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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2天前
1星期前
2星期前
在一個只有兩姐妹的家庭,當然少不了比較。比樣貌、比智商、比才藝、比學業成績……這種較量像是千年不變的定律,當事人唯恐避之不及。每當大人見到我們兩姐妹,就會有人問誰是姐姐,誰是妹妹?當我被誤認為姐姐,“真”姐姐特別得意。沒有人阻止與苛責,也沒有人出聲捍衛及維護,致使她變本加厲。 滿12歲那年,我領取了人生中第一張身分證。藍登記上的頭像,是一個不愛笑的少女。姐姐看了說,這不是蒙古女郎嗎?於是便“蒙古女郎”前,“蒙古女郎”後地叫喚我。我曾在報章上看過這名女子的照片,膚色髮型與藍登記上的頭像相似,但五官神情都與本人相差甚遠。我跺了跺腳,瞪了姐姐一眼,喊道:“你說夠了沒有!”接著更生起了悶氣。 自此,每當報章或是電視臺報道蒙古女郎的新聞,耳邊必定傳來呼喚我姓名的聲音。 長著成熟的臉,加上藍登記頭像貌似蒙古女郎,足以讓我對自己產生質疑,成了少女時期的煩惱。原先不愛笑的我,更經常擺著一副臭臉,讓人遠敬三分。親戚或是家人的朋友登門拜訪,我趕緊把自己藏在閨房,裝忙或裝睡。只要沒有人靠近我,就不會批評我,更無法傷害我。就像刺蝟豎起的尖刺,和變色龍身上顯現的保護色一樣,那些都是為了適應環境和自我保護而衍生出的自然反應。 正當我以為“蒙古女郎”頭像將伴隨終身之際,曙光乍現。那是在最新版本雙頭像的大馬卡面世之後,我才曉得,原來只要符合特定條件便可更換藍登記。第一,年滿18歲至25歲之間必須更新成年大馬卡;第二,損壞、遺失或更新住家地址時也可以更換。 21歲那年,我整理了頭髮,對著鏡頭微笑。新出爐的藍登記頭像,膚色與髮型不再有蒙古女郎的影子。然而,許多年過去了,我再次聽到“蒙古女郎”的稱號時,心裡依舊浮起疙瘩,對這四字出現過敏反應。我會想起自己從前的樣貌,接連被比下去的智商、才藝、學業成績等宛如連鎖效應,提醒我自己曾經多麼的不堪。 容貌焦慮者的救贖良藥 在外貌上,我做了近視激光手術和牙齒矯正,殷切地期盼與過去的自己完全切割。擺脫了眼鏡及參差不齊的牙齒,對比小時候和現在的照片,我倆判若兩人。現在,美圖、濾鏡、換臉的修圖技術,更像是容貌焦慮者的救贖良藥。旁人不再批評我們的頭像有多難看,最多隻是指出照片過於造假、不真實。經過美圖後的頭像,我們能擁有小臉、大眼、理想的輪廓,不需要上整容院便能一睹“整容”後的樣貌,得到了暫時的慰藉。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如果上天能夠讓我成功追上並刪除姐姐給我取的那個稱號,我的少女時期是否也能刪去對自己的種種質疑,還原為一個活潑開朗的少女呢?
