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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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乐山乐水/何国忠

李埏在〈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说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念书时，钱穆住宜良，每星期四乘滇越火车到昆明，中午12时出发，5时半抵达，然后乘人力车直奔课室讲授中国通史。星期五和星期六继续上课，都是7时到9时。听课者众，椅子坐满，席地而坐不少，也有坐在窗台上的。课排晚间，只为迁就大众。西南联大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允许校外人士旁听，而且尽可能兼顾其便。星期四最匆忙，从昆明车站坐人力车到课堂需一小时，晚餐顾不上，只能途中买蛋糕充饥。学生不解为何不早一天抵达。钱穆说他忙着将完整讲义写成，资料在宜良，早一天便停写一天。完整讲义就是《国史大纲》，1938年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集中于此。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别墅，原因是此楼静僻，游人不到，“正好一心写吾书。”他早餐后出寺，到山嘴处远望南山诸峰，云气转淡后离去。晚餐后，又到山下散步。“由山之东侧转进一路，两旁高山丛树，夹道直前，浓荫密布，绝不见行人。余深爱之。”秋冬日短，则晚饭前去。白天心无旁骛，专注写《国史大纲》，入夜读一阵《清史稿》后才入睡。 “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战乱中和家人分居两地，偶涌伤感，但是心情很快收复。他不忘初衷，从没想过要和社会绝缘，他应昆明各报馆约，每星期四上午撰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吃完午餐，匆匆赶到8华里之火车站，星期日一早又从昆明回宜良。在山水间散步，感受水的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他说。情趣发自内心，大自然提供不可计数的启示和慰藉。离他住处向东8华里有温泉，通常在星期一上午，他携《陶渊明诗》，一路吟诵到那里沐浴。有商人在温泉大池旁建屋，隔为数室，浴者互不相睹。浴后坐石级上，“浓茶一壶，陶诗一册，反复朗诵，尽兴始去”。午饭后，他到县立中学图书馆借书，馆藏有二十五史。校园中多盆景，“有百年以上之栽品，亦如在苏州所见。” 课余时间游乐山水间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这是王安石名句，钱穆引过无数次。强调做人基本准则，只做合乎道义的事，不用担心名誉损失。他在西南联大不参与行政工作，不发表政见，默默耕耘，游山玩水不过是生活调剂，让他走得更远更踏实。他一生执教不同大学，学生对他的评语是：尽责、有教无类、贯彻言教身教精神。不管何地教书，都找到徜徉山水间乐趣。即使在北京，钱穆一样可以品味大自然之美。李埏说1936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钱穆来校兼课，有一天李埏求教，二人徒步沿林萌道边谈边走，到了西单，钱穆踌躇ー下，邀他到中山公园小坐，享受闹市山林之趣。“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我就没有什么师承。”钱穆说。李埏在中山公园频频点头。五十多年过后，让他一生受用不尽的话，还在耳际。 1992年出版的《钱穆纪念文集》除了收录李埏的文章，郦家驹、洪廷彦、方诗铭、诵甘、吴沛澜、洪德辉等都有文章纪念老师，几乎都提钱穆养生之法。钱穆父亲钱承沛41岁过世，长兄钱挚40岁过世，他对延年益寿之道极为敏感。诵甘提醒钱穆叮嘱学生照顾健康，并说清朝大儒钱大昕四十多岁时，小便失禁，后来身体转好，活到七十多岁。钱穆说学问要进入高深之境，没有锻炼身体是不行的。 1947年秋至1948底郦家驹在无锡江南大学随钱穆读书。每逢假日，一起外出同游。钱穆反复强调读书时心在书上，观赏风景时，心在山水间，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乐趣。读书如登山，拾级而上，登临山峰，俯视山下，必有不同，一到顶峰，方能领略一览众山小的全新境界。钱穆说读书不可自喜于一隅之得，游山不能死守于一个狭窄天地里。 “马来亚高山清凉，必有宾馆，为前英国殖民政府官员休假避暑处。余夫妇每逢假期，亦遍往游憩，少则三五日，多逾一星期，而尤爱槟榔屿，住其山上旬日。”1967年7月钱穆来马大中文系执教，学生陈启云刚从哈佛回来，也在马大中文系，一有假期，就带他旅游。钱穆不能适应湿气，胃病让他烦不胜烦，游山玩水雅兴也被破坏。本来计划留10个月，最后提前两个月回返香港，要不然《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会出现更多本地山水风景。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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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谁比他们更好/何国忠

