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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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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坡1日讯)在本地,关于是否帮助难民的议题一直存在争议。然而,当受助对象是一群无辜的孩子时,这个问题似乎少了几分尖锐。 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本期《善心美事》走访位于麻坡新加望的闪亮儿童学校(Shining Kids Learning Centre),看一群基督徒如何以主耶稣的博爱精神,服侍这些隐匿于社区中的难民儿童,用教育为他们的未来点亮希望。 截至今年底,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在马来西亚登记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接近20万人,其中约一半尚未获得难民卡,无法工作或享有其他社会福利,当中有5万是儿童。 在获得合法身份或被安置到第三国之前,难民儿童只能随父母隐匿在社区内。麻坡就有3个难民聚居地,其中包括罗兴亚和柬埔寨人,由于人数持续增加,教育资源面临巨大压力。 3年前,非政府组织爱全能中心(ElShaddai Centre)计划在麻坡设立难民儿童教育中心。当时正值疫情,行动管制令使许多单位的经费紧张,却有一位麻坡牧师将这件事放在祷告中。 “我跟上帝说:上帝,我没有钱!如果你要我做,你就准备好钱给我”,郭似龙牧师(52岁)回忆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通过社交媒体提及这一计划,得到了教友们的热心捐助,就这样从一个祷告,变成了一所接纳近20名难民儿童的学习中心——闪亮儿童学校。 学校目前有两名教师,教授英语和数学,每周上课4天,每天3小时。起初,课程完全免费,但为了让家长更重视教育,学校改为每月象征性地收取30令吉。 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但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上学,尤其是休息时段与伙伴们一同享用点心,是他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来自柬埔寨的雅敏拉(11岁)和妹妹雅琳娜(10岁)因疫情期间原就读的宗教学校转为网课,而转入闪亮儿童学校。经过两年学习,雅敏拉学会了英文字母和简单算术,能用华语与老师道别。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抓坏人。 另一对来自柬埔寨的兄妹,西蒂(7岁)和苏克里(9岁),已经在这里学习两年。西蒂表达能力出色,最喜欢学习英语,梦想有一天成为医生,帮助生病的朋友。 这些孩子单纯的梦想背后,是他们所面对的医疗和生存困境。尽管他们在马来西亚出生并拥有出生证明,但一旦病重入院,身份可能曝光,面临被遣返的风险。因此,许多父母宁愿让孩子在家忍受病痛,也不敢送他们去医院。 闪亮儿童学校隶属爱全能中心,受联合国难民署认可,因此学生不必担心被取缔。这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也是父母外出打工时,孩子们可以安心学习和获得一餐点心的避风港。 郭似龙牧师表示,教育的核心是陪伴这些在困境中成长的孩子。 “这些孩子衣着破旧,什么也无法回馈我们,甚至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我告诉老师们,用心教导、真心陪伴,因为谁知道有一天,他们会不会成为影响世界的人呢?” 郭牧师认为,帮助这些难民儿童接受教育,不仅是对他们未来的投资,也能帮助社会降低风险。“如果这些孩子没有受教育,长大后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的小小付出,也许能让他们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 教导这群背景复杂的孩子,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毅力。 导师钱美玉(52岁)有近30年的教育经验,同时还是一名自闭症与过动儿母亲。她因不忍社区中的难民儿童到处闲荡,主动接下了这份工作。 她表示,虽然知道孩子们的梦想不容易成真,她仍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朝着梦想前进。“我希望他们长大能有一份工作维持生计,社区和政府可以提供难民儿童学习的平台,教导他们如何谋生,给他们机会工作,让他们学以致用,让他们有目标的活下去。” 郭似龙牧师希望孩子们未来能够站在最前线,与政府合作,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前途。“现在中心最大的孩子才13岁,虽然眼下看似他们的未来并不光明,但我们坚信,他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教导他们要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未来的可能性。” 郭似龙牧师强调:“我们需要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孩子。今天,他们或许看起来毫无前途,但我们宣告,他们的未来同样可以闪闪发光。希望未来我们的政府和相关单位能够关注到这些孩子,看到他们的需求,给他们一个机会。只要拥有立足点,他们就能够追求理想与梦想。这样,他们终将成为闪亮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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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照片提供:黄子珊 【第17届花踪报告文学奖首奖作品】 生命像破布,仿佛是地球上多余的人 第一次到他们家拜访,我见到了沙烈的妻子玛素玛(Masooma Sepas)。五官精致深邃的玛素玛在阿富汗是电视主播,但在这里,还没学会当地语言的她几乎失语,只能以阿富汗传统食物──马铃薯煎饼,以及全程亲切的微笑来招呼我。 语言障碍,还不是夫妻俩最大的挫败。