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物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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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包益民／做設計最怕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編按：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設計師，你覺得會是什麼？時尚？自由？還是活潑？這期【非常人物】的主角，是位自認為好奇心重的設計師。好奇心如何與設計掛鉤？他又因好奇心有過怎樣的獨特體驗？現在，一起來認識設計師包益民吧～報道：本刊特約張佩莉攝影：本報黃安健 TEDx Petaling Street “躍”年會宣傳照上的包益民西裝筆挺，雙手插褲袋，氣場全開，盡顯“國際知名設計師”、“亞洲華人創意教父”的精氣神，不過，年會當天站在舞臺上卻是另一個判若兩人的形象──兩鬢斑白小平頭，黑T恤黑長褲黑色帆布鞋，一派隨興。後來在場外專訪時，他還隨身拎著一個塞滿雜物的環保袋，像鄰家的大叔從隔壁家走過來。在臺上，他分享了自己過去30年的成功秘訣“BABABA：Believe in Action（相信行動）”，雖然已經是一個多月前的事，但部分內容至今言猶在耳：“減肥不成功，因為沒有很想要減”，又以電影《Inception》盜夢者把想法植入人的潛意識作為比喻，闡述“當你目標明確，確信這是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東西時，才能全心全意投入其中”，這個比喻精準無比，力道十足。包益民一直都是一個目標導向的人，他曾經說過“前方有個旗子，就會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又說“我就是想從一個一般的人，變成最好的人”，讀過世界最好的設計學院──美國羅德島設計學院（RISD）和加州藝術中心設計學院（ArtCenter），曾任職世界頂尖的廣告公司，30年來跨界廣告、媒體、藝術、品牌管理、時尚設計、房產規劃、AI等產業，他向宇宙下的訂單，都一一顯化。只在見客時才穿得像個人這天特別留意包益民的衣著，是因為知道他除了是設計創意人，還有另一個身分──時尚愛好者。談到當天的全身行頭，他聳聳肩說從頭到腳都是平價服飾，因為自己大部分時間都喜歡穿著舒適，“因為今天要演講，穿得還比較像個人，平時上班更隨便，因為很少需要見客戶。”頓了一頓，補充一句：“但我有好的衣服，真的要見客時才穿。” 因為穿了一身黑，左手手腕上那枚酒桶形錶殼亮黃帶的腕錶也顯得格外搶眼，一問之下，原來是時下明星、運動員和富豪爭相收藏的瑞士品牌Richard Mille的自動腕錶，以輕巧纖薄見稱，“很輕，我蠻喜歡的。”他抬了一下手腕，淡淡說道。他人生中的第一件奢侈品是意大利Armani的冬裝外套，但卻只穿了一天，憶及這樁往事，他莞爾笑了。天生就對美好的事物特別喜歡包益民的父親是外交官，父母親長駐國外，13歲時，他才跟著父親到巴拿馬生活。話說那一年他在巴拿馬唸完中學，準備到美國深造，臨行時父親塞了500美元給他，要他去買一件好的冬裝外套。“一般人可能會花100塊去買，因為30年前100塊美元已經很多了，但我卻笨笨的用500塊買了一件Armani，結果穿了一天就拿去退，因為覺得太奢華，不實用，又覺得自己太年輕應該不適合穿Armani，所以就拿去退了，買了一件60塊錢的冬裝外套！” 至於為什麼是Armani，“不是因為它是名牌，而是覺得它特別好。”他後來常常回想這件事，覺得自己似乎天生就對美好的事物特別喜歡，“看到好東西會很好奇，想要去摸，想要去看。” 畢業開始工作後，包益民才真正擁有人生中第一件名牌精品──川久保玲的冬裝外套。“好像是3000塊美金，幾乎花掉所有的薪水，”但這件外套他一穿就是10年，那10年裡，他就只有一件冬裝外套，“每次穿，都覺得它是最好的，衣服上的每一個細節都是那麼的好看！” 也許就是從那時候起，他漸漸明白到，設計人就應該對美乃至所有美好的事物有一份原始渴求和執著，藉由切身體驗，培養美感意識。他說“設計是不需要讀的”，“因為設計需要的是創作者本身對於生活的觀察、對於生活每個環節的思考與沉澱。”他鼓勵設計師多去體驗不同的事物，因為“做設計，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與其說包益民喜歡時尚，倒不如說他喜歡品味美好的事物。