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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人物

编按: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设计师,你觉得会是什么?时尚?自由?还是活泼?这期【非常人物】的主角,是位自认为好奇心重的设计师。好奇心如何与设计挂钩?他又因好奇心有过怎样的独特体验? 现在,一起来认识设计师包益民吧~ 报道:本刊特约 张佩莉 摄影:本报 黄安健 TEDx Petaling Street “跃”年会宣传照上的包益民西装笔挺,双手插裤袋,气场全开,尽显“国际知名设计师”、“亚洲华人创意教父”的精气神,不过,年会当天站在舞台上却是另一个判若两人的形象──两鬓斑白小平头,黑T恤黑长裤黑色帆布鞋,一派随兴。后来在场外专访时,他还随身拎着一个塞满杂物的环保袋,像邻家的大叔从隔壁家走过来。 在台上,他分享了自己过去30年的成功秘诀“BABABA:Believe in Action(相信行动)”,虽然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但部分内容至今言犹在耳:“减肥不成功,因为没有很想要减”,又以电影《Inception》盗梦者把想法植入人的潜意识作为比喻,阐述“当你目标明确,确信这是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时,才能全心全意投入其中”,这个比喻精准无比,力道十足。 包益民一直都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他曾经说过“前方有个旗子,就会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又说“我就是想从一个一般的人,变成最好的人”,读过世界最好的设计学院──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和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ArtCenter),曾任职世界顶尖的广告公司,30年来跨界广告、媒体、艺术、品牌管理、时尚设计、房产规划、AI等产业,他向宇宙下的订单,都一一显化。 只在见客时才穿得像个人 这天特别留意包益民的衣着,是因为知道他除了是设计创意人,还有另一个身分──时尚爱好者。 谈到当天的全身行头,他耸耸肩说从头到脚都是平价服饰,因为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喜欢穿着舒适,“因为今天要演讲,穿得还比较像个人,平时上班更随便,因为很少需要见客户。”顿了一顿,补充一句:“但我有好的衣服,真的要见客时才穿。” 因为穿了一身黑,左手手腕上那枚酒桶形表壳亮黄带的腕表也显得格外抢眼,一问之下,原来是时下明星、运动员和富豪争相收藏的瑞士品牌Richard Mille的自动腕表,以轻巧纤薄见称,“很轻,我蛮喜欢的。”他抬了一下手腕,淡淡说道。 他人生中的第一件奢侈品是意大利Armani的冬装外套,但却只穿了一天,忆及这桩往事,他莞尔笑了。 天生就对美好的事物特别喜欢 包益民的父亲是外交官,父母亲长驻国外,13岁时,他才跟着父亲到巴拿马生活。话说那一年他在巴拿马念完中学,准备到美国深造,临行时父亲塞了500美元给他,要他去买一件好的冬装外套。“一般人可能会花100块去买,因为30年前100块美元已经很多了,但我却笨笨的用500块买了一件Armani,结果穿了一天就拿去退,因为觉得太奢华,不实用,又觉得自己太年轻应该不适合穿Armani,所以就拿去退了,买了一件60块钱的冬装外套!” 至于为什么是Armani,“不是因为它是名牌,而是觉得它特别好。”他后来常常回想这件事,觉得自己似乎天生就对美好的事物特别喜欢,“看到好东西会很好奇,想要去摸,想要去看。” 毕业开始工作后,包益民才真正拥有人生中第一件名牌精品──川久保玲的冬装外套。“好像是3000块美金,几乎花掉所有的薪水,”但这件外套他一穿就是10年,那10年里,他就只有一件冬装外套,“每次穿,都觉得它是最好的,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的好看!” 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渐渐明白到,设计人就应该对美乃至所有美好的事物有一份原始渴求和执著,借由切身体验,培养美感意识。 他说“设计是不需要读的”,“因为设计需要的是创作者本身对于生活的观察、对于生活每个环节的思考与沉淀。”他鼓励设计师多去体验不同的事物,因为“做设计,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与其说包益民喜欢时尚,倒不如说他喜欢品味美好的事物。“我喜欢的东西还蛮广的,车子、房子不能说换就换,但一些小东西,像家具、肥皂、牙刷等就比较容易,我第一个会先看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他说,要做到“跟别人不一样”并不容易,所以别具巧思的产品总是可以一秒抓住他的眼球。第一步是搜寻,第二步则是体验,做一个产品体验者,“这是一个never ending的搜寻过程,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找到最好的,而在于你一直想要搜寻更好的答案,到最后,它变成一个习惯,你会持续追寻更好的,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伙伴,你一切的一切,会不断进步,不断超越。” 在生活中,包益民很重视家的感觉,喜欢有设计感的房子。他是法国设计鬼才Philippe Starck的超级粉丝,位于台北的家,设计灵感就来自于Philippe Starck所设计过的酒店。至于车子,他喜欢Audi彻头彻尾的德国风格,认为“开什么样的车子”很重要,“要不我就不开车。” 还有戴手表,他很坦然地说道:“我其实长期以来是不戴手表的,因为我喜欢的手表,我买不起我就不戴了。那也是一种习惯,就是说,我心中最想要的东西,如果不能拥有,我宁愿不要其他的!” 从不讳言想要赚大钱 包益民曾经坦荡荡地宣称“绝不做穷设计师”,询及话中的深意时,他笑笑道:“就像我喜欢找跟别人不一样的牙刷、肥皂,我也喜欢谈一些别人不谈的事情,很明显的,设计师都不喜欢谈钱,所以我就故意去谈钱。” 他从不讳言想要赚大钱,只是,努力攒钱不是为了打造金山银山,而是为了可以体验高品质的生活,品味生活,感受生活。 他提高声调,理直气壮地:“我的钱都是辛苦赚来的,我只是敢花,可是不代表不辛苦,所以花钱时,我会珍惜它换来的体验,因为我知道这些体验可以帮助我未来赚更多钱。当然不全是为了赚钱,钱只是让我有机会去体验更好的东西!” 他将话锋一转,侃侃而谈:“其实,体验不一定要花大钱,品味也不是靠金钱累积的,它需要花一点钱没错,可是不是绝对,你还是可以用一个比较省钱的方式去体验。譬如看歌剧,可以选下午没有人要看的场次;譬如一家很好的餐厅,吃一顿饭很贵,但喝一杯咖啡还是可以负担的;又譬如说我想去日本吃“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店,但很贵,我不想要付那个钱,所以我找了10个富豪一起陪我去吃,他们付钱,我带路。” 事实上,年轻时的他对金钱无感,直到疫情后才开始学习理财。他感慨地说道:“我以前从来不理财,也非常不喜欢存钱,对钱没有感觉。没钱了?好啊,我们再去攒钱,我认为钱是可以再攒回来的。我必须承认这是很大的缺点,疫情暴发时,我碰到很多困难,觉得储蓄其实还蛮重要的,才开始对金钱比较敏感。” 不好玩就不做了 包益民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也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2004年以自传形式出版《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他背部全裸、斜倚着靠垫摆出安格尔名画《土耳其宫女》中裸女的优雅姿势登上封面,令人侧目。封面出位,书名一针见血,书中写的则是他成长过程中的感触和体悟,发人深省,在台湾卖了3万本,登上诚品书店2005年销售量的“Top 100”。 说到底,包益民就是一个玩心很重的人,活到这把年纪了,依然不失玩心。“我喜欢快乐,喜欢玩,我把工作跟体验放在一起是因为好玩,不好玩我就不做了!” 玩心最重要的元素是好奇心,“我一直都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有好奇心,生命才会好玩,没有好奇心,就会变得很无聊。” 在吉隆坡逗留的那几天,他不但去了TRX商场,还趁上台演讲前的空档,在会场楼下的便利商店逛了一圈。 不过是一家很小的便利店,一览而尽,有什么好看的?他笑道:“就是好奇啊,马来西亚人吃什么样的泡面?这款口香糖为什么会在这里卖?为什么你们吃这样的冰淇淋?哪一款头痛药卖得最好?这里卖什么样的玩具?小孩玩这个玩具时在想什么?他得到了什么? ” 逛菜市场,他也一样可以逛很久,逛得津津有味,“我会看每一个摊位,心里想为什么要把菜这样子放,然后消费者得到了什么。”大多数时候,他会站在消费者的视角,观察和思考整个产业,以及整体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有些人不以为然——一把年纪了,什么东西没看过?!他哈哈笑道:“ 我就是好奇,没办法,我觉得失去好奇心的那一天 ,就是老的开始。”说完,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妥,又急急解释:“但没有关系,老没有什么不好;但我觉得我很幸运,不晓得为什么 ,我还蛮好奇的。” 更多【人物】: 以细节调味 用素材塑形,葛亮酿造小说真实感与温度 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 /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 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 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 为人民看烂片
2星期前
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刻画、故事情节、氛围渲染和丰富的想像力去搭建一个叙事空间。在小说里面,作者可以嵌入宏阔的社会主题,亦可描绘人性的深层情感。不过,学者型作家葛亮笔下的小说却是虚实交织,充满丰富褶皱,并隐藏了很多历史细节和行业知识。 以他的“家国三部曲”收官之作——《燕食记》为例,为了复刻粤港茶楼的饮食文化史,葛亮耗了约6年时间,走遍粤港等多个地区,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口述史采访、文献考究。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笔都细入毫芒,通过岭南文化美食见微知著,挖掘出隐藏在料理后面的历史与人情世故。 “(这样)你的读者才可以有情绪上的共鸣,因为它的细节很真实,特别是有关于日常的部分。”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陈敬晖 部分照片:受访者提供 历史最为丰满的地方在于细节,而细节往往散落在旮旯之处,需要仰取俯拾,才能将各种脉络呈现得具体和细致。翻阅《燕食记》时,一股人间烟火气息便扑面而来,语句间有很多粤语词汇,读起来有一种旧时代的代入感。葛亮的笔触很细腻地刻画出岭南饮食文化,还添加了一些挺有趣的茶楼行规,像客人指着鼻子就是要“香片”,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 这部小说从香港最古早的茶楼“杏花楼”开始叙述,带领读者体验茶楼空间的流变与社会变迁,亦融入很多关于粤港美食的习俗文化。葛亮举例广州人喜欢在过年前后吃黄沙大蚬,因为“蚬”取“显”的读音,有显贵的寓意。对当地人来说,吃蚬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记忆回溯。 葛亮笑说自己并非老饕,不过对饮食情有独钟,并认为食物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去叙述岭南文化和特质。同时,食物还能够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戏曲、空间、其他非遗的部分。“中国人的道理都在吃里面。吃是很永恒的东西,你的口味代表着你对于这种文化的一种极度认同感。” 不过,他为此作品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情感准备与沉淀。“(记者:担心写坏吗?)倒不是担心写坏,而是我觉得你要动笔的话,我希望笔下的一方水土,必须要有感情的。否则,你会觉得写它的意义是什么?写作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 筛选少量考据素材“调味” 下笔之前,葛亮会有一系列考据过程,运用很长时间搜集资料、田野考察和构思作品。在创作“家国三部曲”时,《朱雀》用了5年,《北鸢》则是7年。然而这种长周期的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沉淀,能够不断地反刍文字,用最精准的词汇去表达。 葛亮每一部长篇小说动辄要30至40万字,这样才能完整地表达内心的创作意图和面向,比方说构筑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忆城市、一个家族历史,“它真的是需要有这个体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态一定是很充实跟愉悦的。” 纵使有庞大的资料素材,他会悉数筛选,只动用少量素材为作品“调味”,让小说故事更为立体鲜活。不少人会以为在采集口述史时,受访者会不愿透露行业细节或流程。葛亮直言,许多老前辈比很多人想像的通达多了,观念也很新颖。 “他们没有说很多东西是密不外宣。在过程中,有些东西专业性太强,我一时可能catch不到,他们会说,‘葛老师,我来做给你看’。” 从未想过能当作家 葛亮有很显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则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由于出生在知识分子世家,外界将他比喻为“文坛贵二代”。面对这个标签,他却学会顺其自然,不给自己添加任何压力。 当然,他年少时期压根儿没想过当作家。在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时,班上倒是很多同学喜欢写作,系上还出版自己的文学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做美编,负责画插图和封面。”他开心地笑道。 不过,能报读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国“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个时期,孩子的大学专业方向不属于个人选择,而是整个家庭的选择。为了争取更好的职涯机会和前途,许多父母会要求孩子攻读商科、法律或电脑相关的科系。 其实,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别是物理和工程数学。 惟,两老都没有改变葛亮的梦想,反而支持他读中文系。他坦言,选读中文系或多或少与父亲有关。从小,父亲给他阅读《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培养对文学的感知,学习文字的语言审美。随后,主修俄语外语的父亲又给葛亮接触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无形中,他又被苏俄小说所影响,打开了小说的格局感,学会宏大的叙事和开阔的结构。这些“训练”为小说写作带来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艺术见解肯定也对我是有影响,不光是艺术观、审美观,甚至也包括写作观。虽然他不写小说,毕竟是艺术史学者、一位画家,所以他的著述(《据几曾看》)也是围绕这个部分,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电影是写作养分之一 其实,电影也是葛亮写作的其中一个养分。早在1998年,还在读大三的他就常常流连于南京的西祠胡同BBS论坛,其中“后窗看电影”板块尤其吸引他。而这个论坛是中国最早的电影论坛之一,为他带来了很丰富的电影资讯和启发。 “我现在香港浸会大学里面,除了教文学,我也在教文学向电影转化的课程。”不过,主轴始终围绕在文学,专注在剧本分析和文学语言,探讨原著小说如何通过电影改编,达到有效的转化,成为另一种艺术介质。 然而,电影与文学的叙事空间终究不同。文学通常更加开阔,其叙事方式和语言构成为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与想像空间;一旦转化为影视作品,许多原有的想像会随之变得具象而具体。 “这两种介质(文学与电影)中间转化的过程,对我而言蛮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记》也在筹备做改编,“我自己没有参与,但我会关注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怎样(处理)。” 