“将来规复还校的时候，恐怕我们在满目苍凉的校园前，都要觉得不但人物已非，而且城郭也并不依旧了。在现在这个时候，一切和北大有关系的或接触过而念念不忘它的长处的人，心里面总要有一番‘拨尽炉灰成起废’，‘历劫犹堪独往来’的期望或感触罢。” 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柳存仁在《宇宙风乙刊》发表《北大和北大人》系列文章。1935年他入北大国文系，两年后抗战爆发，转到上海光华大学借读，1939年取得北大文凭。《北大和北大人》发表时，北大与清华、南开大学合并，在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未来如何？无法预测。想起母校，心情复杂。“从前释迦牟尼在证道的时候不忍在一株菩提树下坐过3次，是怕情念难舍，不能割离。人生如作茧，但也情不自已，将来北京大学复兴工作，将成为一种承前启后的新兴的局面，当然不只是少数的人所朝夕企求或妄冀的也。” 过去时光温馨场面居多。进大学好处是著名学者，之前只读文章，终能一见。他说他的老师可以用动态和静态区分。前者以胡适为代表，后者以钱穆为代表。胡适在美国念书时，已为掀动文学革命作准备，其后在北大扮演开风气角色。与他有关的倡议包括整理国故、好人政府、人权治国。他为科学和民主的推广撰写文章，《新青年》、《新月杂志》、《独立评论》都留下影响力。柳存仁说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黄侃、林琴南、辜鸿铭、梁漱溟、林损、林语堂、梁实秋、顾颉刚、陶希圣，都不能够越出动态范畴。动态老师会在北平正阳门车站办记者会，然后赶着火车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静态老师至多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去搜集档案或到琉璃厂、海王村一带搜罗旧书。动态老师喜欢坐私人汽车，虽是二路货，车式不美观，但是在北平图书馆附近穿行，塔影岚光，汽笛鸣鸣，让原本就优美的景色增添风采。静态老师生活简朴，延续旧时代学者的作息方式，出门只乘人力车或步行。风格不同一目了然。以钱穆而言，他宁可在校内编著中国通史讲义，也不出席教育部史地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他宁可专注撰写西周地理考，也不愿领导或抨击新的学术运动。柳存仁爱听钱穆讲课。浓浓无锡口音，开始难懂，慢慢也就习惯。钱穆头发左右分梳，教书时手拿笔记，却从不看。柳存仁对钱穆的著作称赞不已，形容他是悲天悯人的学者哲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卢沟桥事变前夕，“述往瞩今，条细缕明，畅论汉宋学术，是近三百年学问的渊薮”。而跋涉于湘滇旅途中所写的《国史大纲》，“在战乱播迁的动荡的时代里，苦口婆心的给予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指示、勇气和光明。” 动静风格皆是个人选择柳存仁尊敬钱穆也尊敬胡适。他说胡适风度翩翩，口才好，能容人。北大老师常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反驳、以至于论战攻击。他们把自己学说和学生详细讨论，有时也攻击不同老师议论。胡适在课堂里批评过钱穆关于老子和《老子》书时代的观点，但是对事不对人。对于钱穆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刘向歆父子年谱》，他十分佩服，公开在学生面前宣传。柳存仁说胡适对有才华的学生从不吝推崇，被点名的学生包括以〈《诗》卷耳芣苢采采说〉而成名的丁声树。柳存仁印象深刻：“在胡适之先生的嘴里，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 动态或静态是个人选择，也不一定得将每一位老师归类。例如钱玄同大部分时间独来独往，他名闻遐迩，文字声韵的探讨，国语运动的提倡，都有贡献。“他独自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春明馆喝茶的时候，是照例谁都不理会的。”他喜欢在古木阴森的树荫底下冥心默想，有谁想到这位智者晚年因为痛心国事，愤忧郁懑，最终病殁。柳存仁说他看到北大老师“身体力行的深刻教训的宝贵。”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有理想的君子，不会为衣食住行奔波，他们在艰苦的日子里依然快乐。柳存仁引了《论语·述而》句子。他说北大老师的生活，不庄严不枯燥，是合理的修养和不断增加学问的总成绩。北大“如果不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中国全国的最高的权威，那么，你应该可以告诉我谁是比他们更好的。”这种为母校发声的话我爱听，在战争时更可联想其中悲痛。

4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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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何国忠/松柏