“我喜歡的東西還蠻廣的，車子、房子不能說換就換，但一些小東西，像傢俱、肥皂、牙刷等就比較容易，我第一個會先看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他說，要做到“跟別人不一樣”並不容易，所以別具巧思的產品總是可以一秒抓住他的眼球。第一步是搜尋，第二步則是體驗，做一個產品體驗者，“這是一個never ending的搜尋過程，重點不在於你是不是找到最好的，而在於你一直想要搜尋更好的答案，到最後，它變成一個習慣，你會持續追尋更好的，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夥伴，你一切的一切，會不斷進步，不斷超越。” 在生活中，包益民很重視家的感覺，喜歡有設計感的房子。他是法國設計鬼才Philippe Starck的超級粉絲，位於臺北的家，設計靈感就來自於Philippe Starck所設計過的酒店。至於車子，他喜歡Audi徹頭徹尾的德國風格，認為“開什麼樣的車子”很重要，“要不我就不開車。” 還有戴手錶，他很坦然地說道：“我其實長期以來是不戴手錶的，因為我喜歡的手錶，我買不起我就不戴了。那也是一種習慣，就是說，我心中最想要的東西，如果不能擁有，我寧願不要其他的！” 從不諱言想要賺大錢包益民曾經坦蕩蕩地宣稱“絕不做窮設計師”，詢及話中的深意時，他笑笑道：“就像我喜歡找跟別人不一樣的牙刷、肥皂，我也喜歡談一些別人不談的事情，很明顯的，設計師都不喜歡談錢，所以我就故意去談錢。” 他從不諱言想要賺大錢，只是，努力攢錢不是為了打造金山銀山，而是為了可以體驗高品質的生活，品味生活，感受生活。他提高聲調，理直氣壯地：“我的錢都是辛苦賺來的，我只是敢花，可是不代表不辛苦，所以花錢時，我會珍惜它換來的體驗，因為我知道這些體驗可以幫助我未來賺更多錢。當然不全是為了賺錢，錢只是讓我有機會去體驗更好的東西！” 他將話鋒一轉，侃侃而談：“其實，體驗不一定要花大錢，品味也不是靠金錢累積的，它需要花一點錢沒錯，可是不是絕對，你還是可以用一個比較省錢的方式去體驗。譬如看歌劇，可以選下午沒有人要看的場次；譬如一家很好的餐廳，吃一頓飯很貴，但喝一杯咖啡還是可以負擔的；又譬如說我想去日本吃“壽司之神”小野二郎的店，但很貴，我不想要付那個錢，所以我找了10個富豪一起陪我去吃，他們付錢，我帶路。” 事實上，年輕時的他對金錢無感，直到疫情後才開始學習理財。他感慨地說道：“我以前從來不理財，也非常不喜歡存錢，對錢沒有感覺。沒錢了？好啊，我們再去攢錢，我認為錢是可以再攢回來的。我必須承認這是很大的缺點，疫情暴發時，我碰到很多困難，覺得儲蓄其實還蠻重要的，才開始對金錢比較敏感。” 不好玩就不做了包益民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也敢做別人不敢做的事，2004年以自傳形式出版《天下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他背部全裸、斜倚著靠墊擺出安格爾名畫《土耳其宮女》中裸女的優雅姿勢登上封面，令人側目。封面出位，書名一針見血，書中寫的則是他成長過程中的感觸和體悟，發人深省，在臺灣賣了3萬本，登上誠品書店2005年銷售量的“Top 100”。說到底，包益民就是一個玩心很重的人，活到這把年紀了，依然不失玩心。“我喜歡快樂，喜歡玩，我把工作跟體驗放在一起是因為好玩，不好玩我就不做了！” 玩心最重要的元素是好奇心，“我一直都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有好奇心，生命才會好玩，沒有好奇心，就會變得很無聊。” 在吉隆坡逗留的那幾天，他不但去了TRX商場，還趁上臺演講前的空檔，在會場樓下的便利商店逛了一圈。不過是一家很小的便利店，一覽而盡，有什麼好看的？他笑道：“就是好奇啊，馬來西亞人吃什麼樣的泡麵？這款口香糖為什麼會在這裡賣？為什麼你們吃這樣的冰淇淋？哪一款頭痛藥賣得最好？這裡賣什麼樣的玩具？小孩玩這個玩具時在想什麼？他得到了什麼？ ” 逛菜市場，他也一樣可以逛很久，逛得津津有味，“我會看每一個攤位，心裡想為什麼要把菜這樣子放，然後消費者得到了什麼。”大多數時候，他會站在消費者的視角，觀察和思考整個產業，以及整體社會發展的趨勢，“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有些人不以為然——一把年紀了，什麼東西沒看過？！他哈哈笑道：“ 我就是好奇，沒辦法，我覺得失去好奇心的那一天，就是老的開始。”說完，覺得好像有哪裡不妥，又急急解釋：“但沒有關係，老沒有什麼不好；但我覺得我很幸運，不曉得為什麼，我還蠻好奇的。” 更多【人物】：以細節調味用素材塑形，葛亮釀造小說真實感與溫度電視烹飪節目主持人甄文達／推廣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期待遇見心動的美味影視界裡的俠士毛尖為人民看爛片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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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細節調味用素材塑形，葛亮釀造小說真實感與溫度

