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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肇强

2006年底,我和太太飞到澳洲塔斯马尼亚岛参加长女的毕业典礼。我们趁便到一些名胜地游玩,到过了亚瑟港、长滩、威灵顿山、布鲁尼岛等地方。塔斯马尼亚名副其实,景色美不胜收。 一个早上,我们到了一个叫里士满(Richmond)的市镇。这个市镇很幽静,楼房古色古香。镇郊的里士满桥已有接近200年的历史,已列入澳大利亚遗产列表。桥的附近有一所历史久远的圣约翰天主教堂,优雅地伫立在一个小丘上。我们进入教堂兜了一圈。教堂的内室角落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些精致的装饰品。这些供摆卖的东西都注明了价钱。太太选了一个圣母吊坠,准备回国送给好友书明。只是,要付钱的时候,我们左顾右盼,不见有人。这时,我看到壁上挂着一个小箱子,旁边粘着一小纸张,写着:“请将钱币投入箱里。” 走出教堂之际,我一直感到纳闷。没有人看顾,不怕有人拿了东西不付钱,甚而将整个箱子拿去吗?太太较乐观,她说:“他们能这么做,表示这里的人具备崇高的修养和道德观念。”我暗忖,倘若我们的国家也那么太平,人们都那么有诚信的话,该多好哇! 自助式购物大马也做到了 6年后, 我退休在家里闷得慌,又投身到吉隆坡大学的怡保分校上班。渐渐熟悉环境之后,才意识到学校大堂的一旁摆了一张大桌子,上面放满了饮用水和文具。桌上的一角置放了一个钱箱,上面写着:“Pay here”。钱箱旁还有一个红色的箱子,里头放了钱币,方便购物者自行找钱。 那么熟悉的场景啊!渐渐的,里士满镇圣约翰天主教堂里的一幕由模糊转为清晰,我真想高呼:“我们也能做到哇!” 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互信互重。倘若我们以小人之心去揣测别人的话,别人倒可说:“你都不信任我了, 我何必诚实以对?” 曾经跟一位华小的行政人员谈起教堂和吉隆坡大学所见的情景,他即刻大摇其头,说:“不行不行,在学校这么摆卖东西, 保证血本无归!” 但,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拜访一位华小王姓校长时,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学生敲门进入校长室后到橱里拿了两本练习本子,然后将几枚钱币放进橱里的盒子后,谢了校长便径自离开。校长看我那满腹狐疑的样子,笑着说:“学生习惯了自取自付钱,我也省了麻烦。” 一种优良文化的形成自有其一定的过程。过程中也许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久而久之,待全体学生都意识到学校对他们绝对的信任时,他们肯定也会还之以诚。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所有的学校里,也有这个“请将钱币投入箱里”的物品自购自付美丽场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学生已在心中滋养了不可磨灭的诚信与互信,他日进入社会和职场,他们将会净化每一个空间,让众人处身在一个无比舒畅的环境中。
4月前
3个女儿还念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家到吉胆岛一游。 到了岛上,大家都兴奋莫名,一切景象都那么独特。当时正值涨潮,我们走在架高的木板路上,底下都是海水,整个岛屿犹如置身在海洋中。这是多么新奇的经历。3个娃儿战战兢兢地走在木板上,既兴奋又刺激。 第二天早上走出海狮酒店往隔壁的土产店看看,老板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稍作介绍几种土产之后,指着身旁的一个大茶壶说:“来,喝茶!” 我纳闷。若是在中国茶乡如云南或武夷山,茶店为了推介当地出产的名茶而让顾客品尝是一种推销手段,但这是土产店,只卖海产之类的货品,怎么会招呼游客喝茶呢? 老板看出我心中的疑虑,即刻给我仔细地说明。原来这是一大壶的普洱茶。老板多年前血压忽然飙升,经朋友介绍开始喝普洱,不久后竟然不药而愈,血压回复正常。从此,他每天泡了一大壶的普洱茶放在店里,凡有顾客或有人经过,他都招呼人喝茶,趁机推广普洱茶。 我离开吉胆岛后,不久就因为忙生活而忘了这一段普洱经历。 