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人生新聞資料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會員文

蕭婉思｜STEM教育過時了？哲學思辨才是致勝關鍵！

翻開我國有關教育的新聞，最火熱的討論永遠圍繞在STEM教育，原因無他，因為現今就業市場科技業當道，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無法避免地只能隨波逐流。然而，隨著全球創意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傳統的STEM教育模式逐漸顯現出侷限，因而許多國家開始引入STEAM教育，其中“A”的加入為教育注入了新的可能。“A”指的是arts，但並非指狹義的藝術，而是創意思維、感性思考和人文關懷。若是如此，哲學思辨是否能在STEAM教育中發揮其重要功能？哲學思辨的重要對許多人而言哲學思辨或許很抽象。它到底是什麼？如何進行？有些人將之等同於批判性思考和邏輯學，有些人則認為是古今中外的哲學理論，可是這些並不全然正確。哲學思辨，一言以概之，即透過與他人的哲學性對話發展思考力和形成共同體。對話如何啟動哲學思辨？美國兒童哲學之父李普曼（Matthew Lipman）認為哲學對話可以培養三種思維能力，即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和關懷性思維。唯有具備了這3個層面的思維時，才能算是真正的哲學思辨。可惜，學校或坊間的工作坊一般都只強調批判性思維的重要，忽略了後兩者。 [nonvip_content_start] 首先所謂批判性思維，就是不輕易相信包括常識和成見在內的訊息，而是先去驗證其真偽或妥當的一種態度。填鴨式教育和應試教育並不給予學生斟酌和思考的機會，就企圖讓學生相信師長傳授的知識和信念。再者，在傳統的教育現場，老師經常扮演著權威的角色。這些性質都不利於批判性思維的培育。批判性思維旨在引發懷疑和形成判斷，但若僅停留於此，容易導致思維僵化或執著於固定標準，從而限制創造性。因此，具有實驗、先進乃至冒險的創造性思維亦同等重要。英國著名教育學者肯·羅賓遜（Ken Robinson）視傳統學校為創造性思維的殺手，而哲學對話則彌補了當中的不足，提供更開放的思維空間。哲學問題通常引發新的疑問，難以輕易解決，這正是其激發創造性思維的關鍵所在。在哲學對話中，通過與他人交流和探討，可以促使深度思考，並啟發全新的思維方式，從而為教育注入活力。在課堂上，老師往往會稱讚那些說“我懂了”的學生，可是在哲學思辨培育中，若學生表達“自己越來越不懂了”才更應受到誇獎。什麼是“關懷性思維”？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可是“關懷性思維”卻鮮少被提起。思考不僅僅是形式性與結構性的問題，許多人認為培育哲學思辨只要掌握好邏輯推理等方法就好。然而實際上，我們的感情在很大的程度塑造我們的思考，為思考提供有別於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的方向，建構新的框架和帶來不同的視角。簡言之，所有思考都需要有感情基礎。例如當我們思考與討論社會正義時，會與遭受不公的個人或團體產生共鳴，並對如此的社會感到不忿。缺乏感情的思考好比一道機械式的計算題，沒了關懷，思考就會失去價值。哲學對話如何啟動關懷性思維？學會認真聆聽他人的聲音，尊重別人的反駁和質疑正是對他人關懷最直接的方式。很多人在討論的過程中經常急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立場。反之，哲學對話主張的探究團體是基於平等發言的共同體，不具排他性。這樣的教育被認為是有利於培育自由思考與具備同理心的公民，因為對話可以讓人與人在存在差異與對立的情況下建立與維繫人際關係，產生互相關懷的關聯。互聯網以至人工智能蓬勃發展的今天，單純記住知識的能力和只會思考技巧已經越來越難以在變化莫測的21世紀立足。哲學思辨與傳統教育並非相互對立，STEAM教育的核心在於培養多維度的思維能力，而哲學思辨為這一目標提供了堅實的支撐。通過在課程中導入哲學對話，我們不僅可以培養理性與感性兼備的學生，更能助力教育從知識傳授轉向全面的人才塑造，為快速變化的未來做好準備。

5月前

會員文

VIP文

莫家浩｜再談謝港

這幾天的柔南，東北季風帶來細雨綿綿與大雨滂沱交錯，令人難以不具體感知到歲末將至、新正不遠的氣氛。今年年初，我原已在本專欄中寫了一篇〈酬神謝港〉，談及柔佛的謝港民俗一些源起與發展；後來擴充為學術文章，刊載於陳琮淵、廖文輝主編的《2024年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論文集》中。當中一些餘韻，或許值得趁著雨天足難出戶之際多寫幾句。如前文所述，農曆年尾舉辦謝港民俗，在柔佛的華人廟宇中頗常見。柔佛古廟舉辦謝港一事早在1930年代已見報，戰後依然舉辦，但後期越發式微，與農曆年初的柔佛古廟遊神形成對比。根據近年來柔佛古廟管理委員會的說法，柔佛古廟謝港的日期，從前得年年在該廟神明面前擲筊決定；謝港期間採用何種方言的酬神戲，也同樣需要年年在該廟神明面前擲筊決定。後來為減少變數所造成的額外開銷，才改為固定在每年的農曆十一月初七舉行，酬神戲則由福建戲與潮州戲年年交替聘請。 [vip_content_start]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筆者曾到柔佛古廟現場考察謝港儀式。由於防疫所限，該年謝港祭祀的規模相對簡單，除了禮聘潮州酬神戲，僅有正日當天的參拜儀式，參與主祭與陪祭者為新山中華公會及新山五幫（即潮州、福建、客家、廣肇、海南）會館代表，祭祀對象為柔佛古廟主神元天上帝及“在位神明”。所有儀式都在柔佛古廟完成。 2022年柔佛古廟謝港，廟方以“仿古”為口號，農曆十一月初七當天除了參拜儀式及酬神戲，還追加舞龍舞獅表演、廟前美食街、“遊古廟長知識”遊戲等，以期讓參與的公眾得以“體驗19世紀謝港盛況”。類似做法延續至今年的“柔佛古廟謝港廟會”，以“慶典豐收與感恩”為主旨，舉辦系列活動，包括謝港參拜儀式、龍獅表演、酬神大戲、兒童填色比賽和美食街，同時還提供接駁車服務，方便訪客到場。受限於史料，我們仍無從確信19世紀的柔佛或新山地區是否會舉辦謝港慶典，更不可能揣測當時謝港祭祀對象與儀式內容。然而從當代柔佛古廟謝港的種種來看，其中並無祭祀河神或河流的元素，柔佛古廟也未見有供奉任何與河流相關的神明對象。從這點出發，筆者傾向於認為此謝港的“港”字並非指代字面意義上的河流，而是港腳自身，即是對作為在一個種植園或聚落社區的地域範圍內生活的人們，酬謝港腳眾神庇佑，祈禱境內“合港平安”的祭祀行為。從這點出發，同樣以柔佛古廟為例，新春的遊神與歲末的謝港便形成前後呼應的一對慶典，前者為神明巡境，後者為答謝神恩，加上昔日新山巴剎舉辦的年中七月普度，形成陰陽過渡的社區儀式，週而復始，年復一年。雖然謝港酬謝的對象以舉辦慶典的廟宇或社區供奉諸神為主，並不專屬於任何特定神明，然而有一點巧合卻很值得一提：與謝港的分佈地域極為類似，洪仙大帝也是一位基本僅流行於廖內、新加坡和柔佛華人社會的神明，神源不詳，惟幾種版本的傳說都指向祂與19世紀該地域開荒過程中產生的虎患問題緊密相關。在絕大多數洪仙大帝廟宇中，其神誕都訂在農曆十一月，與謝港普遍舉辦的月份（農曆十月至十二月）有所重合。學者一般指留意到洪仙大帝、謝港與港腳農業的關係，卻很少深究為何它們會發生在年尾。此刻暴雨傾盆，朦朧間，我彷彿見到古早時代在雨林中拓荒種植甘蜜的華工，熱帶的雨季影響著開芭與收割作業，變相成了農閒時期，趁此時機，祭祀作為庇佑開荒者免遭虎難的洪仙大帝信仰，或舉辦酬謝神恩庇佑港腳合境平安的謝港，又或許兩者本是一體，都是源於19世紀熱帶華人種植園經驗的雨季節俗？車子駛過水窪，思緒飛濺，想入翩翩。

