联合国代表引入了自愿地方评估（Voluntary Local Review），帮助地方政府对实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审查和评估。说到各方协作，我参与的“城市中的粮食供应”会议中，就明显感受到合作能够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执行。在讨论国内农业发展和都市农耕课题时，各方共同承担不同的责任——国家规划部门（PLANMalaysia）负责管控农业用地和粮食安全的指南、社区有自发团体进行都市农耕活动并生产粮食，也有组织负责鼓励教导本地社区加入都市农耕计划，而技术专家则推广合适的农耕技术。我的角色该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无论是政府、学术界、企业还是社区，正如我应该努力弄清楚自己可以扮演哪个角色。在整个城市论坛期间，我深深感受到了各方之间共同协作的必要。共同协作，桥梁，整合──这也许是我未来职业道路上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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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神之墓碑

盛明利的墓碑，除了士毛月的新旧二方，其实还有第三片，即立于芙蓉亚沙（Rasah）千古庙神台之下的“惠府甲必丹讳明利盛公府君神位”，龙边刻有年份“咸丰辛酉年吉立”，即1861年。月初甫从日本的研讨会回到新山，周末就北赴吉隆坡广东会馆讲座献丑，马不停蹄间，知道我对仙四师爷信仰有兴趣的网友，约我去士毛月（Semenyih）看看甲必丹盛明利墓，想着难得有在地人引领，又是顺路，自然欢喜赴约。来到士毛月华人义山，先在义山的福德祠处集合，同时也瞻仰安置于福德祠的甲必丹盛明利及盛门游氏墓碑。根据碑刻所记，这两块墓碑祖籍惠府，应都立于清代，盛明利者为同治八年季冬月（即公元1870年1月），盛门游氏者则是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此二碑的立碑者（孝男孝女）人名基本重叠，由此可见两位墓主应为夫妻关系。 [vip_content_start] 至于它们的来历，已故《通报》总编辑庄之明（笔名温故知）曾多有追踪着墨，并收录在其出版的《仙师爷与师爷庙》一书中。原来这两块墓碑本来立在马六甲武吉士木阁（Bukit Semabok）义山上，1979年发现，当庄氏于1983年寻访至该处时，盛明利之墓丘已被后方道路修建工程的泥土掩盖，仅见墓碑。庄氏将此情况转告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后者复联系士毛月仙四师爷宫。1984年，盛明利、而后亦被发现的盛门游氏墓，以及前方两座难辨字迹之墓，一并拾金，迁葬至士毛月华人义山。盛明利及盛门游氏的墓碑亦被保留，先是移置士毛月仙四师爷宫内，后来搬到士毛月华人义山福德祠储物室里，再后来就是如今被立在福德祠神台旁边的状态了。迁葬至士毛月华人义山的盛明利及游氏遗骨，该义山理事会为其修了一座新坟，立于义山高处，坟前有牌坊，上面写有“士毛月仙师爷甲必丹盛明利公”大字，而新墓碑则仿照盛明利旧墓碑碑刻内容，并添加了好些信息，如在墓碑两侧加了“南洋开宇宙、吉地镇山河”对联，与吉隆坡仙四师爷大门对联一致；碑面龙边添上“附贤弟子郑补君、陈祖君”字样，参考《仙师爷与师爷庙》可知，此二名字出处，应源于1983年士毛月石古洞仙师神坛乩童降乩，称马六甲的盛明利（墓）脚下左右有其手下陈祖、郑辅，应一同迁葬；而前述迁葬时两座字迹难辨的墓，就被视为是此二君。有意思的是，《仙师爷与师爷庙》也记载说，这两座无名碑，其中一个曾在日照下隐隐出现“陈门”二字一闪而逝，因此被视为陈祖之墓。而在士毛月盛明利新墓碑上添上了其夫人名讳却不是有原碑认证的游氏，反倒刻成了“陈氏”，可能是以1957年出版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说法为依归的结果。盛明利的墓碑，除了士毛月的新旧二方，其实还有第三片，即立于芙蓉亚沙（Rasah）千古庙神台之下的“惠府甲必丹讳明利盛公府君神位”，龙边刻有年份“咸丰辛酉年吉立”，即1861年。1861年也被视为是甲必丹盛明利遇刺身亡的年份。《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内提到这块碑的来由，是1861年有位杨姓菜农在盛明利遇刺地点种豆角，割草时意外发现，将之移入千古庙供奉。