第一篇小说在香港诞生 出身在书香门第,葛亮会不会很早就开始写作?其实不然,由于他对写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轻易动笔。直至他在千禧年远赴香港大学攻读硕博时,才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无岸之作》。而这部小说成功刊登在文学刊物《收获》上面。正是因为这次投稿成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亦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 5年后,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谜鸦》,拿下第19届“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他缓缓地说,这个奖项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没获奖,很大可能写作兴趣会中断。“我觉得台湾在这个方面对年轻的写者的这种鼓励,然后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当时有出版人跟我讲,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个小说集,包括《谜鸦》之后的一系列小说。它会是一个很实在的动力,让你继续写下去。” 长居香港的葛亮认为,南京是创作的温床,香港是写作的磁场。所谓温床是潜移默化地,让他能积淀题材、文学审美的感受,也包括历史感。虽然在南京古都成长,但未必会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达。香港却带他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重新认识故乡南京 “南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想要的一种审美体验,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会觉得,它和你的故土,作为一个城市而言,它的气韵的反差还是蛮大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躬身反照的心理——原来我的家乡还是很不同的。” “你会觉得,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当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你换了一个生活的环境, 才发现家乡如此的不同。”有了这样的落差感,驱使他用文字去记录这些事迹。毕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欠了家乡和情感的债务。 “你太习惯了那个环境,没有发现到它(南京)的意义,或者没有发现它的美。” “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标,是来自于六朝(古都)的神兽,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访,便问了他,为什么“辟邪”会成为南京标志?辟邪是干嘛的?由于这个标志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烟品牌也有这个标志,反而不会特别留意或研究。 “他追问很多问题,我发现我无法解答他所有问题。这个时候就是我说的所谓的习惯和蒙昧。” AI会不会影响创作? 在人工智能(AI)时代,许多人都会好奇AI会不会影响创作?葛亮则很淡然地说暂时不会。 “为什么我说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是有七情六欲的,人类有情感的,而情感会导致你不会在所有的节点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为人类会有缺憾,因为有遗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类在创作方面某些特质。这是其一。其二是因为有缺憾,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带来了难以预计的一些意外。” 他说,AI太完满了,在AI里面没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遗憾的部分,是人类最无可预计,最精妙的部分。” 简介: 1978年出生于南京,作家,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品涵盖小说、文化随笔与文学评论,代表作有《飞发》《问米》《朱雀》《北鸢》《燕食记》《灵隐》等等。他曾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家年奖等海内外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燕食记》、《北鸢》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曾获颁《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全球汉语文学年度作家、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等荣誉。 更多【人物】: 电视烹饪节目主持人甄文达 /推广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 期待遇见心动的美味 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 为人民看烂片 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3星期前
编按:你看过烹饪节目《甄能煮》吗?这档在美国与加拿大播出的节目,主持人是位华裔厨师,每集都会为观众示范一道中国菜的做法。《甄能煮》自开播起一直维持在高收视率,今年已是播出的第46年。一档讲中餐的节目在北美地区深受喜爱,离不开主持人高超的厨艺还有充满创意的食谱。 这期的【非常人物】,就一起来认识这位华裔厨师——甄文达吧。究竟他为何烹饪?今年75岁的他在烹饪这条路上又有何计划? 报道:本刊特约 杨林宜 摄影:本报 黄安健 全球知名烹饪节目《甄能煮》(Yan Can Cook)主持人甄文达(Martin Yan),是一位成功将中国饮食文化带入美国和加拿大主流社会的华裔厨师。尽管他走遍各国,尝遍了无数美味佳肴,但他始终怀念小时候母亲经常做的煲仔饭。 “小时候母亲经常做煲仔饭,一根香肠3个人分着吃。米饭上盖着香肠、菇,还有切丁的鸡肉。当香肠的油脂溢出,整锅米饭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对他而言,这是一煲诚意满满的饭菜,因为砂煲相当保温,当一家人围坐一起分享美食后,砂煲仍散发着余温。饭菜吃完后,锅底还贴着锅巴,加入点茶或汤汁,便又成为一道美味佳肴。 直到现在,他依然很喜欢做煲仔饭,笑言“一锅熟的煲仔饭可以省去洗碗的麻烦。”然而,他真正珍视的,是那份母亲手煮的家常菜,那个深藏在心底的独特味道。他说,绝大多数人最难忘的味道,往往来自父母的家常菜,那道味蕾记忆成为许多人永恒的心灵慰藉。 让厨房成为快乐的地方 甄文达在国际饮食界享有地位,但他依然保持谦逊,热衷于学习新事物。《甄能煮》节目播出至今已46年,累计超过3500集,并在全球数十个国家播放,观众数以亿计。这是他坚守餐饮业的动力之一,除了将推广中餐文化视为使命,更重要的是能为他人的生活带来正能量。 “我希望这档烹饪节目既有教育性,又富有娱乐性。”他说,烹饪应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烹饪对人们来说太无聊,谁会愿意在家里做饭呢?“所以我想让厨房成为一个快乐、有趣的地方,这就是我常说的:‘If Yan can cook, so can you.’偶尔我也会说:“If Yan cannot, don’t even try.” 全力追求美食是对儿时生活的补偿 甄文达于10月初访马,出席第6届《世界顶级美食大奖》颁奖礼(World Top Gourmet Awards 2024),并荣获“杰出高级厨师特别奖”。他在活动前夕接受媒体访问,尽情发挥搞笑本色,但当谈及自己的人生际遇时,显得格外认真。 甄文达1948年出生于中国广州,成长于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艰难的时期。在他出生之前,父亲经营着一家餐馆,母亲则是杂货店的东主。从小“近厨得食”使得他的嗅觉和味觉尤为敏锐,能够分辨出各种味道的优劣。进入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匮乏,为了解决全民温饱问题,中国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民间生意逐渐转变为国有或集体经济,甄文达父母的生意也被国有化。 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依赖于配给制,日常所需的粮油和肉类都靠粮票、油票、肉票等来维持。甄文达小时候常常饿着肚子入睡,因为每个月他的家庭只能分到4盎司的油和两斤肉。那时的肉多是肥猪肉,没有牛肉和鸡肉,因为猪能吃剩饭,好养活。 “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我小时候总是很难过。如今我们可以自由地走进商场,买到售价高达200美元的补丁或破洞牛仔裤,但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衣服全是补丁。我总是提醒自己,如果有机会走出去,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去追求美食。” 生活艰苦也没放弃烹饪 父亲在他5岁时不幸离世,母亲未曾接受教育。13岁时,甄文达有机会前往香港求学,并在亲友开的烧腊店学艺。1967年,他获得了香港海外烹饪学校的文凭,其后受推荐赴美深造,于1975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取得食物科学研究硕士学位。 初到美国时,由于经济拮据,他无法住在学校宿舍,只能与5名同学合租一间偏远且廉价的公寓。那里没有床,他们席地而睡,轮流烹饪。尽管生活艰难,他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也没有让后来的成就蒙蔽自己的双眼。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初衷,惦记着世上还有许多孩子仍然饿着肚子入睡。他不曾过于安逸,尽管工作忙碌,从未聘用助理,凡事亲力亲为。 他寓工作于娱乐。疫情前他的工作几乎满档,每个月工作25到26天,参与各种活动,从未感到疲惫。疫情时,各行各业受到沉重打击,他肩负起社会责任,积极与当地餐馆合作举办义煮,为前线人员提供免费的膳食。 “人的一生中只能做到有限的事情,影响有限的人……有许多年轻厨师告诉我:‘我小时候看过你的节目而受到启发,现在成了厨师。’这让我感到满足,知道自己为他人做出了一点贡献。我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工作,我相信只要做好厨师的本职,人们自然会被吸引而来。我不是救世主,无需拯救每个人,但如果能帮助和启发一些人,那就很好了。” 挑战不同身分 甄文达在餐饮业的旅程中从未止步。他因对饮食和餐饮业的研究与推广获得了约翰威尔斯大学颁发的美食博士学位,以及科罗拉多厨艺学院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他还荣获多个重要奖项,包括由太平洋海岸厨师协会颁发的安东尼·卡雷姆荣誉奖,入选《世界名人录》和全美华裔人士十杰,并在2022年获得被誉为“饮食界奥斯卡”的詹姆斯·比尔德终身成就奖。 2004年,甄文达应导演毕国智之邀参与电影《海南鸡饭》,饰演餐厅老板,开启了演艺之路。2015年,他在马来西亚录制了美食节目《马来西亚味之旅》,2018年再次来到马来西亚拍摄农历新年特备节目《厨神驾到》。此次再访马与媒体交流,虽然好友“Chef Wan”(旺师傅)没到场,但甄文达不断地打趣对方,活络现场气氛。 不得不提甄文达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项技能:20秒内给鸡去皮拆骨。这也“奠定”了他在家仍然“掌厨”的地位,因为他调侃自己的妻子处理一只鸡要5小时。 当被问到自己与大马喜剧演员黄瑾瑜(Uncle Roger)的炒饭哪个更好时,甄文达故作严肃地说:“Uncle Roger,我是Uncle Martin,我比你 [vip_content_start] 年长。你做蛋炒饭才20年,但我做蛋炒饭已经60年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蛋炒饭,可能比你的更好!” 保持热忱才能走得长久 其实,甄文达的人生哲学是互相提携,他总是提携后辈,也鼓励年轻厨师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但他坦言,厨房工作非常不易,只有梦想还是不足够的,必须要保持热忱,才能走得长久。 他说,许多父母往往将厨师视为地位不高的“厨房佬”,反倒希望孩子完成学业后选择体面的工作。然而,这种刻板印象亟待改变。“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这些‘厨房佬’中也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我常常在不同场合中强调,行行出状元。许多父母不鼓励孩子从事厨房工作,却不知道很多师傅的收入远超许多大学生。” 甄文达谈及中菜未来的挑战与发展时,他认为,未来的中餐发展必须脱离传统的师徒制,应该与不同的师傅学习,吸收多元的经验。 他也说,中菜制作较为繁杂,尤其粤菜需要很高的技术,讲求“手势”,但“手势”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厨师的用心。同时,粤菜对食材尤其是海鲜的要求特别严格。虽然新鲜的食材至关重要,但成本往往难以控制。 此外,许多海域的污染问题也影响了海鲜的质量,包括河鲜。许多工厂设立在河边,导致河水受到污染,从而影响了河鲜的安全。 至于人工智能(AI)是否会取代厨师,甄文达不否认生活需要与时俱进,适应变化,每个人都在追求不同的事物,包括美食。尽管市面上出现了炒菜机器人,但菜单的创作和料理的灵魂仍需厨师来掌握。厨师是主导者,而机器人也并非美食家,但随着越来越少年轻人选择当厨师,饮食行业需要科技的辅助,来减轻厨师部分的劳动负担。 边探索在地美食边学习 作为一名烹饪老师,甄文达总是乐于四处寻觅美食,以丰富自己对不同地区饮食的体验。他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并指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马来西亚的榴梿,因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其品质难以超越;又比如我国著名的肉骨茶,正是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交织所形成的独特饮食特色。因此,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第一时间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去泰国就只吃泰国餐,去韩国就吃韩国餐,若到访德国仍执意找中餐,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想,当我试着去欣赏当地的食物,这样才能回来与观众分享我的旅行趣事,例如,韩国泡菜不仅限于腌制的大白菜,它实际上指的是任何经过佐料调味和腌制的食材。这些食材在发酵后能够产生有益菌,带来健康益处。” 甄文达说,每个地方、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促使他不断地探索与学习。“没有哪道菜或菜系是我的终极追求。我一直在学习不同城市的在地饮食文化,并不断期待遇到让我心动的美味。” 甄文达注重养生,他还特别主持了一系列与养生饮食相关的节目,并请教中医师教导观众如何健康烹饪和养生。 在疫情期间,工作受到影响,甄文达决定在美国旧金山的家中打理果园,种植各种蔬果和香草,随时就地取材,烹煮健康的菜肴。 “最重要是吃得健康,不要暴饮暴食,均匀饮食,还有每天坚持做运动。”甄文达每天都坚持一定要做力量训练,若是在家,他早晚饭后会出去遛狗。 他希望自己保持健康,并且长寿。“看看那些总统候选人,都要80岁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做的,我也能做到。世界卫生组织评估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未来人类活到120或以上并非不可能。医学不断进步,人们对食物的认识也不断增加,我们懂得如何均衡饮食,也会选择更好的饮食方式。我希望我能活到110岁,但能否实现并不重要,至少这是我的目标,才能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 更多【人物】: 影视界里的侠士毛尖 为人民看烂片 书法家王冬龄/乱书是自己的艺术语言 创作歌手戴佩妮/不给自己设标签 叛逆玩音乐