4星期前
4星期前
1月前
1月前
1月前
1月前
故,要達到社會安寧之前,必須先要有和諧的家庭。和諧家庭取之於夫妻和睦,以愛為家。待夫妻感情足夠穩定,再準備成為父母,給孩子均勻的愛,成為孩子穩定的靠山。 這2年我國失蹤案日益增多,且其死亡結果也是增多的。 相較過去,失蹤案一般都是以情感糾紛、情感拐騙為主(如姑爺仔),但其生存率偏高;這些年的失蹤案逐漸轉變成死亡拋屍、碎屍等結果。這兩者的差異無可否認是隨著社會與人文還有經濟發展趨勢有直接或間接關係。 就好比現在的科技發展,小學生在大腦未完全成熟下就接觸了網絡、各類題材的影視作品打開人類新世界(恐怖變態殺人、犯罪心理、性扭曲等)造成了孩童在成長過程中,價值觀不知覺被“汙染”了。加上生活與課業壓力、成人世界對孩童的過高期待等等,導致他們的思維“錯綜複雜化”,人格也出現缺陷。 15歲的K在社交平臺認識了18歲的Alex。從開始的大眾群分享遊戲到私下秘聊再到視聊,倆人迅速進入互稱老公老婆的親暱階段。由於時間管理不當,K的網絡使用權被媽媽剝奪,甚至沒收手機,為的就是讓其達成課業目標。 此舉讓K非常不滿,加上Alex的誘哄,K毅然做出離開“監獄”式的家,抱著滿懷喜悅奔赴其他市鎮,投入Alex的懷抱,展開自由人生。 K失蹤後,媽媽轟炸式撥電、留言,卻沒有一絲回應,沒辦法之下媽媽只好通過媒體效應尋找女兒,最終K做了回應:“不要找我,也不要通過網絡放我照片,我不會回去讓你管著的。我很好也很開心。不要再找我。” 一個星期後,K高度腐爛的屍體在河邊橋下被人發現…… 到底K發生了什麼事,而Alex在這件事上扮演著什麼角色?我們不知道,但我們可以嘗試從K的背景和青少年心理入手探討。 在愛情與自由前,K為何激進對抗父母? 自我意識萌芽 開始有了獨立思考和判斷事物之能力(孩子眼中的世界和大人有很大區別)。比如時間管理,K認為網絡、手機是自己目前最舒服也最在意的安排,但媽媽卻奪了她的主權。 “妳只是我媽媽,不是神,我的人生我主宰不要妳管!還我自由!” 在意自我隱私 “我的私人社交軟體、日記、交什麼朋友,都是我的隱私。雖然你是我父母,但你無權窺覷,請尊重我!” 需要被認同 “我的朋友是我選擇的,不要藐視我的眼光!你的批評讓我感覺自己很差。” 異性相吸 “我有了喜歡的人,他才是我的全世界,我願意將所有心思放在他身上。” 青少年犯罪的心理主要有以下幾種: 1、好奇 青少年社會閱歷淺,辨別是非能力差,在缺乏良性誘導的情況下,就容易在好奇心驅使下隨心所欲,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如Alex,看到友人略施手段後帶來的好處(獲得聽話的女朋友)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試了試,結果女孩主動黏上,最後發展成利用女孩來換取好處(金錢、性等)。 2、盲從 在一些共同犯罪中,部份青少年並沒有完全認識自己的作為,只是跟隨同伴盲目處事。 3、攀比虛榮 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風氣影響,一些青少年種上了貪慕虛榮的種子,夢想一夜暴富,導致冒險犯法。 4、逆反 對於一些家長的棍棒教育,學校重視成績、歧視差生的心態,讓一些青少年產生強烈的對立情緒,甚至使用暴力手段進行反抗。 5、報復 蓄意報復是青少年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的主要動機之一。由於青少年心理狀態不穩定、控制力不強、容易衝動,遇到別人的挑釁時容易煩躁,無法理性思考。 6、尋求刺激 喜歡尋求一些所謂的刺激,甚至超越了法律和道德的範疇。 