同年身死下葬、又在同一年于杂草堆里被发现，此传说的时间轴实在过于拥挤。巧的是，我的共同研究伙伴周建兴在细读《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创庙史略》时，发现当时拍摄的千古庙盛明利神位碑照片中，虎边部分隐约有字，如今则已被红漆厚厚覆盖。与其他文献比对后，基本可确认为“己亥春月重修”，己亥年应为1899年，“重修”一词则意味着神位碑并非原装，那么，从最保守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认为现存的千古庙盛明利神位碑，其实并非他在1861年身死下葬的那块墓碑？历史研究里，除了追求新史料、新发现，旧史料、旧文献往往也可以“磨出旧尘埃”。如果墓碑是神话的正反注脚，那神话的具现也可以是历史的实践。本月底，主祀盛明利的吉隆坡仙四师爷庙将时隔76年再次举办祈安大醮，并在27日早上复办暌违63年的游神。届时仪式与秩序将如何再诠释，传说与历史又将如何被表述？有志一同者，切勿错过。些有名无名、散布在全马、全东南亚各地的战争蒙难百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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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婉思｜你，生还是不生？

今年初公正党峇央峇鲁国会议员沈志勤呼吁华裔多生子符合国家利益，而且只要人口增加华社也会更有政策话语权。笔者当时的想法是，沈议员很显然没有把一个生命视作目的的本身，也没有把一个生命视作一个自主的生命体看待，而是一个政治筹码。若真的有夫妻为此而生小孩，让华社人口变多进而在政治上有更多的权利，我们该开心吗？ 1990年4月3日美国有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她还未出生前就已经背负一个使命，就是拯救罹患白血病的16岁姐姐。这是女婴父母别无他法之下所做的选择——生一个孩子来拯救另一个生命。女婴的父亲早在几年前就结扎，而母亲则已四十好几，若再生小孩就会是高龄产妇，怀孕的几率只有73%，而怀上兼容骨髓的孩子的几率只有23%。夫妻俩表示即使这个婴儿最终不能为姐姐提供兼容的骨髓，他们依然会爱这个孩子。虽然这起事件是以皆大欢喜收尾，可是却在当时的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伦理争议。【1】若你是这对夫妻，你会怎么选择？在课堂上，我让学生以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效益主义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义务论（deontological ethics）作为分析工具讨论“为了救另一个生命而怀孕”是否具道德正当性，并且尝试站在父母、姐姐、女婴和局外人的角度去评断这件事。 [nonvip_content_start] 效益主义VS义务论效益主义强调行动所要达成的目标或目的（the end or goal of actions）。它指的是一件道德上正确的行动，就是比起其他可选择的行动来说、能够为最大数量的人们产生最大数量之幸福的行动。反之，义务论主张理性的人类应该被视为目的本身（an end in itself），而不是作为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人类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如果一个人是目的本身，这意味着他们的内在价值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而存在，也就是不依赖于这个人是否享受生活，或是否让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简言之，我们存在，所以我们有价值。有部分学生认为“生一个孩子来拯救另一个生命”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能发挥最大的效益——女婴既可以拯救姐姐，夫妻俩又多了一个小孩，一家四口和乐融融。即使女婴最后无法救到姐姐，夫妻俩依然还有一个女儿陪伴，情况也不至于太差。