4星期前
搭配一身模糊性别界限的华丽装扮,台上的Kumar说话机智刻薄,笑话日常也笑话自己,更不怕游走禁忌边缘,戳刺新加坡政治与社会议题,解构两性关系,洒落性隐喻处处,让观众在漆黑中放胆大笑。 下台后,花蝴蝶旋即退化成一只蛹,搞笑并非本色,细看身上还有不少结痂的伤痕。 从小就是难以归类的存在,历经坎坷重重,如今蜕变成新加坡无可取代的文化符码。面对新世代翻涌而来,Kumar淡定自如。这名新加坡脱口秀开山鼻祖深知自己在观众心中享有专属特权——“有些话题只有我会说,也只有我能说……” 报道:本刊 李淑仪 图片:LOL Asia提供 马来西亚人对这位邻国笑匠并不陌生,也丝毫不吝啬。 “这里的观众随时准备开怀大笑,不需要暖身的时间。‘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大笑一场’——你们是带着这个认知来的,而不是一副‘你要想办法让我笑’的姿态。当我说了一个笑话,你们真的尽情在笑,这让我感觉良好。” 56岁的Kumar携着最新脱口秀《Beats, Rhymes & Punchlines》巡回澳洲、纽西兰、印尼和泰国后,不忘踏足马来西亚,流连槟城、吉隆坡、亚庇和新山4座城市;尤其吉隆坡场次快速售罄,主办方临时追加一场,可见人气高涨。 这一次,Kumar轮番以粉红套装与鲜红西装上阵(没有裙子,当然),结合脱口秀与音乐剧的形式,带领各族观众重温80年代与90年代的怀旧氛围,借此剖开世代隔阂与现代生活的荒谬之处。 “这场演出是我献给80后与90后的一封情书,也是给当今世代的一记警钟。我们并不只是在回忆过去,同时也在衔接过去与现在,再笑看其中所有的荒唐。是时候教育年轻人,也提醒老年人,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用很多幽默、几首好音乐,也许还有一些艰苦磨难。” 台上的Kumar顶着自己亲手化好的妆容,有时像是热爱八卦的姐妹,有时像是看不惯年轻人作风的长辈,一番讽刺调侃后,又化身温暖知心的朋友,叮咛你生活里什么才是最重要。 出道30年仍坚守原则 同样因为世代观念不同,Kumar表演脱口秀时,也有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坚持。 [vip_content_start] 尽管大胆作风已成标志形象,“我从来不会在表演时说脏话,因为我这一代人不会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话。当然现在很多脱口秀表演者总在说F字眼,但这是他们的风格,我会坚守自己的原则。” 还有什么是坚决不说的呢? “当我到国外巡回演出时,我只会说自己的在地经验,比如什么是新奇的,什么是有趣的,或是为什么我讨厌这个地方;但我不会触碰那个国家的政治或敏感课题,就像我到马来西亚,我不会说安华的坏话,这很愚蠢,不管我喜不喜欢他都好,因为我没有完全了解,这不公平。” 回到新加坡,一个谈论政治的自由尺度不会太过于宽松的国度,Kumar却是少有的,敢拿政治或时事课题开玩笑的脱口秀表演者。与同行的距离,也因此拉远。 “很多新加坡表演者不会这么做,时事题材不是他们的强项。我会吸收很多新加坡新闻。”阅览早前新加坡媒体的访谈,可见Kumar把各类新闻的细节和数据信手拈来——家暴发生的比例、年轻人在家里种大麻的案例、70岁老太太扒窃被捕的事件等等——荒诞就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晚上便成了演出的笑料。 “为了与年轻表演者竞争,我必须时刻提高自己的水平,因为我不想变得自满。” 除了笑别人 更要懂得笑自己 不自满,却也清楚自己的定位难以取代。 Kumar的脱口秀生涯,起步于1992年的一间夜店里,当时并无前车之鉴,一切靠自己摸索,甚至台下观众或许也不知道该不该笑、该怎么笑。如今30年过去,时代早已不同,伴随社交媒体崛起,以及开放麦场合的拓展,人们已经熟悉“脱口秀”这套表演形式,马新两地都可看见新世代脱口秀表演者陆续蹿起,而Kumar并没有因此受到动摇。 “不像年轻表演者,如果你表现不好,大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而我已经累积一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我的风格,这是年轻人没有的。观众会说:噢,这个你不行,只有Kumar可以。” 在新加坡观众心中,有什么是只有Kumar可以侃侃而谈的?“比如,我可以说性笑话,”若是年轻人开相关题材的玩笑,则观感不好,不被观众接受。“我也可以说已婚伴侣的笑话,我有很多自己的观察,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观众可以找到共鸣,但很多年轻表演者做不到,也不会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很难将这个题材说得好笑。” 要将脱口秀生涯走得长远,除了笑别人,更要懂得笑自己。 残酷是笑话的本质,好笑的人生往往充满疮疤,而幽默是我们可以紧握的武器,它强大又温柔。三十多年来,Kumar在台上几乎把人生的颠簸都笑过一遍了。 “我是一只斗鸡” 出身管教森严的印裔家庭,父母离异那年,Kumar只有4岁。母亲离家后,阿姨后来成了继母,父亲也逐渐生出酗酒、家暴的面向,把婚姻失败怪到孩子头上。去到学校,有时因为肤色,有时因为性别气质,同学纷纷丢来带刺的称号。刚刚成年,却已是一个被强暴了两次的人。 Kumar可没有乖乖忍受。10岁加入学校里的印度舞蹈社,心里想的是:我要做到其他男同学做不到的事。果真表现出色,得到上台表演的机会,成功堵住同学的嘴。服兵役期间,Kumar独自刻苦练习,终于在跑步测试中,用少于8分钟的时间跑完2.4公里,刷新队上最好成绩。 “我是一只斗鸡”——Kumar总是如此形容自己。 服兵役之前,Kumar曾在便利商店和工厂打工,19岁起开始流转夜间娱乐场所端盘、表演,4年后跳槽到业界标杆“Boom Boom Room”夜店,负责在节目串场时讲笑话暖场。起初没有抓到窍门,暖场变成冷场,后来抛开束缚,大胆踩踏禁忌界线,才把客人逗笑。 当时是1992年,新加坡颁布口香糖禁令那一年。 隔年,Kumar成为综艺电视节目《The Ra Ra Show》主持人之一,创下高收视率,却因节目中含有大量新加坡式英语和性隐喻笑话,受到猛烈抨击,开播短短10个月便夭折。在2011年面世的自传中,Kumar认为,节目组当年冲撞社会禁忌的时机不对,太早了。 8年后,Kumar才重返电视荧幕,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期间,脱口秀现场表演不曾中断,从酒吧餐厅,扩展到剧场舞台,再走出海外。 下了台做回自己 笑话残酷,但也疗愈人心。脱口秀可以拯救人,Kumar曾分享,有观众在看完演出后打消自杀念头;有女儿将Kumar的表演片段播放给中风后的妈妈看,更把坐在轮椅上的妈妈带到表演现场,让她在笑声中忘记病痛;也曾有妈妈表达感谢,因为上帝忘了在患有残疾的女儿脸庞加上笑容,而Kumar做到了。 在台上,Kumar花枝招展,是新加坡人口中的“国宝”;下了台,花蝴蝶退化成一只蛹,内向寡言才是本色,非常珍视私生活的完整。 海外巡演行程若是宽松,Kumar会光顾当地发廊打理秀发,也会到商场闲逛。“有人会认出我,而他们不理解这是我的个人时间,但没关系,我也习惯了。” 喜剧艺人最大困扰莫过于,大众往往要求他们时刻都要风趣幽默,很多表演者因此迷失自我。而Kumar从来懂得切割两者。 “保护好私人生活很重要,人才会活得清醒。没有人在施压你要一直搞笑。下了台,你就做回自己,很多表演者不懂得掌握这个开关,他们把娱乐社会的责任看得太重,承受很大压力,直到忘了自己。这很可悲。这是教不了的,你必须自己去找到方法。” 几年前,Kumar从乌节路的高级公寓,搬到政府组屋居住——一个远离名牌商店,却有真实人间烟火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环境。在这里,邻居都比较友善,也会跟你说话,”这是住在公寓时看不到的景象,“也是一种让我保持清醒的方式。” 家里有狗相伴,偶尔在Netflix上看恐怖片消磨时光。在这个年龄阶段,对Kumar来说,维持内心平静,似乎比一切重要。 问及逗留吉隆坡的难忘瞬间,答案无关舞台的五光十色。 “我每次都会光顾一家酒吧,我很喜欢那里的长岛冰茶。” 更多【人物】: 独立媒体人冯小非/不靠业配文,在农业新闻路上坚持走到底 穷小孩变并购大师,黄日灿成就壮阔人生 波萨诺瓦吉他手李鸿昌Xiong/遨游Bossa Nova韵律 找回享乐的慵懒姿态
2月前
台湾产业创生平台创办人黄日灿,将72年人生历经的动荡当成养分。他是如何从圆环边的穷小孩,成为“并购大师”?在新书《黄日灿传》中,可以一窥究竟。 “建中、台大法律、西北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从一连串“学霸”般的学经历来看,传奇并购律师黄日灿常让人以为是权贵弟子。 不过,大家不知道的是,他曾是住在台北大稻埕圆环边的穷小孩,如今却在企业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被誉为“国际并购大师”。 出生时牌运欠佳的黄日灿,如何翻转人生? 非法律系不读,大四考上律师高考 “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苦,也不觉得自己特别穷……”黄日灿说,从小的生长环境,就是一家人挤在破旧住处,连浴室都只是一块门板遮挡起来的空间,但他总能随遇而安。 黄日灿小时候,父亲曾开设水电器材行,但不擅计算成本,导致亏钱也不自知。在黄日灿印象中,家中常有黑道前来讨债,让当年15岁的他,气得拿铁管冲出去“干架”。 尽管黄日灿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容易,但也在这个环境的打磨下,让他很早就了解,教育是他能翻转人生的机会。有了这番体认,练就他无论在多嘈杂的环境下,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 果然,初中、高中接连两次联考,他都考上台北的第一志愿大同初中、建中。不过,考大学时,因为从小立志当律师,他以社会组丁组榜眼之姿,“降级”考上台大法律系。 为什么这么想当律师?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说起一个不太好的儿时回忆。 当年只有10岁的黄日灿,拿着跟邻居借来的凉席在分隔岛上纳凉,却碰到警察驱赶,凉席还被没收,他为了拿回凉席,不得不接受几个警察的戏弄。这段经验让他确立志向,希望长大后成为一位伸张正义的律师。 另一个非法律系不读的原因,是他自认“一无所有”,而成为律师,并不需要身家背景支持。 这样的想法,支撑着黄日灿的求学生涯,更让他在大四时,就考上录取率只有0.01%的律师高考,迎接崭新人生。 出国闯荡,当上“纽约大律师” 虽然一度在经济考量下,黄日灿并不想出国深造,退伍之后选择先投入职场。不过,他最终仍下定决心出国学习国际业务,更一举申请到西北大学每年仅一个名额的1.5万美元留学生奖学金。 27岁,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前往香港工作,协助外资进入中国。后来他又到哈佛法学院攻读博士,甚至不到3年就取得学位,打破了法学院最短时间取得博士学位的纪录。 取得博士学位后,黄日灿选择进入纽约高特兄弟法律事务所,接触到的客户多是超级富豪或是国际级的大企业。 他凭借这样的战功,连番证明自己的实力,被美国众达法律事务所挖角,处理不少国际并购大案。其中最经典的,是北美煤矿公司并购家电大厂的案子。由于并购牵涉复杂的财务会计及融资问题,甚至是从一个交易变成4个复杂的交易,过程环环相扣,还得在同一天内完成。 但黄日灿当时不眠不休地工作,并购过程中连掉下一张纸都得由他来捡,就怕打乱文件顺序。这也让原先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客户大为改观,更让黄日灿在38岁时就升任众达法律事务所第一位华裔合伙人。 一句话,成为裕隆“特别顾问” 黄日灿除了早已是国际知名的并购大律师,更为人熟知的是裕隆集团“特别顾问”的身分。这个职衔,横跨裕隆集团创办人吴舜文、严凯泰母子时代,直到严陈莉莲掌舵的此刻。 当年,黄日灿还在众达时,严凯泰为了母亲吴舜文的香港账户问题,找他协助处理,两人因此结缘。由于年龄差了一轮,严凯泰就把黄日灿当作亲大哥看待,甚至引荐给母亲认识。 黄日灿透露第一次见到吴舜文的“大场面”。他说,当严凯泰带他来到吴舜文办公室时,吴舜文先把严凯泰请出办公室,随即发问:“如果我们(吴舜文、严凯泰母子)意见不同,你怎么办?”黄日灿尽管头皮发麻,还是回答:“努力到你们母子意见一致为止。”这个答案显然深获吴舜文肯定,她马上请秘书叫严凯泰回办公室,同时送上茶水。 一句话牵起两家数十年情谊,黄日灿也成为裕隆集团的军师,集团任何重大决定,他总不吝惜分享跳脱立场的建议。 2018年,情同兄弟的严凯泰离世,让黄日灿黯然神伤。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资深顾问陈泰明说,在严凯泰告别式后,他们共乘同辆车返家,沿途两人都没说话。下车时,他转头一看,发现黄日灿眼神中曾有的自信与精明,这一刻都消失了。 退而不休!现在想帮助企业升级转型 黄日灿的前半生见过许多大风大浪,过去经手的并购案中,也创下不少里程碑,像是美光并华亚科、日月光并矽品等并购案,对台湾产业的影响深远。 原来他仍有一个未尽之梦,就是推动台湾企业的“老创新生”,帮助支撑起台湾经济的中小企业,在未来的产业变化里可以继续永续发展。 “我有他人少有的经验,也深切明白台湾不能只有一个‘护国神山’,”黄日灿说,如果要让中小企业更茁壮,势必要加强产业界的横向交流。 在成立台湾产业创生平台前,黄日灿曾与纬创董事长林宪铭讨论过。林宪铭笑说,黄日灿马上要他“投资”,自己也心甘情愿被他“骗”,而且“被骗得满高兴的”。 但投入创生平台绝非易事,除了时刻心系台湾,黄日灿同时有足够经验与能力,了解如何帮助台湾中小企业。 黄日灿在业界登高一呼,2020年平台诞生,提供开放的知识交流场域,让台湾大中小企业的掌舵者有交流机会。除了知道自身问题,也帮助他们“开窍”,升级转型。黄日灿说,当一家公司能从3%成长到10%,甚至更高,再去影响其产业聚落,就能发挥更大效益。 过去创下并购传奇,退休后成立台湾产业创生平台,黄日灿一心一意想帮助台湾企业升级转型。他自比为武侠小说《绝代双骄》里看似洒脱不羁,却处事有原则、有情有义的小鱼儿,就是他壮阔人生的写照。   2024第22届远见高峰会 主题:AI˙净零˙共识˙和平 地缘政治动荡下的新思路 日期: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 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 地点:台北远东香格里拉 报名链结:https://reurl.cc/QEjgrp 扫描二维码或致电客服(03-7965 8539)了解更多详情。 购票即享优惠,与全球精英共话未来,拓展您的人生新视野。 更多【人物】: 波萨诺瓦吉他手李鸿昌Xiong/遨游Bossa Nova韵律 找回享乐的慵懒姿态 国际舞蹈大师廖春慧/倾注一生,舞出东南亚民族舞蹈之美 制弓师黄鹏健/不能急,不能慢,要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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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拥有百万粉丝的自媒体公司——一件衬衫:你挥洒的城市日常风景(以下简称:一件衬衫)无预警下架。创办人黄山料放弃百万收入,转而投身专职作家的决定,更让一票支持者讶异不已。短短3年,他以疗愈系文字屡屡登上书店的销售排行榜,成为新生代畅销作家。但无可避免的,黄山料的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一串串恶评。问起如何面对网络上的负评?黄山料表示全靠心中的“双重人格”。 第一次知道黄山料是在2018年。 当时,台湾一个讲述职人故事的影音平台“一件衬衫”诞生。在屏幕前,他总是身穿白色素T和黑色九分裤与受访者对谈,在自媒体平台崛起之时深受网民欢迎。 2020年4月,一件衬衫开办对谈节目《山料聊聊》,其中一集邀请台湾内湖随机杀人事件的受害者母亲王婉谕当节目嘉宾。虽然节目播出后的评价褒贬不一,但短短两天内却创造出了100万的流量。 在自媒体平台甫兴起的时代,一件衬衫的前景看起来非常可观。但这时候,身为平台合伙人、内容发想者的黄山料,内心却早已不堪负荷。他坦言当时不快乐占满生活,“我渐渐发现,我不是在服务创作而是广告公司。” 于是,2020年11月15日,黄山料向一件衬衫的合伙人提出离职。在他离开后的3个月,该频道的流量只剩下十分之一,“一家媒体公司如果没有流量,就没有广告收入,所以大家共同决策后决定收掉。”于是,他在个人脸书宣布,高达56万追踪人次的一件衬衫暂时停更并解散团队。 说故事是他最想做的事 来自台湾离岛金门的黄山料,18岁只身一人到台北打拼。虽然在25岁时创办一件衬衫自媒体平台,但其求学时的专业却是服装设计,更曾在英国伦敦的毕业展时装周(Graduate Fashion Week)夺下新锐服装设计师的冠军。随后,他将在台北打拼的故事,全都写在《漂流青年》里。 “2019年,我出了第一本书《漂流青年》,但卖得并不好。”他接着透露,当时一年仅有14万台币的收入,他无奈地表示:“我意识到单靠作家这份职业无法生活,所以只能往广告公司找收入。”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收入来源支撑创作,黄山料带领团队经营一件衬衫的同时也一边写作。然而,看似两全其美的方式,黄山料在回忆过去时却不禁哀嚎:“同时做两件事实在太难了。”黄山料在一件衬衫担纲企划、创作者或导演多个角色,“经营一家公司花费我全部的力气,所以在写作和一件衬衫之间,我只好取舍。” [vip_content_start] 随着一件衬衫的结束,黄山料说:“这样我就能专心做我喜欢的事情——说故事。”说起对“说故事”的喜爱,他强调是其一路以来努力的方向。即便透过服装,他亦会注入故事线,以系列服装说出故事。 “后来我做纪录片,也是用影像说故事,现在就用书本说故事。”惟谈到创作如何在艺术和商业间取舍,黄山料缓缓道来内心的挣扎。 从艺术极端走向商业极端 最后回归平衡 “我小时候是个艺术家,就是在服装设计那个阶段,那时候的作品只能在伸展台上展示,不是一般市面上赚钱的东西。”那时候的他,即便在设计服装上往艺术的方向前进,但回到现实生活里,黄山料必须省下一顿饭的钱才买得起一条拉链。 “那时候我要牺牲我的生活,很辛苦地去完成那个艺术品。最后艺术品在伸展台上面被展出,但比赛结束之后,我又回到我一个人很辛苦的那个小窝。你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得奖,但你其实没有得到什么收入,就有点不切实际。” 即便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他在服装设计这条路上依旧吃尽苦头,更清楚意识到:若一个作品没有商业循环价值,就无法让创作者健康生活的道理。于是,黄山料选择从艺术创作模式,改为经营商业自媒体平台一件衬衫。 “但一件衬衫也没能走到最后,不是吗?” “因为太商业了,你看我从艺术的极端走向商业的极端,现在我希望可以在两者间取得平衡。” “所以写作有让你找到平衡吗?” “我觉得有。” 高产量新生代作家 30岁前夕,黄山料收掉一件衬衫,回到老家金门闭门创作。6个月后,他出版第二本书、散文集《好好生活,慢慢相遇》,当时荣获诚品年度心理励志作家销售第一。 若以服装设计、广告公司和出版业三者的收入相互对比,黄山料表示:“在设计业时,收入等于零。在广告公司,我的年产值有约1500万台币。现在从事出版业,如果卖20万本书,算下来大概就是六千多万台币。” 他认为,透过这样的商业循环模式得以让企业收益,团队中的每一环都顺利运作,“这样就有一群人可以支持我创作。” 之后,黄山料再创作首本青春恋爱小说《好好再见,不负遇见》,更长达半年以上稳居诚品华文畅销榜第一名。随后《那女孩对我说》《余生是你,晚点没关系》以及《人间孤独,却与你一见如故》,同样深受读者喜爱。 问及如何在短时间内产出大量作品?他精简地回了一句:“就是要努力谈恋爱啊。”不难发现,黄山料的作品内容大多围绕在人际关系转,“我的灵感来源,其实就是付出爱与想被爱,就那么简单。” 此外,黄山料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与读者互动。他认为这亦是其能量来源,“作家是一种很孤独的生物,我每年有4个月都会关起门来、一个人待着写书,你说这该有多孤独?”因此,每日与读者的互动,从留言中得到的回馈便是他消磨孤独感的方式。 “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有时读者的分享、回馈,也成为我创作灵感的来源。” 在视频当道的时代 为书设计巧思 但黄山料6月发布的新书——《人间孤独,却与你一见如故》却跳脱一如既往的爱情题材,以校园霸凌为主题。 故事同样围绕着黄山料自身经历为出发。在6年的小学生活中,他就曾换了5次学校,当中也曾经历被同学霸凌,“我想透过这本书告诉读者,伴随你一生的不一定是爱情、朋友或家人,也可能是另类的形式。” 问及何以在视频当道的时代仍相信文字,黄山料思索一番后表示:“我相信文字的力量没错,但我并没有放弃影片。”他认为影片和书本的最大差别,即前者是顺着时代叙事的媒介,但后者却恰恰相反。 “我一直尝试把这两个不同产业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因此我尝试着将5万个字的故事分割成不同的章节,以符合这时代读者接收资讯的习惯。”此外,黄山料在每一篇的开端也特别以一段短文撷取重点,让不习惯阅读长文的读者,可以当作语录书翻阅。 “所以这本书服务于不同阅读习惯的族群。有人看小说、有人看语录、有人喜欢看短篇的文章。 但唯有那些愿意读长文的人,才可以吸收完整的故事。”此外,黄山料每日亦会透过社交媒体上传短视频,用不同的方式和读者交流。 “我看到最开心的留言,就是有读者跟我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完一本书。” 内心住着双重人格 以坚强面对负评 短短数年的时间,黄山料从自媒体工作者晋身畅销作家,坊间出现不少质疑声浪。问起如何看待这些负面评价,他淡然地表示不受影响,而这一切归功于其内心住着的双重人格,“ 一个是创作者人格;一个是创业者人格。” 他说明,创作者人格反映其内心敏感、细腻的一面,容易受伤也很敏感;然而,创业者人格是一个行销人,以利益和收获为优先考量,较为理性。“我会分析说,为什么这个人骂我?或许一些网络的意见领袖需要透过骂人的方式获得流量,才能接广告业配。所以我也理解说这是一种商业模式,你不是只骂我,你也骂了很多人。” 由此,黄山料也会把“被骂”视为“被看见”的机会。 “底下的留言不是真的讨厌你,他们也许只是吃瓜群众。如果你回应得好,就是帮自己加分。网民也可能从讨厌你再往中立靠近再变成喜欢我,也说不定呢?”他说。 (原文上传于31/07/2023) 相关文章: 梁文聪 / 拥有黄山料……是否一件羞耻的事? 成安然:我乐于做山料粉 更多人物内容: 中国小说作家丁墨 / 机会永远留给做好准备的勇者 香港网络作家蓝橘子/ 删减素材比创作更难 台湾剪辑大师廖庆松 / 电影和孩子一样,不能强迫它长成你想要的样子 中国作家刘震云 / 无言的洪流,改变有声的世界 台湾资深媒体人范琪斐 / “不要老是觉得大众很蠢” 媒体人该相信社群的智慧 
6月前
约访王礼霖时他正准备出国,在一周满满的行程中挤出两小时。当天他稍早的会议耽误了,事先来讯通知;匆匆赶到现场随即拍摄一组照片,像艺人一样在快门间变化了几个眼神、姿态。语速和动作一样快,访谈结束下楼,电梯门一开,高个子的他就迈开长腿,消失在人群中。 与其说快,不如说有效率。这大概与唱片宣传企划出身有关,日常工作琐事,唱片、影视案子,一切早就安排妥当。导演处女作《富都青年》一样,从制作到宣传策略算尽,成功全无侥幸。多那一份特别的,大概就是生命与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谭湘璇 2023年第6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入围名单中,王礼霖年纪最长。但他并非电影圈新人,在马来西亚娱乐圈更是资历深厚,是当年的金曲新人王林宇中、偶像团体东于哲(郭晓东与陈泽耀)的幕后推手。 “以前哪里会想要自己当导演,我又不是科班出身,当导演很难的你知道吗?”涉足电影,王礼霖一开始先当制片、监制,因为擅长统筹和寻找资金。“只要我有开案子,是不是能让马来西亚的演员、工作人员开创一些新的可能?” 王礼霖的电影梦,从小就开始了。小时候与外婆同住,跟着舅舅看电影、听流行音乐。年纪还小,先追唱片,买了很多天王巨星的卡带;上了中学才比较有能力买戏票,自己跑去看电影。 中学毕业后,王礼霖从太平小镇来到首都吉隆坡修读广告设计课程。离家,等于更方便实现追星自由,每个星期留守杂志《偶像杂志》《生活电视》,追踪艺人明星的动态。和很多电视儿童、港剧捞饭长大的人一样,他向往娱乐圈,但那把钥匙在哪? 学院毕业后王礼霖从事广告工作,也面试过唱片公司宣传、电台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绊一下,才在网络媒体《红人馆》重新开始。他是编辑也是记者,负责娱乐内容,理所当然靠近娱乐圈了。 王礼霖进入唱片业,为艺人着想,他一一打电话给各种厂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请总机转接到行销部门。但当时也是流行音乐的最后一个大盛世,后来MP3横空出世,唱片业受到打击。总不能让旗下歌手闲着,要替他们寻找出路,于是他也开始涉足电视,拍了《高校铁金刚》和《逆风18》。 王礼霖自认有不服输的性格,或确切来说,他的原则是凡事给自己50%去争取的机会。“不管做什么事都去试一试,失败了,心甘情愿。”他说,过程不需要多说,间中还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会说明一切。 《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富都青年》火红,王礼霖简单总结“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他也不想过分谦虚,因为团队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开始决定做社会题材,就想好策略路线。《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监制的《分贝人生》一开始就定位为影展片,用影展成绩开始发酵口碑,先让观众注意到新作。 第二波宣传关系到上映时间点。在台湾,金马效应是不变的定律。王礼霖跟团队说,就当作品一定会入围来做,早在名单公布前就先敲定在金马奖隔周全台上映,再顺势带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跑影展时,《富都青年》在3个不同国家都拿下观众票选奖,王礼霖认知到那是指标,这部电影与观众是能产生连结的。“算计”的部分就在这里,他看到机会,选了吴慷仁在监狱无声控诉的15秒片段作为入围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释出的剧照、海报、预告片段都没监狱画面,大家都在颁奖典礼上被影帝演技惊艳到,也好奇故事转折。 “如果真的没得奖,至少大家可能会被吸引。”王礼霖说,“没有人跟我们说会不会成功,可是我们就判断,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事。” 从企划、宣传策略来看《富都青年》,有王礼霖过去工作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累积。唱片制作与宣传、歌手定位、选歌、合作对象、形象包装等,每一步都在算。后来做电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标方向。 台湾移工经历成创作养分 而从故事、情感来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监制的《迷失安狄》《分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迹。 金马奖期间,王礼霖接受多家台湾媒体专访,自揭25岁曾到台湾当外籍移工。住在潮湿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着冰冷便当,报道一出还引起当地市议员关注。回想,他还是不懂为什么命运之手会把他推去台湾当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绊。但无可否认,这段经历在20年后成了他的创作养分。   当年广告设计课程毕业,投入相关行业,浮浮沉沉,因为他对广告兴趣不大。当时又流行跳飞机,他选择合法途径出国工作赚钱。当时姐姐在台湾当人力中介,原本介绍他去组装电话,却不想意外到铁厂当劳工。 1999年,已是25岁的大男生,在台第一个月几乎每晚哭着写信回家。可王礼霖说起这段过去已不悲情,还声情并茂讲到曾在工厂宿舍遇到邪门的事。妈妈在马求了平安符寄给他,当地打扫阿姨却说,“台湾的鬼要用台湾神啊,你马来西亚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养分的是其他菲律宾移工对他的关心,带他去邮局,认识附近环境,告诉他去哪里买东西。“所以是那个情感启蒙,为什么异地来到这里生活的人,互不相识,他们要给予我这样一个人关心和爱护?” 叙事中带出社会议题 还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礼霖从小在太平湖常见跨性别者拉客,“他们也是人嘛,可是我们没有再往下去看他们的世界……”又如一次随艺人拜访贫户,让他看见繁华都会常被忽视的角落,于是有了后来的《分贝人生》。 “我每次带出(这些议题)只是想提醒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发生着。”王礼霖说,“可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答案。”他没有太大的抱负,不全然想探讨社会议题,而是喜欢讲人与人之间情感浓郁的故事,叙事当儿顺便带出一些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 不过,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后,政府正草拟公民权修宪案,并在3月提呈国会。很多人因此透过电影了解无国籍人士的处境。王礼霖欣慰,电影让这个议题被看见,让大家对这些群体有多一点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带着马来西亚的电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区的观众去讨论。电影是很好的说故事媒介,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电影看到不同国家的生态、环境啊。” “《富都青年》后我要做什么呢?我会继续做的,希望能带动一些可能,比方说跟更多不同的电影人或单位合作。因为我一直觉得,马来西亚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厉害、有潜力的人。如果大家觉得《富都青年》是一个成功案例,那它同等会开拓一些资源,我愿意跟这些人一起共享……” 对行业的“一厢情愿” 访谈尾声,王礼霖看似总结,却又突然反问“这会一厢情愿吗?” 不打扰,让他继续说,慢慢厘清。那些疑惑在于,他很热血在推动一些事。例如办过3届AIM中文音乐颁奖典礼,让歌手感觉到鼓励,不要放弃梦想。又如去年贴钱办了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还特地引进台湾经典电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会。 “我会质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礼霖强调一切不为掌声,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创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贝人生》后,把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请来,让大马电影人多一个寻找资金的选择。“那我不晓得是自己爽,还是一厢情愿,还是我就帮到这个产业一些些?” 其实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番话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实也抚慰了许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们永远要知道,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辛苦是ok的!” 更多【人物】文章: 装束复原造型师刘蕊/连接古今桥梁 重现装束古韵之美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8月前