5月前

VIP文

會員文

謝詩奇｜圖書館空間的起源

Louis I Kahn（1901-1974）是上個世紀最重要的建築師。他一生建成的作品雖然不多，卻改寫了現代建築發展的方向，為功能至上的現代建築注入詩意與靈魂，使得建築在追求批量生產的時代，再度擁有聖殿般的精神維度。今年是Kahn逝世50週年，即便已經過了半個世紀，建築學者研究Kahn的熱情不減，不時有新著作問世，似乎想從Kahn的經典作品中尋得關於永恆的提示。其中，建成於1972年的Philips Exeter Academy Library就是突出的案例（圖01）。Kahn熱愛書本，認為書本是無價的，人們償付的只是紙張和印刷費。“作為恩賜，書本是如此珍貴，能得到這份恩賜是何等幸運。而圖書館讓我們懂得珍惜這份恩賜。” [nonvip_content_start] 那麼，圖書館的本質又是什麼呢？Kahn回答道：“圖書館空間的起源來自一個人拿著一本書走向光明。”（A man with a book goes to the light. A library begins that way.）由此，Kahn將Exeter圖書館分成3個部分：中庭、藏書區和閱覽區，分別呼應崇高的“恩賜”和 “走向光明”的喜悅（圖02）。中庭圖書館坐落在空曠的基地，四周鋪設草坪，建築的整體造型是一個長寬33公尺、高24公尺的立方體。外觀由磚砌的牆、柱體結構和鑲嵌其中的玻璃和木料組成。底層是一圈迴廊，沒有明顯的主入口，使得建築的四面同等重要，迎接來自不同方向的人們。穿過迴廊，登上一座對稱的弧形階梯後（圖03），進入眼簾的是長寬9.8公尺、高15.8公尺的巨大中庭（圖04）。仰望高寬比符合黃金比例的中庭空間，自然光從頂部灑落。 Kahn 為中庭的四面牆體設計了4個巨型的圓形開口，展示環繞中庭，樓高四層的藏書區。面對巨大的結構，一覽無遺的豐富藏書，從天而降的光線，個人顯得渺小而心生謙卑，進而懂得珍惜這份崇高的恩賜。與此同時，這也是一份邀請，一份來自知識寶庫對一段個人旅程的邀請。藏書區來到藏書區，這裡的空間驟然壓縮，以人伸手可及的書架高度為標準制定層高（圖05）。為了保護書本免受陽光的傷害，這裡採用人工照明。Kahn還專門設計了足以承受書本重量，同時又不妨礙底層大跨度公共空間的鋼筋混凝土結構。這是以藏書功能為主的空間，正是從這裡開始，“一個人拿著一本書走向光明。” 光明這個“光明”的去處是緊鄰四層藏書區，環繞圖書館最外圍的閱覽區。閱覽區一共兩層，每層都是兩層挑高空間，裝有大幅玻璃，採光充足明亮（圖06），與藏書區形成鮮明對比。 “I felt the reading room would be where a person is alone near a window.（圖07）”為了進一步提供一個人獨處的空間，除了一般的桌椅和沙發，這裡還有一種稱為carrel，專供個人使用的書桌（圖08）。carrel備有儲物櫃和插座，甚至還有一扇可按需求開啟或閉合的木製窗戶，使個人在公共空間中可以享有足夠的隱私和自主權。建築外立面呈現的木料部分正是這些Carrel，體現了個人和集體的微妙關係。此外，位於六層閱覽區的其中一側，Kahn還設計了一處壁爐，為拾階而上穿梭於書海的讀者準備了意外的驚喜（圖09）。 Louis I Kahn通過Exeter圖書館的設計，把他對書本的熱愛、對公共機構的思考和對個人精神世界的尊重，做了一次詮釋，給人予希望。

5月前

會員文

會員文

草稿築跡｜從空間設計到地方營造的一口設計

在混凝土大廈林立，寸土寸金的香港，人人過著緊張、爭分奪秒的生活，人們和社區的關係是非常靠近，同時也非常疏遠的。在這喘不過氣來的大都市，要如何與人群共處，創造集體記憶，讓生活除了工作生存，還可以和社區有更多好玩的事情可以發生，是大家非常渴望的。新創設計公司One Bite（一口設計）從十多年前就開始以地方營造為切入點進入許多場域，活化許多廢置空間，也讓老中青多世代的人群聚在一起有更多的交流。正如他們工作室的標語：“營造地方相互連繫社群。”（Interconnecting People and Making Places）文：張國強（草稿策劃編輯）圖：OneBiteDesign的官方網頁 One Bite由張國麟建築師與妻子梅詩華在2015年創辦，成立的宗旨是期許讓更多人一起參與公共設計，就如公司名般，試試看吃一口設計的感覺，讓社區有更多美好發生，溫暖我們的生活。定位為Place Making Studio地方品牌顧問的One Bite，從聆聽社區聲音開始，大家一起合作，讓更多的專業一起跨界協作，讓地方承載著滿滿的集體智慧讓大家一起經營。One Bite有4個核心理念，分別是傳達正面影響、重新發現地方、創造共同價值、合作互助的韌性，不僅成為許多建築畢業生的嚮往，也吸納了各種不同專業背景的青年參與其中。 [nonvip_content_start] 天台樂園：從玩樂中建立地方人文情感 One Bite的成名代表作從玩轉天台開始。過去許多高樓天台都是禁止進入，或者是放置建築設備的消極空間。2018年，負責營運29個商場和停車場的管理單位“民坊”，邀請One Bite與街頭籃球組織SLAB在停車場天台打造了空中運動場，也因此誕生了一系列休閒玩樂，五彩繽紛，充滿故事的天台地景。除了讓青年大受歡迎的運動空間，也置入了許多童趣的遊樂場，適合樂齡的活動空間，運用大膽破格的鮮亮色彩，讓建築的第五立面有更多可能，也讓圍繞在高樓大廈裡的人有更好的人文風景可以俯瞰欣賞，在密不透風的香港都市中可以感受到更大片面積的天空，同時也活化利用更多城市忽略的地方空間。一屋計劃：改造廢置空間彌補社區不足 One Bite事務所內有一個專門經營社區計劃的社會公益部門機構One Bite Social（一口社群）。這個部門機構連繫不同關心社區，跨界別的協作夥伴，透過同行學習及培黎，期望共同建設具有韌性的社區。他們在2017年發起了“一屋計劃”，邀請閒置的店屋提供給有需要的團體進行“衣食住行”的社區營造，文創設計的內容，讓社區功能可以透過居民的互助得到完善。一屋計劃曾經分別在深水埗大南街、灣仔軒尼詩道、太原街等地發生，共有40個社區組織參與。2023年疫情後，取名為“壹合”的第五個“一屋計劃”，在皇后大道西一號的歷史建築唐樓“有記合臘味家”呈現。這裡在不同時段有各種不同面貌，有電影、限定書店、二手衣物店等各類快閃活動，讓繁忙的社區街道出現有溫暖的，可以讓人與人深度交流以及互助成長的空間。西貢海藝節：活化離島偏鄉的社會實踐 One Bite團隊不只吸納建築專業的畢業生，也有大量來自各種專業的全職成員參與其中。這樣的團隊能夠多面向溝通，也能夠用設計美學編輯展現地方的美好，也因此可以參與香港西貢海藝術節的策展、統籌及文宣等工作。西貢海藝節由One Bite從2022年策展開始舉辦，目前已經進入第三年。“再島聚”是今年2024年海藝節的主題，希望透過外界設計及藝術工作者，與當地社群一起打造大地及環境教育的各種創作及工作坊，讓在地及外地居民可以透過深度旅遊，對離島偏鄉的未來給予地方希望，也讓大家看見島內的慢步調生活，一起守護和珍惜香港這片放鬆的後花園。社區與人群的研究觀察及成果發表 One Bite團隊在日常設計及社會工作上，也會花時間做大量的城市社區課題及人群的研究，期望能找出優化未來的建築規劃與社區環境的辦法。最後則會透過發行自己的刊物或架設相關課題的網站，將研究發現傳播出去，與社會大眾共享成果。其中，Urban Matters是One Bite利用糖果比喻向大眾收集數據故事做了一系列關於城市的研究項目，來發現社會大眾真正內心想要的步行體驗。Happy Walk則是收集了世界各地行走體驗的短視頻，配上很有意思的對白，讓大家可以在網絡體驗的設計材料庫。 “參與式設計”讓民眾也可以參與建設公共空間我們可以看出，One Bite透過大量的調查和參與各種不同民間機構討論進行工作坊，最終合作共同創造了一種今天社會中被稱為“參與式設計”的實踐，這樣的模式在各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值得借鑑的。我們可以看出One Bite透過大量的調查和各種不同民間機構討論，進行工作坊，最後聯手一起打造出在今天社會中被我們稱為“參與式設計”的實踐，不管在哪個國家地區都非常值得借鑑。尤其對應一般由政府主導的公共空間，讓民眾從下而上參與提建議及討論，會讓地方群眾建立更多的建設歸屬感，在未來也更樂意投入該空間的管理養護上。要讓公共的造景或社區功能項目能夠更受民間愛戴，我們應該要打造的是一種設計機制，讓人可以和決策及執行人有更多互動，讓民間的聲音和想法被聽見，從而可以打造更多優質可持續發展的社區空間。