不过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个考量只追求整起事件效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个人的权力和利益。相反地，有些学生则认为，4人和乐融融虽然是最大化的效益，但似乎夫妻俩是这个效益的主要得益者——救到大女儿的同时，又多了一个小女儿。对大女儿而言，即使活下来了，很可能她会对妹妹产生愧疚，而小女儿似乎则是这起事件最小的得益者——她不是因被爱而来到这个世上，出生后不久就受皮肉之苦，且在姐姐康复过程中她很可能得不到父母太多的关注。至于义务论方面，女婴显然并非是目的本身，而彻头彻尾是个工具，是为了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拯救姐姐）而存在。有同学认为，女婴父亲一早就进行结扎手术，表示这对夫妻根本没想过要第二个小孩，即使他们表示会给女婴同等的爱，也无法否认女婴的出生不是目的本身这个事实。请想想，我们是否都是“目的本身”而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什么目的而生？在传统中华文化里，生育的原因不外乎是以下几个：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挽救破裂婚姻、生了小孩人生才算完整、喜欢小孩而生孩子等等。有个男同学说，他父母本来只想要一个孩子而第一胎是个女娃，但基于家族的期望，他们决定再生一胎。幸运地，他父母最后“博”到一个男孩，也就是他。我很想知道当他得知他来到这个世上的原因后心情是如何。有位同学提到一个有趣的想法，他说那些意外怀孕而被生下的小孩，至少不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来到这个世上，只是他也不是目的的本身就是了。今年初公正党峇央峇鲁国会议员沈志勤呼吁华裔多生子符合国家利益，而且只要人口增加华社也会更有政策话语权。笔者当时的想法是，沈议员很显然没有把一个生命视作目的的本身，也没有把一个生命视作一个自主的生命体看待，而是一个政治筹码。若真的有夫妻为此而生小孩，让华社人口变多进而在政治上有更多的权利，我们该开心吗？上期本专栏提到反生育主义“出生在世永远是个伤害，而制造无谓的伤害是不道德的”，相信会引起一些为人父母者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即使出生不必然是个伤害，但也不见得人类生小孩的理由真的是为了“那个”（the）小孩。注【1】：此案件细节可参考《Woman has 6-pound baby that was conceived as bone marrow donor》（https://shorturl.at/Jxkv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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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婉思｜不生才是爱？

由于课程需求，曾跟学生去过不少孤儿院，因此听了很多令人鼻酸的故事。每当看到这些小朋友时笔者不禁会想，他们是否曾想过：“从未出生会更好？” 2019年，印度一名27岁的男性商人拉斐尔‧萨姆（Raphael Samuel）向法院控告自己的双亲，指控他们没有征得自己同意，就把他生下来。他认为世上的孩子生下来就要受苦，因此“生孩子”是错误的。萨姆是个典型的反出生主义者（Antinatalist）。反生育主义（Antinatalism）一词首次用于现在的含义是在2006年。其中心思想是“否定人类的出生或人类生育下一代的思想，主张人类降临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此我们不应该孕育更多的生命”。【1】但反生育主义并非新概念，最早对出生否定的原型观点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印度时代。 [nonvip_content_start] 著名的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之作品《伊底帕斯王》（King Oedipus）便是其一。伊底帕斯因命运捉弄而弑父娶母，他感叹自己不应活下来。在续篇中，索福克里斯写道（代表伊底帕斯的心声）：“在这个世上，最好的事情，莫过于不必经历出生。