犹记得小时候看了某部自己喜欢的古装剧,被电视里的男女主角衣袂翻飞,裙摆飘逸的唯美画面所吸引后,就会关起房门,把床单或毛巾披挂在身上化身侠客或是哪路神仙,从床上蹦到地上当作飞天遁地,自导自演地开启自己的天马行空小剧场。 大多数人的这段童年记忆会随着成长如烟消散,有时回想起来可能还觉得脚趾抠地的尴尬,然而有的人却将童年虚无缥缈的憧憬当作事业目标,并坚定地朝前迈进,把刻在壁画上、写在古籍里的霓裳还原、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她就是非遗手工讲师、装束复原造型师——刘蕊。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本报 苏思旗、受访者提供 3月底在网上人气超高的华乐团自得琴社来马举办4场演出,其幕后功臣之一刘蕊自然随行。 刘蕊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设计专业,多年从事妆造、绘画、设计、手工工作,是该社的妆造师。 表演者身着极为考究,充满唐韵的服饰,梳着唐风的发型,让观众宛如穿越时空回到唐代欣赏一场美到极致的演出,每场视听飨宴的背后都少不了她的助力。 除了这一身分,她也是中国高级形象设计师,曾多次担任非遗类手工以及文化类活动展会讲师,并且以化妆师、服装师、造型师身分参加央视中秋晚会、湖南卫视、爱奇艺等电视及平台节目。 履历如此金光闪闪的人,真实模样究竟为何? 儿时看古装电影  幻想自己是剧中人 当我推开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的大门,只见一名身穿素雅又不失精致的汉服,盘着简洁发髻,有如画中走出的仕女带着梨涡浅笑,背着光站起身来朝我点头致意。 许是在上海定居已久,个子娇小的刘蕊,言语中几分江南女子特有的软糯,反倒不像是举止豪迈的东北人,也只有在闲聊间谈起在吉隆坡吃了哪家正宗的东北菜肴时,两眼闪烁的金光方暴露出原来她来自东北。 如同许多小女孩一样,小时候的刘蕊在看古装电影时,被演员华丽的服饰深深吸引着目光,不禁披着窗帘幻想自己是剧中人。 “我就想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穿着吗?是这样这么好看的吗?” 这颗悄悄在她幼小心灵埋下的种子,随着她的年龄增长破土而出。 “长大了以后,待我真的去了解这方面(知识)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方面的文化其实比我想像中的更加华丽、更加璀璨,所以我就想继续深入地研究。” 当时,她就读上海同济大学设计专业,通过查阅资料,开始了解了更多相关文化,加上童年的美好记忆刻骨铭心,原本只是当兴趣研究,不料却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终更以此为职业。 装束复原之路步步艰辛 对于装束复原造型师而言,没有哪个朝代的妆造复原是易事,每一个环节各有不同的难度。 装束复原工作展开的第一步是需要查询、收纳、整理资料,但是能找到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物、壁画、陶俑以及当时能留下来的所有文物等等,可能是碎片化的,要将一块块四散的碎片拼凑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影像资料,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晦涩、残破的文字记载,一些残破的纹样,再对比同一时期的东西来还原它当时的模样。” “有的时候为了达到壁画里的效果,光是材料可能就要尝试很多遍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 再者,即使资料再怎么清晰,衣服的材质、颜料的原料亦难以辨别、厘清。 “毕竟我们无法看到一个活人站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知道这个衣服为什么这个地方皱起来了?是什么材料制成的才会皱起来?” “然后,当初的印染技术不像我们现在的印染工艺可以通过化学(品),比较容易达到我们所想要的条件;当时的人是用花草来调制颜料,那么当时能采到的花和草能调制出什么样的颜料?调出的颜料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 此外,还得考虑到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和风雨侵蚀,这些壁画的颜色亦会随之褪色、掉落,那该如何确保还原效果呢? “我们还是有相关记载的,说当时的这个颜色是拿什么颜料制成,当中有可能几十种材料,我们也会采集这些东西。” “但是它很少说明或清楚列明用量是多少,所以我们就不断地尝试,不断地试验,尽量达到当时的效果。” 而且复原难度会随着年代的久远程度逐步增加,截至目前为止,耗时最长的是复原一套南北朝的服装,其时间跨度长达1年。 “一来是年代久远,再加上能参考的东西实在是不多,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去采集材料、选布料、面料,然后自己亲手去印染等等,这还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 复原之路可谓步步艰辛。 唐代妆容与服饰自由度高 自得琴社来马演出的“ 朝代系列音乐会” 首部作品《 琴为何物· 唐· 孤烟直》音乐会是以唐代为主题,而唐代的多元、开放和包容,可从当代的服饰一览无遗。 “我们每一个时期流行的款式都有它独特的一面,唐代是一个比较多元化,比较包容化的时代,那么我们就会吸纳很多唐代经常讲的‘胡服’。” 她细细讲述道,唐代处于文化交融的状态,与外邦文化相互影响,由于接纳了外来文化,在原有的服饰基础上,颜色变得更为鲜艳。 “一些比较特殊的纹路、纹样也是在那个时期独有的,包括唐代一些衣服的丝质感也是那个时期独有的。” 相比起其他朝代,唐代的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因此无论妆容或服装,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可以穿着自己喜欢的服饰、化着自己喜欢的妆容。 于是出现了如今看来前无古人,直到近代方有来者的现象:女穿男装。 “很多朝代的服装是男性穿男装,女性穿女装,但是在唐代,女性是可以穿男装,(记:穿胡服)对,就是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流行,能看到女性当时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此外,在唐代之前的妆面以白妆为主,搭配一些花纹,到了唐代,脸上的花纹和妆样便来到鼎盛时期。 “从脸上的花纹和妆样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其实是比较富有的,因为胭脂也挺贵的。她们可以在脸上化这么多胭脂就证明他们的生活还是很富足。” 当时胭脂大部分的成分是花草,而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则使用了如今我们熟知的剧毒铅粉。 “古人的化学知识肯定不如现代人嘛,我们现在的妆术品里面肯定是没有铅粉,但是当时她们用铅粉,达到马上美白的效果。” 虽然唐代亦是一个妆容极为多元、发达的年代,却也并未前卫到有一本美妆书逐一介绍每种妆容。 以蛾眉为例,光看字面难以想像是何模样,于是需要通过壁画、参考资料、出土的陶俑,再去比较同时期的产物,才能看出哪种是最符合“蛾眉”的形态。 欸,听起来怎么与考古工作那么相似? “比考古可能相对简单一点,我们考虑的只有妆容和服装。”她笑说。 可惜尚未有高校开设专业学科 装束复原师宛若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带着淹没在历史烟尘中的服饰,穿越到现代,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得以感受到古韵之美。 她觉得颇为可惜的是目前暂时没有相关的专业学科。 “我一直觉得这种文化应该是属于学术(类)的学科,但是暂时好像还没有。不过像是服装设计或者是一些艺术设计之类的学科,还是有涉及到古代的这些文化知识的。” 但是没有专门学科是否意味着没有门槛?若想成为一位装束复原师又该具备什么条件? “只要足够热爱就可以了。”她温柔笑道。 是了,眼前的她不就是凭着一股热爱,终于活成自己梦想的样子吗? 更多【人物】文章: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演员“Money姐”邓金煌/人生该选择精彩万分
8月前
透过弹奏沙贝琴(Sape),砂拉越歌手阿莲娜‧沐塱(Alena Murang)唱出属于高原民族加拉必部落(Kelabit)的文化故事。悠扬悦耳的琴声,搭配上她的柔美歌声,阿莲娜穿梭一座又一座城市间表演。她唱的是加拉必的民谣、用的是加拉必语,台下的观众却听懂似的,热泪盈眶。 2018年,阿莲娜被时尚杂志《Tatler Asia》选为大马艺术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去年3月,她再次获得该杂志评选为本地的“亚洲新锐先锋”(Gen.T)。她说:“身为第一代在雨林外成长的加拉必人,我想让更多年轻族人知道如何用‘新’融合旧传统,以说故事的方式,让加拉必族的文化继续流传下去。”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陈启基 “Liling liling liling liling Liling uyau along liling nalan” 某日下午,点开串流音乐平台的随机歌单,播放的便是阿莲娜的专辑。耳机传来听不懂的歌词,但悠美女声搭配干净的琴声,让听的人瞬间抽离都市忙碌日常,瞬间置身雨林世外。见到阿莲娜那会儿,她T恤搭配宽裤,脖子挂着加拉必族寓意祝福的传统项链。初印象,只觉得她比想像中更高挑,五官深邃、一头卷发,说是本地人但样貌偏向欧裔,“我爸爸是加拉必人,妈妈有意大利和英国血统。” 加拉必人来自名为峇里奥(Bario,中译意为风)的高原地区,但从阿莲娜这一代开始,该族裔后代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居住。即便如此,住在古晋的族人时不时都会举办文化教学活动,让在城市长大的加拉必后代能够学习该族的传统。 阿莲娜与沙贝琴的相遇,便是这样开始的。 过去沙贝琴仅男性可弹奏 “我10岁开始接触沙贝琴(Sape)。”当时,她和同龄亲戚共7个小朋友,学的是以沙贝琴声为背景的文化舞蹈,却只能靠CD和卡带录音排舞。为了让编舞更有创意必须重新编曲,所以他们主动向叔叔、沙贝大师马太奥(Mathew Ngau Jau)讨教。 只不过,根据加拉必族的传统,沙贝琴仅男性巫师能演奏。但随着西方文化被带入婆罗洲,族内多人改信基督教,渐渐地这属于加拉必族的古老乐器,能够弹奏的人越来越少。想到这里,马太奥挥去脑中族人的反对声音,担起沙贝琴教师的角色。 阿莲娜自然地成了他的第一位女学生。那时,她和族人带着沙贝琴为晚宴弹奏,也曾在雨林世界音乐节舞台上演出。看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在台上发光,让她更加向往。但当时沙贝琴演出者多以传统模样演出,“他们多为长辈,有很长的耳垂。我是女生也是混血,谁会接纳我呢?” 认清艺术魂毅然转行 最终阿莲娜选择到英国深造,读的是商科,毕业返马到一家企业公司上班。直到一次因脚受伤被迫休假,她在这段日子开始作画。意外地,她的画作获得同事的青睐,以马币50令吉售出,“有人愿意付钱买我的画,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在病愈不久后,她重返职场,但一下班便躲在房里作画。“那时的我充满活力,每次创作到凌晨4点,早上9点去上班。同住的哥哥还担心我,哪里出了问题。”她笑着说。 当时在吉隆坡也有许多“即兴表演”(open mic)的场地,她担任吉他手的角色,而沙贝琴不过是表演结束前的一个“小彩蛋”。渐渐地,她认清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后毅然辞职,到新加坡上艺术基础班。 学成归来之时,她25岁。 “我当时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想说等花完积蓄才打算吧。”原想一切顺其自然的人生,却因为一场邀约,阿莲娜自此踏上了国际音乐舞台的路。 带着沙贝琴 走向世界 在前同事、也是世界音乐组合“Diplomats of Drum”成员的邀请下,她以沙贝琴乐手的身份代表大马到美国参与巡演,“那时我没有一把电子沙贝琴,挚友也不知道我会弹沙贝琴,就是这么业余的一个状态。” 她赶紧在演出前回到砂拉越买一把电子沙贝琴,随后开始在美国城市间兜转。从巡演中,她打开眼界,进一步意识到大众对沙贝琴这把古老乐器的好奇。同时,阿莲娜也会在社媒上分享弹奏沙贝琴的视频,慢慢地接到演出邀约。 为了更专注在沙贝琴演凑,她辞掉当时在非营利组织的教育工作。2016年,阿莲娜正式成为全职的沙贝琴演奏者。 家族成员协力创作 同年,她找来堂弟乔舒亚(Joshua)任制作人,完成名为《Flight》的作品,内容与“家乡”“身分认同”相关。由此,她获得世界各地音乐节的演出邀约。往后3年间,她到过冰岛、意大利、德国、巴拿马、美国以及台湾等地,在国际间展示沙贝琴的魅力。 不单是音乐制作人,甚至音乐视频(MV)都是出自家族成员。在国际音乐颁奖典礼上获得肯定的〈Midang Midang〉(2019)和〈Warrior Spitrit〉(2021),均出自表妹沙拉(Sarah)之手。 有趣的是,在这之前阿莲娜和沙拉素未谋面,“2016年,她出席我的《Flight》专辑推介礼,在心中决定要为歌曲拍MV。”沙拉联络上她后,两人选择为专辑中重新编曲的加拉必族民谣〈Midang Midang〉拍摄MV。 为呈现加拉必族独特魅力,制作团队从吉隆坡飞回美里。她说:“为了运送大量的器材前往高原,我们花了整整12个小时才抵达峇里奥。”该影片最终获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音乐视频节”(Buenos Aires Music Video Festival)的最佳造型奖。 而沙拉对传统文化故事的着迷,在2021年的〈Warrior Spitrit〉音乐视频,更注入当代神话风格,仿佛在进行一场传统文化盛典。同年7月,这个MV在英国“国际音乐视频奖颁奖典礼”(International Music Video Awards)上,赢取最佳服装及最佳亚洲与太平洋音乐视频两项大奖。 沙贝琴不再是陪衬角色 阿莲娜的歌唱事业看似顺遂,但无论在组乐队或定位上,最开始面临的挑战不小。阿莲娜非音乐出生的背景,也让她缺乏自信。此外,无论是传统仪式还是现代音乐,沙贝琴一直都是陪衬的存在。 “如何突破沙贝琴的限制,把它推到最前面,让其他乐器扮演辅助的角色,是乔舒亚和我一直以来的尝试。”这无疑提高了挑选乐队成员的难度,她接着说:“我们一直希望找到懂得欣赏和渴望讲述沙贝琴故事的乐手。”如今,从一开始的阿莲娜独奏,慢慢地2个人、3个人……到现在形成固定6个人的乐队班底。 她更透露,今年会释出新歌曲,除了沙贝琴也会加上华人传统乐器古筝元素,增加音乐的可塑性,“我不断地尝试,让沙贝琴音乐更偏向音乐创作,踏出只为旅游文化观光的限制。” 成内容创作者 让故事源远流长 此外,阿莲娜在不创作音乐的日子,摇身一变成内容创作者。她透过短视频,分享加拉必族的“berat”“peta”等传统珠子项链和头饰。对她来说,这些传统吊饰再也熟悉不过,但对他人或许非常陌生。 “我们的部落目前只有6000人,懂得说加拉必语言的剩下3000人。如果让我们的文化保持活跃,必须不断说故事。透过歌曲,我也总是在说故事。”借此,阿莲娜希望年轻人,甚至是马来西亚人都学会欣赏各民族、部落的多元文化,“从中学会感激我们拥有的文化遗产,再慢慢地融入彼此的生活中。” (原文上传于08/04/2024) 更多【人物】文章: 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演员“Money姐”邓金煌/人生该选择精彩万分 语言学家史皓元/大学修了一门汉语史 对古代汉语更着迷
8月前
在七八十年代,武侠和功夫漫画是叫好又叫座的题材。漫画家笔下的浓眉大眼英雄个个肌肉贲张,再配合细腻写实的武打动作,成为了香港民众的集体回忆和文化符号。 可是,港漫不全然是江湖恩怨或刀光剑影。有些漫画家另辟蹊径,选择“逆流”向上,创作非武打类作品,主攻小众市场,而从事漫画创作已有四十载的利志达便是其中一人。 身为“香港独立漫画之父”,利志达不断地实验和改变,尝试各类型的漫画,偶尔还会读出哲学的意味。他为大众市场注入另一种漫画形态,亦为各种荒诞想像找到安身之所。 报道:本刊 林德成 摄影:本报 黄冰冰 何谓“另类”?这不难理解。在利志达的专页上是这样诠释——商业与另类漫画无需分野,所谓的“另类”只是商业的另一面;漫画同时也能踏进艺术领域。 不过,漫画作为一种大众消遣品,是需要顾及消费者审美和偏好。站在行销立场,商家肯定选择不易赔本的武打漫画。市场其实也有另类题材,但就犹如夹缝中求存,发行量很少,乏人问津。 利志达早年出道时,有好几位漫画作家和他一样,喜欢创作不同题材的作品,可是内容依旧会倾向主流一些,反观他偏离主流,打造充满个性的漫画作品。 “外国有很多人(画独立漫画),那些才是真正的另类。香港市场太小了,当有第2种(非主流)东西出现,就变成异类。” 创作养分从何而来? 利志达很早踏入漫画产业,17岁那年(1982),正好赶上港漫的巅峰时期。他在黄玉郎的漫画集团担任助理,却不喜欢流水线式的分工制度,仅工作一个月便辞职,以独立漫画家的身分闯荡江湖。 在80年代初期,他接手编绘多部倪匡的《卫斯理》作品,崭露了手绘黑白漫画的实力。到了1987年,他自资出版代表作《同门少年》,并大获好评。自此便深耕技艺,持续发展其独特的漫画风格。 想要在漫画界求存,必须要革新,打破固有的思维框架,拼命吸纳不同的艺术养分。利志达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日本和欧洲的作品,随后又接触到更为偏锋的艺术作品,激发了他的创意和想像空间。 “后来应该是上瘾咗。”利志达不禁笑了出来。惟,这个“瘾”却为他开拓另一个美学视野。 跨媒体汲取创作灵感 他直言以前受到日本漫画家大友克洋的影响,特别是对方的“电影分镜”手法,将漫画“变”成一部电影,看了之后内心感到很震撼。 在大友克洋漫画里面会有不同的镜头语言,例如经典作品《阿基拉》,可以横跨几页无对白,专心地描绘场景和气势,为读者带来视觉冲击和现场感。 虽说香港武打漫画亦采用分镜去凸显各种打斗场面,但利志达认为,港漫的漫画语言会更重一些。反观大友克洋的叙事方式不同,“他脑海里面还是以电影画面为主。” 除了欣赏艺术作品,利志达亦通过电影、音乐去提高自身的审美,解读电影画面的构图,学会如何说好故事。“我看很多欧洲戏,但是很闷的,有些镜头是(长时间)不动。”