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因战争内迁，组建联合大学。联大文学院临时设在南岳。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本一人独居一室，后来被安排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三人同住。室中一长桌，入夜，闻一多燃灯置其座位前，勤读《诗经》《楚辞》，有新见解，立刻默坐撰写。吴宓为备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吴宓在清华教书逾十年，流寓中上课，认真如昔。只有沈有鼎觉得无聊，天天想找人聊天，吴宓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严谨不苟者包括钱穆，他一样书不离手，不喜言谈无味者。《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每星期六早，他下山到南岳市图书馆借书。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四库珍本初集》，他专攻宋明各家集，都是以前未见者，借归阅读，勤作笔记。其中王安石新政诸条，后来出现在《国史大纲》里。又借王龙溪和罗念庵二人集子，读后“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最后写成〈王龙溪略历及语要〉及〈罗念庵年谱〉，并且为他“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读过多次，7月初飞香港，手提行李箱装的是这本耐读的书。钱穆说“余之为余，则胥父母师友之赐。”他为人刚正，不喜阿谀奉承言论。书中记他在南岳时，有二学生赴延安，众人集会欢送，冯友兰和钱穆受邀演讲。冯友兰发言时对两位学生倍加奖许，钱穆致辞时却大泼冷水。他力劝在校诸生安心读书。他说青年之为国家栋梁，和将来有关，非指当前。学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以后就是国家栋梁。“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 在逃亡中做学问，并非冷对世界，恰恰因为离乱人生，不可着急。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说钱穆16岁萌发爱国思想文化意识后，一直给亡国问题困扰。在新亚书院时，他多次提起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心灵上激起巨大震动。他没有走政治救国的路，而走进历史研究，他想寻找中国不会亡的证据。从北大到西南联大，他都承担“中国通史”的教学，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现。何兆武听过他的课。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说“《国史大纲》就是他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昂，听者为之动容。”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陈梦家劝钱穆为平日课堂所讲“中国通史”整理成教科书，这是“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也是“为时代急迫需要计”，钱穆听进去了。动笔不久，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说昆明“交接频繁，何得闲暇落笔”，遂决定留在距昆明不远的宜良，以半星期去昆明任课，半星期闭门撰述。如此一年时间，写完《国史大纲》。寒假时汤用彤和陈寅恪过来探望，陈寅恪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孙国栋在〈师门杂忆〉中回忆钱穆，说他进入研究所第一天，钱穆要他列出所读过学术书籍。看后钱穆要他先读《国史大纲》。第三天上第二课，钱穆问进度，孙回答读了一百多页，又问心得，孙随口提几点意见。钱穆面色一变：“你完全未领会《国史大纲》的作意。你为什么两天只看了百余页？”孙辩以忙为理由，钱穆更生气了。他提朱熹名言，说做学问要有“救火”、“追亡”般迫切的心情，排百事而为之，然后才有可成。“你既已愿献身于学术，哪里能因些俗务而荒疏学业。”孙国栋听后汗流浃背。孙国栋不避当年尴尬事，他说钱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从钱穆身上学到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有一次在火车途中，钱穆谈及南岳他所喜一寺，该寺庄严开阔，使人起安详宁谧、和平清静之感。抗战时，寺庙被毁。战后钱穆重游。方丈已换，遍种夹竹桃。花开季节，极为美丽，吸引许多游人。钱穆却愀然不乐，夹竹桃高不过三丈，寿不过30年，此寺必将一无所有，若改种松柏，高可千尺，寿可千年。方丈只知短暂繁华，胸襟狭窄，毫无眼界。李白诗有“松柏虽寒苦，羞逐桃李春”句子，夹竹桃和松柏之间选择，让孙国栋一生警惕。他说钱穆轻轻一语，听者终生受用。

5月前

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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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梁观耀 / 余英时19岁的抉择