青少年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每一方面的原因又是多種多樣的,家庭原因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1、父母過分溺愛、嬌慣,讓孩子的慾望不斷升級,成為家裡的小皇帝。當家庭無法提供孩子滿足感時,他們便使用非法手段在外“撈”錢,以滿足自已的需要。 2、家庭教育的錯誤引導。有些父母沒能 [vip_content_start] 以身作則,讓孩子潛移默化中受到不良品行的影響。 3、父母暴力管教法。一切以打罵訓斥為教育籃本,這嚴重挫傷了孩子的上進心,成為暴力的繼承者。 4、不健康的家庭。由於孩子缺少父母的愛撫和管教,使其產生自卑和怨恨心,或自暴自棄,逐步走上犯罪道路。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些犯罪者在這樣的家庭長大,進而導致成人格缺陷。人格缺陷又被稱為人格缺失,它是指人格的某些特徵,相較於其他正常人而言產生了異常狀態。其主要特徵與很多不良習慣直接掛鉤,比如酗酒、賭博。 和“缺陷人格”相反,犯罪人格是源於家庭缺陷。由於從小沒有被人溫情善待過,成年後的他們往往仇恨社會。具備反社會型人格障礙的人往往會觸犯法律,成為罪犯。他們可能會撒謊,有暴力行為或衝動行事,也有可能吸毒、酗酒。他們難以始終如一地履行家庭、工作或學業方面的責任。 故,要達到社會安寧之前,必須先要有和諧的家庭。和諧家庭取之於夫妻和睦,以愛為家。待夫妻感情足夠穩定,再準備成為父母,給孩子均勻的愛,成為孩子穩定的靠山。 一切先從小家開始,以大愛為終。祈願每個人都能真誠待人,尊重自己,敬畏生命,讓生命可以在其軌道上如花綻放。
2月前
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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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前
3月前
沒有人會希望校園發生自殺事件,但萬一真的發生了,校方總得面對和介入,那麼怎樣的危機處理機制,才能夠把事件的衝擊和傷害減至最低? 危機處理不只是解決當下的突發事件,更是為了預防下一個危機出現。學校平時就應該建立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因為唯有未雨綢繆,才能臨危不亂。 報道:本刊 梁慧穎 當校園發生身亡事件,校方需要做的不只是清理現場和安撫死者家屬,因為如果處理不當,事件也可能會在其他學生心裡留下創傷。加上現在網絡流言傳播速度非常快,校方既要安內也要攘外,增加了校方處理危機的難度。 這種時候非常考驗學校的應變能力,以下是一個真實案例,校方從事件發生的那一刻起,就馬上啟動連日的介入和支援工作: 事情發生在學生放學以後,校方得知後即刻聯絡救護車還有警方,同時總動員行政處和輔導處老師回校支援。 回到學校的老師立馬分頭行事,有的人負責聯絡和陪伴當事人家屬;有的人則負責把還在學校的學生帶去禮堂安撫,避免他們靠近事發現場。 當時候,消息其實已經在網上迅速傳開,包括各種聳動人心的謠言。為了避免謠言影響學生,輔導主任說:“我們在禮堂告訴大家發生了什麼事,告訴他們學校會全面配合警方的調查,同學們要做的是尊重逝者和尊重家屬,不要傳播任何照片或未證實的消息。”此外,“我們也讓他們知道,他們這個時候可能會有怎樣的情緒反應,比如慌張、害怕、低落和憤怒,而這些都是危機事件後可能出現的正常情緒反應,如果有需要,他們可以如何向校方求助。” 另一邊廂,各種不實消息在網上如雪球般越滾越大,校長說:“這對我們來講也是很沉重的壓力,所以我們決定當天就發通告,把我們掌握到的情況告訴家長,讓他們知道學校正在處理這件事。”