例如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八部半》,画面一开始就是长达2分钟的堵车情景,直至有一个人从车窗爬出来,才打破这个“静止”的画面。 恰好香港80年代遇上电影新浪潮,许多新锐导演拍摄了很前卫的题材,像是许鞍华的《疯劫》、《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徐克的《蝶变》,以及谭家明的《烈火青春》等等。他感叹,那个年代的电影好像外国电影,剪接手法和电影语言都令人惊艳。 理想和面包之挣扎 利志达的创作光谱很广,从晦暗型的《黑侠》、奇幻类的《天妖记》、逗趣可爱的《草莓妹》,一直到画风简洁的武侠故事《十三箭》,他都能轻松驾驭。   可是,成为独立漫画家是一种理想与面包的抉择,有时需要承接多份兼职去维持生计,比如绘制分镜脚本(storyboard)、广告、插画、作品封面等等。利志达仿佛是一个苦行者,在磨练画功之余,还要想办法填饱肚子。 “我画的东西不是那么主流,所经历的事也相对不容易。所以我经常会不想画,有放弃的念头。但是,我(又)真的很想做回(漫画)这件事,因为它是我最有满足感的东西。” 突然间,他毫无意识地透露出一种无力感。他坦言,在出版《同门少年》之后,就已经有点不想继续下去了。 “那时经常会觉得很灰心。”他说。 “没有人欣赏吗?”我追问。 “最衰系有,有人欣赏我。但是人不够多,需要很多人才能支持你的创作。”他半开玩笑地说,当有人认同和喜欢你的作品,反而变成了一种束缚,“搞到我放弃不到,无法下定决心放弃。” “我觉得画漫画是有机会(赚取不错收入)的,机会渺茫一点咯!”   没有灵感怎么办? 利志达曾应邀参加日本“Comic in Asia”巡回展览,以及参与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展”。他也是首位获邀参加法国罗浮宫博物馆“当罗浮宫遇上漫画”(BD Louvre)系列的香港漫画家。当时他获准在罗浮宫出入,甚至到一些平常不开放的展览室寻找创作灵感。 “经过罗浮宫展览之后,我就想(以后)保留完整的稿。”他笑说,自己有些许惰性,不会像其他艺术家随身携带画簿记录灵感。“我有时真的忘记带,每次不记得东西。” 没有灵感怎么办?他很笃定地回答,不会,要交稿的时候自然会有的,每次都成功。 毫无疑问,他的强项是黑白漫画。我不禁地问,为何会喜欢上黑白漫画,他立刻回答,黑白漫画才是王道! “(记者:一直以来都不喜欢彩色?)最好不要,如果对方(顾客)坚持要,就没办法咯!”他笑了出来,随后接着说,在绘制一本作品时不会是全彩,最多画几页。 他自豪地说,以前可以处理很细微的人体轮廓和景物细节,现在眼睛视力不好,成效就有些欠缺。他之前曾聘请助理帮忙,到最后却发现还是亲手绘制比较好。 创作不要太“正规” 谈到创作心得,利志达强调,即使作者正在叙述一些很主流的题材内容,呈现手法可以多变,不要用太正规的方式去阐述剧情。 “尝试是很重要,即使是说故事,也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尝试,不要太传统,不要因为某些人做,而你去跟着做。” 然而,大众的口味很单一,他们倾向消化浅白易懂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主流声音。换言之,若想要迎合读者的口味,作者有时就会有所取舍。 另外,想提升读者的艺术审美是一件知易行难之事。利志达会认为香港缺乏完善的艺术教育体制,没有投放太多资源在美术课。举个例子,上课时,美术课似乎可有可无。长期下来,整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变低了,无法产出令人惊艳的艺术创作。 沉默几秒后,他不以为然地说,或许大家活在碎片化的网络世界,接收资讯的方式变得支离破碎,很难吸收完整的内容。 “我觉得网络世界真的令人越来越没有想法。人一直以来都没有离开过手机,为什么要时时刻刻看着它,即使去厕所都要带着,为什么会这样?” 鼓励年轻人投身漫画产业吗? 听完这个问题,他认为漫画产业有一个怪象,很多人以为漫画是所有娱乐产品的“基础”,即有了漫画,才会改编成动画和电影。只不过,往往是漫画完结了才会有动画作品,公司之后是不会再投放资源到漫画上面。 如果真的要参与漫画产业,需要直面残酷的现实——未必能获取优渥收入,全看个人有多强的意志力和信念。“我觉得通常醒目的那些都不会去做(漫画),很容易计算那条账。甚至都不用计算,(漫画)做不过的。” 然而,话锋一转,他又希望年轻一代来尝试和感受一下。“当你真的画了一些故事出来,你得到了什么东西?如果真的得到东西,你又觉得开心,然后又很喜欢的,可以继续。我们小时候不也是这样,什么都不知道,试了一下,最后就迷上了。” 更多【人物】文章: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演员“Money姐”邓金煌/人生该选择精彩万分
8月前
来自台湾高雄的独立乐团浅堤,在2021年以《不完整的村庄》获得第1届PlayMusic Awards年度独立音乐专辑奖。他们的歌,从关怀广袤的土地自然,再回到当代人的生活状态。 在这片流行的土地,独立乐团何以独立,他们又以怎样的姿态生存? 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谭湘璇 等雨水渐渐 行过水沟 等我的身躯 变作石头 想知道我会去哪里 那里会有重生的我 想要再用红色蜡笔 画那盛开的鲁冰花 ——〈鲁冰花〉 浅堤来自高雄,一片美丽辽阔的土地。“我其实是乡下小镇的孩子,小镇只有4万人。我们都很喜欢大自然,就有团员想到了‘堤防’这个概念。”浅堤鼓手黄堂轩说。 仿佛音乐提供的庇护。“但堤防有分深浅,浅的堤防海浪还是可以过来;我们没有要当柏林围墙式的堤防,我们不想防堵你,而是希望能给你安全的保护。” 2017年发行首张EP《汤与海》,两种水的状态,是生活也是自然。他们的歌,从探讨土地议题的〈高雄〉和〈叨位是你的厝〉,都后来转向探索自我的—— 到一片平静的海滩 乌云密布的山岚 黄昏和清晨 流转的存在感 离开有多久 星星就多闪烁 任凭它坠落 坠落的时候 我忘了我 我忘了我 是为什么而活 ——〈西边〉 闯荡途中,浅堤在身后 那淡黄色而轻盈的感觉,广袤无尽的山野,在浅浅的堤防身后——“你可以勇敢地跨过去尝试新的东西,学习怎么犯错。但你在外面自己闯荡的过程中,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都在这边等你。” 黄堂轩说起“浅堤”团名概念。 使用台语及华语创作的浅堤,现由主唱兼吉他手依玲、贝斯手方博、鼓手堂轩、吉他手红茶组成。自然是他们共同喜欢的元素——“我们一直都有去爬山,还在山上过夜。”黄堂轩笑说。 “会背吉他上去吗?” “不会啦,太扯了!” 独立?流行?万物永远需要协调 浅堤成员结交超过十多年,以〈怪手〉入围第七届金音奖最佳摇滚单曲奖后,2020年发行首张专辑《不完整的村庄》。黄堂轩不只是鼓手,也负责乐团常年规划、宣传等事宜——“自由不代表我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你知道吗?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说。 2021年底,第二张专辑《婚礼之途》发行之后,“汤与海音乐有限公司”也随之成立。乐团以公司的模式经营,“很多时候你要与团队内部协调,出去谈合作、录音、发行的时候,总是需要跟好多人协调,过程中不一定永远在一个舒服的状态。” “但如果想要去到更远的地方,你就需要协调。有时候,我不认为妥协一定是错的。” 世间万物都需要协调。因喜欢而产生热情,再建立起使命感发掘可能——这是他一直走到现在的漫长过程。 “独立音乐”之独立在于资金,亦不依附于主流,但音乐始终需要听众。“独立音乐”和“流行音乐”这两个词从以往的界限分明变成互通往来——“我们也很常在拉扯,但你要学会平衡,确定你喜欢这件事情是不会变的。” 他点开deca joins刚出的新单曲〈天堂与泥土〉,说我们安静听1分钟。 我仍在缝隙里面 向外窥探 阳光照在无边际的海岸 眼睛被水流过的痕迹像灯火斑斓 如何遗忘 如何想起 如何改变 不忘初心 ——〈天堂与泥土〉 “deca joins也是一支独立乐团,他们现在能在台湾卖出1万张票。初心真的可以不忘,可是你要一直跟自己沟通。”他说。 乐团,每人都是艺人本身 4个人的乐团,与歌手的乐手是不同概念。“如果只是一个乐手, 那我就是要把鼓打到最好;但乐团比较难,你要让4个人的个性都被看到,每个人都是艺人本身。” 然而,独立乐团并不如一般想像中的“艺人”,出外保姆全程照护——几乎每一场演出,他们携带的乐器行李超过十多件。抵达表演现场,他们打开车尾箱,一样样乐器搬运、设置与调整…… 而这样的4人乐团,主唱、鼓手、贝斯手、吉他手都各具特色。尤其在黄堂轩看来,鼓手个性的展现非常鲜明——“鼓点很容易让人听出一支乐队的氛围”,有人喜欢碎拍,而他打得比较大片,“我觉得鼓手基本要做的,就是当一个稳定的后盾。” 累积练习,为了容许美丽错误 以往刚进录音室,黄堂轩很怕打错。“可是渐渐成熟之后你才会知道,一直在意对错,会让你没办法思考下一步。” 累积练习以后,在录音室里“对”只是基本;“如果你可以练到这样,那说不定偶尔打错,就能做出很不一样的新东西?” 最近一次录制新歌,有一个段落突然出岔子;惊喜的是,其他团员却莫名喜欢。那即兴又美丽的错失——“小时候我不太会创造出美丽的错误,因为我一心只想着把它做正确。但正确之后呢?”黄堂轩问。 “我们的文化比较怕犯错,但是犯错又怎样?”黄堂轩说,可以犯错的能力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事情,同时也要练习承担后果的能力。这时他接着说:“会不会有时我们高估了后果,犯了一个小错就觉得是世界末日,但其实没那么严重?” 享受表演与舞台的黄堂轩,从高中参加了热音社开始打鼓,那里是台湾许多乐团自学生时代的孵化基地。“我们小时候是比较常出糗的,会跟同学说我组的乐团很帅,让大家来我们的表演。但你看,我那时穿衣超老气!”他笑着说。 浏览YouTube页面,他找出一支高中二年级时打鼓的影片。那时刚学鼓一年多,打镲片时都用蛮力,他往回听便笑自己打得吵。 玩乐器的时候要动起来 对于刚学鼓的小朋友,黄堂轩总会让他们先大力打。“你要先用力,以后再收回来会比较简单。” 但华人社会难免腼腆内敛,从小生活在礼教的框架之下,一行一坐自有规矩。然而世界上许多音乐服务舞蹈,轻巧四肢驰张起来,背后的乐手怎么能如如不动? 黄堂轩还从椅子上站起说:“玩乐器的时候要动起来,手要动起来。”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笔,说尝试在他掌心上敲打,并要感受力度的大小。手掌朝下,手腕抬起再直落——“是不是比较大力?肢体动作大一点,手抬起来一些,打的时候不要太拘谨。”遇上不太敢放开用力的学生,他也是这般引导。 “事实上要玩好音乐的人,都不可以太拘谨。” 回想创作本质,先表演再进步 玩音乐对他来说,从最初就不是一个人的事。“组乐团是没有门槛的,我们现在是朋友,都想要表演,就可以组团啊!” 成团之后,有些人棱角分明,也可能水平参差。但他说:“那个是后来。一开始你要先想创作的本质是什么,你的音乐想呈现什么?技术只要花时间,是一定会进步的。” 因此他认为,不要把自己心里那道表演的标准设得太高。 “很多人就卡在第一关,觉得我要弹得多好才可以表演,其实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先表演。” 把先后次序倒装——“可能你会被笑,或看其他人的表演觉得自己好烂,那我就要进步啊!”发现自己原来还不够好,就会再去与自己较劲。 温柔地与世界较劲,而浅堤的歌,就在身后轻轻庇护。 更多【人物】文章: 演员“Money姐”邓金煌/人生该选择精彩万分 语言学家史皓元/大学修了一门汉语史 对古代汉语更着迷 漫画家王泽/当老夫子跳出小格子 画家与读者亦冲破距离 艺术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忆
9月前
58岁的演员邓金煌,首次演出电影《富都青年》便收获观众喜爱。他在电影圈里是新人无误,但邓金煌早在90年代就活跃于本地舞台剧。相隔近20年,他重回演戏舞台,去年凭着“Money姐”一角入围金马最佳新演员奖,便是对其演技最大的肯定。 在没有排戏、演戏的那段日子,他忙着在不同领域摸索,从广告行销、厨师、橱窗设计师到灵堂布置、面包师傅……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不断尝试再尝试。问起他的“官方”职业,得到这样的答复:我的全职是生活,生活才是我的正职。 报道:本刊 陈星彤 摄影:本报 辛柄耀 视频:本刊 林佳莹 “1997年,我第一次演出舞台剧《一切从私处开始》,演的刚好也是跨性别者。” 在90年代,邓金煌还不是舞台剧演员,但因室友是已故舞台剧导演杨国忠的缘故,开始接触舞台剧,“原本演绎那个角色的演员要去英国深造,我就给顶上。”这一演,吸引大批观众的喜爱,陆续有邀约找上门,开启了他舞台剧演员之路。 没有酬劳和车马费,当时演出舞台剧靠的就是热诚。相较起艺术系学生,他自嘲自己是“半路”出来的,所以在剧场更加努力,“只有我本科不是艺术系,平时还有广告公司的工作,所以我第一天进剧场就被灌输要守时。”为了不造成剧组的困扰,他更小心翼翼地遵守演员的道德准则。 回想起第一天排戏的场景,邓金煌坦言全身都在发抖。但随着练习次数增多,越来越有自信,“剧中角色的动作都需要设计,比如Chanel抽烟和日常抽烟不同。要做得自然,只有不断练习到熟练。尤其在舞台上没有take 2,所以不能犯错。” 或许正因邓金煌真挚的演技,打动观众,所以他塑造的Chanel一角成为经典。当时的他亦不曾想过,27年后,会以跨性别者的角色重回观众视线。 暂停舞台剧表演 2022年,他接到来自《富都青年》导演王礼霖电话,邀请他演出Money姐一角,这才让尘封演技几近二十多年的邓金煌,重返聚光灯前。 在那段不演戏的“空窗期”,他一点都没闲着,努力地为生活奋斗。问起为何在千禧年代毅然离开热爱的演艺工作,他说:“那时我做着活动策划员的工作,日夜颠倒。导演要求排戏时,我不可能说没空;在身体很累的状况下也演不好,拖到你的对手。”认清现实无法两全其美,邓金煌只好放弃舞台剧演员的身分,“我清楚我的时间不允许,只能取消戏。” 暂停舞台演出,但体验人生之旅还在继续。广告、橱窗、婚宴、企业晚宴、赛车宴会等,他投入所有涉及设计的领域。“生活很忙碌,每天都有不同的新东西上演。每份工作里有苦有悲,有快乐也有不快乐。但我都尽情embrace生活,无论快乐不快乐的日子都是养分,成就今天的你。” 平日热爱钻研厨艺的他,也曾降薪飞往墨尔本当厨师,只因为想了解餐厅运作,“在家和商业厨房里头煮是两回事,你要如何去编排?我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很多,所以我真的是减了一半的薪水过去,朋友都说我疯了。那时候我三十多岁。” 回想起多年前的往事,邓金煌笑得开怀,更回忆起身旁友人总以“华丽转身”来形容其经历。每次换份工作,都是他的能力被肯定的证据,“这些(能力)都是平时在生活的工作里,不知不觉修炼回来的。” 坦然面对生命里的安排 凡事想做就去做,那股不多加思索的冲劲,在旁人眼中的他积极乐观向上。 “1997年,我排《一切从私处开始 》时,大姐去世;隔年,母亲在我在排《头家》时离开。当一个人的年纪、时间到了,谁也留不住,我领悟到珍惜眼前人最重要。”无法留住最亲密的人,他更加坦然面对生命里的所有安排,享受所有相遇的瞬间。 谈到离去的话题,邓金煌接着分享近几年担任灵堂设计师的经历,“我的泪点很低、容易共情,尤其是葬礼的整个环境,我很容易共情。”女儿写给逝去父亲的信笺、母亲虚弱地躺在床上看着甫出生3天便夭折的婴儿、躺在灵柩等着儿子来系纽扣的父亲……一幕幕离别的场景交替,他总是红着眼眶完成一场场送别。 “我朋友每次看我又哭了,就笑我‘陀衰家’。”他自嘲。那收集了这么多、这么满的情绪,又该如何安放?“我回去睡个觉,明天就没事了”,这些看似“明日就忘”的情绪,邓金煌全都用在戏里了。 一张自带故事的“Botox脸” “很常有人问我,你花多少时间塑造Money姐?毕竟我在27年前开始排练,所以不是真的花太多时间。”1997年,他穿着高跟鞋搭公车、上班;《富都青年》开拍前,他同样向剧组要来高跟鞋,穿着一双鞋子在家中煮饭、做家务和念心经,“我要走得自然,只有每天穿。” 虽然邓金煌是首次演出电影,但早前在广告公司上班的经验,让他熟悉片场的制作。只不过,有别于舞台剧,《富都青年》大量运用特写,捕捉角色的情绪变化。在友人的引荐下,他得以请教本地艺人、金马影后杨雁雁。 “她跟我说银幕很大,演员一个细微的表情动作观众都看到,所以不需要很多动作。演戏就是把生活里的东西放上去,不需要夸大表现。” 影视中常出现的跨性别者角色,性格搞笑也浮夸,但Money姐更像是邻家阿姨,加上邓金煌因为中风导致面瘫的脸,自带故事。他强调,身体的缺陷,亦是一种独特的美:“当镜头往我这张‘Botox’的脸推,就已经千言万语了。其实这就是Ugly Beauty,没有人有,只有你(有)。” 不担心戏路被标签 “踏出电梯,一群人涌上来要签名和拍照,只有在电影里出现的情节,突然发生在我身上。”回想起出席第60届金马奖的经过,他眼神中仍闪烁着不可置信的神情,“整个都很不可思议,如果在台湾出道的话,或许我要改名叫Money姐了。” “Money姐”、“跨性别”、“Chanel”……演员身分被这样词语包围,究竟他会否担心戏路因此被框住?邓金煌坦言,这是他最近频频思考的问题,并且有了答案。 “日本人凡事做到很‘精’,一个东西用一辈子的那种匠人精神。我发现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超越Chanel,算是一个标杆吧。Money姐的角色入围金马奖,或许又有人把他当成标杆了。” 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性格,他不排斥往后再接下跨性别角色,“比如说当年的Chanel和现在的Money姐,都是很不一样的演出方式。”即便在本地,认出邓金煌、要求合影的观众也不少,演出《富都青年》可说是其生命旅程中极大的转变。 “朋友问我会不会有一点小虚荣。我说:‘我当然有,现在有观众我不虚荣?’”他接着说:“花开堪折直须折,等到没有观众,我才自怜吗?承认吧,人都有点虚荣的,尤其是喜欢站在闪光灯下的人。”而在一次访问中,主持人误以为他就是一名跨性别者,“他问我,电影放映后有无帮助本地跨性别者群体的处境。我解释,在电影里中我是‘SHE’,但现实中是‘HE’。我也不觉得被冒犯,因为就是肯定了我的演技。” 所有毫无掩饰的真诚答复,任谁都能感受,邓金煌对待生活的真。 把生活当成真正的职业 采访来到尾声,问及未来是否会有计划继续演戏,他认为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唯有你适合剧本中的角色,才有机会演出电影或舞台剧。所以我也比较随意,没有很积极要去做什么。” 他不惧怕新事物,总会在不同的领域中追寻新的自己,获得新的体验,他说:“当一个人停止学习时就开始老了,你每天都在学习是不会老的。”由此,问起邓金煌对外又是如何介绍自己的职业? “生活,我的全职就是生活,生活才是我的正职。”仿佛回应了,他献给剧中Money姐的话,“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抉择,哪怕是悲欢离合也要精彩万分。”(原文上传于25/03/2024) 点击下列链接观看“Money姐”邓金煌的演艺之路故事吧: 虽与奖项擦身而过 邓金煌: 我觉得我已经得奖了 从舞台「跨」到大银幕的“Money姐”邓金煌 更多【人物】文章: 语言学家史皓元/大学修了一门汉语史 对古代汉语更着迷 漫画家王泽/当老夫子跳出小格子 画家与读者亦冲破距离 艺术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忆 艺术家Philip黄汉强/在艺术世界里 做孩子的“奥特曼”