6月前

會員文

VIP文

莫家浩｜重塑Chingay

本月初，新加坡《海峽時報》率先披露，馬新兩國將攜手合作，申請將“Chingay”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隨後雙邊在新加坡舉辦了第一回合聯合申遺工作坊，兩國各自《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裡的“Chingay”——即新加坡的妝藝大遊行、檳城的大旗鼓遊行及新山的柔佛古廟眾神出遊，三方皆派出代表出席討論。兼受國家文化局及新山中華公會之委任，我有幸參與其中，為聯合申遺腦力激盪，也從中更直觀地瞭解彼此對於“Chingay”認知的異同。說到認知，儘管將以“Chingay”為名目聯合申遺，新檳柔三地對於“Chingay”原來是什麼、後來演變成什麼，三方皆有出入。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最新一期館刊《BiblioAsia》有專文討論此事，裡面提到“Chingay”一詞或最早源於“裝藝”或“妝藝”（福建話tsng gē），乃指在一場遊行中，由抬著打扮成各式角色的孩童組成的流動展演，如中國寧波的“抬閣”、香港長洲太平清醮時的“飄色”，亦是同類。 Chingay出現在新加坡最早的記錄始於19世紀中葉華人廟宇的遊神祈安活動中，步入20世紀後，新加坡華人社群精英以迷信和浪費為由，逐漸刪減主要廟宇的遊行活動，最終以天福宮於1935年終止妝藝遊行為里程碑。20世紀中期，妝藝在新加坡曾一度式微，直到1973年，新加坡政府將妝藝重新定位為國家文化活動，以加強種族和諧與包容，於農歷新年第二週的週末（即元宵節前後）舉行，遊行內容逐漸加入不同族群的元素，如馬來舞、印度舞等，逐漸演變為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節慶活動。 [vip_content_start] 在檳城，“Chingay”同樣起源於19世紀，最初也是作為當地華人廟宇的遊神巡境活動，也同樣擁有“妝藝”、“抬閣”的元素，但在步入20世紀後開始融入更多華人與非華人文化元素，最終被定格為“大旗鼓”遊行，其中的代表演出也不再是流動展臺上的扮仙孩童，而是那一支支32至40英尺長竹竿，竿頂懸掛25英尺寬大旗，表演者以精湛的技巧將旗幟拋起，平衡在下顎、額頭、肩膀或頸後的高杆拋旗表演，以及諸如馬來武術、印度舞蹈、花車遊行、獨輪車表演、舞龍舞獅等，彰顯檳城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色及底蘊。相較之下，歷史至少可上溯至19世紀下半葉的新山柔佛古廟眾神出遊，至今仍舊保留鮮明的華人宗教信仰活動特徵，乍看與上述兩者的現狀頗不相同。然若仔細審視歷史與細節便可發現，在柔佛古廟遊神賽會最早的英文報導中，便已經被稱為“Chingay”，並於往後常常被如此譯用，說明柔佛古廟遊神很早便被外部觀察者拿來與新加坡、檳城的妝藝相提並論和比較，同屬一種類型的街頭遊行（street parade）；其次，柔佛古廟遊神也頗早就曾具備新加坡與檳城的妝藝特徵，例如1934年的新聞報導中便記載是年柔佛古廟遊神有福建人“備有戲劇、花景兩架，裝置極為酷肖，在燈光掩映之下，儼若蓬萊方丈、巫山境地也”，貌似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花車（float）；且當時遊神隊伍中“又有洋樂一隊，系印度與馬來人組織者，悠揚鏗鏘，頗可悅耳”，屬多元文化與族群曾參與柔佛古廟遊神之例證。從聯合申遺的角度出發，三地“Chingay”皆源自早期華人移民社會的宗教活動，並在各自社區發展出不同形態的多元文化展演，從中表現出各不相同的傳統與藝術特色。在我看來，從過去到現在，三地“Chingay”都在各自的場域中，發揮過處理分歧、整合內部的功能；而三地“Chingay”之間的差異，恰恰體現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所能煥發的文化包容與多樣。如今的聯合申遺正在讓“Chingay”成為開放的概念，不僅是將“Chingay”放入跨地域的框架中重塑，也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於重構華人移民文化認知場域的一次難得契機。

6月前

VIP文

會員文

蕭婉思｜想改變世界？先讓自己成為有錢人

上期提到以他人的利益而行動的利他主義（Altruism）並非全然利他。在我們的社會里，各式各樣的“做好事”其實都離不開先“利己”。不過，這並非壞事，畢竟自私是人類的本性，在為了自身利益的當兒還能做些有利社會，有利他人的事，這絕對是雙贏的局面。當提到“利他行為”時，首先浮現在腦海的必定是慈善團體、非營利組織等。但大家是否知道美國華爾街或矽谷以盈利掛帥的大企業以及超級富豪，卻是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信奉者或提倡者，其中包括去年因為欺詐行為而鋃鐺入獄的“加密貨幣之王”Sam Bankman-Fried、臉書共同創辦人Dustin Moskovitz及其妻子Cari Tuna，以及世界首富馬斯克。有效利他主義是21世紀新興的哲學思想，同時也是種社會運動，其風潮約於2000年後期開始。此思潮後來由當時還是英國牛津大學研究生的Toby Ord和William MacAskill普及化，而“有效利他主義”一詞則於2011年被創造。不得不提，澳洲著名倫理哲學家Peter Singer是Ord和MacAskill的主要啟發者。 [nonvip_content_start] 相較於利他主義只是單純做好事以使社會更好，有效利他主義卻主張以最有效的方式改善這個世界——透過理性分析，衡量狀況，確保手中的資源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益，以達到利他、改善世界的目的。雖然很多慈善和非營利機構的確改善了不少社會問題，但不可否認並非所有的機構都能將手上資源最大效率化。Ord曾經計算過，有些慈善機構的效率是其他的上百，甚至上千倍，因此有效利他主義者相信將資源投入到高效慈善機構才是正確改善世界的方式。如何高效地改善這個世界？何謂高效方式？Singer在2013年的TED演講中以導盲犬為例。相信不會有人否認為盲人訓練以及提供導盲犬是件善事，但這是否解決這個世界盲人問題最有效之方式卻值得商榷。在美國，訓練一隻導盲犬和其使用者的成本約為4萬美金。反觀在發展中國家，只需20-50美金就能治療患有沙眼（Trachoma）的病患。【1】同樣一筆錢，你會選擇提供一隻導盲犬給一個美國盲人，還是投放在治療800-2000個發展中國家盲人身上？對有效利他主義者而言，答案不言而喻。另外，每每考量投入志工或慈善事業行列時，我們免不了會自我懷疑，到底一個小老百姓對這個世界可以有多大的影響？當時仍是牛津研究生的Ord曾分析過，若未來他成為學術研究人員，扣除足夠維持正常水平的生活所需之後，他一生的部分薪俸足以讓他救治發展中國家8萬名眼疾患者。哲學總是於人“說”多過“做”的象牙塔學問，但無論是Ord或Singer都是實踐派的哲學學者，他們捐出的金錢遠遠超過總薪資的10%。相信不少熱血青年一心一意想要改善這個世界而熱情投入規模不等的慈善或非營利機構，但MacAskill卻建議若想有效改善這個世界，最佳的職業是從事銀行或金融行業（前提是你必須擁有這方面的性格特質和能力）。為何？因為當你有能力賺更多的錢時，你可以給予這個社會的錢就會更多【2】。更甚者，當你有錢到一個程度可以支援一個非營利機構所需資金時，例如微軟創辦人蓋茲的慈善機構，你甚至可以在發展中國家僱用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而這些人可以加倍發揮你作為小小志工時的影響力。放眼望去，我們社會有恆河沙數的慈善和非營利機構，然而很多都只是為了一個人或一小撮人而存在，它們所投入的人力和財力資源可能足以解決很多國家級甚至是世界級的問題。這種“利他行為”並非有效利他主義者所樂見的。在21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或許聰明地利用資本家的資源解決世界問題才是正道。套一句我國政府部門很愛用的話“pandai pandai buat”。改善這個世界不一定要犧牲正常水平的生活品質，也不需一定要全身投入慈善或非營利機構，只要懂得善用高效組織和資源，世界問題依然有被解決的一日。注【1】根據WHO，沙眼是全球盲症的主要感染性致病原因，導致約190萬人出現眼盲和視力損害，其引起的盲症佔全球患者總數的約1.4%，以非洲受影響最嚴重。注【2】筆者認為MacAskill這個建議的最大問題在於很多人經常“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這個方式若要達到所期望的效果，“勿忘初衷”是最重要的前提。

6月前

會員文

會員文

蕭婉思｜我們，為什麼做好事？

21世紀，“過上好生活”離不開快樂、成功，節制、自由、權力、宗教、幸福等觀念。這些東西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卻有一共通點，那就是它們多數以自我為中心，而沒有注意到其他人，也就是所謂的自私。這對亞里士多德時代的希臘人來說是根本無法理解的，因為對他們而言，好的生活是公共的、社會的、成就斐然的、好運連連的客觀生活，這跟個人的內在感受沒有聯繫。現代人“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也反映在上期談到關於生育孩子的原因。既然連被認為是最無私的愛，背後都充滿著各種隱藏議程（例如滿足當父母的慾望、傳宗接代等）。那人世間是否還有絕對真心？對於這個疑問，相信大家會馬上聯想到社會上數之不盡的非盈利團體和志工。這些不計較種族、膚色、性別、宗教、國籍，捨己為人的組織正是人類不自私精神的最佳證明，這種行為稱為利他主義（altruism），即為了他人的利益而行動，此詞由19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創造。 [nonvip_content_start] 林肯的“自私”觀點然而，美國前總統林肯對“做好事”卻有另一番見解。根據記載，有一次林肯與一個朋友為利己主義（egoism）的看法爭得不可開交。利己主義是相對於利他主義的觀點，主張每個人總是按照各自的利益去行動，因此利己主義的立場經常被稱為“自私”。林肯認為所有人在行善時都會出於一些自私的理由（selfishness in doing good）。就在爭論的當兒，他們的馬車剛好經過一個泥流，那裡有一頭母豬因它的小豬即將被淹死而大聲嚎叫。當老馬車開始爬坡時，林肯請司機停下，自己跑回去把小豬從泥水中抱出來，放在岸邊。當他回來時，他的朋友問他道：“亞伯，在這個小插曲中，自私的成分在哪裡？” 大家猜猜看林肯怎麼回答？他說：“這恰恰是自私的需要啊。如果我不顧母豬對小豬的擔心而揚長而去，我的心裡整天都不會得到安寧。我這樣做是為了獲得心靈的安寧，你難道沒看出來嗎？” 你們認同林肯對自己行為的詮釋嗎？美國哲學家James Rachels並不認同。他指出從善舉中獲得滿足感並不表示我們是個自私的人。相反地，自私的人是那些對獲得滿足感都不為所動的人。因此他認為如果林肯因拯救小豬而獲得“心靈的安寧”，這表明他是個有同情心和善良的人，而非自私的人。一個真正的自私者是不會理會他人受苦，更何況是幾隻小豬？先利己，才利他然而，我個人並不完全同意Rachels的看法，因為他只是從行為結果去判斷林肯為人是否自私，但若從行為動機去看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整體而言，我相信大部分人傾向不認為林肯是個自私的人，畢竟他對一群無助的小豬伸出援手。可是林肯本人卻自認不諱他是個自私的人，原因就在於他優先考慮的是行為動機。這個認知上的落差造成一個問題：利己的行為動機產生利他的行為結果，到底是自私還是不自私？哲學界對於利他主義的定義眾說紛紜，不過皆以“為他人的利益而行動”作為核心思想，這一點毋庸置疑。若只是以他人是否有從你的善行中得到利益作為判斷準則，無論行善的動機是什麼，都能被認為是“利他”，也就是不自私。可是，若以狹義的準則去判斷，帶有私心的善舉通常不會被認為是真心的。例如有些人做好事是藏有“隱蔽的動機”，也就是他們期待以後的回報／回酬（“好心有好報”亦屬於此類）、死後可以上天堂、避免內疚、追求自我滿足感等。以此為根據，我把利他行為及其心態分成3種： 1. 若有利於我，利他又何妨？ 2. 雖然對我沒附加利益，但至少沒損失，何樂而不為？ 3. 即使利益會受損，但有需要的人／社會因我而得益，何嘗不可？第一和二類型都是屬於“利己”先走，“利他”隨後，而第三類型可說是聖人模式全開——做好事沒回報就算了，還虧本。作為生物，人類畢竟無法完全脫離演化機制，要做到完全利他而沒半點好處（也就是有利生存）極為罕見，因為違反人性。第一類型是最符合現代人追求雙贏局面的“利他行為”。雖然聽起來有點不高尚，可是對社會整體利益而言卻是最好的。我們一直被教導要做好事。你，為什麼做好事？你有想過嗎？