直到多年后,两个女儿到都门深造,我除了忙工作,也经常开车到吉隆坡探望女儿。有一回带女儿到八打灵一带吃午餐时看到某家药剂行提供免费检测血压,便进去一试。一经检测,竟然发现血压是150! 返回怡保的几天后,觉得后颈有紧绷的感觉,时而头疼。我只好去见家庭医生检测我的血压。结果不能幸免,还是超过150!医生建议我多休息,并自我检测一些时候。我买了一台血压检测仪,每天早晚测量血压,但一直居高不下,仍然是150上下。两个星期后,医生建议我开始吃药,但我知道一旦吃了降压药就没有回头路,必须一直吃下去。 回家路上,吉胆岛的经历忽然在脑际闪现,我似乎抓到了救生圈。于是乎,我找到一家茶店一探究竟。茶店老板四十开外,红光满面。我看了看他的招牌,觉得跟某家神料店相似。追问之下,才知道他原来就是神料店的少东,现在自立门户,开设普洱专卖店。老板告知他多年前生活不检点,喜欢大吃大喝,搞到健康亮了红灯。他不厌其烦地拿出他多年前的验血报告,让我看他多项健康指标,尤其是血压和胆固醇都处于不良状况。在一位师父的指点之下,他开始喝普洱茶。几年后,他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也印证了普洱对他的帮助,于是开设这家专卖店以大事推广普洱。 喝后血压真的下降 我购买了几饼熟普洱,开始了我的抗压征途。庆幸的,血压指数逐渐下降,几个月后回到120和80。20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无需吃降压药。此外,胆固醇指数也处于优良状态。每年的验血报告出来后,家庭医生还语带玩笑地说:“胆固醇指数比我的还要好,可媲美年轻人!” 在这20年与普洱为伴的日子中,我常跟朋友分享我的普洱缘。虽然我不能把我的建康状况完全归功于普洱,但我还是希望我的经历对一些血压有问题的朋友起到作用。当然,普洱不是万能,至今我的2型糖尿病还得靠药物、运动和过无糖生活才得以控制在良好的状态中。 在这十多年的退休生活中,看着书、写着稿或与朋友聊天时,边啜饮色泽红褐、甘香顺喉的普洱时,快乐似神仙。
5月前
打从有记忆开始,我的头发都由理发师修剪。 犹记得在小学的某一年,姑姑拿我的头做试验,一剪之下却出了乱子,我的头上像野火燎原后的不堪局面,落得像一堆高低不一的茅草堆。姑姑无奈之下带我去理发店善后,让我生平头一遭留下理发的恐怖经历。 尔后到吉打州执教,在人生地不熟之下,接受一位新交阿生的毛遂自荐,让他操剪为我理发。当时觉得阿生的手艺还不错,日后就由阿生每个月替我解决那三千根烦恼丝。 我向来不会太过注重外表,也深知无须太过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整洁、顺眼、舒服,哪怕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也可处之泰然。看过这样的一句话,“I do not live in this world to the expectation of others。”我们何苦为别人的眼光而活着? 回到家乡怡保执教后,由于好久不进理发店,养成了找人代劳理发的习惯。在我苦恼往哪儿找的时候,女友竟然建议由她来尝试。一听她说“尝试”,心中难免产生疑虑,她行吗?多番思索之下,最后硬着头皮,闭上眼睛让女友一试。 听到女友拍了拍手,说“大功告成”之后,我慢慢张开眼睛急速瞄了瞄镜中的头发,诶,还不错!心中的大石终于可以卸下,也奠定了日后永远无须踏入理发店的基础。 数年后,女友成为夫人,从此成为我的“御用”理发师。只不过,女友的理发厅可简陋极了。我就只能坐在客厅的一张凳子上,身上披上报纸。由于不让风扇把剪下的毛发吹得四散,我只好忍受酷热。往往大功告成之后,我已是汗流浃背。不久后太太舍报纸而给我盖上一块白布,算是提升了服务素质。 只不过,当3个女儿陆续诞生,加上有自己的事业,太太自顾不暇,我的理发周期从固定的每月一次变得不定时了。很多时候,我要等到公共假期,太太才腾得出时间为我服务。为了等待公假,我的头发有时长得像长毛怪客时,太太在三催四请之下才勉强操剪,草草了事。再不然,就得等到夜深人静,3个娃儿都入睡了太太才开摊营业,为我这个唯一的顾客挑灯夜战。 又多了两位长期顾客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太太的生意渐隆,多了3个顾客。到了周末或公假,3个女儿轮流上阵,我则被挪到最后一个。幸运的话,轮到我已是黑发满地,让我的银丝覆盖其上;不幸的话,即将轮到我的时候,太太一声令下,关店!我就得等到下个周末或公假,再次沦为长毛怪客。 等到3个女儿上了中学,渐渐爱美,不愿光顾太太的简陋理发厅了。这时,我又回到唯一顾客的身分,无须为轮候而烦恼。 白驹过隙,日光荏苒,岳母和家母已进入耄耋之年,不方便到店里剪头发。于是乎,太太的服务网渐宽,又多了两位长期顾客。幸好这时我们俩都退休了,女儿也成家了,太太便能够提供应时服务,随传随到,而我也无须等到周末和公假才能达成心愿。 如今,我最享受的是看着两个女人各就各位给两个小孩儿剪发的时刻:女儿为我们的外孙女剪发,而在另一边厢,太太正为我们的外孙子理发。 于我而言,这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6月前
