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新闻资料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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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

【如意安详】说了就是/何国忠

1949年4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他一大早和王世杰及雷震早餐。三人常聚，有意在上海创办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胡适说他“上午九时离开上海银行，九点半到公和祥码头，十点上President Cleveland船，十一点开船。此是第六次出国。” 此次出国极有可能客死异乡。4月9日船停泊横滨，不想登陆，朋友吴半农坚邀，于是进城半天，见到吴文藻、冰心夫妇。4月21日抵达旧金山，得知国共和谈破裂，共军已经渡江。胡适在旅途上写两篇文章：〈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第一篇7个月后发表于《自由中国》创刊号上，胡适挂名发行人，主编雷震视他为精神领袖。《自由中国》高举反共旗帜。胡适说共产党所到之地，立刻罩上严密铁幕：报纸没有新闻，言论失去自由，人民基本诉求被拒。这是“最彻底的愚民政治”。为了遏止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蔓延全中国，《自由中国》杂志挺身而出，不让共产党“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并要“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二篇也是反共文章。他喜见陈独秀晚年思想进步，不再是“托派”，他“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他说陈独秀三个见解值得一书。一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二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三是民主政治包括无产阶级民主和有产阶级民主，“都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以26之龄一跃为学界领袖。本是年轻人楷模，言论最后变得无关痛痒，黯然离国。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解释原因。他说西方式自由和民主，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不同传统，移植过来，常遇窘境。胡适一度介绍“易卜生主义”，提倡个性和妇女解放，只在知识阶层中间发展，基础不牢固。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为了民族的生存，个人自由微不足道。只有大我获得自由，才涉及个人，才看到小我。民主精神的追求挡不过民族危机，个人自由最后让路给民族自由。余英时说20世纪中国的变化，“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不自由，毋宁死胡适是学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多以情入文，利用修辞，制造效果，距离煽风点火，玩弄情绪远矣。胡适回国推动新文化运动时，遇不少阻力，他在1917年12月11日写〈老鸦〉夫子自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政治角力无处不在，该说的话得说。龚育之在《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说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谈到共军成功后捉人问题。他说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们干什么？”但是后来语气稍有变化。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与钱穆，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一部分帮凶。 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说Patrick Henry有一句名言“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适说他在范仲淹的作品找到相同的话。范仲淹生性耿廉，有话直说，参政期间，不畏权高位重者，连上四章批评宰相吕夷简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绘制《百官图》，要仁宗正视无能官员晋升乱象。吕夷简咬牙切齿，说服仁宗将他贬为饶州知州。梅尧臣写〈灵乌赋〉劝范仲淹节制，不必像乌鸦专报凶讯，应该拴紧舌头，锁住嘴唇，免将路子越走越窄。范仲淹以同题〈灵乌赋〉回应梅尧臣，即使自己只是飞禽，仍眷恋生养之地，叫声不好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范于未然。灾祸警示往往被忽视，忠诚与智慧常遭误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说。即使因此而死，也要奔走呼告。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无愧良心，尽责就是。大部分朋友没有听胡适的话，他不会因为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受折磨而幸灾乐祸。人间没有净土，他没有预料到《自由中国》后来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雷震成蒋介石眼中钉，被军事法庭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判了10年刑期。

18小时前

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