6月前

會員文

會員文

草稿築跡｜新時代的社區中心——PJKita

PJKita社區中心建築面積達310平方公尺，共分為上下兩層，底樓有個寬闊的大廳及公共廁所。其開放式大廳的設計，有利於打破空間與人們之間在物理與心理上的隔閡，形成一種迎接使用者到來的氛圍，亦正是一座社區中心應有的體現。文：張禮斌（草稿特約編輯）說起政府興建的社區中心（Community Centre），我們第一時間會想起那些被貼上了比如Dewan Orang Ramai、Dewan Serbaguna、Balai raya之類名稱的社區空間。老舊的外觀、過時的設施、深鎖的大門…… 其中不少還是用於羽毛球、排球等運動，或偶爾舉辦如酒席之類活動的室內空間罷了。這些乏善可陳的空間已不能滿足本地社會如今的變化與需求，尤其在高度城市化的巴生河流域一帶，擁有能滿足兒童娛樂、社區戶外活動、健康檢查，樂齡休閒等提升生活質量的空間，顯得尤為重要。由雪州八打靈市議會主導的The Spine 項目下建造的新型社區中心——PJKita Community Centre，坐落於格拉那再也公園。這座八打靈全新社區樞紐由本地建築公司DTLM負責設計，並於2021年竣工。該社區中心旨在吸引Z世代群體，並著重關注社區凝聚力、可持續發展與創造力。 [nonvip_content_start] 如樹叢般的建築結構概念此社區中心建築面積達310平方公尺，共分為上下兩層，底樓有個寬闊的大廳及公共廁所。其中不得不提的是，過往的封閉式民眾社區中心讓人們敬而遠之，但像PJKita這類開放式大廳的設計，有利於打破空間與人們之間在物理與心理上的隔閡，形成一種迎接使用者到來的氛圍，亦正是一座社區中心應有的體現。此外，一樓的空間包含了PJKita的辦公室、會議室和一片以玻璃圍成的圓柱體活動空間，通過兩座懸空樓梯及一條身障人士坡道銜接至地面。筆者在平日辦公日拜訪期間，樓上的空間空無一人，原定的迷你圖書館暫時還沒有投入運作。外觀上，整個社區中心由5個模塊化的T型天蓬（T-Canopy）設計結構組成，其中上層的各個玻璃圓柱空間由底層混凝土架支撐。相互依靠的每個T-Canopy模塊，除了能達到穩定與支撐自身的結構，且與地面只有一個連接點，能最大化利用底層的空間，為各種活動運用提供靈活的條件。這項設計借鑑我國熱帶雨林裡的大樹結構，強調庇護與遮陽，同時也為地面的灌木叢林提供更多生長空間。這不僅寓意著為社區青年提供茁壯成長的養分，亦讓建築本身和諧地融入四周的環境。建築外觀上還有許多實心的圓鐵做弧線形圍欄，提供了安全，也考慮到長久的美觀效果。市議會將此處作為青年與城市空間和大自然互動所秉持的共同理念的場域。社區群眾融入建築開放空間的形式除了PJKita，The Spine項目亦涵蓋了一條60公尺的有蓋走廊、一棟多用途建築及全馬首個“得來速”資源回收中心。銜接PJKita社區中心的有蓋走廊，橫跨了整條寬敞的商業街。商業街裡的美食店鋪皆由集裝箱改造而成，其中不乏本土業主參與初創企業。有蓋走廊的涼棚呈Y字形，一支支的金屬支架儘量向兩側伸展，而有極強耐熱性的玻璃纖維板，能有效阻擋猛烈的陽光與熱量，同時把雨水導入支架中央的排雨水口，既美觀也實用，從設計上解決我國炎熱多雨天氣所面對的煩惱。然而，社區中心的保安告知，平日白天期間除了附近的上班族到此享用午餐，僅有小孩三兩前來溜達踢球。到了週末天色逐漸昏暗，盞盞燈泡陸續開工，這裡才出現熱鬧的一面。Y字形涼棚不僅提供乘涼與自然通風，更為社區節日、週末市集提供活動場地，從手工藝品、本土飲料再到街頭表演，一樣都不落下。這裡的居民縷縷行行，在社區中心與市集攤位之間來回穿梭，伴隨著表演歌手唱完今夜的最後一首歌曲，人們才漸漸散去，而The Spine也漸漸回到原來的模樣。在前往參觀以前，筆者對這座社區中心的現狀抱有不少疑問：完工兩年的社區空間是否有投入運作？它是否有妥善管理？社區是否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考察後發現，PJKita毗鄰格拉那再也公園、體育中心、泳池、靈市市政廳體育館等，身處居民活動範圍的核心地帶，同時這也延伸出該地區停車位嚴重不足的問題。社區中心本身僅有約20個停車位，周遭其他設施也面臨相同的問題。在人頭攢動的晚上，車輛只能沿路停在路旁。除了如何將社區中心的優勢最大化，要如何提升居民的持續參與度與互動、如何改善交通、是否應該增加不同年齡層的活動，使得社區中心能夠更好地服務當地的居民，亦是當局應當重視的長遠問題。無論如何，縱使部分空間至今依舊空置，但PJKita社區中心通過其社區連接及空間開放突破了傳統中心的束縛，為本地新型社區空間的發展起到了拋磚引玉的作用。

6月前

會員文

VIP文

莫家浩｜復刻傳統

上週末是吉隆坡仙四師爺廟祈安大醮暨160週年廟慶，除了禮聘道士做了3天法事，也將舉行遊神慶典。廟方的宣傳海報上說這是“闊別63年，重現百年鑾遊，守護隆市傳統”，至於上一次打大醮則是76年前。換算一下，仙四師爺廟認為自己創立於公元1864年，至於此前最後一次遊神和建醮，則分別是1961年和1948年。同許多古剎一樣，吉隆坡仙四師爺廟並沒有留下草創時期的紀年文物，目前最早的文物年份僅能追至1880年代，嵌在廟壁上的四公紀念碑（1932年），則稱該廟之創立“乃於前清光緒初元，距今將六十載矣”。按此估算，卻是1870年代；而根據吉隆坡仙四師爺廟司理張敬文推動編纂、1959年印發的《吉隆坡仙四師爺宮創廟史略》所述，仙四師爺廟建於1864年，1882年由葉亞來捐地重建，1883年落成。在缺乏史料相證的1860到70年代，吉隆坡仙四師爺廟還有一個傳說，稱葉亞來曾於1874年吉隆坡內戰結束後，於仙四師爺廟舉行超度法會，藉此祭奠內戰中殞命的弟兄。而今年的祈安大醮所對應的“76年前”，實為194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超度淪陷期間死難僑胞以慰幽靈”，由張敬文向政府當局申請，於廟裡建醮四日五夜、針對二戰期間殉難百姓而設的超度法會。 [vip_content_start] 張敬文究竟是誰？為何他的名字老是出現？用今天的話語形容，他大概是二戰前後期間，仙四師爺的頭號粉絲。祖籍梅州的他19世紀末南來，白手起家，在雪州成為錫礦主，1934年開始出任吉隆坡仙四師爺廟產業受託人，1940年起兼任該廟司理。也是在1940年，他兩次拜訪芙蓉亞沙千古廟以收集仙四師爺歷史和傳說事蹟，戰後又多次前往，並委託專人協助抄錄、整理、撰寫和校對，最終在1959年完成前面提到的《吉隆坡仙四師爺宮創廟史略》。作為最早記述仙四師爺歷史傳說的中文出版文獻之一，這本小冊子為後世樹立了一套關於仙四師爺身分的說法，並且建構了仙四師爺與葉亞來之間的歷史與神話關係，可說影響至深。除此之外，張敬文也積極參與組織領導戰後吉隆坡仙四師爺廟的遊神慶典。那時候的遊神，日期大都設在農曆新年正月下旬，遊行路線一度可達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而張敬文當時年歲已高，仍會持香走在前方。以1961年為例，上午10時，隊伍由張敬文等人領導，繼為慶同樂國術團的醒獅隊，潮州京果商行的音樂隊，還有 “高腳人”（踩高蹺），“沿途鑼鼓喧天，彩旗飄揚，吸引無數行人，佇立欣賞”。當時報道還說在遊行隊伍中有3個“降童”（乩童），“以數尺長矛，洞穿面頰，隨街跳躍，竟無痛苦”。以上場面，或多或少都有在今年的遊神中“復刻”出來。 1961年吉隆坡仙四師爺廟遊神慶典過去不到兩週，年過八旬的張敬文又一次乘車前往參訪千古廟，結果不幸在芙蓉發生車禍，釀成一死二重傷意外。張敬文雖撿回一命，卻身受重傷，一年後離世。張敬文之死，很可能對吉隆坡仙四師爺廟廟務產生消極影響，往後的遊神慶典也以交通擁堵，準證難批為由，改在廟裡奏樂拜神，不再出遊。今年吉隆坡仙四師爺廟復刻了自身昔日的傳統，把原本不相關的打醮和遊神放在一起呈現，另一方面則不僅保存，反還擴大了乩童的隊伍，體現出有關方面的認知中，仙四師爺信仰裡靈媒顯靈降乩的重要。傳統總在變，我們總是會好奇，在傳統傳承的過程中，什麼被放大，什麼被省略。由此出發，當我們追溯和緬懷張敬文老先生當初幾近憑一己之力樹立的歷史與傳統時，彼時的傳統和歷史，也同樣經歷了放大和省略的過程。