但既然已经降生到这个世上，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回到本来的起点。” 出生是一种伤害？悲观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道：“一切生命的本质即是痛苦。”叔本华哲学的核心之一是“存活意志”——一种盲目、不可抑制的冲动，是驱动自然界运转的一切力量，即使是自诩为万物之王的人类也不能幸免。鉴于一切生物皆是被“存活意志”所驱使，因此人生旅途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一团欲望（包括繁衍后代）的过程，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总是会面临失败和挫折带来的痛苦，一旦欲望达成了又被空虚和无聊包围，所以叔本华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仿佛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荡的钟摆”而已。如果你觉得叔本华只不过是太悲观，不认为人生有那么惨，那我们来看看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大卫·贝纳塔（David Benatar）如何推论出“出生是一种伤害”这个观点。贝纳塔简单地把他的论据以下列矩阵表达：贝纳塔提出以上的情境是建立在人生既有好事也有坏事的情况下。在情境A里，若一个人出生后遭受痛苦（象限1），这必然是件坏事；反之，若他在世时享有愉悦（象限2），那就是一件好事。在情境B里，若一个人从未出生，那么就不存在经历痛苦（象限3）和享有愉悦（象限4）的主体。对贝纳塔而言，不存在的主体不会遭受痛苦固然是件好事，不过，没享有愉悦却不是件坏事。从此，他推导出，象限3比象限1更可取。也就是在遭受痛苦这件事上，不出生一定比出生更好。然而相较于象限3的“好”，象限2的“好”却没有这股绝对的优势，因为象限4是个“不坏”而不是个“坏”情况。因出生而有机会享有愉悦虽是件好事，可是这件事本身并没有比不曾出生过而没有享有愉悦这件事更佳，进而让出生变得更具优势。因此，总的来说，贝纳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出生在世永远是个伤害，而制造无谓的伤害是不道德的。笔者必须要强调的是贝纳塔做出的推论是用于探讨“值得开始的生命”，而非“值得继续的生命”。前者顾名思义是指未来生命，也就是仍未来到世上的主体，而后者则是指现下生命，已经出生存在的主体。读者阅读此文时需谨慎区别“出生的普遍否定”（对人类这个生物而言永不出生是最好的事）和“出生的个人哀叹”（因个人因素希望自己从未出生过），因为无论是叔本华或贝纳塔，他们并不是指“一个人”是否应该出生或继续活下去，而是指人类这个生物整体而言。另外，必须再次强调，此文并非针对自杀、堕胎或人生规划等给予任何建议，仅提供哲人对反生育主义的观点作为人类何去何从的反思。【注】1. 截取自《不要出生，是不是比较好？厌世时代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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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家浩｜靖国神社的咖哩饭

生平初次东京出差，办正事之余，自然也要捉紧时间观光会友。凭借复杂交错的公交铁路网，游走在池袋、新宿、巢鸭、文京、千代田等地名之际，体验电车的拥挤、浅尝在地本格料理。尽管匆匆，唯有一处地方，是身为马新华人史学人一分子的我自觉必须去的，那便是靖国神社。在日本供奉八百万神明的诸神社中，靖国神社恐怕是在中文世界里出镜率最高的一个。其前身19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初期创立的东京招魂社（1869年），以纪念当时尊王倒幕内战中死难的反幕武士，1879年改名靖国神社，并开始供奉为日本天皇战死的将士，因此先后纳入19世纪末以来日本对外战争，包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为供奉对象。1945年以后，日本战后宪法规定政教分离，靖国神社成为非政府化的宗教机构，但由于供奉对象包括二战战犯，常年发生涉及参拜及示威破坏等争议。