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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歌

看王安憶的小說,從最早的《小鮑莊》到《長恨歌》,再到《桃之夭夭》、《一把刀,千個字》一路追隨,從中得到的樂趣是看到一個作家的寫作軌跡。而最大的發現是作家對生活的體驗及感受,換言之,體驗也是一種實踐,隨著生活經驗的增長,不斷吸取的過程。 近些日因家人往院,我頻繁進出醫院;在醫院陪護,其實就是靜靜地守著,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書。出門前隨手從書架上抓一本丟進包裡,到了取出來要看時卻總是一本舊書,這倒也無所謂。就這樣,看了廖輝英看王安憶,都是些舊著——從走過的軌跡中看出一種氣派。作家到底是作家,不需要怎樣的主義,就只是一種感情,即能講述許多故事。而這感情也無需多浪漫,它就像閒情,可有可無卻很溫暖。 剛看完《海上繁華夢》,是王安憶早期的作品。書中的幾個故事,各有各的獨到之處,卻每一個故事都有共同點,虛幻、空想、與現實距離甚遠。但所描寫的人物卻又是那麼的真實,使我想起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除了營造虛幻氛圍與異樣境地,一切都是真實的,在真實的世界裡講述人生的狀態,以及鮮活有味的人和事。 構思這樣的故事,王安憶自己說,過程異常疲累和艱難;每一個句子像擠牙膏似的擠出來,所花的時間足以寫五倍同等的字數。 《海上繁華夢》,光看書名,便可預料內容是一場夢。即使抓住了發財的機會,結果也是夢一場。這非常符合中國哲學——人生若夢。 《漂洋船》說的是福建有一個姓陳的人,俗名阿昆。先人打過潮州強盜,是英雄。可是到了阿昆這一代,先人德澤已然黯淡。他是獨子,還沒等到他出生,父親便登上漂洋船,隨風飄到南洋去了。母親早晚給天后娘娘上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一炷清香。年復一年,父親始終沒有回來,阿昆也長大了,一如當年,又有人來邀他去漂洋,說那裡遍地黃金。阿昆被說得心動了,也要上漂洋船,可是母親不允許。阿昆自此不斷做夢,老夢見那黃金鋪地的地方。終於在一個夜黒風高的晚上偷偷登上漂洋船。而上岸的地方卻並非如傳說中那樣黃金鋪地。那是一個島,雖然經濟並不特別繁榮。但阿昆到底也站穩了腳,後來還娶了當地女子,就是沒想過要回故鄉。而尋找黃金的夢不曾中斷,他不甘心,決定再登漂洋船。他努力工作,拼命存錢,終於有了一條船,然後揚帆遠去……日子一年年過去,阿昆沒有回來。而阿昆母親的盼望與等待,則由他妻子來傳承,一如當年。 《玻璃絲襪》的繁華夢,致富的代價是以生命換取的;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跑私幫貨,從土匪窩裡逃出生天,其中一個男人的兩箱玻璃絲襪變成兩箱鈔票,卻反被鈔票困住了,日日夜夜想著如何把兩箱鈔票變成兩箱金條,最後因不懂得“變”,虧個清光。不但人生如夢,連繁華也是一場空! 《名旦之口》是一個靠名人關係成名的故事。現實社會中,這應當是很有意味的吧。寂寂無名的牙醫,診所終日門可羅雀。一日他與太太去看名旦唱戲,名旦一出場,一片喝彩聲,只有牙醫無動於衷,更無心聽戲,無意中瞄到名旦的牙齒,不禁眉頭緊皺,搶過太太手中的望遠鏡,調到最高倍數對準名旦的嘴部看個不停。回家後馬上給名旦寫信,同時貼出告示,牙醫遠遊,診所暫時休業。說也奇怪,診所休業後,名旦也不肯登臺了。傳聞她到處去找一位牙醫。 等到診所復業,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就是名旦要找的那位牙醫。消息傳開,診所門庭若市。而名旦正要去牙醫診所,牙醫卻已經來到門口,還捎來了各方土產…… 過了不久,名旦又登臺了,大家發現她出落得更加嫵媚了,特別是兩排牙齒,像編貝般又白又整齊。 牙醫出名了,當然也致富了。這個故事的繁華不是夢,卻恍然若夢。而現實社會從來都不缺這種真事——這種帶動,以前叫攀龍附鳳,現在叫名人效應。 這樣的人與事,讀來並不覺得荒唐,反見功力——題材嚴謹而寫得輕快。幾乎忘了王安憶自己說的,每個字像擠牙膏般擠出來,寫得異常疲累艱辛。這種痛苦,其實也是作家的樂趣。 相關文章: 【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替歷史寫的 【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末代輓歌 【專欄.所見微塵】李憶莙/人生軌跡
