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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

我听老一辈的人说,“富都”的旧称叫“半山芭”,因为以前从富都路来到监狱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人烟稀少的“山芭”了,所以尽管政府后来把这里的树林全部砍掉,换成一栋栋商业大楼,并赋予了它“富都”的新名字,道地的吉隆坡人还是管它叫“半山芭”。 去年头,一对来自俄罗斯的“不怕死情侣”偷偷登上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默迪卡118大楼,引起全民轰动,大部分人先是质疑照片的真伪,下一秒才后知后觉地砲轰大马国安有严重疏漏,怎么有人擅闯顶楼,政府和执法人员都毫不知情。事情发酵以后,我上网搜寻了这两位外籍网红的社交媒体账号,发现他们把这座誉为“全球第二高”的摩天大楼,形容为他们此生攀爬过的最美建筑。 不过,我可不敢苟同。每每开车往吉隆坡驶去,从大老远就能看见这座格格不入的大厦,矗立在停滞不前的车龙前,静静地望着芸芸众生。虽然官方解释,这栋楼的设计取自于大马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宣布马来亚独立时,高举右手喊出“默迪卡”的姿势,但我无论左看还是右看,都觉得它更像一台“巨型对讲机”。 我甚至曾多次幻想,当闪电击中这栋大楼的塔尖时,是否意味着它开通了和上帝沟通的讯号,要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栋大楼除了够高、商业味够浓,到底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 默迪卡118大楼 事实上,吉隆坡有很多建筑物都和它一样,没有惊心动魄的历史价值。又或者说,拥有文化牙根的老建筑早已被铲除得七七八八,它们腾出了一片又一片的空地,为各种发展计划让路,但政府砸大钱兴建的捷运并没有解决首都交通阻塞的问题,甚至还盖了一栋耗资50亿令吉的百层大厦,势必让吉隆坡的车流在未来成为一摊死水。 至于那些成功在时光隧道中存活下来的传统老店,尽管有的成功转型为网红喜爱打卡的咖啡厅圣地、有些则沦为外籍劳工和街友的栖息地,但大部分仍在苟延残喘地等着被老天收拾。而总有一天,它们自上几个世纪承载下来的故事与记忆,也会拜倒在资本主义的石榴裙下,彻底成为一个失落的城镇,正如我的出生地富都一样。 我是在1994年于富都路的同善医院出生的,身分证字号的中间深深地刻印了“14”这个数字,意味着我是一个“土生”的吉隆坡人。然而,我人生大部分日子,其实是在雪兰莪州度过的。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蒲种”,长大之后搬到了“沙登”,但由于在吉隆坡上学工作,因此简单粗暴地归类的话,可称我为“雪隆人”或“巴生谷人”。 虽然“成长模式”与我相仿的人不计其数,可对我而言,自己其实更像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因为在过去29个年里头,没有一片土地能让我产生情感连结,大多时候,我的双脚都是离地的。每当那些住在小地方的朋友,滔滔不绝地和我分享自己“家乡”的故事、介绍他们“家乡”的美食,以及他们想为“家乡”做的事情,我都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他们那闪闪发亮的眼神,并非努力就能轻易复制。 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在吃饭时谈及了“没有家乡”的失落感,结果被她训了一顿,批评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是雪隆人吗?你看我们住的地方多方便,要什么有什么,随便走几公里路,就能抵达一个百货商场;想要看医生,到处都有医院诊所;餐馆也有很多选择,美食根本吃不完。” 是啊,论生活便利而言,城市人的确有取之不完的资源,但若要谈内心的空虚,却是多少物质都难以填满的。那种感觉大概就像是……你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却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又该往哪里而去。 ● 富都捷运站 后来,我想了很久,既然卫星导航无法搜寻到“家乡”的具体位置,那我就干脆回到人生的原点——富都,试图找出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说来也奇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富都一带的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Bursa Malaysia)。