6月前

VIP文

會員文

謝詩奇｜人類的建築

人類的建築在歷史上出現了兩次“International”，一次是上古時代，一次是20世紀。藤森希望他的建築體現的是石器時代的International。他以此為志向，每年建造1-2座建築，四處演講，追尋人類第一座建築的樣貌。藤森照信（Terunobu Fujimori 1946-）是研究日本近代建築史的重要學者，主要著作有《明治東京計劃》和《日本近代建築》等。藤森在2007年出版了建築設計作品集《藤森照信建築》；根據書中〈邁向人類的建築〉一文的敘述，藤森在大學時代受現代主義建築師Le Corbusier（1887-1965）對建築的熱忱和日本建築師磯崎新（Arata Isozaki 1931-2022）與黑川紀章（Kisho Kurokawa 1934-2007）的思想影響，卻對他們的現代建築作品不感興趣；反倒是18世紀的法國建築師Claude Nicholas Ledoux（1736-1806）與Étienne-Louis Boullée（1728-1799）和成立於1960年的英國建築組合 Archigram那些前衛且充滿未來主義幻想的建築方案，深深吸引了藤森。藤森進一步表示其中的原因是Ledoux和Boullée的建築方案，除了擁有前衛的特質，還結合了古典建築的元素，充滿幻想（圖01）。在現代主義方興未艾的60-70年代，這種與主流格格不入的價值觀和審美觀，使得藤森在完成其畢業設計後就決定放棄建築設計，轉而投入建築史的研究。於是從東北大學畢業後，藤森就進入東京大學攻讀建築史，並在1980年獲得博士學位。 [nonvip_content_start] 然而，藤森源自本能對現代主義以外的建築的好奇和思索，成為他學術研究的其中一條線索，更成為後來他重拾建築設計的依據。現代建築與國際樣式自進入研究所後，藤森照信花了20年時間研究日本的現代建築史。這是一段從1854年日本對外開放，經歷明治維新，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的歷史。在這段期間，日本引進了歐洲的歷史主義建築如維多利亞女王樣式，經過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逐步發展成現代主義建築。在研究所初期，藤森透過原廣司（Hiroshi Hara 1936-）的課程建立了觀察20世紀建築的視角。在日本，4位20世紀建築大師（Gropius、Le corbusier、Wright、Mies）中的Le Corbusier最受推崇，Mies是其中最鮮為人知的。原廣司卻認為Mies的建築才是20世紀建築的代表（圖02）。20世紀的建築特徵是透過線條和平面對抽象和均值進行表達，原廣司認為Mies的建築充分體現了這些特徵，他更進一步追溯到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的數學世界觀，認為這是20世紀建築的根基。然而，當藤森考察20世紀現代建築出現前、19世紀末的建築如新藝術運動建築時，卻發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他觀察到建於1898年位於奧地利維也納的Secession Building，使用了人臉、蛇、大蜥蜴、烏龜和各種植物做為建築裝飾（圖03，04）。自古以來，這些元素無論是在西方、中國、印度還是日本，都象徵對生命和大地的崇拜。讓藤森感到驚奇的是，從新藝術運動充滿神話色彩禮讚生命和大地的建築，發展到以數學為根基進行抽象和均值表達的建築（圖02），只用了30年的時間。這種跳躍式的變化，與歷史的演進經驗，如由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有著本質上的不同。藤森認為這短短30年從“生命”到“數學”的變化，不單單只是歷史的演進，而是對人類各種形式表達的可能的發掘：首先是新藝術運動對生命現象的表達、接著是藝術裝飾派對礦物結晶的表達、緊接著是決定結晶體幾何形狀的數學。這個過程形成的結果是人類脫離了歷史，進而消除了地球上各個地區基於地理、歷史和文化所形成各有特色的建築，產生了不分國家與地域的“International”建築。 “無國籍的民家” 1989年，當藤森剛開始書寫《日本近代建築》時，他的家鄉諏訪神社上社打算建造一座收集和展示史料的小型博物館。神社方找到藤森，希望他協助推薦一位來自諏訪的建築師來設計。藤森推薦了來自當地的知名建築師伊東豐雄（Toyo Ito 1941-）。然而，以運用現代材料如打洞鋁板和玻璃而名揚國際的伊東，因其設計與神社的信仰無法契合而作罷。藤森老家就在神社大祭師家隔壁，藤森照信的名字也是大祭師給取的。於是在伊東不被接納的情況下，藤森決定接下這個任務。自從研究建築史以來，藤森已經20年沒有做過建築設計。該怎麼設計這座建築呢？這個問題使得藤森苦惱不已。由於缺乏現代建築設計經驗，他必須找到一條獨到的路，免得被經驗豐富的同輩看笑話。他偶然得到一本日本建築師吉阪隆正（1917-1980）的書，書中記錄了吉阪在1940年代到中國蒙疆地區（今內蒙）考察時遇到的土房子（圖05）。這是一座使用當地材料如泥土和樹幹建造不起眼的小房子，吉阪卻為之著迷，希望自己也能創造出如此天真樸素的建築。藤森豁然開朗，他決定造一座矗立在大地上的土造建築。完成於1991年的神長官守矢史料館（圖06），是藤森設計並建成的第一座建築。建築結構使用鋼筋混凝土，表面由手工施作的泥土和木料包覆。藤森表示這是無法通過設計化解的矛盾，也是他研究近代建築史發現的現象。他的老師原廣司稱這座建築為“無國籍的民家”，因為似曾相識卻不知源自何處。藤森把這個名稱修正為“International（國際）Vernacular（民居，相對於宮殿，神廟等象徵性較強的建築）”，因為他認為International是20世紀建築的特徵，而Vernacular則可以追溯到人類的上古時代。這兩個看似相反的概念，實際上卻是可以相容的。藤森把人類建築的演變分為6個階段。在上古時代，人類大多居住在圓形的小房子中，同時立起柱子做為崇拜的對象，那時的世界是共通同一的。隨著歷史的演進，差異逐漸形成並加深，出現了4大古文明和4大宗教。隨著大航海時代和工業時代的到來，這種差異又逐漸退減，直到20世紀又重新回到共通同一。人類的建築在歷史上出現了兩次“International”，一次是上古時代，一次是20世紀。藤森希望他的建築體現的是石器時代的International。他以此為志向，每年建造1-2座建築，四處演講，追尋人類第一座建築的樣貌。