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从天气到食物,一家人都难以适应。住到第三年,沙烈还是经常闹肚子,妻子和孩子的皮肤敏感也一直无法痊愈,全身尽是来历不明的红疹。不得已去看医生,诊费一次一百,是他们大半个月的伙食费。医生怀疑水源和居住环境不干净,他们加装滤水器,后来还索性搬了家,问题依旧没有改善。 最艰难的时候,沙烈连买食物的钱都掏不出来。有一次孩子肚子饿,向他讨吃的,他只能给孩子一杯水。孩子不依,不断跟爸爸哭闹,“我不要喝水!我不渴!我是肚子饿!” “身为父亲,那一刻,我真的愧对孩子。”沙烈垂下了头,声音很低很低。 有那么一刻,我生怕眼前这个高大魁梧的男人会哭出来。那么巨大的创痛和悲伤,任谁也是接不住的。 盘缠用尽、没有身分、水土不服、至亲离散……,独处时,沙烈也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 郁闷的时候,他唯有执笔书写。 “……我的生命就像一片破布。这里刚补好,那里又破了,仿佛永远补不完。自从成为难民,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煎熬,每一步都如此疲惫。我感觉自己是地球上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备受诅咒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人闻问……” 他感觉自己像是个快要溺水的人,却没有人听见他的求救声──事实上,无处容身的难民,似乎连呼救的权利都没有。而那些无处可寄的心情,最后也只能留给自己。 “……或许,我犯的罪就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我的罪就是为了保护家人离开了祖国。这些真的罪大恶极吗?为什么我活得像个犯人?为什么我必须躲躲闪闪?……” 与其等待被救,不如以戏剧自我救赎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断在崩溃的边缘挣扎轮回,如同困兽。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妻子的眼神失去了往日的神采。他赫然惊醒,“与其等待被谁救赎,我必须主动做些什么来改变,帮助我的家庭,帮助这个难民社区。” 沙烈决定试着回到剧场。他勉强振作起来,在2017年6月创立了难民剧团。 “难民的生活是孤立于当地社会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躲藏于城市之中,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所有的难民都跟我一样迷失、沮丧。” 沙烈想再次通过剧场,让难民演出自己的故事,借以提升自身价值和意识,达到疗愈、对话、教育的目的。 沙烈在阿富汗时就接触过“受压迫者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这种剧场起源于1960年代的巴西,主张协助受难者走进剧场,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亲自演出。在欧洲、台湾、南非、菲律宾等地,这种从民间出发、由民众演出、让民众讨论,充满革命色彩的受压迫者剧场,一直是草根社群最重要的抗争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声工具。在大量的讨论、对话中,受难者还能从个人意识的觉醒,进一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类剧场是在马尼拉。在那里,人们把它称作“民众剧场”(People’s Theatre)。当时,政府计划拆迁马尼拉市区历史悠久的贫民窟,走投无路的贫民在当地戏剧团体的帮助下,走上街头演出自己的故事,向社会大众反映自身困境,为自己争取在这座城市的一席之地。 菲律宾民众剧场是在1960年代马可斯总统(Ferdinand Marcos)独裁时期盛行起来的。在民众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结合戏剧、音乐、舞蹈、肢体等多种艺术元素的演出,成了最佳的宣导工具。“当时只要有游行,就几乎有表演。”在这波浪潮中长大的菲律宾资深剧场人威尔逊,最终见证了一场和平革命──独裁者在群众压力下,黯然下台。此后,菲律宾民众剧场继续发挥批判政府、赋予民众话语权的角色,为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改变,被喻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民众剧场之一”。 这些成功的例子,一直是沙烈投身戏剧创作的动力。但回到现实,他的剧团,一切还得从零开始。 沙烈将剧团取名为“Parastoo”,在波斯语中,这是一种美丽的燕子,总是在迁移,就像游牧民族一样,“这是最能代表我们难民的象征。” 接着,他向难民社群广发消息,又举办试镜,尝试说服大家演出,同时召集难民成为幕后工作人员。 忙了整整三个月,只有六个人加入,“很多难民告诉我,我们需要的是工作和粮食,参加剧团是于事无补的。” 沙烈不是不理解的。他自己也穷得八斤八两。开始排练之初,他连搭巴士的钱都没有,每次只能从家里走四十分钟的路到排练场地。即使如此,剧团还是在成立的同一年,就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讲述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的苦涩滋味》(The Bitter Taste of History)。 剧终时,沙烈望向昏暗的观众席,发现有人在拭泪。 那是第一次,他找回了“生而为人”的价值。 “经营剧团以后,我发现自己情绪好了很多。”原本一心想帮助别人的沙烈,没想到先救赎了自己。通过他设计的剧场活动和游戏,难民也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走出忧郁,“至少他们不再为自己的难民身分感到耻辱。” 在舞台上演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加入剧团,是我成为难民后最棒的一件事。”法哈娜(Farzana Hussaini)是剧团的第一批演员,经常在剧中担纲主角。我对这个女孩印象很深刻──浓眉大眼,标准的中东美女。在《沉默的呐喊》演出被迫早婚的少女时,还只是初中生的她一点都不怯场,把那个想要突破命运枷锁的少女演得丝丝入扣,很是触动我。 法哈娜是沙烈的妻姨。和家人逃到马来西亚那年,她只有十岁,但聪颖的她很快就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第一次到沙烈家拜访,法哈娜就是我们的翻译。 