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珂新闻资料

文艺春秋

【特辑.在地书写】郭于珂/在富都与半山芭之间

我听老一辈的人说，“富都”的旧称叫“半山芭”，因为以前从富都路来到监狱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人烟稀少的“山芭”了，所以尽管政府后来把这里的树林全部砍掉，换成一栋栋商业大楼，并赋予了它“富都”的新名字，道地的吉隆坡人还是管它叫“半山芭”。去年头，一对来自俄罗斯的“不怕死情侣”偷偷登上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默迪卡118大楼，引起全民轰动，大部分人先是质疑照片的真伪，下一秒才后知后觉地砲轰大马国安有严重疏漏，怎么有人擅闯顶楼，政府和执法人员都毫不知情。事情发酵以后，我上网搜寻了这两位外籍网红的社交媒体账号，发现他们把这座誉为“全球第二高”的摩天大楼，形容为他们此生攀爬过的最美建筑。不过，我可不敢苟同。每每开车往吉隆坡驶去，从大老远就能看见这座格格不入的大厦，矗立在停滞不前的车龙前，静静地望着芸芸众生。虽然官方解释，这栋楼的设计取自于大马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宣布马来亚独立时，高举右手喊出“默迪卡”的姿势，但我无论左看还是右看，都觉得它更像一台“巨型对讲机”。我甚至曾多次幻想，当闪电击中这栋大楼的塔尖时，是否意味着它开通了和上帝沟通的讯号，要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这栋大楼除了够高、商业味够浓，到底还有什么存在意义。 ● 默迪卡118大楼事实上，吉隆坡有很多建筑物都和它一样，没有惊心动魄的历史价值。又或者说，拥有文化牙根的老建筑早已被铲除得七七八八，它们腾出了一片又一片的空地，为各种发展计划让路，但政府砸大钱兴建的捷运并没有解决首都交通阻塞的问题，甚至还盖了一栋耗资50亿令吉的百层大厦，势必让吉隆坡的车流在未来成为一摊死水。至于那些成功在时光隧道中存活下来的传统老店，尽管有的成功转型为网红喜爱打卡的咖啡厅圣地、有些则沦为外籍劳工和街友的栖息地，但大部分仍在苟延残喘地等着被老天收拾。而总有一天，它们自上几个世纪承载下来的故事与记忆，也会拜倒在资本主义的石榴裙下，彻底成为一个失落的城镇，正如我的出生地富都一样。我是在1994年于富都路的同善医院出生的，身分证字号的中间深深地刻印了“14”这个数字，意味着我是一个“土生”的吉隆坡人。然而，我人生大部分日子，其实是在雪兰莪州度过的。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蒲种”，长大之后搬到了“沙登”，但由于在吉隆坡上学工作，因此简单粗暴地归类的话，可称我为“雪隆人”或“巴生谷人”。虽然“成长模式”与我相仿的人不计其数，可对我而言，自己其实更像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因为在过去29个年里头，没有一片土地能让我产生情感连结，大多时候，我的双脚都是离地的。每当那些住在小地方的朋友，滔滔不绝地和我分享自己“家乡”的故事、介绍他们“家乡”的美食，以及他们想为“家乡”做的事情，我都特别羡慕，因为我知道，他们那闪闪发亮的眼神，并非努力就能轻易复制。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在吃饭时谈及了“没有家乡”的失落感，结果被她训了一顿，批评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是雪隆人吗？你看我们住的地方多方便，要什么有什么，随便走几公里路，就能抵达一个百货商场；想要看医生，到处都有医院诊所；餐馆也有很多选择，美食根本吃不完。” 是啊，论生活便利而言，城市人的确有取之不完的资源，但若要谈内心的空虚，却是多少物质都难以填满的。那种感觉大概就像是……你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却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又该往哪里而去。 ● 富都捷运站后来，我想了很久，既然卫星导航无法搜寻到“家乡”的具体位置，那我就干脆回到人生的原点——富都，试图找出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说来也奇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富都一带的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Bursa Malaysia）。