6月前

會員文

會員文

草稿築跡｜可持續城市發展作為每一方的共同努力目標——馬來西亞城市論壇2024

每個人都有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責任和扮演的角色——無論是政府、學術界、企業還是社區。在整個城市論壇期間，我深深感受到了各方之間共同協作的必要。共同協作，橋樑，整合──這也許是我未來職業道路上重要的方向。文：蔡慧琳（草稿特約編輯）每一個人都同等重要這幾乎是我參加MUF時最常聽到和感受到的概念。今年的主題“我的城市，我的家”，不僅強調城市作為我們生活、工作和休閒的家園，也意味著每個住在城市裡的人都有權利追求自己所需，包括邊緣弱勢群體；因此我們全都有義務共同討論這個家園如何應對未來的城市發展挑戰，這包括了氣候變化和可持續化發展。此次的論壇涵蓋各種主題，從社區營造（如第一天的公共集會讓各個群體發表自己的所思所做，又或是在討論災難時應該培養的社區自我應對能力）、文化意識（如文化創意作為經濟發展之一，尤其是在喬治市這類世界遺產地）、經濟（如各社會群體的財富能力，或者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項目投資）、農業（如我國的糧食安全意識和都市農耕的推動）、交通運輸系統（如鼓勵多種模式結合的城市交通方式）等。 [nonvip_content_start] 我個人非常贊同論壇的首兩日並不是在封閉的大會堂裡舉行，而選擇把公共集會和講座在開放的喬治市舉行，讓公眾和遊客可以輕易看到並且參與。活動選址如打銅仔街公園（Armenian Park）和周邊的店屋、數字檳城（Digital Penang）、興舊巴士站（Hin Bus Depot）等，無不展示了喬治市的創意和文化發展。除了嚴肅的講座論壇，還有一系列活動（地球節、腳車活動、升旗山參觀、森林和建築遺產等研學參觀）進一步吸引大眾，共同迎接更好的城市環境和生活方式。我參加了由ThinkCity主導的康華利斯堡護城河修復項目（Fort Cornwallis moat restoration）的技術參觀，去了解該遺址的考古研究以及在修復工程中選擇的可持續傳統材料，進而理解了有關方在遺產保護中的積極進展。整合與協作——自上而下的治理和自下而上的倡議 Dato’Seri Paduka TPr Maimunah Mohd Sharif在演講中強調了，可持續城市發展必須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間的共同協作。各方協作，再次強調，是務必的。這種概念在MUF論壇中無處不在——論壇首兩日的公眾集會，以及後兩日的專業研討會，就是要讓前方鼓勵群眾發聲併發起行動，而後方教導市政當局和城市規劃師等專業人士的治理與實施工作。城市論壇以公共集會開始，對象包括兒童、青年、婦女、商界和學術界。比如青年集會中，不同青年協會包括檳州青年發展機構（Penang Youth Development Corp）、慈濟基金會、馬來西亞青年理事會（Majlis Belia Malaysia）、東盟青年組織等聚集一堂，共同討論關於新一代青年對於第三空間的嚮往。第三空間指的是城市同樣包含的休閒、學習、娛樂的公共空間。婦女集會則討論城市空間中的女性的使用安全，可以看到自願組織發起和相關手機運用程式的初創。這樣的公共集會旨在鼓勵社區參與的意識和多方協作的可能——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發聲，也同樣有責任做出改變！第二日的城市討論環節更像是傳達社群賦能的可能，尤其關於可持續發展和環境韌性等課題。比如，國際青年商會（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介紹並鼓勵大家都有能力透過“環境、社會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的領導方式來實現零浪費；任何人都可以發起或大或小的節約措施，並將其納入公司管理系統中。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在“應對洪災的社區韌性”講座中也分享了有趣的日本案例，他們的學童在教導下能夠把文縐縐的災難和疏散知識創造成卡片遊戲！後兩日的高層級對話和研討會主要針對政府官員和專業規劃師，以期提高中央政府和地方市政裡每一位公務員的認知和覺悟，因為他們將是國家可持續城市發展的先鋒推動者。就如Dato’Seri Paduka TPr Maimunah說的，國家目前最需要的是“執行力”，包括制定行動計劃和評估成果，僅僅是政策制定已經不足夠了。高層級對話環節邀請了不同領域的先鋒人物就不同主題發表各自的觀點。例如，在討論“淨零碳排放城市”課題時，巴生皇城市政廳（Majlis Bandaraya Diraja Klang）廳長強調了基礎設施系統的設計可以鼓勵日常行為的改變，像公共交通減少私家車的使用，或者上游下游的河流管理需要共同協作；巴生作為重工業和港口城市也有需要努力的方向。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的專家分享了該公司在能源轉型、二氧化碳氣體捕集以及電動汽車推廣方面的行動。關於改進社會群體財富能力的課題中，可持續發展專業的教授提及了學生和婦女賦能，比如大學教育結構按照“兩年制大學，兩年制工作實習”的模式下，能讓學生在實習中學習並賺錢補貼生活開銷，或者像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為貧鄉婦女提供小額貸款，賦予她們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國各地市政廳也通過展覽和分享會的方式，展示了他們執行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項目。例如，馬六甲歷史城市政廳（Majlis Bandaraya Melaka Bersejarah）的項目包括推動無車區活動、塑料瓶回收項目、線上數據和交通信息等；吉隆坡市政局（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推廣命名為“不讓任何人掉隊”（Leave No One Behind）項目，包括吉隆坡公園節、都市農耕計劃、吉隆坡免費巴士、步行道和腳車道規劃等；烏魯雪蘭莪市政局（Majlis Perbandaran Hulu Selangor）靠近森林保護區的優勢，推廣森林保育、可持續生態旅遊和健康體育項目等。說個更進一步的，在未來5年的實施目標過程中，聯合國代表引入了自願地方評估（Voluntary Local Review），幫助地方政府對實施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作審查和評估。說到各方協作，我參與的“城市中的糧食供應”會議中，就明顯感受到合作能夠如何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執行。在討論國內農業發展和都市農耕課題時，各方共同承擔不同的責任——國家規劃部門（PLANMalaysia）負責管控農業用地和糧食安全的指南、社區有自發團體進行都市農耕活動並生產糧食，也有組織負責鼓勵教導本地社區加入都市農耕計劃，而技術專家則推廣合適的農耕技術。我的角色該是什麼？每個人都有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責任和扮演的角色——無論是政府、學術界、企業還是社區，正如我應該努力弄清楚自己可以扮演哪個角色。在整個城市論壇期間，我深深感受到了各方之間共同協作的必要。共同協作，橋樑，整合──這也許是我未來職業道路上重要的方向。

6月前

會員文

VIP文

莫家浩｜神之墓碑

盛明利的墓碑，除了士毛月的新舊二方，其實還有第三片，即立於芙蓉亞沙（Rasah）千古廟神臺之下的“惠府甲必丹諱明利盛公府君神位”，龍邊刻有年份“咸豐辛酉年吉立”，即1861年。月初甫從日本的研討會回到新山，週末就北赴吉隆坡廣東會館講座獻醜，馬不停蹄間，知道我對仙四師爺信仰有興趣的網友，約我去士毛月（Semenyih）看看甲必丹盛明利墓，想著難得有在地人引領，又是順路，自然歡喜赴約。來到士毛月華人義山，先在義山的福德祠處集合，同時也瞻仰安置於福德祠的甲必丹盛明利及盛門遊氏墓碑。根據碑刻所記，這兩塊墓碑祖籍惠府，應都立於清代，盛明利者為同治八年季冬月（即公元1870年1月），盛門遊氏者則是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此二碑的立碑者（孝男孝女）人名基本重疊，由此可見兩位墓主應為夫妻關係。 [vip_content_start] 至於它們的來歷，已故《通報》總編輯莊之明（筆名溫故知）曾多有追蹤著墨，並收錄在其出版的《仙師爺與師爺廟》一書中。原來這兩塊墓碑本來立在馬六甲武吉士木閣（Bukit Semabok）義山上，1979年發現，當莊氏於1983年尋訪至該處時，盛明利之墓丘已被後方道路修建工程的泥土掩蓋，僅見墓碑。莊氏將此情況轉告吉隆坡仙四師爺廟，後者復聯繫士毛月仙四師爺宮。1984年，盛明利、而後亦被發現的盛門遊氏墓，以及前方兩座難辨字跡之墓，一併拾金，遷葬至士毛月華人義山。盛明利及盛門遊氏的墓碑亦被保留，先是移置士毛月仙四師爺宮內，後來搬到士毛月華人義山福德祠儲物室裡，再後來就是如今被立在福德祠神臺旁邊的狀態了。遷葬至士毛月華人義山的盛明利及遊氏遺骨，該義山理事會為其修了一座新墳，立於義山高處，墳前有牌坊，上面寫有“士毛月仙師爺甲必丹盛明利公”大字，而新墓碑則仿照盛明利舊墓碑碑刻內容，並添加了好些信息，如在墓碑兩側加了“南洋開宇宙、吉地鎮山河”對聯，與吉隆坡仙四師爺大門對聯一致；碑面龍邊添上“附賢弟子鄭補君、陳祖君”字樣，參考《仙師爺與師爺廟》可知，此二名字出處，應源於1983年士毛月石古洞仙師神壇乩童降乩，稱馬六甲的盛明利（墓）腳下左右有其手下陳祖、鄭輔，應一同遷葬；而前述遷葬時兩座字跡難辨的墓，就被視為是此二君。有意思的是，《仙師爺與師爺廟》也記載說，這兩座無名碑，其中一個曾在日照下隱隱出現“陳門”二字一閃而逝，因此被視為陳祖之墓。而在士毛月盛明利新墓碑上添上了其夫人名諱卻不是有原碑認證的遊氏，反倒刻成了“陳氏”，可能是以1957年出版的《吉隆坡仙四師爺宮創廟史略》說法為依歸的結果。盛明利的墓碑，除了士毛月的新舊二方，其實還有第三片，即立於芙蓉亞沙（Rasah）千古廟神臺之下的“惠府甲必丹諱明利盛公府君神位”，龍邊刻有年份“咸豐辛酉年吉立”，即1861年。1861年也被視為是甲必丹盛明利遇刺身亡的年份。《吉隆坡仙四師爺宮創廟史略》內提到這塊碑的來由，是1861年有位楊姓菜農在盛明利遇刺地點種豆角，割草時意外發現，將之移入千古廟供奉。同年身死下葬、又在同一年於雜草堆裡被發現，此傳說的時間軸實在過於擁擠。巧的是，我的共同研究夥伴周建興在細讀《吉隆坡仙四師爺宮創廟史略》時，發現當時拍攝的千古廟盛明利神位碑照片中，虎邊部分隱約有字，如今則已被紅漆厚厚覆蓋。與其他文獻比對後，基本可確認為“己亥春月重修”，己亥年應為1899年，“重修”一詞則意味著神位碑並非原裝，那麼，從最保守的角度出發，是否可以認為現存的千古廟盛明利神位碑，其實並非他在1861年身死下葬的那塊墓碑？歷史研究裡，除了追求新史料、新發現，舊史料、舊文獻往往也可以“磨出舊塵埃”。如果墓碑是神話的正反註腳，那神話的具現也可以是歷史的實踐。本月底，主祀盛明利的吉隆坡仙四師爺廟將時隔76年再次舉辦祈安大醮，並在27日早上覆辦暌違63年的遊神。屆時儀式與秩序將如何再詮釋，傳說與歷史又將如何被表述？有志一同者，切勿錯過。些有名無名、散佈在全馬、全東南亞各地的戰爭蒙難百姓呢？