9月前
史皓元说起这句:“我们不应该害怕方言。” 语言经过统一,必然有其意义——民族团结、高效沟通,但统一语言的背后,必然也有一种或多种语言正历经消亡。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终身教授史皓元,专研汉语史、汉语方言学、方言地理学等专业。他说,自己大二才真正学习中文,后来却陆续出版了《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与实践》《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汉语与汉藏语研究:方言、音韵与文献》等著作。 汉语方言这门知识体系庞大,分支理论艰深晦涩的学科,就连一些以中文为母语的中文系学生也退避三舍;史皓元何以进入,又如何开辟他的知识疆域? 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辛柄耀 此刻,我们能听懂、读懂彼此的话语,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经过统一。曾经,每个部落与地区都有自己专属且独特的语言,那是方言;当一个地区的语言统一,大家都听明白了,便也意味着有语言正在消亡。 史皓元认为,“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若是出现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语言是好事,减少误会之余,也能更高效沟通。” 好比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开始系统性地推广国语。1949年之后,我们今天提到的“普通话”才正式被易名,意思是普遍、共同,也就是人人都能听得懂。 若是放在本地语境下,试想想刚过去的农历新年,随父母回乡与亲戚相聚,舅舅小叔东一句潮州话,西一句客家话,你是一问一听三不知。这时你会不会心想,拜托,能不能和我说华语就好? 但语言本就百花齐放。我们说中文,然而方言与统一语言是否可能共存?“有些地方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使用较为强势的手段,也相等于把地方方言压抑了,这是我认为遗憾的地方。”史皓元说。 “但已经来不及了。好比台湾在二战至1980年代末期推行国语政策,学生来到学校只能使用国语;文化语言随之陆续变成国语,以至于方言与书面语的关系脱离得更远。”他说。 可能我们无法想像,传统时期原来的书面语都是用当地方言来朗诵,反而在口头交流上人们使用官话。“做官的人最初在家乡学习古代汉语,用家乡话朗诵,但这些传统都已经断绝,只剩下普通话,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史皓元接着说。 1980年至2000年代的马来西亚,也掀起了一阵“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风潮。在这场运动之下,多家华小、华文独中规定学生在校禁止说汉语方言,违规者可能被记名或罚款。 “我们推广中文,不是要把方言消灭,更不是要把它压倒。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双语制的理想状态?”史皓元提出这样的想法。 用整个暑假  找寻一所附有中文专业的大学 进大学之前,史皓元早已确定自己的升学方向——那必须得是一所附有中文专业的大学。暑假期间,同为教授的父亲有了空余时间,“他说,我们暑假露营上去,你可以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看。” 这是他们的父子情谊,途经森林瀑布、山峰溪流,“我们就这样从加州南部一直往北走,经过旧金山看了伯克利分校,又到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他回忆起说。 “我们看的是学中文的习俗和环境,在华盛顿大学刚好遇到一位研究汉语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就是罗杰瑞(Jerry Norman)。” 史皓元在加州长大,记忆里虽然能见到华人,但数量没有后来多。偶尔一家人去唐人街吃饭,对中国人、中文总会留下一些印象。“小时候我听华人说话,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总觉得中文的声调很有意思。” 汉语挑战不大 转战古文 “我想挑战古文。”现代汉语对他的挑战似乎不大,“而且语言与历史有关系,比如六朝时期小说的语言和先秦已经有差别,叙述文也是带有口语色彩的,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后来,史皓元转学到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与中国接洽开创了第一支从美国到中国的游学团,那是1979年的秋天。“一批17个学生,我是唯一一个只学了两年多汉语的学生。可能一开始我就特别注重发音,他们被我的发音给骗了吧!”史皓元笑着说。 从他口中说出一口标准的中文,语音娴熟流畅;要是不见其身,很难想像说话者的母语不是中文。 到过北大、台大等校园研习汉语,但修的多是文学、现代汉语等课,唯独少了语言学。后来史皓元回到华盛顿大学申请研究生,修了一门汉语史的课,就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对古代汉语更为着迷。 研究生期间,他钻研六朝文学,硕士论文就写《六朝志怪小说》,还把整本《搜神后记》翻译成英文,边研究版本问题。 “过程中最感兴趣的又回到六朝文学的语言本身,还有语言的历史,就去修罗杰瑞的汉语史。当时,主要的课本是王力的《汉语史稿》,描述各个时代的语法如何转变,比如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的演变。” 他们探讨的是方言的现象,简单而言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古今语法有别,“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第三个人称代词只有官话方言才有;唐朝之前人称代词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代词? 历史事件与语言现象相关,吸引我进一步研究音韵学。” 方言与统一语言的共存 语言统一的其中一个意义,自然脱离不了民族团结。强势的统一背后,会否带着“畏惧”的心理暗示?要是对方言产生了畏惧之心,又是惧怕它的什么? “方言与各地的地方意识相关,倘若巧妙且开明地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他说。 然而,“如今在上海已经很少能听到上海话;方言逐渐变得弱势,也造成愿意学习的人减少。”但他说,有一个地方在推广普通话与保留方言双方面都做得很好,那就是香港。1997年开始,香港小孩在中小学一定要学普通话,但没有强制老师用普通话授课,也没有规定学生在校园内不能说粤语。 二十几年过去了,史皓元在港大教课。课室里,似乎粤语与普通话的声音都能听见——“他们能说,也能听普通话,需要的时候也会用来阅读。但他们喜欢说广东话,沟通的语言还是粤语,那是他们感到亲切的语言。” 这即是史皓元理想中的双语制状态——“但很难做到,这必须是巧合,历史方面一国两制的巧合。” 语言 人与人相遇的方式 某年暑假,史皓元到了内蒙古乌鲁木齐北边的小地方做汉语方言调查。“一个朋友开车载着我,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我也和他的父母聊,就一边做着方言笔记。”语言、地方口音就像流水,它会流动也会渗透——“后来回到港大,认识了一个佛教研究学院的老师。对方一开口,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来自内蒙古?”他笑说。 如今,他能辨识的汉语方言大概超过10种:“熟悉的,听到都会有感觉。”语言,也是人与人相遇的一种方式。 更多【人物】文章: 漫画家王泽/当老夫子跳出小格子 画家与读者亦冲破距离 艺术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忆 艺术家Philip黄汉强/在艺术世界里 做孩子的“奥特曼” 剪纸艺术家周冬梅/一把剪刀 剪出福建万千景象
9月前
在3C产品尚未崛起的小时候,每当到理发店总会随手拿起《老夫子》,津津有味地看着以成语命题绘画的四格或六格故事,可谓是人生的首位成语启蒙老师。 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王泽”本名叫王家禧,他以长子之名作为笔名,一直到1995年“王泽”终于变成真正的王泽,为老夫子注入新的生命,近年来让“他”开始以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面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迎来60岁的老夫子,如今又是什么模样呢?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本报 黄安健 1月中旬,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Fahrenheit88举办了“老夫子60周年·金龙同欢创新意”的活动,展出王泽与5位新生代以该漫画中的人物为原型创作的作品。 在这里,老夫子、秦先生、大番薯可以是性感的长腿美女,也能化身可爱的短腿小企鹅,形态各异,突破我们对于《老夫子》的既定印象。 然而,走到展厅中央,3幅以蓝为底色的画作牢牢地吸引着我的目光。 画上的3个老夫子并排交叠仿若重影,辅以黄色、粉色等明亮色彩而成,能感受到创作者的快乐和愉悦。 原来那是王泽在疫情期间的创作。 在过去的3年里,疫情仿佛为世界摁下了暂停键,人们自觉地与彼此保持距离,留在家里与世隔绝,于是不免颓丧、压抑。 然而,王泽和太太却选择走出家门,避开人群聚集的地方,开着车自驾游,上山下海,去许多不见人迹的地方停留画画。 “疫情期间一直不停地画,越画越开心。”年过七旬的王泽,虽已白发苍苍,但是装扮时髦,笑脸盈盈更显得精神抖擞,“有时候画到半夜一两点,我们还一边画一边跳舞。” 而80后熟悉的“老夫子”从四格、六格漫画走进更大的画布,其原因脱离不开时代的趋势,以及不饶人的岁月。 老夫子不再只有黑白世界 他坦言,如今已经不打算再画四格、六格漫画,因为眼见漫画一直在没落,许多出版社关门倒闭,深感印刷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因此,尽管仍有不少出版社提出希望他继续画的意愿,他亦一一婉拒。“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过去了,我就想我们能不能(走进)新的时段?” 有赖于过去的积累,四格和六格《老夫子》每个月再版一次,仍能再版10年,足以让他腾出手探索《老夫子》的新方向,回归到原点:一名漫画家的初衷,思考如何诠释《老夫子》的“幽默”;漫画和其他的画画有何区别等等。 于是,他带着漫画家的思维,让老夫子跳出小小的格子,跃然于大大的画布上;不再是只有线条的黑白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大胆缤纷的彩色乐园。 “你看看,这整个是一个乐园,这里面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越画越开心。”他转头指了指身后悬挂的画作,“我这边有好几个不同的系列,这种就是所谓的人像(portrait)。” 印刷品时代已过去 漫画何去何从 传统的人像画里一般是真实存在的人,但“老夫子”是虚构人物,所以将一个虚构人物当成真人来处理,于王泽而言是极为有趣的尝试。 “大概没什么人要这样去做。”他笑道,“可以说我在试探,这也许是未来漫画的可能。” “我不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但我至少在试验,我一直在试验很多东西。” 他提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任何的漫画插画是属于报纸、杂志的内容,如今网络逐渐替代纸媒的功能,印刷品销量日渐下滑,因此在网络上看到的漫画线条也变得更单纯。 “若漫画家想让人们重新认识漫画的真正价值,除了在书局,它还能在博物馆、美术馆、画廊里呈现出来,而不只是在日常生活里看到。” 所以当作品展出时,他亦会观察参观者的反应,以期从中窥见试验成果如何。 “印刷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插画家、漫画家还可以怎么去表达他的想法?未来要怎么讲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 他认为,这个时代对创作者的要求很高,在过去只是一个职业,他以自己为例——从前每日在为报刊画三格至四格漫画,并由此建立起漫画的文化,奈何时移世易,漫画的“生命”载体又会是什么? “一个漫画家每天给杂志或者报纸画,读者就打开一看那三格、四格(漫画),看完就哈哈哈哈,然后就下一个。” “有多少人会想,这个漫画家在干什么、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 然,其余画家无论是画风景、人物抑或是抽象画,赏画者会探讨画家背后的思想、感受是什么?用什么方式表达作品等等。 让老夫子脱离四格登上画布,亦是希望赏画者从作品认识和感受他,理解他的追求以及想法,而非仅有两三秒看完,一笑而过。 岁月流逝  仍保持创作热情 王泽曾向媒体披露,即使佩戴老花眼镜,在画四格、六格时仍感吃力,所以越画越大格。 除却时势更迭的因素,王泽的视力则是另一个促使“老夫子”走进画布的转折点吗? “是,真是这样。”他爽朗地笑,然后干脆地应是,接着比划着:“以前我们画黑白的四格,大概一格是那么大,人物大概那么小,方便他们扫描、做版、印刷。” 但是就算科技已有所进步,如今的扫描器能扫描的尺寸不过A3,而他的视力随着年龄增长变弱,因此越画越觉吃力,格子越来越大,最终四格漫画变成一格即成作品。 “现在就变得更大。” 他坦承,这种创作的过程,每一次都是一个瓶颈。 “任何一个创作几乎就是一个瓶颈本身。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瓶颈?它到底是技术还是工具上的问题?还是思想上的问题?” 反观过去每日画四格、六格要轻松许多,因为大街上全是素材。 “你看马路,有人过马路;有人在那买东西;然后那边商店的女老板的表情……就开始画。” “有时候看电视、看报纸,到菜市场、街上去看看,哦,今天有人准备罢工,又能画出来。” 四格、六格漫画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总是手到擒来,差异不过是格子多少,要如何布局,仅此而已。 如此日复一日,成为流水线作业,如刷牙洗脸般自然、简单。 “但是要做创作的话,每一步都是瓶颈。” 要使用什么颜色,如何呈现全是瓶颈。创作过程中,也许无法预料画笔走向,但偶尔惊喜会出现在“将错就错”之后。 “比如线条画多了,别动它,它看起来特别棒!颜色(涂)下去,哇!真的是意外地好看!” “有时候我依赖那个‘错’,做创作真是一个神奇美妙的经验。” “王泽”是一个“诅咒” 父亲使用他的名字作笔名时,曾经给当时年少的他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扰,例如同学会嘲笑他,“老夫子”成了他的外号,一度让他感到羞耻。 “我怎么是个老夫子,当时我才十几岁。后来引以为傲,我有一个当漫画家的爸爸。” 