它坐落于富都中环车站（Pudu Sentral，以前叫Puduraya）对面的小山坡上，入口处有座古老的兴都庙，每次途经洒了一地印度茉莉的山路，我都在幻想那是某种神圣的回家仪式，但这样的念头，经常在拐弯并抵达办公大楼的一瞬间便消失了，因为我站的位置，既能眺望壮丽的吉隆坡塔，也能在前方的露天停车场俯瞰数不完的流浪汉，让我总不禁思考，为何每座繁华的都市都不会有家的味道。或许是因为内心的疏离感时不时作怪，过去几年，我陷入了一种几近疯狂的“寻根模式”，包括重新认识这个和我有着谜一般关系的地方。我听老一辈的人说，“富都”的旧称叫“半山芭”，因为以前从富都路来到监狱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人烟稀少的“山芭”了，所以尽管政府后来把这里的树林全部砍掉，换成一栋栋商业大楼，并赋予了它“富都”的新名字，道地的吉隆坡人还是管它叫“半山芭”。我如今身处的半山芭，固然没了昔日的荒凉，但也难以驾驭“富都”这个美称。相反地，风格不统一的新旧建筑物并排而站，更像钢琴的黑白键一样，在我每次穿梭这座城市的时候，奏出不和谐的旋律。尤其在途经武吉免登城中城（Bukit Bintang City Centre，BBCC）时，一种难以表述的违和感更会冷不防地席卷而来。 ● 富都监狱这个占地19.4英亩（7.9公顷）的商业中心坐落于武吉免登的西南端和富都旁边，也处在汉都亚路和富都路的交界处。它包括了日本三井集团建设的LaLaport购物公园、大马艺术与文化商场，以及日本索尼音乐娱乐旗下的全球知名连锁live house Zepp Hall。其中，以“现代简约”和“日式风格”打造的LaLaport不单是东南亚首家购物公园，也是全球最大的LaLaport商场，占地达8万2600平方公尺，里头进驻多个日本知名品牌，例如大型家电店Nojima、号称日版IKEA的NITORI、著名连锁面包店Don Q和主题宠物咖啡馆Coo&RIKU等等。某天下午，我冒着生命危险横跨没有斑马线的富都路，走入商场外那道写着“1895”的白色英式拱门，推开一个小而美的咖啡厅玻璃门，随兴点了一杯焙茶拿铁，然后找个角落坐下，静静地翻阅文化建筑工作者张集强撰写的《消失中的吉隆坡》一书。当我读到半山芭监狱的历史时，抬头望了一望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潮，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就在刚刚，我们一起穿越了上两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地狱之门”。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半山芭监狱是英殖民政府在1891年兴建的，并于1895年正式落成，主要关押罪犯、政治犯和马共地下组织成员。从高空俯瞰的话，它的外观呈X字型，宛如地图上的重要标记，见证这片土地在不同时代的历史与变迁。然而，这栋恶名昭彰、相传鬼影幢幢的牢房，在1996年关闭以后，虽然曾一度化身博物馆，却始终抵挡不了发展的洪流，于2010年在一片唏嘘中轰然倒下。就连那道352.6公尺长、4.8公尺高的围墙壁画，也舍弃了“全球最长壁画”的美称，随着130个囚室的经典涂鸦，一起从地图上消失。唯独那道曾让人战栗的“地狱之门”被留了下来，像个失灵的任意门。我听父亲说，百年监狱被拆除的那一晚，买下这片土地的发展商曾经举办大型超渡法会，请来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及兴都教等法师为亡灵诵经，焚烧冥钞和一艘据说是用来载送亡魂的大型纸扎船。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有一位素未谋面的亲戚，因为参加马共地下组织而于1978年在半山芭监狱的D座绞刑室成为了亡魂。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搭上那艘“船”，又或者还在LaLaport里面徘徊？我尝试上网搜寻一些资料画面，结果无意间点开大马YouTuber探灵王的频道，看完一支名为“LaLaport前世今生”的影片，然后有点失望地发现，这里已经侦测不到任何落单的灵体，因此不论是人或鬼，都没办法告诉我那段被抹去的家族历史。 ● 富都中环车站喝完焙茶拿铁，我阖上书，将它和手机一并放入包包里，继续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没有斑马线的富都路，一步步往富都中环车站走去，想探寻吉隆坡还剩下多少老灵魂与残骸。这栋四四方方的浅蓝色建筑物，虽然长得平淡无奇，但它曾经是马来西亚最大的长途巴士站，也是社区巴士，像是东方巴士（Toong Fong Omnibus）经常进出的地点。我的外公在70年代，曾为东方巴士的检票员，在半山芭一带游走是他的日常。