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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蜜

1月前
1月前
我把钱包弄丢了。 如果没记错,是个黑色的长夹钱包。里面有我的信用卡、身分证、学生证、驾照、还有一笔现金。上次看到,还是3天前的事了——至少,我是这么告诉我自己的,但我其实并不确定。记忆糊在了一块,现实与幻想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尤其是睡前和睡醒后不久的时刻,更是如此。 钱包不见毕竟不算什么,我至今依旧觉得这件事,没必要告诉任何人。再说,让别人因此误认为我是个疏忽大意的女人,倒不是什么好事。就像我的好闺蜜可颖说的,有些事,还是自己一个人知道就好。 可颖是我在大学结交的第一个朋友——至少,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她很高,几乎高我一个头,而且总像我姐姐一样照顾我。她为人乐观开朗,笑起来时,总能感染身边的人。但于我而言,那笑只是个面具,底下似乎隐藏着什么我看不见的,更为黑暗的东西。每次看着她笑,我总能隐约察觉到她脸部肌肉的颤抖,还有藏匿在圆框眼镜后,那双深灰色瞳孔里流露的不安。那是如胎记一般,消不去也藏不住的。然而,很多时候,我都把它们像垃圾那样,扫到一旁没人看见的角落。正如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难免有着难以向他人启齿的黑暗面一样,有些事物,还是不要说穿为好。 因此,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最不可能感到难过的人是谁,我的答案依旧是可颖。这也是我希望自己去相信的。她开朗的个性,总是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我。每当内心的不安快把我淹没,她总会出现在我身旁,安慰我,帮助我。她常给我一种感觉,仿佛世上任何的困难、绝望都不曾找上她,这让我很是羡慕。 我很喜欢跟可颖聊天,不是因为我真的享受,而是因为我需要它,需要她的笑。尽管知道她的笑不一定是真的,尽管她的笑,在带给我欢乐时,也带给了我更多的不安,让我想起了自己试图逃避的一切,但我依旧需要它。对,我需要它,很需要它,就像有些人需要毒品一样。 刚上大学的第一年,有一段特别难熬的时期。当时,我生了场大病,躺在床上休养了两个礼拜。尽管痊愈了以后,我的身体依旧虚弱,但看着这两个礼拜堆积的分组作业和报告,我不得不拖着身躯坐到书桌前。每一天,我都得熬夜到凌晨四、五点。刚好那段时间又碰上了经期,压力导致出血量增加。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杀了自己,一了百了。 有一天,可颖忽然来到我的宿舍,带了一包自制的巧克力曲奇饼,还有一张泰勒丝·斯威夫特的唱片。我已经关在宿舍房间好一段时间,此时看见她,比什么都令我兴奋。那一整个下午,我们有说有笑,吃甜食,听泰勒丝动人的歌声,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仿佛忘了所有的事,什么报告,什么分组作业,通通都像不存在一样。我很感激她,尽管我至今还不知道,她那天究竟是为了什么来我宿舍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一直需要她这个朋友的原因。她就是我的毒品,让我短暂忘却活着的痛苦。 说回我的钱包,这个星期三,我在大学讲堂上课。教授平淡的语调,让我几乎要睡了过去。直至临近放学,可颖的一则讯息,才使我一下抖擞了精神。“我买了一些烤鸭,今晚要不要到我宿舍来吃晚饭?”她的邀约,我从来没拒绝过,毕竟她可是我的好闺蜜。 走在路上,我思索着待会儿见面要对可颖说的话,内心雀跃不已。当有个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按着口袋(自从去年在曼谷旅行,钱包被人趴走,我就养成了这样的反射动作),却发现我的口袋只有一把我宿舍的钥匙。于是我把几个口袋逐一找了个遍,又把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却依旧没找到我的钱包。 “怡琳,你还记得你今天到过哪里吗?”抵达可颖的宿舍时,她问我道。 我稍微平复了心情。“今天?”