1年前
大學本科那幾年,我和同學特別迷戀閱讀王安憶。那時她是當紅的海派作家,上海弄堂的日常氣息透過她筆尖徐徐瀰漫,老城風華在大戲臺上演,上海女兒王琦瑤成了一代傳奇。1996年《長恨歌》出版,那是我的大學時期,十里洋場滬上名媛的故事不過是個開頭,此後上海里弄和北京胡同分別走入我們的閱讀視域。碩士階段,寫了兩篇有關王安憶的論文,至今重讀仍是歡喜,近期也讓王潤華和南治國老師收入剛出版的《東南亞漢學中的上海文學研究》。 2003年,王安憶擔任花蹤評審來到馬來西亞。我和曾翎龍陪同她和夫婿李章到馬六甲一遊。說真的,那時候我還不曉得王安憶原來跟新馬也可以牽出一點因緣。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安憶有個出生在南洋的父親。 王嘯平是小說家,也是劇作家,曾在南洋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19年出生於新加坡,在那裡完成小學,彼時家道中落,他的父親原來在膠廠當經理,因意見不合,改做雜貨店生意又失敗。王嘯平小學畢業後只好前往一家車行當學徒。他非常好學,開始接觸許多中國左翼作家如魯迅、巴金、矛盾等人的作品,左翼思想開始點燃他內心的信仰。 1936年,王嘯平17歲,他和朱緒等人組織“星洲業餘話劇社”,朱緒是當時劇社團長,在他領導下,旗下的特別隊伍“馬華巡迴劇團”開始在新馬大小城鎮上演抗日救亡劇145場,一方面固然是展開抗戰宣傳,另方面則是與其他華僑籌賑抗日(方修《馬華新文學史稿》下卷)。盧溝橋事變,抗日救亡風起雲湧,這期間,他在《星洲日報》、《南洋商報》、《新國民日報》發表了不少劇作評論和文學創作。1940年,21歲的王嘯平到了上海,跟上海戲劇專家吳天老師學習,繼續參與劇團的抗日工作。 然而,這趟一去,便是一生。他回到了念茲在茲的“祖國”,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和新加坡的祖母、父母音訊斷絕,直到新中國建立才取得聯繫。王嘯平從此還付大陸,整整40年,南洋的家人以為他已殉難,悲痛欲絕。他寫到,“他們整整四十年,不知我在天涯何方,海角何地,不知我是活在人間或是早埋在荒山野地,只有日日夜夜無盡的悲傷和焦慮的折磨。”他的母親曾對他說:“‘只要你留在我身邊,我要飯也要養活你。’她最擔心的是我遠走高飛,‘父母在,不遠遊’的古訓,在那個時代南洋青年眼裡是感到可笑,沒有出息的。” 王嘯平這個“南洋青年”在國難當前選擇離鄉重投祖國懷抱,實無可厚非。歸僑的路,雖說是一項生命抉擇,但王嘯平走得一點都不容易。1950年,他和小說家茹誌鵑結婚,先後生下王安諾、王安憶,小兒子則在1964年出世。1957年,他被開除黨籍,劃入右派,1978年才得以平反。據女兒稱道,父親後來拿到了補發工資,還上繳了20年的黨費,見其赤子忠誠。1986年,退休的王嘯平出版了自傳體長篇小說《南洋悲歌》,究其實乃自身歸僑的故事。90年代,另兩本長篇——《客自南洋來》和《和平歲月》面世,同樣以方浩端這主人公串起一個“海外孤兒”的生命故事,成了自傳體三部曲。 身為寫作人女兒的王安憶,她對父親似乎是從不解中追求和解。在她眼中,父親“不知人事世故”,“再沒有比父親更不會做人的人”,“在一些最不合時宜的時候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她所敬重的父親,這一生“只有兩樁事業,一是革命,一是藝術”。雖然被開除黨籍,但父親總以自己的方式來愛國,“他對人不加矯飾,人對他也同樣的不加矯飾。不以虛禮往來。” 父親被劃入右派分子後,春節亦不得回家,當時王安憶和姐姐年紀尚小,母親獨立帶著她們,爸爸在南京,她們在上海,挨著日子過生活。對這個“不合時宜”的父親,王安憶最後選擇理解之同情。多年後,她在《父親從哪裡來》一文追述:“在我已是一個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親的不合時宜,卻包含有一種沉重的悲喜劇色彩。……父親的思路總是與這個社會里大多數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來客。我過去從沒有認真地去想,父親走到我們這條道路上來的困難。” 2003年12月,王安憶為花蹤文學獎前來,依稀記得我們坐在馬六甲老街騎樓下的一家茶餐室,南洋風吹來,赤道上獨有的、黏膩的汗水味。如今翻閱文獻,那一年3月,王嘯平離開人世。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