史学泰斗余英时去年8月1日辞世，享耆寿91岁。当时【读家】曾邀请本地学者魏月萍撰写〈书都写好了，将来一定有用——追念余英时先生〉。转眼间，余英时去世一周年了。前几天收到这篇〈余英时19岁的抉择〉来稿，正巧可以刊登，让各年龄层的读者再认识余英时——他19岁那年，究竟发生什么事？如果当年没到香港，他会是怎样呢？ 1949年4月21日，共军攻破南京。一个月后，同样的命运落在上海。拿下上海的两个月之初，中共对当地的控制由松而紧。余英时之父余协中因与国民党陆军中将杜聿明有一段关系而被当局纳入紧盯名单。6月初，留下长子余英时在上海善后——顶出房子、收拾杂物运送北京住宅，余父携继母与幼弟匆匆登船逃离。6月底，19岁的余英时参加燕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考试，考取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后，离开上海，回到已经转换政权的北京就读，万料不到只读了一个学期。以学术研究为人生道路的他，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从未动念离开首都转往他处谋求出路，就那样沉浸在乃父的母校燕京大学幽雅环境里吸取知识，琢磨学问，一心走上学者之道。书中〈燕大学人〉一节即可见作者的深刻回忆——在系上老师授课下所受到的潜移默化。比如翁独健讲授的“历史哲学”，影响了他日后走上“思想史”的研究路数：探究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及影响时，并不专重抽象观念，而往往寻求观念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复杂因素。 ◢“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 然而，余先生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却在这一年寒假里发生。父亲一家辗转迁居香港，着他寒假去探望。赴港探亲时，依旧一心一意想着只在寒假一个多月里与父母重聚后便回燕京继续学业，完全没有留港定居之念。他当时仍坚信，自己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就在归京之志甚笃之际，回程途中去广州的火车竟然故障，耽误了四五个小时，导致无法连接返京班次，只能改乘隔天的火车。正是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忽然改变了想法，使他从根本上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一意要回中国本土，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留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 余氏这段自白，可视为日后他所说“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这句名言的发韧。余英时先生当然是中国人。他生长于马列主义主宰中国以前的中国。他掌握及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深于任何一个中共管制下被洗脑、只会喊爱国口号的中国人。他的“中国人”，乃是文化概念上的认知，而不是对政治党派的认同——中共此一政党所认同的其实是一个德裔犹太人混合前苏联独裁者的思想理念，并非讲究君子之道与宗族精神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他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这本充满争议的大著便说： “文化不是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而是体现在个人的全部言行之中。……平时尽可以持论极高，现在到了实践关头，便不是空谈能够搪塞得过去的了。” 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被司马迁尊奉的治史律则便是这一精神的最早呈现，而这段话除了可视为余氏做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亦可看作其个人的夫子自道，更是“我在哪里，那里就是中国”的简明注脚——他留下的等身著作，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关怀与人文精神的思辨，更成为意欲了解中国的读者，一盏又一盏的指路明灯。 ◢毛泽东时代，老学人受迫害余先生曾序巫宁坤《孤琴》，回忆了他19岁入读燕京大学一学期的事迹，可与前面所提〈燕大学人〉一节互补。尤可注意者，序里提及在读了不少毛泽东时代老学人留下的日记、书信后，深刻感受到他们在那样高压铁腕的环境下扭曲了的心理状态： “中国知识人尽管受尽了迫害和侮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始终在共产党的精神枷锁的笼罩之下，不但摆脱不掉，甚至失去了摆脱的意志。所谓‘精神枷锁’是指知识人，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党’是决定他们存在价值的唯一精神权威。每一个知识人的评价及其正或负的程度最后都完全由‘党’的一句话来决定。