我看着她的笑,想了想,“早上我到便利店工作,之后回宿舍吃了个午餐,就赶去讲堂上课了。” “你记得你回到宿舍时,钱包还在口袋吗?” “我没去注意,不过应该有吧。” “你有拿出来吗?” “没有。”我虽然这么说,内心却不太肯定。 “那钱包一定是在你去讲堂的路上掉的。” “为什么?” 她没说话,目光坚定。我选择相信她。 当时,我们还没吃晚餐,烤鸭都放在桌上,冒着热气,但可颖坚持陪我到校园里找找,说一定有的,钱包一定就在路上。然而,我们几乎找遍了路上所有可能的地方,还是一无所获。我见天色晚了,便对可颖说:“也许它不见了也好。” 可颖卻像没听见我说的话,自顾自地道:“不要担心啦,怡琳。如果有人捡到,看到了钱包里面的学生证,过不久就会拿来还给你的。” 我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果然,3天过去了,它依旧不见踪影。看来我的钱包,是永远也找不到了的。 昨天下午,在宿舍写分组报告时,妈妈打了通电话来。我没有多想就挂掉了——这是我多年来练就的反射动作。过了几分钟,我才想起这件事,赶紧给妈妈回电。电话接通了,妈妈照例劈里啪啦地说着话,她那有些嘶哑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就像收音机在电台之间切换时发出的乱码声。我花了好一些时间,才理解她说的话:原来她想在这几天来参观我的大学。 离婚后,妈妈的情绪就变得极为不稳定。每次我只是犯了一点小错,她就会气得仿佛我刚杀了人似的。记得8岁那年,我不小心把水壶弄丢了——也许吧——她知道后,厉声骂了我一顿,还用藤条抽了我。奇怪的是,我在她的愤怒中,感觉到了一丝扭曲的满足感。我说不清那种感觉产生的缘由,但我知道它存在,至今犹是。 我15年没见到爸爸了,但他的样貌、声音,却偶尔会在夜深人静时,像坏了的唱片在我脑海反复回放。跟妈妈离婚后,他带着姐姐搬到了马六甲,把我和妈妈留在亚罗士打,那年,我才5岁。我一直想给姐姐打电话,但每次讓妈妈发现后,她总会气得满脸通红,像是我背叛了她似的,并威胁我说,再给姐姐或爸爸打电话,就要打断我的腿,把我赶出家门。 这些年来,她总是告诉我,爸爸是坏人,是魔鬼的化身。“你要记得,他为了一个女人,一个丑到不行的女人,抛弃了我,也抛弃了你。他是世界上最没用的男人。”但谁知道事情是不是真如妈妈所言呢?真相往往就像一个水质混浊的湖,必须小心翼翼地沿着湖岸走,时时保持清醒,才能免于掉入谎言的深渊。 得知她要来我的大学,我的第一反应,是世界末日般的恐慌。她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她这个女儿呢?难不成是感知到了我把钱包弄丢的事?抑或说,是有什么人告诉她了?这些想法使我不寒而栗。我应该向她坦白我把钱包弄丢的事吗?还是继续瞒着她就好? “你不可以告诉你妈妈。”可颖说,脸色坚决。“不可以。” “为什么?” “相信我,怡琳。”她说。“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把钱包弄丢了,不止会大骂你一顿,还会断了你的经济来源。到时候,你只好辍学,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怡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想失去你啊。” 可颖的声音颤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不安,不禁难过了起来,说道:“我也不想失去你,可颖。可是我该怎么办?” “别担心,怡琳。我自有办法帮你。”她说着露出了微笑。(8月23日续) 相关文章: 朱洺衡/钱包(下) 周少龙/黑豆泥鳅汤(上) 周少龙/黑豆泥鳅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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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至今,John Lennon的〈Imagine〉还被供奉为宣扬和平的经典。每一次,我都想,世界依然把统一、同一作为理想吗?没有国界,没有性别和肤色差别、没有贫富和阶级差距,依然是人类美好的愿景吗?我也一样,偶尔看到天空,会叫身边的老公抬头。他不会有多大的反应,总是不置可否。但是,我就是一定要分享。好像只有我眼中的美丽,才值得。 不久前,我们一起看了一部科幻卡通剧,《Panteon》。