当然，“东方巴士”在现今已经成为过去式，我的外公也早已入土为安，当我走进车站大厅试图幻想一下当时人车攒动的景象时，却发现自己彷佛来到了一个异国度。 “Hai, datang dari mana? Nak cari apa?”一个外籍劳工用带点口音的马来语问我。那一霎那，我发现拿着相机、穿着得体的我，看起来更像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而他代替了我，成为迎接外来旅客的主人。环顾四周，诺大的车站虽然还保留了复古的架构，但残旧的大厅早已变成外劳集体贩卖盗版廉价货的室内商场。我寻着车站的22个月台大步走过，像是一个刚刚才与父母走散的儿童一样，心焦如焚，结果发现这里既找不到《哈利波特》世界的九又四分之三号月台，也没有衔接过去的魔法通道。我只能假设，自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麻瓜”，所以被可恶的大人遗留在一个没有故事和文化的城市。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就算在某间书店里随意翻开一本旅游导览手册，吉隆坡历史的描述也和教科书写的一模一样，大多停留在锡矿业的年代，接下来就直接变成到处充诉着商场的大都市了。吉隆坡开埠功臣——甲必丹叶亚来死后的100年，吉隆坡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对于大部分以车代步的吉隆坡人而言，从一栋大楼移动到另一栋楼，开车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尽管车窗会如跑马灯般划过一座座老建筑的残影，但鲜少人会回头瞄一瞄那些紧闭大门、破旧不堪、形如废墟的老店，意识到它们也曾经年轻繁华。我尝试效彷老一辈吉隆坡人，徒步穿梭每条大街小巷，在烈日无云的高空底下，仔细观察哪个角落还遗留着上世纪的人情味。而我就这样经过了没有孤魂野鬼的半山芭监狱遗址、踏遍了被外劳“寄生”的富都中环车站、又花了半小时抵达一条贩卖观赏鱼的金鱼街（Ornamental Fish Market），然后在顺着人潮行走100米左右后，看见漫天飞鸽欢迎我莅临吉隆坡最古老的菜市场——“半山芭巴刹”（Pasar Pudu）。 ● 半山芭巴刹这座菜市场存在了半世纪，人称吉隆坡“中央厨房”，分成露天与建筑物两个部分，一共容纳了上千个摊贩，许多小摊贩都是到这里批货再转售到各地，除了贩卖蔬菜、水果、肉类、海鲜和香料之外，菜市场周边还有专营糖果、玩具、五金和杂货的批发商。虽然开摊做生意的大多以华人为主，但在这里也能看见不少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身影，还有身强力壮的外劳小帮手，代替本地年轻人卖力效劳。走到华人档口，可以听到他们操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讨价还价；经过印度档口，可以听见他们身后的收音机或手机传来一阵阵宝莱坞的歌声；穿越马来档口，会不经意地发现他们在小巷子里设置了一个“猫咪走廊”，甚至用保丽龙制作了有趣的警示路牌，提醒路人放慢脚步，别撞上生活在这里的猫咪朋友。我喜欢这种看似违和却又出奇融洽的氛围，这里没有政治人物过度渲染的种族情绪，只有参杂了各种语言的日常喧闹声和菜园鸡被屠杀的惨叫声，但你说这就是“家乡”的感觉，又好像差了一点什么。所以，我就一直走一直找，希望能寻获一个让我想不断回去的地方，而最终我在半山芭巴刹的不远处，遇见了“老二潮州餐馆”（Restaurant Teochew Lao Er）。 ● 老二潮州餐馆作为一个“祖籍错乱”的人，我既不会说父亲的潮州话、不会讲母亲的客家话，也不谙吉隆坡人必会的广东话。因此只要进入特定的场域，我的“失语症”便会突然发作。但同样和“口”有关的食物，却能突破言语的限制，在你细嚼慢咽的时候，于脑海里建构一个时空背景，重返逝去的、美好的童年；或在闻到熟悉的味道时，想起一个思念已久的人。这家餐馆从此成了我下班后必去的地方，那里的白粥、卤肉、春卷、饭粿和其他潮州菜，都让我想起了阿嬷下厨的模样。我阿嬷生来爱下厨，哪怕是晚年患上青光眼，她也会逗趣地戴上泳镜，在炊烟袅袅的厨房里来回游走，确保每道潮州菜都原汁原味。然而，自她过世以后，过年必吃的传统年菜早已换成了一桌子的西式料理，而我没有继承到她的任何手艺，就像老吉隆坡人没办法把这座城市的历史完整地留存下来一样。我们注定是失落的一代。等高楼大厦像叠叠乐一样取代了山海，压垮了老建筑；等书店成为只为打卡的圣地，读写变得越来越费力；等我们丢失了古早味，切断了方言的脐带；等我的孩子、孙子出生以后，我又能和他们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注：本文原是英文，刊登于This is Southeast Asia網頁。相关文章：半山芭揾食（一）百年巴刹依旧喧闹半山芭揾食（二）半山芭寻味 · 老味道费比安／《富都青年》你富都青年了吗？