它坐落于富都中环车站(Pudu Sentral,以前叫Puduraya)对面的小山坡上,入口处有座古老的兴都庙,每次途经洒了一地印度茉莉的山路,我都在幻想那是某种神圣的回家仪式,但这样的念头,经常在拐弯并抵达办公大楼的一瞬间便消失了,因为我站的位置,既能眺望壮丽的吉隆坡塔,也能在前方的露天停车场俯瞰数不完的流浪汉,让我总不禁思考,为何每座繁华的都市都不会有家的味道。 或许是因为内心的疏离感时不时作怪,过去几年,我陷入了一种几近疯狂的“寻根模式”,包括重新认识这个和我有着谜一般关系的地方。我听老一辈的人说,“富都”的旧称叫“半山芭”,因为以前从富都路来到监狱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人烟稀少的“山芭”了,所以尽管政府后来把这里的树林全部砍掉,换成一栋栋商业大楼,并赋予了它“富都”的新名字,道地的吉隆坡人还是管它叫“半山芭”。 我如今身处的半山芭,固然没了昔日的荒凉,但也难以驾驭“富都”这个美称。相反地,风格不统一的新旧建筑物并排而站,更像钢琴的黑白键一样,在我每次穿梭这座城市的时候,奏出不和谐的旋律。尤其在途经武吉免登城中城(Bukit Bintang City Centre,BBCC)时,一种难以表述的违和感更会冷不防地席卷而来。 ● 富都监狱 这个占地19.4英亩(7.9公顷)的商业中心坐落于武吉免登的西南端和富都旁边,也处在汉都亚路和富都路的交界处。它包括了日本三井集团建设的LaLaport购物公园、大马艺术与文化商场,以及日本索尼音乐娱乐旗下的全球知名连锁live house Zepp Hall。其中,以“现代简约”和“日式风格”打造的LaLaport不单是东南亚首家购物公园,也是全球最大的LaLaport商场,占地达8万2600平方公尺,里头进驻多个日本知名品牌,例如大型家电店Nojima、号称日版IKEA的NITORI、著名连锁面包店Don Q和主题宠物咖啡馆Coo&RIKU等等。 某天下午,我冒着生命危险横跨没有斑马线的富都路,走入商场外那道写着“1895”的白色英式拱门,推开一个小而美的咖啡厅玻璃门,随兴点了一杯焙茶拿铁,然后找个角落坐下,静静地翻阅文化建筑工作者张集强撰写的《消失中的吉隆坡》一书。当我读到半山芭监狱的历史时,抬头望了一望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潮,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就在刚刚,我们一起穿越了上两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地狱之门”。 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半山芭监狱是英殖民政府在1891年兴建的,并于1895年正式落成,主要关押罪犯、政治犯和马共地下组织成员。从高空俯瞰的话,它的外观呈X字型,宛如地图上的重要标记,见证这片土地在不同时代的历史与变迁。然而,这栋恶名昭彰、相传鬼影幢幢的牢房,在1996年关闭以后,虽然曾一度化身博物馆,却始终抵挡不了发展的洪流,于2010年在一片唏嘘中轰然倒下。就连那道352.6公尺长、4.8公尺高的围墙壁画,也舍弃了“全球最长壁画”的美称,随着130个囚室的经典涂鸦,一起从地图上消失。唯独那道曾让人战栗的“地狱之门”被留了下来,像个失灵的任意门。 我听父亲说,百年监狱被拆除的那一晚,买下这片土地的发展商曾经举办大型超渡法会,请来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及兴都教等法师为亡灵诵经,焚烧冥钞和一艘据说是用来载送亡魂的大型纸扎船。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有一位素未谋面的亲戚,因为参加马共地下组织而于1978年在半山芭监狱的D座绞刑室成为了亡魂。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搭上那艘“船”,又或者还在LaLaport里面徘徊?我尝试上网搜寻一些资料画面,结果无意间点开大马YouTuber探灵王的频道,看完一支名为“LaLaport前世今生”的影片,然后有点失望地发现,这里已经侦测不到任何落单的灵体,因此不论是人或鬼,都没办法告诉我那段被抹去的家族历史。 ● 富都中环车站 喝完焙茶拿铁,我阖上书,将它和手机一并放入包包里,继续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没有斑马线的富都路,一步步往富都中环车站走去,想探寻吉隆坡还剩下多少老灵魂与残骸。这栋四四方方的浅蓝色建筑物,虽然长得平淡无奇,但它曾经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长途巴士站,也是社区巴士,像是东方巴士(Toong Fong Omnibus)经常进出的地点。 我的外公在70年代,曾为东方巴士的检票员,在半山芭一带游走是他的日常。