在聚光灯外，比较少被提及的是附设在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游就馆成立于1882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军事博物馆，其馆名取自《荀子‧劝学篇》中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即君子要选择适合的地方居住，且要与贤德的人交往。游就馆内展示着近代日本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与军人遗物、遗照等物件，结合参观时长2小时以上的大型常设展览。 [vip_content_start] 展览内容主轴，自然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对外战争来龙去脉，除了”战争合理化”的论述，将战争形容为争取生存空间的行为，也加入了当代比较流行的“战争同理化”元素，突出阵亡将士的人性一面，军眷遗族也是战争受害者等观点。我参观时特地去看其中关于二战东南亚战场的叙述，但处处是日本二战右翼史观里常见的避重就轻。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将日军二战时修筑泰缅铁路（即死亡铁路）解释为“发展东南亚交通基础建设”，从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也属于极富想像力的自圆其说。除了常设展，游就馆也会举行特展。今年的“令和六年游就馆特别展”《兵食》，便是以旧日本海陆军餐饮为主题，为配合特展，游就馆楼下的餐厅还推出了兵食菜单，结伴同行的友人推荐我们尝试里面的海军咖哩饭，要价1100日元，标榜是根据1908年出版的《海军烹饪教科书》食谱制作，主打原味复刻。咖哩里有牛肉、胡萝卜、洋葱、土豆，与今天随处可见的日式咖哩基本无二致，只是加入更多面粉炒制使其浓稠，据说是为了方便拌饭，又不容易倒泄，味道方面也是咸甜夹带酸味，卖相虽不佳，却很下饭。一般认为，日式咖哩的鼻祖就是旧日本海军咖哩。日本海军自明治初期成立以来，一直以英国海军为榜样，并为军舰人员提供英式西餐，因为19世纪英国海军也有煮食咖哩的传统，所以咖哩也被带到了日本海军中。日本海军膳食分为军官、士官和水兵三类，由于军官自付餐费，因此伙食往往会比后两者更豪华，更出现了“伊势龙虾咖哩”这种如今看来暴殄天物的吃法，而我在游就馆尝到的显然是士官和水兵吃的普通咖哩。1942年出版的《海军军饷烹饪技术教科书》除了有咖哩的煮法，后来也出现了咖哩粉炸竹荚鱼、咖哩烧、咖哩炖猪肉土豆等衍生菜单。二战结束后，旧日本陆海军解散，一些退役海军开始经营西餐厅，所煮皆是自己曾在旧日本海军中学到的菜肴，包括蛋包饭、奶油炸丸子、牛排等，当然也包括咖哩。最初的顾客，包括曾吃过它们的前军官、看过上级吃过它们的士兵，以及听说过它们的家人朋友。于是，这种日式西餐便在战后快速在日本民间传播开来。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咖哩可以被归类为“洋食”的原因。如今日式咖哩也早已遍布世界，既然它作为旧时兵食的经历也不该被质疑、被遗忘，更何况是那些有名无名、散布在全马、全东南亚各地的战争蒙难百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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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稿筑迹｜有风有光的9平方公尺小房间

我们有时像草，在严酷的环境，也可顽强生长；有时像花，需要滋养，尽力浇养，在属于自己的花季绽放。有人说是你不够努力，有人说我是找不对环境，所以俩俩说法结果就是──你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文：林菀薇（草稿策划编辑）最近和家人租了60平方公尺的公寓户型，自己的个人房间是个约莫9平方公尺的睡房兼工作空间，靠玄关，屋主没给小房安空调，唯一的窗口长1.8mX宽1.4m，向着靠走廊的通风井，这扇窗一直维持打开，以确保内外的空气交流。而自然光多是由通风井白墙体反射透向室内，即使窗帘全拉开，白天还是需要灯具的照明。简单来说，虽然不是太糟，但就是不理想，加上吉隆坡基本半昼都是下雨，呃，你知道的。其实说实话，公寓基本设施都好，我也认为目前的租况比以前是真的不错，毕竟不是在家乡，有个安身之处便好。