如果‘党’给他‘定性’为‘反革命’、‘右派’或‘资产阶级’，他首先便会自觉罪该万死，羞愧无地；如果‘党’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顶‘帽子’，他又立即如获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说，如果他竟能批准‘入党’，那更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不但家人亲戚为之欢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别是带有‘帽子’的，也都不尽要‘弹冠相庆’。” 这一精神权威现在当然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民族主义情绪可供“党”操控和玩弄，以及因高科技的兴起和运用来加强严密监控，在“社会群体性事件”火苗蔓延以前就以“维稳”之名碾压扑灭，而后继续掩耳盗铃地天下太平，日月清明，风雨如晦的“四月之声”也变调成和谐的奏鸣曲。 ◢如果没遇上钱穆，没留美…… 当年毛泽东回答如果鲁迅还活着会如何的问题，曾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如今也且来假设，要是余先生当时成功北归，没遇上钱穆、没留学美国，而是经历了今天众所周知一连串入魔般疯狂的斗争“运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上山下乡、劳动改造、土法炼钢、破四旧、反右、六四……他大约亦会被“党”套上深冷的“精神枷锁”，受到极大的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不然就是当上社科院御用研究员，言皆玄远地口不臧否当代人事。说起来真是大幸。余先生今天遗留下来的煌煌著述，都有赖于他19岁那年卡在北归火车厢里思想的“天人交战”，最后决心南渡自由空气浓厚的香港所致。这一转捩点，成就一代历史大家，让吾等有机会奉读他对中国精彩的研究与观点，厘清自身文化之由来，以及其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而不会党国不分地盲目沉浸在“大国崛起”——以牺牲掉个人尊严为前提——的泡沫幻象里，甘当“党”的旗手而不觉。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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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殖康 / 为大马人编的钱穆选集

一本好的选集，在我看来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❶集子立意明确，无须是被选者最好的文章，但必须符合选集之意义。❷编者在集子内的撰文如不能画龙点睛，也必须至少为读者开启方便之门，让读者有准备进入选集后的纭纭书海。❸尽量不从专门学术著作内选文，以免断章取义。黄文斌主编的《中华文化与南洋情怀——钱穆先生作品选集》（下称钱选集）乃是为纪念钱穆先生于1965年到马来亚大学（马大）教书所编。主编在〈出版缘起：民族盛衰系于文化之承传与创造〉中引钱穆先生文字，指出“本地华族青年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茫无所知’”，虽然编者并无明确说明欲借此钱选集“加强华人子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但从其行文几出版缘起之篇名来看，如此推敲概无大碍。熟悉本国历史的读者想必知道我们的先祖因何事从中国南来，大抵可分为政治因素（逃离战火）和经济因素（养家糊口），其中又以后者占大多数，因此并未有多少先祖打算在此落地生根，来过马来亚半岛的中国现当代名士文人更是少之又少，有的也只是作短暂停留。有鉴于此，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上自然产生了断层。然则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海外移民》表示：“诸位不要认为中国文化专在几个读书人，或是研究文史哲学的人身上……真正的中国文化，具有坚韧及适应性的，必是深深地印在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脑中、血液中。” 此话虽然不假，但随着历史因素和社会条件的时过境迁，若还流于片面，则所谓文化永远只是沟通交流的“工具”，没有深度可言。若拿钱穆先生《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几部书》内所举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九部书，我想许多本国华裔连翻都不愿翻，更有甚者只顾着当“祖国”党的旗手或者抖音文化传播大使，便自感沐浴在中华文化中。网络喧嚣，只要到本国中文使用者的留言区浏览一遍，大概便可知一二。未收录本地华人研究钱选集并未选取钱穆先生的各部史学著作篇章，而多选其发布在刊物上的讲稿，文字浅白贯通，更易于阅读，其中〈南洋情谊篇〉一章所收录的文章无疑是本钱选集对本地读者更有“关联性”的所在，可惜主编并未收录特别以本地华人研究之视角，发展钱穆先生对本国华文教育之期许、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进一步阐述“中华文化与南洋情怀”，于我而言该是本选集不尽完美之处。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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