当然,“东方巴士”在现今已经成为过去式,我的外公也早已入土为安,当我走进车站大厅试图幻想一下当时人车攒动的景象时,却发现自己彷佛来到了一个异国度。 “Hai, datang dari mana? Nak cari apa?”一个外籍劳工用带点口音的马来语问我。那一霎那,我发现拿着相机、穿着得体的我,看起来更像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而他代替了我,成为迎接外来旅客的主人。 环顾四周,诺大的车站虽然还保留了复古的架构,但残旧的大厅早已变成外劳集体贩卖盗版廉价货的室内商场。我寻着车站的22个月台大步走过,像是一个刚刚才与父母走散的儿童一样,心焦如焚,结果发现这里既找不到《哈利波特》世界的九又四分之三号月台,也没有衔接过去的魔法通道。我只能假设,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麻瓜”,所以被可恶的大人遗留在一个没有故事和文化的城市。 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就算在某间书店里随意翻开一本旅游导览手册,吉隆坡历史的描述也和教科书写的一模一样,大多停留在锡矿业的年代,接下来就直接变成到处充诉着商场的大都市了。 吉隆坡开埠功臣——甲必丹叶亚来死后的100年,吉隆坡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 对于大部分以车代步的吉隆坡人而言,从一栋大楼移动到另一栋楼,开车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尽管车窗会如跑马灯般划过一座座老建筑的残影,但鲜少人会回头瞄一瞄那些紧闭大门、破旧不堪、形如废墟的老店,意识到它们也曾经年轻繁华。 我尝试效彷老一辈吉隆坡人,徒步穿梭每条大街小巷,在烈日无云的高空底下,仔细观察哪个角落还遗留着上世纪的人情味。而我就这样经过了没有孤魂野鬼的半山芭监狱遗址、踏遍了被外劳“寄生”的富都中环车站、又花了半小时抵达一条贩卖观赏鱼的金鱼街(Ornamental Fish Market),然后在顺着人潮行走100米左右后,看见漫天飞鸽欢迎我莅临吉隆坡最古老的菜市场——“半山芭巴刹”(Pasar Pudu)。 ● 半山芭巴刹 这座菜市场存在了半世纪,人称吉隆坡“中央厨房”,分成露天与建筑物两个部分,一共容纳了上千个摊贩,许多小摊贩都是到这里批货再转售到各地,除了贩卖蔬菜、水果、肉类、海鲜和香料之外,菜市场周边还有专营糖果、玩具、五金和杂货的批发商。虽然开摊做生意的大多以华人为主,但在这里也能看见不少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身影,还有身强力壮的外劳小帮手,代替本地年轻人卖力效劳。 走到华人档口,可以听到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讨价还价;经过印度档口,可以听见他们身后的收音机或手机传来一阵阵宝莱坞的歌声;穿越马来档口,会不经意地发现他们在小巷子里设置了一个“猫咪走廊”,甚至用保丽龙制作了有趣的警示路牌,提醒路人放慢脚步,别撞上生活在这里的猫咪朋友。 我喜欢这种看似违和却又出奇融洽的氛围,这里没有政治人物过度渲染的种族情绪,只有参杂了各种语言的日常喧闹声和菜园鸡被屠杀的惨叫声,但你说这就是“家乡”的感觉,又好像差了一点什么。 所以,我就一直走一直找,希望能寻获一个让我想不断回去的地方,而最终我在半山芭巴刹的不远处,遇见了“老二潮州餐馆”(Restaurant Teochew Lao Er)。 ● 老二潮州餐馆 作为一个“祖籍错乱”的人,我既不会说父亲的潮州话、不会讲母亲的客家话,也不谙吉隆坡人必会的广东话。因此只要进入特定的场域,我的“失语症”便会突然发作。但同样和“口”有关的食物,却能突破言语的限制,在你细嚼慢咽的时候,于脑海里建构一个时空背景,重返逝去的、美好的童年;或在闻到熟悉的味道时,想起一个思念已久的人。 这家餐馆从此成了我下班后必去的地方,那里的白粥、卤肉、春卷、饭粿和其他潮州菜,都让我想起了阿嬷下厨的模样。 我阿嬷生来爱下厨,哪怕是晚年患上青光眼,她也会逗趣地戴上泳镜,在炊烟袅袅的厨房里来回游走,确保每道潮州菜都原汁原味。 然而,自她过世以后,过年必吃的传统年菜早已换成了一桌子的西式料理,而我没有继承到她的任何手艺,就像老吉隆坡人没办法把这座城市的历史完整地留存下来一样。 我们注定是失落的一代。等高楼大厦像叠叠乐一样取代了山海,压垮了老建筑;等书店成为只为打卡的圣地,读写变得越来越费力;等我们丢失了古早味,切断了方言的脐带;等我的孩子、孙子出生以后,我又能和他们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 注:本文原是英文,刊登于This is Southeast Asia網頁。 相关文章: 半山芭揾食(一) 百年巴刹依旧喧闹 半山芭揾食(二)半山芭寻味 · 老味道 费比安/《富都青年》你富都青年了吗?