小說是一種虛構的文學體裁，通過人物刻畫、故事情節、氛圍渲染和豐富的想像力去搭建一個敘事空間。在小說裡面，作者可以嵌入宏闊的社會主題，亦可描繪人性的深層情感。不過，學者型作家葛亮筆下的小說卻是虛實交織，充滿豐富褶皺，並隱藏了很多歷史細節和行業知識。以他的“家國三部曲”收官之作——《燕食記》為例，為了復刻粵港茶樓的飲食文化史，葛亮耗了約6年時間，走遍粵港等多個地區，做了一系列的田野調查、口述史採訪、文獻考究。在撰寫過程中，每一筆都細入毫芒，通過嶺南文化美食見微知著，挖掘出隱藏在料理後面的歷史與人情世故。 “（這樣）你的讀者才可以有情緒上的共鳴，因為它的細節很真實，特別是有關於日常的部分。” 報道：本刊林德成攝影：本報陳敬暉部分照片：受訪者提供歷史最為豐滿的地方在於細節，而細節往往散落在旮旯之處，需要仰取俯拾，才能將各種脈絡呈現得具體和細緻。翻閱《燕食記》時，一股人間煙火氣息便撲面而來，語句間有很多粵語詞彙，讀起來有一種舊時代的代入感。葛亮的筆觸很細膩地刻畫出嶺南飲食文化，還添加了一些挺有趣的茶樓行規，像客人指著鼻子就是要“香片”，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於指指眉當然就是要“壽眉”了。這部小說從香港最古早的茶樓“杏花樓”開始敘述，帶領讀者體驗茶樓空間的流變與社會變遷，亦融入很多關於粵港美食的習俗文化。葛亮舉例廣州人喜歡在過年前後吃黃沙大蜆，因為“蜆”取“顯”的讀音，有顯貴的寓意。對當地人來說，吃蜆既是一種風俗，也是一種記憶回溯。葛亮笑說自己並非老饕，不過對飲食情有獨鍾，並認為食物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去敘述嶺南文化和特質。同時，食物還能夠衍生很多文化元素，如戲曲、空間、其他非遺的部分。“中國人的道理都在吃裡面。吃是很永恆的東西，你的口味代表著你對於這種文化的一種極度認同感。” 不過，他為此作品也做了很長時間的情感準備與沉澱。“（記者：擔心寫壞嗎？）倒不是擔心寫壞，而是我覺得你要動筆的話，我希望筆下的一方水土，必須要有感情的。否則，你會覺得寫它的意義是什麼？寫作一定是一個有溫度的事情。” 篩選少量考據素材“調味” 下筆之前，葛亮會有一系列考據過程，運用很長時間蒐集資料、田野考察和構思作品。在創作“家國三部曲”時，《朱雀》用了5年，《北鳶》則是7年。然而這種長週期的寫作，對他而言是一種沉澱，能夠不斷地反芻文字，用最精準的詞彙去表達。葛亮每一部長篇小說動輒要30至40萬字，這樣才能完整地表達內心的創作意圖和麵向，比方說構築一個非常完整的記憶城市、一個家族歷史，“它真的是需要有這個體量去完成。所以在完成的過程當中，你的心態一定是很充實跟愉悅的。” 縱使有龐大的資料素材，他會悉數篩選，只動用少量素材為作品“調味”，讓小說故事更為立體鮮活。不少人會以為在採集口述史時，受訪者會不願透露行業細節或流程。葛亮直言，許多老前輩比很多人想像的通達多了，觀念也很新穎。 “他們沒有說很多東西是密不外宣。在過程中，有些東西專業性太強，我一時可能catch不到，他們會說，‘葛老師，我來做給你看’。” 從未想過能當作家葛亮有很顯赫的家族背景——太舅公是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祖父是著名藝術史家葛康俞，表叔公則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由於出生在知識分子世家，外界將他比喻為“文壇貴二代”。面對這個標籤，他卻學會順其自然，不給自己添加任何壓力。當然，他年少時期壓根兒沒想過當作家。在南京大學就讀中文系時，班上倒是很多同學喜歡寫作，繫上還出版自己的文學刊物。“但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嗎？我在做美編，負責畫插圖和封面。”他開心地笑道。不過，能報讀中文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葛亮是中國“一孩政策”底下的第一代，那個時期，孩子的大學專業方向不屬於個人選擇，而是整個家庭的選擇。