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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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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白日之下观后感/陈淑心（吉隆坡）

白日之下发生的事，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但并不然。我们或许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灾难和战争，却可能不知道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弱势群体的故事。近期朋友推荐我去看香港电影《白日之下》。我因为自己从事助人工作多年，长期帮助残障儿童以及他们的家人，所以对这电影的题材特别感兴趣。这部电影的故事源于2015年香港发生的真实事件。只是电影将多则新闻结合，形成了单一地方发生的事情。故事描述一位记者潜入一家私立的老人、残疾人院所，揭发了该院所极恶劣的生活环境，包括严重缺乏人手，经常发生虐待及院友离奇死亡的事件。该记者从表现冷漠、震惊、气愤，到感觉无助，都牵引着观众的情绪。其中让我有深刻感触的，是弱智女孩被院长性侵后，虽然证据都指向院长有罪，但是因为女孩患上创伤后遗症，情绪极度不稳定，所以指控官以“为了不让受害者上法庭再次经历创伤”为理由，撤销了这个案件。事实上，被告的院长曾有多次被举报性侵院友的经历，只是因各种理由，不曾被判入狱。因此，被告再次自由地走出法庭，正义凛然地向大家宣告他博爱的精神，只是极其不幸地屡次被人冤枉。整部戏并非要指控个别罪犯或机构，而是要带出整个社会制度的弊病。该院所及其他机构多次被投诉虐待院友，但是政府为了开源节流，继续将照顾老人与残疾人的工作外判给私人机构，并选择忽略这些投诉。这让私人机构有机可乘，领取政府给予这些弱势群体的津贴，却只提供他们一个落脚的地方，过期的冷冻食物，和不人道的对待（如禁锢、殴打、脱光被绑在轮椅上集体洗澡等）。走出戏院，与我同行的媒体界朋友问我，是否相信这些事情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他说自己曾去过老人院，看见多个卧床的老人睡在无间隔的大房间，并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被更换尿布。我倒是想起了我在国外看到一起一位聪颖的自闭女性（注1）的新闻。她在寻求辅导帮助时，被异性的辅导员诱奸（注2）。但是即便她勇敢站出来控告该名辅导员，多年的法律程序耗损了她所有精力。她为此付上自己的健康，却无法使用法律阻止被告接触其他弱势人士，防止下一个受害者出现。社会制度造成资源缺乏我也想起在2009年，有人揭发我国新古毛一家政府残疾人机构对某些院友的不人道对待。记者发现一群无自理、语言能力的裸露病患被铁链锁了起来。他们的待遇与动物无异。院方无奈地表示，这些病患不但会逃走，也会撕烂自己身上的衣物，所以院方才会让他们裸露并锁上铁链。我记得新闻报道这事件后，精神科医生出来指责这些行为可以通过药物减低，院方不应该使用如此下策。此外，我们也得知世界各地常有新闻报道，说长期照顾残疾的父母、伴侣在不堪压力下亲手杀死他们。我并不想很清高地指责这些照护人员，或者被控谋杀亲人的照顾者。他们日以继夜照顾的疲累，严重缺乏睡眠，和精神上及经济上的压力，并非外人可以体会的。整个社会制度造成的资源缺乏（没有提供家庭经济上或实体上帮助照护病患，和缺乏适当的教育、医疗及就业机会给予弱势群体），并忽略他们和家属的声音，才是各种问题的根源。《白日之下》曾经发生的事，将来还会继续发生，除非我们今天开始去正视它，并付诸行动去改变。不为别的，因为每个人将来都会有一天变老，或变“残疾”（无法走动或卧床），你不会希望不人道的对待发生在你，或你所爱的人身上。（本文作者为注册心理师）注1：在最新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已经不再使用亚斯伯格这个名词。因此拥有正常或高于一般人的智商及自闭特征的人，依旧被归纳为自闭。这一群人一般上不容易被发现，因为他们能像一般人交谈、学习，以及工作。只是他们的沟通与学习方式会与一般人不一样，导致他们在与其他人互动时出现困难。此外，因为他们常轻信他人，无法读懂别人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常被教育要迎合别人，自闭女性常常成为性侵犯或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注2：在辅导室内，个案很容易视辅导员为比他们强大的“救赎者”，个案的脆弱心灵也很容易被辅导员操控。因此职业操守标准严禁辅导员或心理师与他们正在辅导的个案有辅导室以外的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即使他们证明与个案两情相悦。这个基本的职业操守，是所有的辅导员或心理师都知道不能触犯的底线。

10月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