6月前

VIP文

會員文

蕭婉思｜你，生還是不生？

今年初公正黨峇央峇魯國會議員沈志勤呼籲華裔多生子符合國家利益，而且只要人口增加華社也會更有政策話語權。筆者當時的想法是，沈議員很顯然沒有把一個生命視作目的的本身，也沒有把一個生命視作一個自主的生命體看待，而是一個政治籌碼。若真的有夫妻為此而生小孩，讓華社人口變多進而在政治上有更多的權利，我們該開心嗎？ 1990年4月3日美國有一個女嬰呱呱墜地。她還未出生前就已經揹負一個使命，就是拯救罹患白血病的16歲姐姐。這是女嬰父母別無他法之下所做的選擇——生一個孩子來拯救另一個生命。女嬰的父親早在幾年前就結紮，而母親則已四十好幾，若再生小孩就會是高齡產婦，懷孕的幾率只有73%，而懷上兼容骨髓的孩子的幾率只有23%。夫妻倆表示即使這個嬰兒最終不能為姐姐提供兼容的骨髓，他們依然會愛這個孩子。雖然這起事件是以皆大歡喜收尾，可是卻在當時的醫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倫理爭議。【1】若你是這對夫妻，你會怎麼選擇？在課堂上，我讓學生以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效益主義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義務論（deontological ethics）作為分析工具討論“為了救另一個生命而懷孕”是否具道德正當性，並且嘗試站在父母、姐姐、女嬰和局外人的角度去評斷這件事。 [nonvip_content_start] 效益主義VS義務論效益主義強調行動所要達成的目標或目的（the end or goal of actions）。它指的是一件道德上正確的行動，就是比起其他可選擇的行動來說、能夠為最大數量的人們產生最大數量之幸福的行動。反之，義務論主張理性的人類應該被視為目的本身（an end in itself），而不是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人類本身就具有內在價值，如果一個人是目的本身，這意味著他們的內在價值不依賴於其他任何東西而存在，也就是不依賴於這個人是否享受生活，或是否讓他人的生活變得更好。簡言之，我們存在，所以我們有價值。有部分學生認為“生一個孩子來拯救另一個生命”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能發揮最大的效益——女嬰既可以拯救姐姐，夫妻倆又多了一個小孩，一家四口和樂融融。即使女嬰最後無法救到姐姐，夫妻倆依然還有一個女兒陪伴，情況也不至於太差。不過大家應該注意到這個考量只追求整起事件效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個人的權力和利益。相反地，有些學生則認為，4人和樂融融雖然是最大化的效益，但似乎夫妻倆是這個效益的主要得益者——救到大女兒的同時，又多了一個小女兒。對大女兒而言，即使活下來了，很可能她會對妹妹產生愧疚，而小女兒似乎則是這起事件最小的得益者——她不是因被愛而來到這個世上，出生後不久就受皮肉之苦，且在姐姐康復過程中她很可能得不到父母太多的關注。至於義務論方面，女嬰顯然並非是目的本身，而徹頭徹尾是個工具，是為了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拯救姐姐）而存在。有同學認為，女嬰父親一早就進行結紮手術，表示這對夫妻根本沒想過要第二個小孩，即使他們表示會給女嬰同等的愛，也無法否認女嬰的出生不是目的本身這個事實。請想想，我們是否都是“目的本身”而來到這個世上？為了什麼目的而生？在傳統中華文化裡，生育的原因不外乎是以下幾個：傳宗接代、養兒防老、挽救破裂婚姻、生了小孩人生才算完整、喜歡小孩而生孩子等等。有個男同學說，他父母本來只想要一個孩子而第一胎是個女娃，但基於家族的期望，他們決定再生一胎。幸運地，他父母最後“博”到一個男孩，也就是他。我很想知道當他得知他來到這個世上的原因後心情是如何。有位同學提到一個有趣的想法，他說那些意外懷孕而被生下的小孩，至少不是為了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來到這個世上，只是他也不是目的的本身就是了。今年初公正黨峇央峇魯國會議員沈志勤呼籲華裔多生子符合國家利益，而且只要人口增加華社也會更有政策話語權。筆者當時的想法是，沈議員很顯然沒有把一個生命視作目的的本身，也沒有把一個生命視作一個自主的生命體看待，而是一個政治籌碼。若真的有夫妻為此而生小孩，讓華社人口變多進而在政治上有更多的權利，我們該開心嗎？上期本專欄提到反生育主義“出生在世永遠是個傷害，而製造無謂的傷害是不道德的”，相信會引起一些為人父母者站出來為自己辯護。即使出生不必然是個傷害，但也不見得人類生小孩的理由真的是為了“那個”（the）小孩。注【1】：此案件細節可參考《Woman has 6-pound baby that was conceived as bone marrow donor》（https://shorturl.at/Jxkv5 ）

7月前

會員文

會員文

蕭婉思｜不生才是愛？

由於課程需求，曾跟學生去過不少孤兒院，因此聽了很多令人鼻酸的故事。每當看到這些小朋友時筆者不禁會想，他們是否曾想過：“從未出生會更好？” 2019年，印度一名27歲的男性商人拉斐爾‧薩姆（Raphael Samuel）向法院控告自己的雙親，指控他們沒有徵得自己同意，就把他生下來。他認為世上的孩子生下來就要受苦，因此“生孩子”是錯誤的。薩姆是個典型的反出生主義者（Antinatalist）。反生育主義（Antinatalism）一詞首次用於現在的含義是在2006年。其中心思想是“否定人類的出生或人類生育下一代的思想，主張人類降臨於這個世界本身就是一種錯誤，因此我們不應該孕育更多的生命”。【1】但反生育主義並非新概念，最早對出生否定的原型觀點可追溯至古希臘和古印度時代。 [nonvip_content_start] 著名的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裡斯（Sophocles）之作品《伊底帕斯王》（King Oedipus）便是其一。伊底帕斯因命運捉弄而弒父娶母，他感嘆自己不應活下來。在續篇中，索福克裡斯寫道（代表伊底帕斯的心聲）：“在這個世上，最好的事情，莫過於不必經歷出生。但既然已經降生到這個世上，那麼最好的選擇，就是儘快回到本來的起點。” 出生是一種傷害？悲觀哲學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道：“一切生命的本質即是痛苦。”叔本華哲學的核心之一是“存活意志”——一種盲目、不可抑制的衝動，是驅動自然界運轉的一切力量，即使是自詡為萬物之王的人類也不能倖免。鑑於一切生物皆是被“存活意志”所驅使，因此人生旅途只不過是為了滿足一團慾望（包括繁衍後代）的過程，在追求慾望的過程中總是會面臨失敗和挫折帶來的痛苦，一旦慾望達成了又被空虛和無聊包圍，所以叔本華認為人生只不過是“彷彿在痛苦與無聊之間來回擺盪的鐘擺”而已。如果你覺得叔本華只不過是太悲觀，不認為人生有那麼慘，那我們來看看南非開普敦大學教授大衛·貝納塔（David Benatar）如何推論出“出生是一種傷害”這個觀點。貝納塔簡單地把他的論據以下列矩陣表達：貝納塔提出以上的情境是建立在人生既有好事也有壞事的情況下。在情境A裡，若一個人出生後遭受痛苦（象限1），這必然是件壞事；反之，若他在世時享有愉悅（象限2），那就是一件好事。在情境B裡，若一個人從未出生，那麼就不存在經歷痛苦（象限3）和享有愉悅（象限4）的主體。對貝納塔而言，不存在的主體不會遭受痛苦固然是件好事，不過，沒享有愉悅卻不是件壞事。從此，他推導出，象限3比象限1更可取。也就是在遭受痛苦這件事上，不出生一定比出生更好。然而相較於象限3的“好”，象限2的“好”卻沒有這股絕對的優勢，因為象限4是個“不壞”而不是個“壞”情況。因出生而有機會享有愉悅雖是件好事，可是這件事本身並沒有比不曾出生過而沒有享有愉悅這件事更佳，進而讓出生變得更具優勢。因此，總的來說，貝納塔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出生在世永遠是個傷害，而製造無謂的傷害是不道德的。筆者必須要強調的是貝納塔做出的推論是用於探討“值得開始的生命”，而非“值得繼續的生命”。前者顧名思義是指未來生命，也就是仍未來到世上的主體，而後者則是指現下生命，已經出生存在的主體。讀者閱讀此文時需謹慎區別“出生的普遍否定”（對人類這個生物而言永不出生是最好的事）和“出生的個人哀嘆”（因個人因素希望自己從未出生過），因為無論是叔本華或貝納塔，他們並不是指“一個人”是否應該出生或繼續活下去，而是指人類這個生物整體而言。另外，必須再次強調，此文並非針對自殺、墮胎或人生規劃等給予任何建議，僅提供哲人對反生育主義的觀點作為人類何去何從的反思。【注】1. 截取自《不要出生，是不是比較好？厭世時代的生命哲學》

