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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苏丹纳兹林

已故李乾耀老师耗时5年编辑的《翠园书画集》,收集了吾友梁炤祥令堂──已故彭士驎校长优雅的书画墨迹。我是在疫情以后结识炤祥。疫情前我是国防部副部长,经常是游走在军机、战舰、国防外交等。从喜来登政变到疫情全国封城,前后不到一个月,像是从高速跑道到一切突然静止。疫情期间局部开放后,通过王建明结识“梁公子”,我们先以英语交谈,我以为他受纯英文教育。后来他在办公室和家里珍藏的艺术瑰宝,尤其是彭校长的字和画,也有张大千等大师的作品,看到他母亲巨大的艺术遗产。 炤祥和家人在书中提到“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就是一位懂得据理力争、积极争取,并在生命中筑梦圆梦的人”。 彭校长五十余岁退休以后才学画,加上自小积累的文学底蕴,成为少数“书画相配”、“诗书画融为一体”的文化人,呈现了李乾耀在〈导言〉指出的“诗书画印(章)四美并蓄的综合美感”。例如,〈中秋佳节〉:“南岛行歌四十年,每逢佳节梦中圆。红菱白藕双黄月,落口湘莲分外鲜。”(174页) 彭士驎从画中的月饼,配以文字,带入了离散与思念的意境。湖南多湖沼,盛产莲藕与菱角;其中“湘莲”尤为闻名。家乡特产,咀嚼在恋乡人口中,自然感到分外鲜美,触动她思乡的情绪。 那一代人,被战火扰乱了人生、来到了东南亚/南洋,导致故乡与家园之间是隔了重洋的距离,积累了无尽的忧思。 想起韩素音和王赓武 我在翻阅《翠园书画集》,想起如果要比较同一代人、另一位女性文化人,和彭校长一样在中国长大、因为战争而香港短暂滞留,然后因婚姻而来到马来亚的韩素音,是个值得做比较研究的对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同世代的重要学人是王赓武教授。王教授的《乡关何处》(Home is not here)叙述他在怡保成长、直至短暂赴中国留学(然后因国共战争而折返)的故事。 彭校长南来嫁到怡保。怡保在那个年代是个怎样的地方?李乾耀在〈导言〉写到“到1970年间怡保锡产丰富,价格很高,成为富庶之地。经营锡矿的商家,非常富裕、雅好书画,大量收藏。港台两地的书画家到马来西亚办展览,第一站往往先在怡保举行。”这些书画家抵达怡保时,通常先与学校的校长和其他文化人联系,彭校长就是当中的核心人物。 这让我想起1980年代全球锡矿崩盘前怡保的辉煌。霹雳苏丹纳兹林的最新著作《Globalization: Perak’s Rise, Relative Decline, and Regeneration》, 谈到霹雳州从19世纪中起,因锡矿开采及后来的橡胶种植而成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原产地。但在独立后,相对于国内其他州属,面对相对发展滞后的问题。怡保某个程度上被遗忘了。 翠园彭士驎的书画是难得的瑰宝。诗、书(法)、画功好的人,相对多。但三者融为一体的不多,而在二战后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细数女性大家,就彭士驎最为突出。 相关文章: 【全民读书会 · 投稿】何华 / 80年岁月的回顾 【致敬 黄崇锐】陈耀泉 / 15年,磨一本丹州地方史
1天前
如果作为“智库”机构的学术界不能将价值观变得非常简单,不能利用社交媒体和清真寺,也不能找出真正有效的社会变革推动者,那么马来西亚恐怕永远不会改变。 最近,霹雳苏丹纳兹林亲自出席了由伊斯兰智囊团大马伊斯兰知识研究院(IKIM)主办的“全球人类尊严”研讨会,这次会议既有价值且重要,但恐怕已经晚了30年。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阐明为什么我认为这次会议意义不大,因为它没有意识到目前在马来西亚谁控制着尊严的叙事,以及哪个平台成为散播和影响的最终武器。 通过25年来对大马政治的密切观察,以及从一些被视为受欢迎的媒体渠道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我得出了以下结论,即究竟是谁在主导尊严叙事,以及哪些平台在推动上述叙事方面最为有效。目前,主要有两个群体在构建尊严叙事。首先是宗教师∕政客和宗教师本身,他们要么是清真寺和社交媒体上的独立演讲者,要么是宗教部门和机构的宗教师及宗教司。显然,大学里的伊斯兰研究教授在叙事建设方面已无用武之地,因为他们忙于完成本身的论文关键绩效指标,忙于在大学里搞政治活动以争取更好的职位。大马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和大马伊斯兰革新组织(IKRAM)是两个重要的叙事构建者,但他们保持沉默。大马伊斯兰知识研究院(IKIM)、伊斯兰文明及马来世界国际研究院(ISTAC)和大马高级伊斯兰国际研究院(IAIS)等学术机构在构建叙事方面毫无用处,因为它们不知道如何与大众对话,只擅长完成会议等关键绩效指标。因此,像哈迪阿旺这样的宗教师∕政客及像阿兹哈伊德鲁斯(Azhar Idrus)这样的宗教师独立演讲者都在构建叙事。还有谁比这两位叙事构建者拥有更多的听众和曝光率?这些叙事者通过宣称穆斯林(最好是支持伊斯兰党的人)比大马非穆斯林等凡人更优越来建立尊严叙事。这些叙事者对所有酗酒、男女不分开的人都充满仇恨和厌恶。还有像安华与我这样的“开明穆斯林”,因为支持“伊斯兰敌人”而成为穆斯林眼中的伪君子和骗子。 第二类叙事构建者是以政客及公民社会组织人士的非宗教师。政客如慕尤丁和阿克马是大马错误价值观的有力传播者,而玛丽安莫达(Mariam Mokhtar)和纳德斯瓦兰(R. Nadeswaran)则是另外一拨。前者建立了优越的种族和宗教观念,认为单一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干净”或纯洁。后者是键盘侠,他们谴责包括首相在内的每个人,并在在网媒编辑中找到受众。 构建尊严叙事的平台是媒体、社交媒体和清真寺。在这三个平台中,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是其他两个平台的数倍。清真寺影响着大量穆斯林,媒体也影响着同等数量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因此,在我看来,将提呈给内阁的会议最终产物的原则、指导方针和理念只值一张纸。除非将这些超过二十项的原则和指导方针归纳为四个简单的价值观,并在社交媒体、清真寺和主流媒体上宣传这些价值观,否则我们的国家将一事无成。这次会议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是浪费。一切都不会改变。 会议的受众本应是以宗教师、专栏作家和社交媒体网红为主要参与者。他们要么是伟大发展的推动者,要么是相互毁灭的促进者。不把社交媒体作为知识传播和缓解冲突平台的学者,就像印上他们思想的纸张一样毫无用处。那些民粹主义宗教师、政客∕宗教师、专栏作家、网红在哪里? 如果作为“智库”机构的学术界不能将价值观变得非常简单,不能利用社交媒体和清真寺,也不能找出真正有效的社会变革推动者,那么马来西亚恐怕永远不会改变。大马伊斯兰知识研究院仍在社交媒体革命之前的古老历史中运作,永远不会为大马人提供良好的服务。我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悲哀。
7月前
7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