他坦言,一开始的初衷并没有想要代替父亲画《老夫子》,只是想帮助作为独立漫画家的父亲处理更多授权相关的工作,以增加他的收入来应付包括医疗在内的支出。 “但一点点地感觉到漫画是非常有趣的东西,而且很重要。” 如今王泽年龄与当初父亲王家禧76岁交棒退休之时相去不远,可是谈起创作时,仍保持高度热情,滔滔不绝地述说他的计划和想法。 他并非谁的继承者,而是真正的王泽。 “哈哈哈,这像是一个诅咒(Yeah, it’s like a curse)!” 更多【人物】文章: 艺术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忆 艺术家Philip黄汉强/在艺术世界里 做孩子的“奥特曼” 剪纸艺术家周冬梅/一把剪刀 剪出福建万千景象 导演东姑梦娜丽扎/首位执导中文电影的马来导演 跨越族群藩篱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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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著名艺术家”、“策展人”、“透明玻璃彩绘艺术家”、“泡泡画家”是Philip Wong黄汉强最为人所知的前缀。 但是这位造型特立独行,外表看起来酷酷的“潮人”却拥有一颗无比柔软的内心,对孩子尤其是特殊儿而言,他的前缀是他们最为信赖的“老师”,也是他们的“伯乐”。 报道:本刊 叶洢颖 摄影:本报 黄玲玲 黄汉强的画廊位于文创园区 GMBB 3层,墙上的画作以绿色、蓝色或蓝绿相间为主,予人置身大自然的舒适。 犹记得第一次走进他的画廊赏画,正好碰到专注创作的他,当时严肃认真的神情堪称“冷若冰霜”,与眼前穿着纯白短袖外套和长裤,搭配着鲜红T恤,简单却又时尚感十足,脸上洋溢着和煦笑容的他形成强烈反差。就好像难以想像如此前卫时髦,在世俗人群中显得别树一帜的艺术家愿意成为人师。 就在同一层有不少画廊,其中有数家画廊便是属于特殊儿画家。当我路过他们的画廊时,抬眼望向一幅幅悬挂在白墙上的作品,每个人的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即使不看画廊上的名字,也能轻易地分辨出画作的作者是谁,丝毫看不出他们原来系出同门,师从黄汉强。 是的,除了积极推广艺术发展,黄汉强亦从事艺术教育开班授课,在周六、日教导孩子画画,其中就包括但不限于自闭患儿、学习迟缓患儿、唐氏儿等等,究竟是怎样的缘分将他和特殊儿连接在一起呢? “其实真的是意外。” 与3兄弟的相遇——故事的开始 这一切要从2018年开始说起。 2018年一名友人欲举办特殊儿相关的活动,便带着当时15岁的自闭患儿伍志鸿与他见面。当他看到伍志鸿用素描画出的猫,顿时惊为天人。 “我就说,这个孩子,即便不收钱我都会教他,这是一个天才。” 虽然该友人拒绝给他联系方式,但是两人的师生缘分终究是天注定的,在初次见面不久后,他竟然在一家咖啡店偶遇伍志鸿的阿姨江月娥。“原来他们也是经常去那间咖啡店喝茶的,可是每次时间不对,那天就碰到了。” 看来“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不仅仅适用于爱情,若是在他发现伍志鸿的天赋之前相遇,也不过是无数次擦肩,只觉得他有些特殊的陌生人,不得不感叹命运在冥冥中早有安排。 伍志鸿和哥哥伍志明是自闭儿,因母亲患上忧郁症,所以阿姨担任监护人的角色,成为孩子的家长,挑起照顾看护他们的重担。经过沟通交流,江月娥欣然同意伍志鸿“拜师学艺”,送他前往黄汉强处学画时,一旁陪同的伍志明对绘画流露出感兴趣的微小痕迹,也被善于观察的黄汉强捕捉到。 “他阿姨每次送他过来上我的课时,他哥哥也跟着来。然后我就看到哥哥的眼神和他的一举一动,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对艺术很有兴趣。”江月娥向他坦承,其实哥哥也喜欢画画,奈何由于家庭经济捉襟见肘,只能选择其一。“我就让她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喜欢的话,我可以去栽培。” “结果,又是一个天才!这家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再后来,他发现伍志明和伍志鸿还有一名弟弟,弟弟亦面对学习和语言障碍,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问题,但也同样具备着惊人的绘画天赋。因此将3兄弟皆收入门下,悉心栽培,尔今他们各自独立运营画廊,而他与特殊儿们的师生缘分就此展开至今。 他说,特殊儿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专精于某个领域,就会专注在该领域发展,如同偏科生。比如伍志鸿的素描非常强,其余部分便相对地弱。 “现在真的很多人喜欢志鸿。他的素描很强,用色也进步了。” 家长的态度是招生收徒门槛的第一关 尽管他有教无类,看似招生无门槛,但实际上是否接收一个学生,还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哪怕已经成为他门下学生,只要触碰到这一条底线,他就会喊停中止课程。 这条底线就是──家长的态度。 他坦言,无论是一般学生或特殊儿学生,他必定会先跟家长会面聊一聊,从中了解他们的心态。“如果他们家人是那种还不能够看得到(孩子艺术的天赋),就算我怎么栽培也是浪费时间。” 所以“得咩?”(粤语,“可以吗”的意思)是一个“雷点”。 他曾碰到过一些对孩子天赋抱持怀疑态度的家长,看不见孩子的绘画天分,让他直言难以继续艺术教育,并且为孩子感到极为可惜。他感叹,往往对孩子信心不足的家长一般来自中产阶级或是知识分子,学历水平不高的家长反而更愿意放手。 “好像我。我可以成为艺术家,我也谢谢我的妈妈,因为她不懂,根本就不懂艺术是什么,我想做就让我做了。”他幽默地话锋一转,“只是没有钱拿回家就会吵咯!” 高学历的父母恰恰由于懂得太多,反而会影响到孩子的自由发展。“我这里都是自由发展的。如果那些父母来问我今天画什么?为什么每次画都是一样的?这些我都不要了,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看到艺术。” “他们(家长)不只是对艺术,还有对生活,他们会抱怨他的孩子。”言语中有些无奈,“我觉得你既然生了他,他就是特殊的,你就用特殊的方式去教他们就是了。” 对他而言,特殊儿童与普通人并无太大区别,就如同上班族也会在办公室里碰到一些难搞的同事。“就好像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有一些同事很难搞。可这是沟通的问题,所以要找到方法。” 所以找对沟通方法的他,直言与特殊儿相处时特别开心,看着他们日渐进步,哪怕步伐很小已足以让他欣慰。“现在志明进步很多了,可以跟我对谈,偶尔会过来打个招呼,看看我的创作进展怎样。” “他们在长大,这是成长。” 这人啊,总不经念叨,这头话音刚落,那头伍志明便带着自己那副连颜料都还没干透,一看就知道才刚完成的画作走到黄汉强的画廊,展示给恩师看。黄汉强看了看,对他点头笑笑表示认可,他才心满意足地往回走。 “你看,他的(个人)风格已经出来了。”他笑道,“有时候他们真的是刚画完就拿过来,地上全是一滴滴的颜料。” 虽然孩子们已经“毕业”了,但能看出来情感上仍十分依恋他。 善于发现美 是极其珍贵的天赋 我曾接触过许多特殊儿家长,提及孩子的上学之路均是一把辛酸泪,有时为了求学校接收孩子,即使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仍不得其门而入。 是以更明白黄汉强的可贵之处。 因为在许多教育机构眼里等同于“难搞”或“麻烦”的特殊儿童,在他这里可能会被视为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他愿意倾注心力教导、引导他们。这不仅让特殊儿找到他们的人生价值,甚至可谓改变他们的命运,点燃家长的希望。 善于发现“美”何尝不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天赋?愿世人都能拥有这份天赋。 更多【人物】文章: 剪纸艺术家周冬梅/一把剪刀 剪出福建万千景象 导演东姑梦娜丽扎/首位执导中文电影的马来导演 跨越族群藩篱说故事 香港诗人饮江/写诗读书 给一个机会遭逢你自己 猫山王标准认证确保质量 吴联波为榴梿产业添优势 作家Saras Manickam/在写作中冒险 掀开底层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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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红彤彤的纸张,一把小剪刀,就可以幻化出无限想像的图案,从象征婚嫁喜庆的“囍”字,春节的“春”字、“福”字,到复杂的五福临门、百福图、实景图,都可以跃然纸上,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剪纸。 被评选为中国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浦城剪纸省级传承人周冬梅,更把剪纸艺术推广到一个新境界,用浦城派剪纸艺术,把实物实地剪到纸上,用剪纸体现福建省山川美景,风土人情。 报道:本刊 张露华 图片:受访者提供 把推动剪纸文创产业发展当成自己的事业来经营的周冬梅,在2008年成立“剪花嫂”剪纸坊,提供技术指导之外,也把剪纸与各种文创项目相结合,打破传统剪纸只可用在喜庆节日的局限,让剪纸成为现代文创艺术。 在她过去数十年来不遗余力推动下,浦城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剪纸)之乡,带动浦城县剪纸产业化发展,几乎所有当地伴手礼上都会贴上一张贴切产品性质的剪纸。 周冬梅表示,剪纸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童年回忆,因为外婆与邻居都是剪纸婆,从小就拿着剪刀跟在大人后面跟着学。当她剪出第一个喜字的时候,大人们都夸奖她剪得好看,之后就“一剪到底”,把剪纸发展为自己的事业。 南派vs.北派 周冬梅解释,中国剪纸分南派与北派,浦城属于南派,至今已经一千七百多年。古时候北方战乱比较多,南方相对稳定,很多仕族都南迁浦城,也把剪纸带来。 “浦城当时的农耕发达,有闽北粮仓之称。当一个地方丰衣足食,民俗活动就多,逢年过节、嫁娶、祠堂祭祀、立春、清明、中秋、端午等24个节庆,都会有庆祝活动。那时候没有什么装饰商品,人们都是把剪纸贴在菜肴、礼品上,增添喜庆气氛。就因为有这样的环境,让剪纸有了载体,得以把这门艺术传承下来。” 经过几个朝代的演变,浦城剪纸到了明清朝代到达鼎盛时期,花样非常多,坊间很多剪花嫂、剪花婆,让剪纸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形成浦城派剪纸。 她表示,南北派的剪纸艺术,分别在于北方剪纸比较简单,南方人生活比较细腻,剪纸也随之细致,而浦城剪纸是涵盖北方的大气,南方的浅小细致。 “浦城剪纸”——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 周冬梅投身剪纸工业也是无心插柳。原本在文化部门工作的她,因为县里要挖掘艺术宝库传承,当政府知道她拥有一手剪纸好才艺后,就让她到县里推动剪纸艺术,成立浦城县“剪花嫂剪纸坊”,集合了几位剪花嫂,带领她们进行剪纸创作,把剪纸做成礼品销售。 “我从80年代就开始剪纸,2008年成立工作坊,培训、创作、制作、装裱到开设对外窗口承担接待、解说等工作。如今‘剪花嫂剪纸坊’已有浦城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3人,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1人,市工艺美术大师1人,发展成为融合创作、制作、装裱、营销、公益培训等为一体的文创企业,成立浦城县巧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4年‘浦城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周冬梅表示,浦城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题材不仅包括传统的福禄寿喜、花鸟虫鱼,还蕴含着浓厚的闽越文化,字中有画、画中有字、以字组画,每种纹样背后均有延伸含意,开创了中国民间剪纸“礼品花”先河,这都是源于浦城底蕴浓厚的历史。 她也提到,浦城在汉朝时候叫做汉兴,到了唐代则改名为唐兴,但无论是汉朝或唐朝,县名都是以国号为名,说明了浦城历史地位非常重要。 中国剪纸不曾缺席任何节庆 周冬梅表示,或许在其他地方,剪纸只有在春节才会登场,但在中国剪纸不曾缺席任何节庆,所以中国民间有首歌的歌词唱到“过年就是贴窗花”。 “如春节前的立春,我们要接春与接春饭,把一碗米饭堆得高高的,插上葱,贴上吉祥话语调剪纸,如岁岁纳吉祥,然后祭拜天地,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用剪纸把美好的愿望表达出来。” “在中国南方,腊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叫做小年,要送灶神,开始做大扫除。以前过了小年就要杀猪、办年货。扫尘结束后,就是辞旧迎新,会在门上、窗上、年货贴剪纸,营造非常浓厚的春节的节日气氛。如今一些农村还保留这种习俗,住在城市的人则贴门窗比较普遍。” “紧接着就是除夕夜,要烧年纸,贡品或祭品都要贴剪纸。正月时候剪花嫂都会聚在一起剪纸,交换剪纸图样,孩子们也会在旁学习剪纸。到了元宵节花灯会,剪纸就会贴在舞龙、花灯上,所以在春节前后,剪纸发挥很大的角色。” 开设课程 出席活动,推广浦城剪纸 周冬梅表示,浦城剪纸已经成为传统文化,政府极力推动传承,学校开剪纸课,“剪花嫂工作坊”也办工艺培训班,所以浦城的小孩子都懂得基本的剪纸功夫,每年都会主办全县中小学剪纸比赛。 把浦城剪纸推向更高峰的一项文化产业,就是2021年福建政府所推动的“福文化”,因为福建是中国唯一以福字命名的省份,所以福建省政府就推动持续性的“福华文”运动,涵盖各方面,剪纸艺术就是其中一块,邀请周冬梅剪出“百福图”。 她表示,百福图是以福建元素及特征为主轴的设计,如厦门、福州、土楼、武夷山、闽剧、南音等等。从2021年至今,她已经完成93幅,估计今年春节前可以完成。 一年当中,剪纸嫂最忙的时候就是春节,除了设计春年的剪纸,还有春运活动,在公车站、火车站办的惠民活动,现场剪纸派送给乘客,把祝福带回家。还有下乡赠送剪纸给农村居民,把剪纸当做祝福送人。 通用率不如从前 但艺术不会被遗忘 剪纸剪了三十多年的周冬梅认为,学剪纸的首要条件就是细心、耐心与坚持的恒心,才能把剪纸学好,巧手倒是其次,学习心态最重要。 她在创作时,都是先有主题,之后再画构思图,修好图后才开始剪,所以画工也很重要,不但要学剪,还要学画工。 “一般来说,一个图样3天左右就能画好,加上剪也是十多天左右,试过剪一幅主题为‘体现家的文化’的6公尺多长卷,用了一年多时间,把家的元素放进去,如游子归来、小时候家的生活场景,是我有史以来剪过最久的剪纸。” 询及中国剪纸与东南亚剪纸的风格时,她认为,东南亚的剪纸风格应该是属于南方派系,线条比较多,画工比较细腻。要说差异的话,应该是题材上不一样,东南亚剪纸题材以当地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为主,而中国剪纸则是反映劳动生活为主。 虽然剪纸的通用率不如从前,但周冬梅觉得,剪纸艺术不会被遗忘,民俗活动的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居家装饰、伴手礼包装等等,赋予剪纸新生命。再者政府也有保护政策,如设立剪纸坊,就是让剪纸更有活力与实用性。 “对我而言,剪纸最大的挑战,是现代人的的生活节奏快速,年轻人不能静下心来学剪纸,所以我们要进行很多引导,吸引年轻人参加课程。” “五福临门”是哪“五福”? 我们常说“五福临门”,到底何谓“五福”?谜底是“长寿、富贵、好德、康宁及多子”。 周冬梅其中一幅作品就是“五福临门”,分别引用了不同元素来代表这五个福。 《康寿·福》 以老寿星、仙鹤、寿桃、万年青等元素,寓意长寿;表达人们对父母亲,长辈的祝福与孝心,也是几代同堂的天伦之乐,家族兴旺发达,福寿绵长; 《富贵·福》 鱼为年年有“余”,牡丹代表富贵,寓意富贵有余;是对个人、家庭、家族发展的追求和努力的回报,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 《平安·福》 喜鹊登梅寓意喜事到,喜鹊寓意圣贤、君子,拥有恒常、稳定、明确、坚毅、始终如一的品质。表达人们内心坚定,坚持,坚忍,即可获得健康长寿、快乐安宁; 《聚德·福》 梅兰竹菊象征君子的高尚品德,孔雀是“百鸟之王”,象征优美与才华,是中华吉祥鸟。寓意要有优秀的品德,才能成为大家的榜样,获得尊重; 《子孙·福》 石榴是多子多福的象征,人们借石榴多籽来祝愿子孙繁衍,家族兴旺昌盛;葫芦,古代夫妻结婚入洞房饮“合卺”酒,卺即葫芦,其意为夫妻百年后灵魂可合体。另外葫芦藤蔓绵延,结子繁盛。 更多【人物】文章: 导演东姑梦娜丽扎/首位执导中文电影的马来导演 跨越族群藩篱说故事 香港诗人饮江/写诗读书 给一个机会遭逢你自己 猫山王标准认证确保质量 吴联波为榴梿产业添优势 作家Saras Manickam/在写作中冒险 掀开底层样貌 香港漫画教父黄玉郎/手机漫画是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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