7月前

會員文

VIP文

莫家浩｜靖國神社的咖哩飯

生平初次東京出差，辦正事之餘，自然也要捉緊時間觀光會友。憑藉複雜交錯的公交鐵路網，遊走在池袋、新宿、巢鴨、文京、千代田等地名之際，體驗電車的擁擠、淺嘗在地本格料理。儘管匆匆，唯有一處地方，是身為馬新華人史學人一分子的我自覺必須去的，那便是靖國神社。在日本供奉八百萬神明的諸神社中，靖國神社恐怕是在中文世界裡出鏡率最高的一個。其前身19世紀中葉、日本明治維新初期創立的東京招魂社（1869年），以紀念當時尊王倒幕內戰中死難的反幕武士，1879年改名靖國神社，並開始供奉為日本天皇戰死的將士，因此先後納入19世紀末以來日本對外戰爭，包括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的陣亡將士為供奉對象。1945年以後，日本戰後憲法規定政教分離，靖國神社成為非政府化的宗教機構，但由於供奉對象包括二戰戰犯，常年發生涉及參拜及示威破壞等爭議。在聚光燈外，比較少被提及的是附設在靖國神社內的遊就館。遊就館成立於1882年，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軍事博物館，其館名取自《荀子‧勸學篇》中的“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即君子要選擇適合的地方居住，且要與賢德的人交往。遊就館內展示著近代日本戰爭中使用的武器與軍人遺物、遺照等物件，結合參觀時長2小時以上的大型常設展覽。 [vip_content_start] 展覽內容主軸，自然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對外戰爭來龍去脈，除了”戰爭合理化”的論述，將戰爭形容為爭取生存空間的行為，也加入了當代比較流行的“戰爭同理化”元素，突出陣亡將士的人性一面，軍眷遺族也是戰爭受害者等觀點。我參觀時特地去看其中關於二戰東南亞戰場的敘述，但處處是日本二戰右翼史觀裡常見的避重就輕。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裡面將日軍二戰時修築泰緬鐵路（即死亡鐵路）解釋為“發展東南亞交通基礎建設”，從言論自由的角度出發，也屬於極富想像力的自圓其說。除了常設展，遊就館也會舉行特展。今年的“令和六年遊就館特別展”《兵食》，便是以舊日本海陸軍餐飲為主題，為配合特展，遊就館樓下的餐廳還推出了兵食菜單，結伴同行的友人推薦我們嘗試裡面的海軍咖哩飯，要價1100日元，標榜是根據1908年出版的《海軍烹飪教科書》食譜製作，主打原味復刻。咖哩裡有牛肉、胡蘿蔔、洋蔥、土豆，與今天隨處可見的日式咖哩基本無二致，只是加入更多面粉炒制使其濃稠，據說是為了方便拌飯，又不容易倒洩，味道方面也是鹹甜夾帶酸味，賣相雖不佳，卻很下飯。一般認為，日式咖哩的鼻祖就是舊日本海軍咖哩。日本海軍自明治初期成立以來，一直以英國海軍為榜樣，併為軍艦人員提供英式西餐，因為19世紀英國海軍也有煮食咖哩的傳統，所以咖哩也被帶到了日本海軍中。日本海軍膳食分為軍官、士官和水兵三類，由於軍官自付餐費，因此伙食往往會比後兩者更豪華，更出現了“伊勢龍蝦咖哩”這種如今看來暴殄天物的吃法，而我在遊就館嚐到的顯然是士官和水兵吃的普通咖哩。1942年出版的《海軍軍餉烹飪技術教科書》除了有咖哩的煮法，後來也出現了咖哩粉炸竹莢魚、咖哩燒、咖哩燉豬肉土豆等衍生菜單。二戰結束後，舊日本陸海軍解散，一些退役海軍開始經營西餐廳，所煮皆是自己曾在舊日本海軍中學到的菜餚，包括蛋包飯、奶油炸丸子、牛排等，當然也包括咖哩。最初的顧客，包括曾吃過它們的前軍官、看過上級吃過它們的士兵，以及聽說過它們的家人朋友。於是，這種日式西餐便在戰後快速在日本民間傳播開來。這也是為什麼在日本，咖哩可以被歸類為“洋食”的原因。如今日式咖哩也早已遍佈世界，既然它作為舊時兵食的經歷也不該被質疑、被遺忘，更何況是那些有名無名、散佈在全馬、全東南亞各地的戰爭蒙難百姓呢？

7月前

VIP文

會員文

草稿築跡｜有風有光的9平方公尺小房間

我們有時像草，在嚴酷的環境，也可頑強生長；有時像花，需要滋養，盡力澆養，在屬於自己的花季綻放。有人說是你不夠努力，有人說我是找不對環境，所以倆倆說法結果就是──你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文：林菀薇（草稿策劃編輯）最近和家人租了60平方公尺的公寓戶型，自己的個人房間是個約莫9平方公尺的睡房兼工作空間，靠玄關，屋主沒給小房安空調，唯一的窗口長1.8mX寬1.4m，向著靠走廊的通風井，這扇窗一直維持打開，以確保內外的空氣交流。而自然光多是由通風井白牆體反射透向室內，即使窗簾全拉開，白天還是需要燈具的照明。簡單來說，雖然不是太糟，但就是不理想，加上吉隆坡基本半晝都是下雨，呃，你知道的。其實說實話，公寓基本設施都好，我也認為目前的租況比以前是真的不錯，畢竟不是在家鄉，有個安身之處便好。我本身是個夜貓子，睡得晚起得也晚，在趕課業、畢設期間，待在房間時間更長，日夜顛倒，見到陽光更少。日復一日，窗外的雜聲愈加令我煩躁，望向鏡子，眼裡的黯光愈加擴張，我知道我陷入抑鬱的漩渦。 [nonvip_content_start] 有時壓不過來氣，我就會出外走走散心，我發現下午三四點去散心，陽光不是最烈，光在樹葉間隙像很多的鑽石，看起來很像白天的繁星，安靜舒快。果然研究表明是對的，曬太陽有助情緒，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最近都不愛待在小房間。身為建築學生的時期，我們總強調自然採光、自然透風，可是我只在圖紙上談兵；光和風的質量在空間的重要，若不切身體驗，都沒仔細去察覺小房間的小小缺點，也會左右人的生活舒適質量。除了劏房，沒有別的選擇嗎？在馬來西亞，市場上有許多房主出租的房間和戶型，雖然大多不比香港的“鴿子房”來的糟，但還是有不少貪心的屋主無視建築防火通用規範，在原有的戶型自行改造以分格更多房間。這些劏房不僅小而封閉，四面牆唯一通風口是門，唯一光源是燈管，昏暗而溼悶，僅有的走廊也僅僅兩肘之寬，再以高價出租，圖謀暴利。專家亦大力指出劏房的弊端，這種不合理的居住條件，不僅有發生火災的高風險，由於常期空氣不流通，潮溼累積助長黴菌滋生，造成病態建築綜合徵（Sick Building Syndrome），致使住戶的健康出現急性影響（敏感、咳嗽、眩暈、胸悶，甚至精神紊亂等等五花八門的症狀）；更重要的是，幽暗封閉的環境更有損心理健康，增加幽閉恐懼和壓抑，更添加社會人本身已有的壓力、焦慮和抑鬱。這種現象尤其在高需求地段出現，有甚者更是把陽臺或廚房也改造成劏房，造成超租擁擠的情況。而有窗臺的房間變成了加房租的籌碼，加上市場租房需求又大，你爭我搶，人多事再雜，這些劏房在迫於生計的社會人眼裡，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勉強租了下來。更別說從遠方而來的外勞員工住的是什麼環境了。黑神話——九龍城寨出名的香港九龍城寨似乎更是黑神話一般，被冠上“罪惡、混亂、骯髒”的代名詞。由於未經城市規劃，以致圍城原有建築不能負荷超載的人口密度，增設的建築愈加擁簇，路線複雜，許多空間沒有妥善設計，演變大小不一、無意義的負空間（negative space），奪走了陽光合理的光行距離，採光極差，環境衛生亦惡劣。它從清朝軍事駐地，在90年代成為世界上人口最擁擠的貧民窟，成了罪案滋生的溫床。可流傳著令人尋味的都市傳說，卻激起許多人對這座“三不管”、無政府“罪惡城”的好奇心，令人嚮往，更啟發賽博朋克等暗黑主題小說遊戲的誕生；直到1984年中英政府達成城寨拆遷協議，在1993年清拆前，成為電影《重案組》的取景地，有一群日本探索家被容許在一星期內描繪城寨地圖，然後當地政府終在1994年將拆除完成的原址改建公園以作紀念。20年後，《消失的記憶：香港九龍寨城》紀錄片終向世人揭露圍城裡真實的原貌，令人驚訝的是影片中呈現的人性生活，實際上與大家口口相傳的流言大有不同。在建築學當中，九龍城寨是一個反烏托邦的活生生研究案例，提醒各方缺乏建築法規的城市發展的弊端，也（可能）在某程度上激發建築業界對“什麼是好的建築設計？”的思想討論。我覺得站在制高點去做多餘的批評，也許對曾經的城寨居民是不公平的，我不想以自己沒有的經歷去推斷他們生活的幸福度。我非魚，既不知道水中之樂，更不知其冷暖。聽說有句話——養人如養花？我們有時像草，在嚴酷的環境，也可頑強生長；有時像花，需要滋養，盡力澆養，在屬於自己的花季綻放。有人說是你不夠努力，有人說我是找不對環境，所以倆倆說法結果就是──你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生活也並非一無事有，雖然在這宇宙裡自己只是一顆沙子，很渺小，但是我們要管轄多大的世界呢？去尋找和創造能讓自己生活舒坦的小世界，不也很好嗎？境隨人轉，人隨境轉，所以不管如何，我都想要一個有風有光的小房間，吹著窗外的風，有足夠的陽光補我的維他命D；路程起伏高低，至少我要在我的床上躺得舒坦，又哭又笑的。

7月前

會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