有一个人工智能,为了修复一个上传智能(上传到网络的人类),进入了这个人的意识。于是,她熟知他的所有生活内容,清楚他的所有思绪,也感受到了他的人生挣扎,他的幸福时刻和他所有的梦、憧憬和追求。然后,一个人工智能爱上了一个人类。我觉得浪漫极了。我问老公,你要完全了解我吗?我渴望被理解、被认同。 我常常想,我跟桃20年的友谊,归功于她是一名辅导员。20年来,我们年年的年初三相聚。我们从泛泛之交,慢慢认识、互相了解,一起经历人生跌宕起落,到如今相知相惜。桃的三个孩子,从出世就收我的红包。桃大女儿如今已在中国深造了。即使有一年,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无法赴约,我还是嘱咐桃代我包三个红包。孩子们收到红包的快乐,不要中断了。今年,桃问我,我有其他的闺蜜吗?我说,过去有的,但她们结婚生子后,我们没有了共同话题,我就主动疏远了。是啊,那一次,我旅游香港跟她们聚餐。她们喋喋不休说着孩子上幼儿园的故事。我自己写作的心事,一直找不到空隙吐露。我一直往嘴里塞鲑鱼芒果寿司、豆皮鱼子寿司、玉子烧。分别后,回酒店的地鉄上,我被陌生人包围,内心腾出空间。我非常郁闷,她们俩都定居香港,见面聊天的机会多的是,为何我千里迢迢而来,却当一个听众而已。现在我谅解了。刚身为人母,世界绕着孩子转,在所难免。当时的我,何尝不自我中心,不懂人与人之间是双向的流动呢? 这几年,我一点一点学着,不让桃独自担着聆听的角色。可是她内心住着一个害羞的小女孩。而我又那么急于交自己出去。自己的事,我很少觉得需要隐瞒的,也可以源源不绝。桃则很需要隐私。这么多年来,我小心尊重和信任这个害羞的小女孩。逐渐的,她也一点一点放心地,诉说自己。 相聚几个小时,总不够。两年前,我们两家人在一个度假村过了一夜。这样的出游来得很迟因为我自知会亢奋过度。但孩子们会长大离家,得乘早留下记忆,于是觉得熬得过一晚,我就主动约了。正如所料,度假村环境舒适,而我睡不好。我整夜等待天明,天明了等待桃睡醒。最苦恼的是,每次分手后,我的热情还要延烧一两天。 这是自导自演,自己观赏的自虐。而自虐之难处,在于它是极乐的自溺。 近两年,我学会控制交谈时不倾情倾注。我这才有了他者的角度,给对方机会诉说。完美的交流,是各方坦然摊开又同处一层面。这需要真诚和尊重,和岁月累积的理解和包容。但交谈还是即兴的火花碰撞。随机的小悸动,让人惊喜又激动。我再压抑自己,还是陷入汹涌澎湃的热流。桃小女儿就说过我们,一见面就说得那么忘我。 忘我,恰恰只有我。 每次离开桃的家,归途中,我必须跟老公说一些不说不痛快的感受。都是一些关于桃一家的观察、一些桃启发我的感悟、一些久久让我感动的真情流露。老公会静静地让我说。到家后,我自知,不该说了。我是不说了,但演出这才开始。 当天晚上,闭上眼,荧幕开始放映。不从头,是选段,和重复。自己的戏份,尤其自己的对白,一再播放。有时候,放映不够了,得再演一次,发出声音来,加上脸部表情,再现现场。相聚后的一两天,回到家了,却回不了日常。我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恍神。我只会自己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重返见面的现场。 我苦恼。我非常讨厌打扰我的自己。 重返现场,会发现有瑕疵的片段。即兴演绎真实情感,但经不起冷静后的思考和正视。它们披上要不夸张、要不隐秘的外衣,会因逃得太快的个人情绪、来不及过滤的世故人情而伪装起来。也会有明明不肯定、完全不知道却理直气壮说了的含糊信息和刻板印象。于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看重听,观众会不断再不断的自愧、自责、自艾。 两天后,导演逐渐清醒,从虚幻划向现实。 这时,余温催促我补充自己。比如桃泡咖啡少了一个V60,我上Shopee找一个,把链接传给她。比如桃说她吃的pesto没有九层塔只有橄榄油,我查了维基百科,确实自己是对的(青酱的青来自九层塔),把链接传给她。比如我们吃nasi briyani,她不确定是印度人还是马来人的饮食,我查到了资料,知道是源自印度,才广传东南亚,又把链接传了给桃。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知识。但我说服自己说,无伤大雅。 努力冷却时,我还是觉得,有不得不补充的。比如当孩子们跟老公在客厅玩桌游,我和桃在厨房准备吃的时,我把去年借走的《1Q84》还给桃说,我不喜欢春树了,她说或许因为我们不再年轻了。另一个时刻,大家在客厅,桃说小女儿不再阅读。