同一時間,學校也聯絡媒體,請媒體不要發佈未經證實的消息。 當天的緊急會議直到深夜才結束,學校行政處第一件事是通知全體老師第二天早點到學校開會,因為要先讓他們瞭解事情,以便學生來詢問和求助時知道如何回應。 提供團體輔導 安撫學生情緒 事發後第二天,全校氛圍可想而知非常低迷。教師會議結束後,校長在早上通過廣播向全校學生說明這個事件。 同班同學是跟死者關係比較密切的一群人,他們受事件影響的風險較高,所以當天下課後,多位輔導老師一起進入死者的班級,將學生分成小組進行安心團體輔導。輔導主任說,安心輔導的目的是安撫學生的情緒,“讓學生有機會表達他們的心情,我們也藉此瞭解他們的狀況。” 除了死者的同班同學,輔導老師也找出並關懷其他未必認識死者,但屬於高風險的學生。所謂高風險,是指那些本來就有心理創傷或精神困擾的學生,他們可能會因為死亡事件而產生負面念頭,所以此時他們成了重點關注對象。 接下來幾天,陸陸續續有幾個非政府的輔導團體前來學校提供心理輔導支援,任何年級的學生只要覺得有需要都可以報名參加團體輔導。同時,學校也打印卡片發給學生,這些卡片列出校外輔導團體的電話號碼,起碼讓學生知道當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找哪些外援。 教職員也需要情緒疏導 到了死者出殯那一天,校方讓學生自由決定要不要參加喪禮,大多數同班同學都出席了。輔導主任說:“印象很深刻是一位在事發當天幫忙急救的學生。出殯那天他是有考試的,但他說他想要跟他施救的這位同學好好告別,所以我們也儘量安排他去參加喪禮。” 由於死者是佛教徒,學校為了表示尊重,因此恭請法師在校園進行灑淨儀式,並同樣讓學生自由決定要不要參加。那天因為是週末,來學校的學生本來就不多,校方過後告訴學生已進行宗教儀式,好讓他們安心。 除了學生需要心理支援之外,老師的情緒其實也需要疏導,尤其是忙碌了多天,從事發後就一直站在最前線的輔導老師更需要解圧。喪禮結束後的那一天,輔導處召集了所有輔導老師來個分享會,英文叫“debriefing”,主要目的是幫助輔導老師紓解積壓的情緒。更早之前,學校也有為全校教職員提供團體輔導,教職員可自由決定是否參加。 學校危機不限於自殺事件 早在這個事件以前,這所學校其實已建立起一套危機處理機制,包括處理流程和人員架構,所以當學校發生如此大事,校方能夠迅速反應,不至於茫然失措。 以往大家總覺得,當學校發生大事,善後工作只需要交給某個單位,例如訓導處或輔導處處理就行。但受訪的校長說,學校危機影響的範圍可大可小,全校教職員其實都應該對危機處理有基本認識,“如果老師能夠及早看見問題,學校就可以幫到更多學生。” 事實上,學校危機不限於自殺事件。任何事件只要危害學生和教職員的安全都屬於學校危機,例如自然災害、實驗室爆炸、暴徒闖入校園挾持師生等。 董總近年都有主辦校園危機處理工作坊,上述受訪的學校主管就曾經參加董總的培訓,學習應對校園可能發生的各種各樣危機。 把對師生的傷害減低是基本原則 工藝大學教育學院輔導與諮商系高級講師陳如湘博士是董總校園危機處理工作坊的導師,她早在大約2003年就開始推廣校園危機管理,曾連續多年邀請臺灣教授來授課,可是直到Covid-19疫情以後,“危機處理這種事才得到學校更多的重視,你會發現臺灣跟香港都走在我們前面。” 她說,處理校園危機難有一套標準作業流程(SOP),因為學校有大中小之分,不同規模的學校在實際面對危機時可能會有不一樣的處理方式,不過有一個基本原則是肯定的,那就是要把對師生的傷害減低,所謂傷害包括意外傷亡和對心理的衝擊。 危機通常是突發的,意思是它不是學校日常運作裡會預想發生的事情,因此她說,處理危機要有一個基本觀念——沒出更大的錯就是最好的事。 “通常我們在處理危機時,我們不是在挑錯,也不是在找誰應該為這件事情負責。”