9月前
11月前
“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原住民还占据课本的一两页,但在我们国家11年的义务教育中,却容不下西马任何一个原住民。” 5年前,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偶然在巴生遇见雪兰莪原住民玛美丽(Mah Meri),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西马原住民的存在。她说:“当我发现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的愧疚慢慢地变成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曾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 西马原住民在这片土地生活的痕迹难寻,更甭说从网络上深入了解他们是谁。但心底对他们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郭于珂开始属于她一个人的追寻,“我想听见他们的声音,让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让他们的族名在马来西亚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林明辉 抵达相约好的采访地点,郭于珂提着装满一本本笔记簿的帆布袋前来。翻开其中一本,首页列出与原住民相关的组织、机构或学者,上方的日期写着:2018年12月15日,这亦是她接触半岛原住民的开始。一本接着一本,她将心中的疑问、眼前所看到的,通过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 看着29岁的她,在过去5年努力的痕迹,不禁好奇在众多课题中,何以选择关注西马原住民。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得从郭于珂在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实习的经历说起。 返马寻找切身议题 “在台湾求学时,我加入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的报导摄影工作坊。在那之前我都在写字,当时才明白‘摄影’和‘拍照’的差别。摄影是一门专业,不是谁都可以拍的。” 配合工作坊的课程安排,郭于珂选择白化症患者作为拍摄主题。在展开为期一年的计划中,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时不时抛出 “为什么要由你来讲这个故事? ” “你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别人做? 为什么是你? ”等疑问。 “我发现关心他们(白化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我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又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一个理由为这些人发声。凭什么由一个外国人帮台湾的白化症患者发声? ”当时的她陷入自我怀疑,心中不断思索:“我的创作会否因此掺杂了虚伪在里头?” 郭于珂在台湾找不到解答,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在找、一直去想,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 发现被遗忘的西马原住民 回国后,她进入本地一家电视新闻媒体工作,却不曾停止寻找与这片土地的连接。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从小在华文教育体系内读书。加上我的公民意识觉醒在国外,我回来后发现真的不了解马来西亚,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不深。” 直到在一次的采访中,郭于珂与来自半岛雪兰莪的原住民玛美丽相遇,“我当下非常吃惊,追问后发现半岛原住民有18个族那么多。” “我很好奇这些半岛原住民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的土著(Bumiputera)又怎么定义?谁又可以被称为原住民?”她进一步释出心中的疑惑,“为何我们可以和这些族群在平行时空下生活,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甚至会惊讶他住的村落,离你非常靠近。为什么我活到二十几岁,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带着心中的好奇、不解和困惑等五味杂陈的心情,郭于珂开始了仅属于她的找寻,再将所见所闻化作影像和文字。 “可能也是我太想要异族朋友吧。”郭于珂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这么一句话。 报道面向过于单一 不足揭隐性问题 “‘玛美丽’在这群原住民的族语里,为‘森林之子’的意思。只要他们戴上木雕面具和穿上尼帕叶编织的服饰,便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森林里的植物显灵了。”——摘自本刊〈看见玛美丽,发现马来西亚式Fusion文化〉一文。 这是郭于珂第一次以半岛原住民为题材撰写报道,内容侧重在玛美丽族的文化和传统。重读生涩的文字和内容架构,她说:“我太迫不及待想让大家认识他们,那时的功课做不够,是不成熟的。”