桃小女儿辩解,自己正从儿童过渡到成人,找不到合适的书籍。然后,桃小女儿问我:“你有什么推荐吗?”我一时反应不过来,随口说,许友彬的小说吧。我其实知道,她小学就大量读了红蜻蜓的书,所以这不算推荐。回家后,我剪辑两个片段,给桃传简讯说,等她SPM完毕,告诉她,我推荐她读《挪威的森林》。 余温差不多没了,我还是想补充。比如我随口建议桃一家去探望留学中国的大女儿。桃激动地说:“你们一起来啊。”我迟疑了两秒,才说:“我没有这样的念头哦。”两秒钟,我脑里闪过的是:一起出国我也太累了吧,如果旅游习惯不一样怎么办,她一番好意我也太小气了吧、太见外了,这么多人自助旅行很难迁就吧,让她安排、做主或许可行。桃的激动当场降温,她回应说,她们的时间很难配合。这个话题,立刻就过去了。但是,我回家后,认真考虑。然后,我传简讯说:“或许下一个年初三我们可以一起在中国相聚。”桃却回答:“让她回来会比较容易。”我立刻醒过来,那只是一个霎那、偶发的小冲动而已。桃又传了两个字给我:“谢谢。”我怔了两秒。两秒钟,我心里的感受是:她太客气了,她没有真心想跟我出国,她察觉到我有顾虑,她知道我认真想了一起出游的可能性,她也知道我担心她受伤了,她体谅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纠结,她竟然很坦然面对自己的一时冲动,最后她真诚地表示珍惜我的真心。这些年换来的相知相惜,桃很谅解我的过度热情,还有我的过度认真。 可是,我要成熟一点。不懂节制地付出是一种自我中心。强势将自己的意愿加诸他人,是不尊重甚至看不起他人。说到底,我觉得,你跟我一样才对。 当我觉得桃错了时,我最难受。有一年,桃在学校推行立春立蛋。桃也在我面前立起多粒鸡蛋。我觉得神奇极了。回家后,老公说,蛋立是正常现象,认为只有立春才能立蛋不科学。他查资料,发现香港在端午节立蛋,美国则在冬至立蛋。桃说,蛋能立起来因为太阳引力与地球引力的两立互拉。我和桃在手机上来回争论,都链接文章、列出证据。这种有事实可循的错误,可以纠正,容易达到共识。 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就只是个人的主观选择。20年前,我曾经尝试把自己的无神论观念传给桃。我们后来也有过几次讨论。桃认为,危急时,求神拜佛,念一句阿弥陀佛,是放下自尊,能安抚心灵。我说,这是自欺欺人,我无法盲目跟从。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些年来,我们小心不触碰这个敏感地带。每次我难受时,就尽量放开、努力放下。 Thomas Nagel 1974年的论文〈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从根本上,若且唯若一个有机体具有作为那个有机体是什么样(对于那个有机体来说是什么样)的经验时,它才具有有意识的心理状态。”1974年,科技没办法进入一个有机体的有意识的心理状态。今天,人类接近了。未来,或许人类真能做到。但那时,当我体会到蝙蝠是什么样时,我变成了蝙蝠。 看完《Panteon》,我问老公,是否要人工智能的能力,完全了解我。他说,当然不想要。我有点诧异、失望,也疑惑。我追问。他说,他爱的是我,他不想跟自己相爱。我突然反问自己,又是否想跟另一个我相爱呢? 《Star Trek:Deep Space Nine》里有一个角色叫Odo。他是一个能变身的物种。Odo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身分。后来他发现,自己的物种是集体的物种。他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快乐、生命意义、个人价值、群体使命是融进一个汪洋一样的集体里去。看了这一系列的科幻连续剧,我那么向往变身物种的恋爱状态。他们做爱时,两个个体融合成一个个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结合会丧失自我。相反的,我一直认为这是自我的最大化。说到底,你变成了我。可怕的盲点是,我不要变成你。 我相信,人类应该以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为基础。纵使两个个体互相接近、互相契合,发生了共鸣共振,两个个体依然独立存在,才是理想的状态。就是,我多了你,你也多了我。 人类还在祈求一个语言、一个文化、一个宗教就能定义每一个个人吗?当不一而足是一种贬义时,我们可以预知,姑且剩下一个时,是最强暴的压制和最残酷的清除。 