12月前

文艺春秋

会员文

叶蕙 | 18分钟的感动

第一次参加大马TEDx的年度分享大会，惊喜连连。来自不同领域的演讲者在台上用18分钟呈现他们的心路历程，感动了台下1800名观众，应验了那句寓意深刻的老话：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会主题为“衡”（Balance），分为4个单元：技艺共创、人文共知、声生共存、哲思共勉。我是奔着“人文共知”的讲员郭于珂去的。她是我大学新闻系的学妹，具备了一名新闻工作者该有的特质。她有敏锐的新闻触觉，认真负责，坚守新闻的真实性。早在2019年，吉兰丹最古老的原住民巴迪族曾暴发不明疫病，导致族人集体死亡。她把这宗离奇的集体死亡事件以专题形式发表在台湾的《端传媒》，入围2021年度的卓越人权报道奖，她也因此契机，开始关注其他西马的原住民族群。5年前开始对原住民课题产生兴趣，成立佛系采访团队，多次踏入马来半岛的深山野林实地勘察，进入吉兰丹的森林探访最古老的狩猎族，与巴迪族（Bateq）原住民建立友情，再从报导文学的角度记录他们的声音与形象，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图文并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根据2020年的数据，马来半岛原住民有20万6777人（不包括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族），大致分为18族，仅占全国人口的0.64%。他们的存在长期以来受到忽视，于珂称之为“失落的西马原住民”。她的发表语言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张弛有度，难怪在会后的观众反馈中获得最多关注。 [nonvip_content_start] TED诞生于1984年。近40年的演讲活动中，邀请了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现场分享他们的思维与探索成果。TEDx是受到TED认可的非官方平台，遍及全球多个国家，遵循TED模式，依据官方大会所提供的规范与准绳自行筹备。2013年成立的大马TEDx茨厂街，是由一群热爱大马的志工自行策划，旨在提供一个具有启发性和创造力的平台，让更多大马人有机会借由中文和大家展现他们的热情与抱负。这次的分享大会与往年不同的是邀请了两名刚上大学的学生上台分享他们创作的歌曲〈无条件的信赖〉，让在场观众重温青春岁月。另有两位非华裔讲员Azzaha Ibrahim和 Yusuf Hashim，分别以马来语和英语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前者是一名独立研究员，以 “被遗忘的文明：狼牙修的过去与未来” 为题，陈述覆灭了的狼牙修（Langkasuka）王国，透过建筑与艺术探究公元一世纪的古代文明。后者是一名探险家、作家兼摄影人，53岁退休后开始追寻第二人生。今年78岁的他，将探险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以 “重新构思你的人生” 为题现身说法，告诉大家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明年的大会主题定为“跃”，值得期待。