如果緊要關頭大家還在互相指責,可以想像危機的負面影響可能會愈加擴散。 此外,處理學校危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那就是俗話說的“危機就是轉機”。如果危機處理得好,她說,學校在生命教育這部分會有所強化,同時可以借這個機會使校園變得更友善,“總之不是事情發生後我們趕快來處理,然後就算完結。” 未雨綢繆:成立學校危機管理小組 學校內部如果能成立一個危機處理團隊自然是好事。通常學校會按照行政人員職位來分配職務,比如講到心理輔導,大家會認為這是輔導處主任的責任,但她說,危機處理團隊的職務不能完全按這樣來分配,因為假設庶務處主任是一個很怕血的人,當墜樓現場滿地都是血,他可能就沒有辦法很好地履行職責。因此,“危機團隊的成立,是把適合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而不是因為你是主任,你就必須扛下這樣一個任務。” 危機團隊成立之後,成員需要經常演練,以及瞭解校園內可能發生的危機事件有哪些,並且為此做好預備。她舉例,危機團隊應該視察校園環境有沒有地方需要改善,比如高樓天台是不是任何人都能隨意上去?校園裡有沒有隱秘死角? 萬一學校真的發生危機事件,危機團隊的責任是統籌和協調校內外資源,再按情況調動人手。 避免圍觀和拍照 假設校園發生自殺事件,校方首先除了要聯絡救護車和警方,還必須確保在校的學生遠離事發地點,避免他們因目擊現場情況而可能留下心理陰影。 然而經驗告訴我們,一旦學校發生墜樓事件,網上就會很快流傳現場照片,哪怕那些照片是多麼令人不安。 若要避免這樣的情況,陳如湘說,校方須確保學生跟老師一起待在教室,防止學生跑去現場圍觀和拍照。同一時間,老師應提醒學生保護當事人隱私和考慮當事人家屬感受,老師的用詞應該是“我們一起來幫助別人”,而不是命令學生不準這樣、不準那樣,因為在那種非常時刻,大家思緒肯定都很混亂,老師要做的是讓學生知道“我們可以一起保護彼此”,先在學生之間搭起安全網。 危機處理包含對媒體的回應,因為在網絡時代,校方不太可能隱瞞消息,所以不如主動發佈消息以正視聽。校方可以做的是委任一個發言人統一回復媒體詢問,扼要交代校方的跟進工作,不需要透露太多細節。 拉曼大學諮商與輔導課程主任彭開賢說,校方可以發佈簡短的聲明,承認學校有人身亡,但是否說明是自殺事件則要很小心,因為真正的死因只有警方和法醫才能確定,校方不能自作判斷。另外,校方也不宜透露死亡方法和細節,例如別吐露當事人是從第幾層樓墜落,因為要避免這種行為引起其他人模仿。 評估事件對學生的影響 學校接下來需要評估和識別可能受事件影響的學生,例如: ˙目擊者 ˙跟死者關係密切的同學 ˙高風險群體 一般來說,跟死者越要好的同學,受到的心理衝擊會越大,但彭開賢提醒,跟死者不見得很要好的同學也有可能受影響,例如當天早上剛好跟死者一起搭校車或坐在一起吃早餐的同學,他們也有可能會受衝擊,甚至那些經常跟死者作對的同學更需要關注,“因為這些孩子可能會愧疚,擔心是不是因為他的原因導致死者自殺。” 那麼是不是完全跟死者沒有接觸的同學就不會受影響?其實不是。彭開賢說:“還有一群需要關注的學生是高風險群體,也就是那些本來就有自殺念頭的孩子。當學校有學生自殺,這群孩子很容易產生共鳴,心想‘竟然有人跟我有同樣的想法,而且比我更早完成了這件事情,’所以這群孩子需要特別關懷。” 評估哪些學生受影響之後,校方接著應該為這些學生提供心理支援,但這裡頭有一個原則必須很清楚,即校方不能強迫學生接受心理輔導。 “每個人處理創傷的方式不太一樣,”彭開賢說,有些人需要把事情講出來,講出來心情會好一些;但有些人則需要多點時間消化情緒,沒辦法馬上把心裡話說出來,如果逼他接受輔導,只怕會對他造成更大傷害。 