法哈娜和家人都以为马来西亚将会是他们的“第二家园”,没想到这个城市并不欢迎他们,“很多人警告我们不要出门,会被抓。”有一次,法哈娜的妹妹因为没有证件被抓走,“但我们听说十四天内是不准家属探望的,所以那两个星期我们完全不懂妹妹在哪里,到底如何。” “刚到的前几年,我们感受到很多歧视和憎恨。”黑暗的日子仿佛没有尽头,把她变成了一个内向胆怯的女孩。过去,每当有人问她从哪里来,她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难民,只能撒谎是留学生,“我觉得很难堪,虽然我们根本没做出任何伤害这个国家的事。”直到走进剧场,她才学会表达情绪,找到自我价值,也逐渐变得积极开朗。 已步入中年的莫哈末(Mohammad Ismail Zafari)在加入剧团前,也有类似的经历,“难民的生活真的很窘迫,过去的我每天都很沮丧,也想过要自杀。” 难民生活颠沛流离,备受情绪和压力困扰,但在有限的资源下,根本无暇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即使在首善之都的雪隆地区,为难民提供心理治疗的地方也寥寥可数。于是,那些坠落的灵魂,最终就像落入大海的雨滴,只泛起短暂的涟漪,便消声匿迹。 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这里。 只有在小小的舞台上,他们得以写自己的剧本,演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 越来越多难民加入剧团,而且不再只是阿富汗人,还包括缅甸罗兴亚人、巴基斯坦人、叙利亚人等。沙烈受到很大鼓舞,“之前有个母亲不赞成儿子参与剧团,觉得生活都成问题了,演戏太不切实际,但看过孩子演出后深受感动,现在他们一家有四个成员都加入了剧团,包括这位母亲!” 他持续培训演员,也开始受邀主持戏剧工作坊,并与本地和国外不同的剧团合作。为了专注剧团事务,加上妻子后来在一所国际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沙烈索性辞掉工作,全职投入创作,希望帮助更多难民。 剧场,是他们向社会发声的媒体 冠病疫情结束后,剧场重开,沙烈又带着难民做了几个演出,引起的回响越来越大。每每演出结束,沙烈都会请观众代入剧中角色,尝试处理角色遇到的问题,或与观众交流讨论,“如此一来,本地观众有机会站在我们的处境思考,希望继续打破难民和本地社会的隔阂。” 难民没有发声的媒体,剧场,就是他们的媒体。 当年,少年在艺术学院那片瓦砾中埋下的种子,竟然在四千多公里外的马来西亚,开出了花。 沙烈没有闲下来。他又发起募捐图书活动,他告诉我:“我对自己立下目标,打算每次见到一个难民青年,就送他一本书。他们已经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必须多阅读来充实自己。他还计划设立社区图书馆,希望难民有个空间一起阅读、讨论,支援彼此。我问他进展如何,“书是募到了,但没钱买书橱。” 沙烈一直想多做一些,多走一步,只是资源实在太有限,每一步都窒碍难行。但他不允许自己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灰心,但不能绝望。” 想家的时候,沙烈就打开手机相册,看看那些在阿富汗拍的照片。离家时,孩子都还小,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已渐渐遗忘阿富汗。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身体不好,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我常梦见妈妈。我长得像她,有时照镜子会误以为自己看见她。” 一别多年,沙烈和父母一直没有再见面。 一家人要再团圆,却不知会是何时。 远方,硝烟仍未散去。而这座城市里,还有无数难民隐身在社会的暗角,卑微地等候命运的发落。 撇开难民的身分,他们首先是个人,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家团聚三餐温饱免于恐惧──这些生而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沙烈身上,我看到挣扎,也看到希望;我看到命运的不义,却也看到人性的光辉。 “你还会想回家吗?”我曾经这么问过沙烈。 “如果没有人身安全问题,我今天就回家!”他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回去帮助家乡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好生活。” 诚然,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千里跋涉到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亲人离散的生活。 “我很羡慕马来西亚多元共存的文化,阿富汗是单一族群社会,却还是无法融洽相处。”他是由衷地羡慕。 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沙烈只能关注眼前的事。现在,他和所有的难民都是命运共同体。冠病暴发期间,他更义不容辞配合非政府组织,向难民社群宣导防护,也经常随义工去派发口罩和物资,俨然难民社区的领导人。 有一次,我载了几袋二手衣服和物资送去他家,他正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葬礼,“有个人在阿富汗被杀了,这里的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我要过去致意一下。”他淡淡地说着,仿佛对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 在距离阿富汗千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没有死者的葬礼。在漫长而未知的流亡途中,难民连至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编按:文內小标题乃编辑所下)   相关稿件: 《绝望的时候,我们演戏》──流亡中的难民导演(上) 【花踪17.报告文学奖决审会议记录】大部分作品符合“报告”原则,但欠缺文学性 【花踪文艺营01】小说: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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