同年,吉兰丹发生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的冲击,对我来讲太大了。从那时我才开始研究历史、马来西亚制度以及这些人的生活。”她认为单从文化、传统、歌曲、舞蹈等单一面向,来诠释原住民,往往只流露于表面。 “往更深去挖掘,就知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哲理,我觉得更可贵。当然我希望在文字里能保留文化的部分,但我不能遮住一只眼睛,不去看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不能只写漂亮美丽的那面、残酷黑暗那面我也要写。”她说。 西马原住民资料太稀有 采访难度大增 一群被义务教育遗忘的人、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一群与我们活在平行时空的人,正意味着记载半岛原住民的资料稀缺。 “今天要报导城市的课题很简单,你很容易到达这些地方、拿到联络方式和受访者沟通。当我接触西马原住民时发现很难,首先我要接触到这群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透过网络,她搜寻撰写原住民学术论文的学者,抽时间参与原住民展览“巧遇”受访者,“多远我都去,因为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人可以让我问。”即便从学者手中取得联络方式,但却无法保证打通原住民的电话。 “村里没有讯号,电话一直打不通,等他(原住民)从村子里出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然而,一通电话不足以减低原住民对陌生人的戒备心,她无奈地笑道:“所以我很常分享,为了跟一个原住民沟通,我要跨过一座森林,而且真的只是单纯为了沟通罢了。” 原住民看待时间亦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好比从市区到村子的时间,他们不会以公里、时数来计算,而是“三根烟”。 “从市区到村庄的距离,他会跟你说三根烟的时间,非常抽象。”但实际走过以后,郭于珂发现不是三根烟那么简单的距离,“我觉得完全是一包烟的时间,怎么会是三根烟呢?”一开始的难不仅如此,采访后资讯量过大无法消化、间中储存素材的硬碟被偷……这一切都是在她趁工作之余,牺牲休假日到外地采访调查取得的资料。 1年半后,中文网络媒体《端传媒》刊登了题为《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的报导,分为上下两篇。 将“写新闻”等同于“交朋友” 现代社会的步调越来越快,科技更加快新闻生产节奏。花上1年的时间“写新闻”,郭于珂走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路。 “现在媒体走得太快,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我们太习惯‘有就好’或‘大概写一下就好’。但我现在做着一个很慢的东西,等于是交朋友的概念。我大可想办法把所有原住民的村落找出来,拍一天‘touch and go’就完了,可是我做不到。” 2021年,该报道入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主办的“2021年度卓越新闻奖”。 从前人人都是“森林之子” 今年9月,郭于珂选择重返校园进修人类学硕士。 她分享,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很常无法理解原住民的对话,却意外地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中找到解答。 “看完那本书后,我一夜间脑洞大开。当重看原住民的逐字稿,我突然明白他们跟我讲什么。”她举例,当问及巴迪族关于“被同化”的课题时,村长默默说了一句:从前所有的人都是巴迪,华人的妈妈是巴迪,马来人的爸爸也是巴迪,是你想要跟我们变得不一样,现在却想要我们变得跟你们一样。 对此,郭于珂疑惑不已,不禁思索:我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巴迪族?直到读了基础的人类学后,她才发现全球原住民的族名都代表“森林之子”的意思。若套用此说法,巴迪族村长的话意味着:从前所有人都是森林的人,你们不要做森林的人,却希望我们成为你们这些城市人。 “我一瞬间更了解原住民的身分,无论我们或他们,最开始都是和森林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若今天森林没有了,他们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所以人类学帮助我了解生命的演变,解读一些无法用城市人视角理解的行为。” “其实我做的东西不伟大,反而从他们身上得到疗愈。”采访过程中,郭于珂一而再地强调自身的渺小。而看似艰辛的采访路,她反倒从原住民受访者身上,看到人性的纯粹。于是,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适应外界的努力传递予大众,“如果今天这个环境无法让我们相遇,我自己去制造巧遇的机会,听听他们的声音。”否则,无法左右国家局势的少数群体,极容易在社会中被同化,然后消失。 郭于珂为第9届TEDx Petaling Street的讲者之一。   媒体伙伴:   活动日期:2023年10月14日 (六) 活动时间:9AM-6PM 活动地点:马华大厦三春礼堂 购票详情: https://www.facebook.com/TEDxPetaling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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