我本身是个夜猫子，睡得晚起得也晚，在赶课业、毕设期间，待在房间时间更长，日夜颠倒，见到阳光更少。日复一日，窗外的杂声愈加令我烦躁，望向镜子，眼里的黯光愈加扩张，我知道我陷入抑郁的漩涡。 [nonvip_content_start] 有时压不过来气，我就会出外走走散心，我发现下午三四点去散心，阳光不是最烈，光在树叶间隙像很多的钻石，看起来很像白天的繁星，安静舒快。果然研究表明是对的，晒太阳有助情绪，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都不爱待在小房间。身为建筑学生的时期，我们总强调自然采光、自然透风，可是我只在图纸上谈兵；光和风的质量在空间的重要，若不切身体验，都没仔细去察觉小房间的小小缺点，也会左右人的生活舒适质量。除了㓥房，没有别的选择吗？在马来西亚，市场上有许多房主出租的房间和户型，虽然大多不比香港的“鸽子房”来的糟，但还是有不少贪心的屋主无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在原有的户型自行改造以分格更多房间。这些㓥房不仅小而封闭，四面墙唯一通风口是门，唯一光源是灯管，昏暗而湿闷，仅有的走廊也仅仅两肘之宽，再以高价出租，图谋暴利。专家亦大力指出㓥房的弊端，这种不合理的居住条件，不仅有发生火灾的高风险，由于常期空气不流通，潮湿累积助长霉菌滋生，造成病态建筑综合征（Sick Building Syndrome），致使住户的健康出现急性影响（敏感、咳嗽、眩晕、胸闷，甚至精神紊乱等等五花八门的症状）；更重要的是，幽暗封闭的环境更有损心理健康，增加幽闭恐惧和压抑，更添加社会人本身已有的压力、焦虑和抑郁。这种现象尤其在高需求地段出现，有甚者更是把阳台或厨房也改造成㓥房，造成超租拥挤的情况。而有窗台的房间变成了加房租的筹码，加上市场租房需求又大，你争我抢，人多事再杂，这些㓥房在迫于生计的社会人眼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勉强租了下来。更别说从远方而来的外劳员工住的是什么环境了。黑神话——九龙城寨出名的香港九龙城寨似乎更是黑神话一般，被冠上“罪恶、混乱、肮脏”的代名词。由于未经城市规划，以致围城原有建筑不能负荷超载的人口密度，增设的建筑愈加拥簇，路线复杂，许多空间没有妥善设计，演变大小不一、无意义的负空间（negative space），夺走了阳光合理的光行距离，采光极差，环境卫生亦恶劣。它从清朝军事驻地，在90年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拥挤的贫民窟，成了罪案滋生的温床。可流传着令人寻味的都市传说，却激起许多人对这座“三不管”、无政府“罪恶城”的好奇心，令人向往，更启发赛博朋克等暗黑主题小说游戏的诞生；直到1984年中英政府达成城寨拆迁协议，在1993年清拆前，成为电影《重案组》的取景地，有一群日本探索家被容许在一星期内描绘城寨地图，然后当地政府终在1994年将拆除完成的原址改建公园以作纪念。20年后，《消失的记忆：香港九龙寨城》纪录片终向世人揭露围城里真实的原貌，令人惊讶的是影片中呈现的人性生活，实际上与大家口口相传的流言大有不同。在建筑学当中，九龙城寨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活生生研究案例，提醒各方缺乏建筑法规的城市发展的弊端，也（可能）在某程度上激发建筑业界对“什么是好的建筑设计？”的思想讨论。我觉得站在制高点去做多余的批评，也许对曾经的城寨居民是不公平的，我不想以自己没有的经历去推断他们生活的幸福度。我非鱼，既不知道水中之乐，更不知其冷暖。听说有句话——养人如养花？我们有时像草，在严酷的环境，也可顽强生长；有时像花，需要滋养，尽力浇养，在属于自己的花季绽放。有人说是你不够努力，有人说我是找不对环境，所以俩俩说法结果就是──你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生活也并非一无事有，虽然在这宇宙里自己只是一颗沙子，很渺小，但是我们要管辖多大的世界呢？去寻找和创造能让自己生活舒坦的小世界，不也很好吗？境随人转，人随境转，所以不管如何，我都想要一个有风有光的小房间，吹着窗外的风，有足够的阳光补我的维他命D；路程起伏高低，至少我要在我的床上躺得舒坦，又哭又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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