1年前

会员文

新教育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东马的伊班族和卡达山原住民还占据课本的一两页，但在我们国家11年的义务教育中，却容不下西马任何一个原住民。” 5年前，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偶然在巴生遇见雪兰莪原住民玛美丽（Mah Meri），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西马原住民的存在。她说：“当我发现他们的存在，从一开始的愧疚慢慢地变成愤怒。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曾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 西马原住民在这片土地生活的痕迹难寻，更甭说从网络上深入了解他们是谁。但心底对他们的好奇再也按捺不住，郭于珂开始属于她一个人的追寻，“我想听见他们的声音，让这些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让他们的族名在马来西亚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林明辉抵达相约好的采访地点，郭于珂提着装满一本本笔记簿的帆布袋前来。翻开其中一本，首页列出与原住民相关的组织、机构或学者，上方的日期写着：2018年12月15日，这亦是她接触半岛原住民的开始。一本接着一本，她将心中的疑问、眼前所看到的，通过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看着29岁的她，在过去5年努力的痕迹，不禁好奇在众多课题中，何以选择关注西马原住民。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得从郭于珂在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实习的经历说起。返马寻找切身议题 “在台湾求学时，我加入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的报导摄影工作坊。在那之前我都在写字，当时才明白‘摄影’和‘拍照’的差别。摄影是一门专业，不是谁都可以拍的。” 配合工作坊的课程安排，郭于珂选择白化症患者作为拍摄主题。在展开为期一年的计划中，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时不时抛出 “为什么要由你来讲这个故事? ” “你和故事的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别人做? 为什么是你? ”等疑问。 “我发现关心他们（白化症患者）是一回事，但我一个外国人跟他们又好像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一个理由为这些人发声。凭什么由一个外国人帮台湾的白化症患者发声? ”当时的她陷入自我怀疑，心中不断思索：“我的创作会否因此掺杂了虚伪在里头？” 郭于珂在台湾找不到解答，带着这样的疑问，她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在找、一直去想，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 发现被遗忘的西马原住民回国后，她进入本地一家电视新闻媒体工作，却不曾停止寻找与这片土地的连接。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从小在华文教育体系内读书。加上我的公民意识觉醒在国外，我回来后发现真的不了解马来西亚，与这片土地的连接不深。” 直到在一次的采访中，郭于珂与来自半岛雪兰莪的原住民玛美丽相遇，“我当下非常吃惊，追问后发现半岛原住民有18个族那么多。” “我很好奇这些半岛原住民是谁，我们常常听到的土著（Bumiputera）又怎么定义？谁又可以被称为原住民？”她进一步释出心中的疑惑，“为何我们可以和这些族群在平行时空下生活，但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甚至会惊讶他住的村落，离你非常靠近。为什么我活到二十几岁，我不知道这些东西。” 带着心中的好奇、不解和困惑等五味杂陈的心情，郭于珂开始了仅属于她的找寻，再将所见所闻化作影像和文字。 “可能也是我太想要异族朋友吧。”郭于珂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这么一句话。报道面向过于单一不足揭隐性问题 “‘玛美丽’在这群原住民的族语里，为‘森林之子’的意思。只要他们戴上木雕面具和穿上尼帕叶编织的服饰，便容易形成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森林里的植物显灵了。”——摘自本刊〈看见玛美丽，发现马来西亚式Fusion文化〉一文。这是郭于珂第一次以半岛原住民为题材撰写报道，内容侧重在玛美丽族的文化和传统。重读生涩的文字和内容架构，她说：“我太迫不及待想让大家认识他们，那时的功课做不够，是不成熟的。”同年，吉兰丹发生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 “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的冲击，对我来讲太大了。从那时我才开始研究历史、马来西亚制度以及这些人的生活。”她认为单从文化、传统、歌曲、舞蹈等单一面向，来诠释原住民，往往只流露于表面。 “往更深去挖掘，就知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哲理，我觉得更可贵。当然我希望在文字里能保留文化的部分，但我不能遮住一只眼睛，不去看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不能只写漂亮美丽的那面、残酷黑暗那面我也要写。”她说。西马原住民资料太稀有采访难度大增一群被义务教育遗忘的人、一群没有名字的人、一群与我们活在平行时空的人，正意味着记载半岛原住民的资料稀缺。 “今天要报导城市的课题很简单，你很容易到达这些地方、拿到联络方式和受访者沟通。当我接触西马原住民时发现很难，首先我要接触到这群人，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透过网络，她搜寻撰写原住民学术论文的学者，抽时间参与原住民展览“巧遇”受访者，“多远我都去，因为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人可以让我问。”即便从学者手中取得联络方式，但却无法保证打通原住民的电话。 “村里没有讯号，电话一直打不通，等他（原住民）从村子里出来，可能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了。”然而，一通电话不足以减低原住民对陌生人的戒备心，她无奈地笑道：“所以我很常分享，为了跟一个原住民沟通，我要跨过一座森林，而且真的只是单纯为了沟通罢了。” 原住民看待时间亦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好比从市区到村子的时间，他们不会以公里、时数来计算，而是“三根烟”。 “从市区到村庄的距离，他会跟你说三根烟的时间，非常抽象。”但实际走过以后，郭于珂发现不是三根烟那么简单的距离，“我觉得完全是一包烟的时间，怎么会是三根烟呢？”一开始的难不仅如此，采访后资讯量过大无法消化、间中储存素材的硬碟被偷……这一切都是在她趁工作之余，牺牲休假日到外地采访调查取得的资料。 1年半后，中文网络媒体《端传媒》刊登了题为《巴迪族集体死亡事件调查》的报导，分为上下两篇。将“写新闻”等同于“交朋友” 现代社会的步调越来越快，科技更加快新闻生产节奏。花上1年的时间“写新闻”，郭于珂走上与现实背道而驰的路。 “现在媒体走得太快，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我们太习惯‘有就好’或‘大概写一下就好’。但我现在做着一个很慢的东西，等于是交朋友的概念。我大可想办法把所有原住民的村落找出来，拍一天‘touch and go’就完了，可是我做不到。” 2021年，该报道入围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主办的“2021年度卓越新闻奖”。从前人人都是“森林之子” 今年9月，郭于珂选择重返校园进修人类学硕士。她分享，在撰写报道的过程中，很常无法理解原住民的对话，却意外地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人类简史》中找到解答。 “看完那本书后，我一夜间脑洞大开。当重看原住民的逐字稿，我突然明白他们跟我讲什么。”她举例，当问及巴迪族关于“被同化”的课题时，村长默默说了一句：从前所有的人都是巴迪，华人的妈妈是巴迪，马来人的爸爸也是巴迪，是你想要跟我们变得不一样，现在却想要我们变得跟你们一样。对此，郭于珂疑惑不已，不禁思索：我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巴迪族？直到读了基础的人类学后，她才发现全球原住民的族名都代表“森林之子”的意思。若套用此说法，巴迪族村长的话意味着：从前所有人都是森林的人，你们不要做森林的人，却希望我们成为你们这些城市人。 “我一瞬间更了解原住民的身分，无论我们或他们，最开始都是和森林连在一起。换句话说，若今天森林没有了，他们的名字也就消失了。所以人类学帮助我了解生命的演变，解读一些无法用城市人视角理解的行为。” “其实我做的东西不伟大，反而从他们身上得到疗愈。”采访过程中，郭于珂一而再地强调自身的渺小。而看似艰辛的采访路，她反倒从原住民受访者身上，看到人性的纯粹。于是，她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将他们适应外界的努力传递予大众，“如果今天这个环境无法让我们相遇，我自己去制造巧遇的机会，听听他们的声音。”否则，无法左右国家局势的少数群体，极容易在社会中被同化，然后消失。郭于珂为第9届TEDx Petaling Street的讲者之一。媒体伙伴：活动日期：2023年10月14日（六）活动时间：9AM-6PM 活动地点：马华大厦三春礼堂购票详情： https://www.facebook.com/TEDxPetalingStreet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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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珂

【特辑.在地书写】郭于珂/在富都与半山芭之间

叶蕙 | 18分钟的感动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 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

独立记者兼摄影师郭于珂／跨过山河寻找被遗忘身影为西马18族原住民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