之前完全没有想到退休后会到新加坡生活。 在怡保退休前与太太毅然搬回老家陪伴独居的老母亲,周末才回到自己的家里打扫一番。7年后,母亲往生,我们始回到自己的家里居住。 没多久,3个女儿在沙登购置了公寓,要两老住进去,说是方便落籍新加坡的长女和次女回来看我们。此外,我们也住得靠近吉隆坡工作的老幺,她们较放心。 世事难料,次女即将临盆诞下第二个孩子时,太太突发奇想,说要过去新加坡帮忙照顾两个外孙。我深知太太向来喜欢小孩儿,也不忍心看到外孙送去奶妈处,便随口答应暂住新加坡,偶尔才回到雪州和怡保小住几天。 也因为这样,我们来回于怡保、雪州和新加坡三地,老友都说我们是狡兔三窟。 怎知当初的暂住,至今已变成长住新加坡将近6年。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熟悉了新加坡的环境。这儿出入方便,地铁和巴士是有空时到处乱窜的交通工具。这儿到处都有热闹的商场和小贩中心,更是我们打发时间的好去处。 在这儿生活久了,人多的地方,人声嘈杂的时候会忽然传来熟悉的乡音。 无可否认,新加坡的怪现象是华人与华人之间都爱说英语。只是,在小贩中心和商场却有另一番景象,运用华语的谈话声此起彼落。仔细一听,我会告诉太太,这几位肯定是我们的同乡,马来西亚人。太太会不过意来,总是问你怎么知道? 我说,你听,大马人说起话来总爱加上一些语气词,如“是啦”“是咩”“是啰”“是嘛”“是wǒ”“是hó”等等。此外,“了”一般是轻声的le,但我们都爱说liǎo,如“好le”说成“好liǎo”,“吃了”说成“吃liǎo”。 在家跟女儿谈起这种现象时,女儿抛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的华裔同胞就只有发音独特吗?我看太太和女儿对这个课题产生兴趣,就不厌其烦地给他们上课。你们没有发现吗,说“一万”的时候,我们都说“10千”,“10万”就自然说成“100千”了。 我们的数字单位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也许受到英文的ten thousand和hundred thousand的影响,我们都不再用“万”。女儿似乎恍然大悟,说马来语也说sepuluh ribu和seratus ribu啊!看来大马的多语环境造成了这个相互影响的语言现象。 其实,说到时间,“一个半小时”我们常说成“一小时半”,这是否也受到马来语satu jam setengah的影响?但英语是one and a half hours,跟我们的“一个半小时”相若,我们为何只受马来语的影响呢? 一股他乡遇故知的暖流 女儿听后似乎深感兴趣,追问是否还有别的例子。我微微一笑,指着时钟问她现在几点了?她即刻说“1点4个字”。我打趣说,钟面有字吗?她听后拍拍额头惊呼,噢,不,是1点20分! 太太提出的疑问值得推敲:何以新加坡人说的华语不大有这些语言现象呢? 我稍作思考后说,这也许关系到新加坡所施行的语言政策。新加坡电视与广播都只允许运用华语,就连香港的连续剧都换成华语播出。此外,由于大多新加坡人的家庭用语为英语,孩子都在幼儿园和学校学习华语,无形中,他们日常接触的华语都相对的较为“规范”,较少参杂方言词语或方言音,也较少受到多语环境的干扰。 这让我想起学习游泳,一个孩子打从一开始就按部就班地向教练学习身、手和脚的正确姿势,过后就能游得好,游得轻松和快捷。这也说明为何国家泳队的选手都出自泳池,而不是海边和河边长大、从小就跳到水里自行学习游泳的孩子。 尽管在新加坡听到的乡音较为“独特”,一旦进入耳际,却有一股他乡遇故知的莫名兴奋,似一股暖流沁入心脾。这些年多了很多来自大马的同胞担任美食小贩和店员。每当我问起他们是否大马人,他们都一脸疑惑,问我怎么知道时,我只回应:“熟悉的乡音”啰! 要完全解除他们的疑惑,看来还需等到跟他们较为熟络时才能说得清楚了。
1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