兒童與青少年精神專科醫生王韻暢說,校方這時候應該讓學生知道任何反應都是正常的,有些人可能會用幽默帶過,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想談論,不是說一定要有怎樣的反應才是對的。如果學生不願意談論就彆強迫他,但要讓他知道大門隨時敞開,當他想要找人聊的時候可以回來找負責的老師。 通常,校方會根據學生受影響的程度來決定採取哪種措施,例如提供團體或一對一輔導。如果是團體輔導,王韻暢說,理想情況是由心理健康專家或有經驗的人來主持,最重要是給這些學生有發言的機會,讓他們傾訴對事件的想法與感受(但還是那句——如果他們不想講就彆強迫他們)。假如過了一段時間,這些學生依然備受情緒困擾,校方就應該評估有沒有需要提供進一步支援。 勿美化自殺行為 當校園發生重大的不幸事件,學校可能會舉行宗教儀式以安撫大家。陳如湘認為,如果學生能夠從信仰上得到安撫也很好,但現場一定要有老師,如果學生想要參加,老師可藉此機會觀察學生的狀況。 至於追思活動,雖然不是不能辦,但有幾點需要注意:第一是讓學生自己決定要不要參加;第二是不能美化自殺行為。 王韻暢認為,事情發生後,校方當務之急是儘快讓學校恢復日常運作,如果這時候辦隆重的追思活動,恐怕會影響學校“復原”速度。倘若真要有一些儀式,校方也許可以安排學生在週會時為死者默哀,並將重點放在生命教育,例如教學生怎樣幫助有自殺念頭的同學。 如果要辦追思會或向全校發公開信,彭開賢認為其作用應該是呼籲學生多關懷身邊的同學,同時明確向高危險群體釋出善意,讓他們知道他們可以得到幫助。他印象深刻是10年前臺北捷運發生震驚社會的砍人事件後,兇徒鄭捷的學校發了一封公開信,內容除了交代學校的立場,也呼籲學生“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他覺得這樣的訊息更有意義。 預防勝於治療 危機事件的善後及介入工作固然重要,但就像俗話說的“預防勝於治療”,如果學校平時能夠做好預防工作,那才是防止悲劇的最有效方法。 諸如生命教育講座和自殺防治課程,彭開賢認為平時都可以辦,不需要等到出事了才來辦。 “我們有個課程叫作自殺防治守門員,主要訓練參與者更加敏銳地覺察身邊的人有沒有自殺的念頭,或有沒有心理健康的危機。如果有,那麼他可以如何有效地傾聽和回應這些朋友?“ 此外,“這個課程也教導如何降低即刻性的危險,比如最近有個同學一直提起自殺念頭,而我們的課室在六樓,我是不是應該跟班導師和輔導老師通報這件事情?還有,我們有沒有需要暫時搬去底樓上課,直到情況穩定下來?這是一種急救,至少把表面的危機先解除。” 如果學校平時都有在做這些宣導和訓練,他覺得一來可以降低事情發生的風險;二來如果真的發生事情,大家能比較從容應對危急情況。 一年一次的心理健康篩查不能準確反映學生情緒? 根據衛生部2022年全國健康與發病率調查報告,我國每4位青少年中,有1位有憂鬱症狀;每8位中有1位有自殺念頭;每10位中有1位曾企圖自殺(右圖)。學校到底要怎樣知道誰有自殺念頭?彭開賢說:“這就很靠學校平時的工作了。” 目前,政府中學的做法是每年都會進行一次心理健康篩查,所以輔導老師照理說會掌握學生的資料,當學校發生危機事件,校方應該把特別容易受負面情緒影響的學生找出來,先為這些學生提供心理支援。 然而,這個篩查一年只有一次,彭開賢試問:“有沒有一種可能,即回答問卷時我的心情很好,可是兩個星期後,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我很憂鬱想要自殺,但那個資料庫是沒有我名字的,因為這件事發生在篩查之後?” 心理健康篩查固然可以作為校方的參考,至少發生事情的時候,校方知道應該重點關懷哪些學生。