我和桃非常珍惜一年一两次的相聚。我们的话题一个接一个,滔滔不断,直到分手的那一刻,还延绵无止境。桃每次都说,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我很诚实,我认为我们相见的次数不应该过多。我们非常信任对方,在不想见的日子,会好好生活。现在的距离,我们思念却不牵挂,祝福而不羁绊。 相关文章: 戴晓珊/将错就错 戴晓珊/厨师的第二玩乐 戴晓珊/叛逆了一辈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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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不仅是大韩民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更是宪政史上首位遭到弹劾成功的总统,随后更因为崔顺实涉及的“闺蜜干政”多项弊案锒铛入狱,出狱后的她几乎都待在大邱的私宅里,周一(25日)前往传统市场参观时接受媒体专访,针对遭到弹劾一事表示,自己用人不周,向国民表达诚挚歉意。 《韩联社》报道,随着明年4月韩国总选(国会议员选举)距今只剩下7个多月的时间,政坛再度将焦点转移至出狱的朴槿惠,观望朴槿惠是否能在政坛发挥剩余的影响力,所以朴槿惠周一前往私宅附近、位于大邱广域市达城郡的玄风传统市场,盘起招牌头发的她穿上米白色薄衬衫,现场摊商热烈欢迎她的来访。 韩媒《中央日报》今天(26日)释出独家专访朴槿惠的报导内容,其实专访是本月11日在朴槿惠私宅内进行,为朴槿惠获得文在寅政府特赦以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她还谈及出狱后至今仍承受如同火烧“椎心刺骨”的疼痛,强调害怕寂静的夜晚来袭,有时候还痛到只能睡一小时。 专访内容谈及对于弹劾事件的看法、对于崔顺实的看法、对于自己遭到亲朴界人士的“背叛”,执政时2016年不顾中国反对同意驻韩美军引进萨德系统(THAAD),以及和日本安倍政府签署慰安妇协议。 对于自己2016年12月遭到300席国会议员中的234人同意通过总统弹劾案、2017年3月10日遭到宪法裁判所(宪法法庭)通过弹劾,成为宪政史上首位遭到弹劾成功的总统,朴槿惠说:“是我自己用人不周、无法恪守本份至最后一刻,让大家对我感到失望和担忧,关于这一点我再次真心地表达歉意。” 对于“闺蜜干政案”的主谋崔顺实(现在改名崔瑞原),朴槿惠回答:“在接受检方调查听到(崔顺实的犯罪事实)时,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其实这起因于我用人不周,是我的疏失,对此我真心向国民们致上歉意。” 对于自己遭到弹劾后,敌对政党的文在寅代表共同民主党选上总统,朴槿惠说:“其实我的心境相当复杂,自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无论是应对北韩核武威胁的方式、还是和同盟国之间传出不和的消息,都让我对于国家安全感到忧心。” 对于外界在评价中将朴槿惠政府定义为失败的政府,朴槿惠淡然回应:“因为毕竟我无法做完5年任期,如果是说我个人上的失败,我欣然接受;不过如果说是因为政策上的失败,那么到底是哪一个政策是失败的,这我无法苟同。” 随后,朴槿惠在专访提到任内所达成的事迹,包括解散被认为是违宪的左翼政党统合进步党、公务员年金改革、强制关闭开城工业区、允许驻韩美军引进萨德系统、和日本安倍晋三政府签署慰安妇协议,她认为这些议题都和大韩民国是否能延续国运息息相关,且严重涉及到国家安全。 朴槿惠特别强调:“不知道是不是天助我也,直到上述的事情全部做完以后,我才进监狱坐牢。” 针对自己遭到弹劾的事态发展,朴槿惠也重新省思何谓“人性”,因为朴槿惠所属的政党自由韩国党(国民力量之前身)当中就有62名国会议员投票赞成弹劾(当时自由韩国党拥有112席),还有许多人被外界认为亲朴界人士,甚至就连胞弟朴志晚担任国会议员的朋友、党内院内代表都投下赞成票,当时让朴槿惠对人性感到幻灭。 最后,对于专访提问道自己在明年总选有无任何政治上的计划,朴槿惠强调自己已经退出政治第一线,“过去的缘分已然结束,希望就这样停留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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