但如果要預防學生自殺,那還得靠校方長期的關懷和跟進,以及向全校學生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彭開賢說,歐洲曾經針對中學生自殺防治做過一項大型研究,研究者比較3種方法:第一種是展開全校篩查,把高風險群體找出來,並安排他們見輔導員或心理師;第二種方法是訓練教職員成為自殺防治守門員,希望教職員敏銳覺察哪些孩子需要幫助;第三種方法是在全校推廣心理健康教育,例如告訴學生什麼是憂鬱症、什麼是焦慮症,如果患上憂鬱症可以怎麼做。 “結果哪一種方法最有效呢?答案是第三種方法,所以心理健康教育很重要,而且刻不容緩。” 家長鬚正視危險訊號 萬一校方能做的都做了,但有學生的心理狀況依然不理想,下一步也許就應該由醫院接手跟進。 王韻暢是兒童與青少年精神專科醫生,跟他同樣專科的醫生在我國估計不超過40位。他說,如果學生出現憂鬱症狀但沒有自殺念頭,通常做法是先去政府診所求診,政府診所再轉介到醫院。一旦學生有強烈的自殺意念,就應該直接到醫院急診部。 “而不管是去醫院或去政府衛生診所,都必須是由家長帶孩子去,所以家長的角色很重要。” 他說,精神科醫生有時會遇到一種狀況,“就是老師覺得這個學生有問題,跟家長講了,但家長認為沒有問題,覺得孩子在家很OK,不需要心理輔導。這跟心理健康問題被汙名化有一定關係,有些家長很難接受自己的孩子需要心理輔導,但如果老師提出了孩子的問題,家長就應該正視,而不是覺得老師針對孩子,或覺得老師沒事找事。如果家長不把孩子帶來,我們(醫生)其實做不到什麼,學校也很掙扎。” 彭開賢曾經到一些學校辦自殺防治講座,他覺得這些學校有一點做得很棒,因為這些學校總共辦3場講座:1場是給學生;1場是給教職員;還有1場是給家長。 “我覺得家長也要學習多理解孩子的需求跟狀況,因為心理健康問題在我們現代青少年中已經是非常普遍的一種狀況。”他說:“很多家長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自己的青少年經驗,但現在的時代已經不一樣,如果你的小孩告訴你他需要見心理師或精神專科醫生,那表示他真的想要自救。30年前我們是青少年的時候,自殺是非常罕見的事情,可是30年後的今天,這個情況已經不一樣了。” 編織自殺防護網 關於自殺防治措施,學校有沒有可能從硬體設備上加強防護? 陳如湘說,這個問題有點棘手,以裝監控器為例,學校也許能防止學生在校園自殺,但這項措施到底會讓學生覺得校園更友善,或是覺得更壓抑?假如學校環境令學生覺得很壓抑,只怕他想自殺的話去到校外一樣可以做,到頭來這對保護生命並沒有起到更積極的作用,所以校方必須好好斟酌。 各種自殺防治措施中,彭開賢說,安裝安全網是其中一種普遍做法。全世界很多熱門自殺地點在安裝安全網後都大幅降低自殺事件,可是要如何使校園不因為安全網而顯得壓抑?這就視乎怎樣安裝安全網。他見過一些地方利用設計巧思,把安全網變得好像裝飾的一部分,達到一舉兩得的作用。 不管怎樣,這種措施都不如在學生心中建立安全網來得有效。陳如湘說,學校的重點應該是教學生怎樣愛惜自己、怎樣愛惜朋友、怎樣跟同學建立友好關係,因為這些都是心理的安全網,只有心理的安全網加固了,才接得住墜落的靈魂。 【預告】一時間,校園自殺事件頻傳,是否就是“維特效應”,或白話來說“自殺模仿”。當新聞、社交媒體充斥自殺資訊,會帶來什麼影響?請留意12月29日星期天週刊專題。 更多【新教育】: 【華文文學與活動交流會】為推動華文工作 尋更多的可能 印尼新銳導演卡蜜拉·安迪妮/鏡頭底下的女性角色 是對社會的觀察 藝術家顏思海 /手繪人文地圖 留住老社區記憶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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