為了爭取更好的職涯機會和前途，許多父母會要求孩子攻讀商科、法律或電腦相關的科系。其實，葛亮的父母亦是理科出身，分別是物理和工程數學。惟，兩老都沒有改變葛亮的夢想，反而支持他讀中文系。他坦言，選讀中文系或多或少與父親有關。從小，父親給他閱讀《閱微草堂筆記》《世說新語》，培養對文學的感知，學習文字的語言審美。隨後，主修俄語外語的父親又給葛亮接觸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無形中，他又被蘇俄小說所影響，打開了小說的格局感，學會宏大的敘事和開闊的結構。這些“訓練”為小說寫作帶來很大的裨益。 “我祖父的一些藝術見解肯定也對我是有影響，不光是藝術觀、審美觀，甚至也包括寫作觀。雖然他不寫小說，畢竟是藝術史學者、一位畫家，所以他的著述（《據幾曾看》）也是圍繞這個部分，不算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創作。” 電影是寫作養分之一其實，電影也是葛亮寫作的其中一個養分。早在1998年，還在讀大三的他就常常流連於南京的西祠衚衕BBS論壇，其中“後窗看電影”板塊尤其吸引他。而這個論壇是中國最早的電影論壇之一，為他帶來了很豐富的電影資訊和啟發。 “我現在香港浸會大學裡面，除了教文學，我也在教文學向電影轉化的課程。”不過，主軸始終圍繞在文學，專注在劇本分析和文學語言，探討原著小說如何通過電影改編，達到有效的轉化，成為另一種藝術介質。然而，電影與文學的敘事空間終究不同。文學通常更加開闊，其敘事方式和語言構成為讀者提供更大的解讀與想像空間；一旦轉化為影視作品，許多原有的想像會隨之變得具象而具體。 “這兩種介質（文學與電影）中間轉化的過程，對我而言蠻美妙的。”葛亮透露，其作品《燕食記》也在籌備做改編，“我自己沒有參與，但我會關注藝術家在這個過程中會怎樣（處理）。” 第一篇小說在香港誕生出身在書香門第，葛亮會不會很早就開始寫作？其實不然，由於他對寫作存有敬畏之心，不敢輕易動筆。直至他在千禧年遠赴香港大學攻讀碩博時，才開始創作第一篇小說《無岸之作》。而這部小說成功刊登在文學刊物《收穫》上面。正是因為這次投稿成功，給了他很大的鼓勵，亦開啟了他的文學創作之旅。 5年後，他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謎鴉》，拿下第19屆“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他緩緩地說，這個獎項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如果沒獲獎，很大可能寫作興趣會中斷。“我覺得臺灣在這個方面對年輕的寫者的這種鼓勵，然後它的力度還是比較大。當時有出版人跟我講，希望跟我合作（出版）一個小說集，包括《謎鴉》之後的一系列小說。它會是一個很實在的動力，讓你繼續寫下去。” 長居香港的葛亮認為，南京是創作的溫床，香港是寫作的磁場。所謂溫床是潛移默化地，讓他能積澱題材、文學審美的感受，也包括歷史感。雖然在南京古都成長，但未必會想要用文字有序地去表達。香港卻帶他踏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重新認識故鄉南京 “南京，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適合生活的城市。你在生活的過程中已經達到了想要的一種審美體驗，哪怕你是不自知的。但是到了香港，你會覺得，它和你的故土，作為一個城市而言，它的氣韻的反差還是蠻大的。這個時候就會有一種躬身反照的心理——原來我的家鄉還是很不同的。” “你會覺得，在你成長的過程中，當時覺得習以為常的事情，原來你換了一個生活的環境，才發現家鄉如此的不同。”有了這樣的落差感，驅使他用文字去記錄這些事蹟。畢竟在香港生活了20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他欠了家鄉和情感的債務。 “你太習慣了那個環境，沒有發現到它（南京）的意義，或者沒有發現它的美。” “南京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城市地標，是來自於六朝（古都）的神獸，叫做‘辟邪’。”有一次，朋友到訪，便問了他，為什麼“辟邪”會成為南京標誌？辟邪是幹嘛的？由於這個標誌太普遍了，就算是南京香菸品牌也有這個標誌，反而不會特別留意或研究。 “他追問很多問題，我發現我無法解答他所有問題。這個時候就是我說的所謂的習慣和矇昧。” AI會不會影響創作？在人工智能（AI）時代，許多人都會好奇AI會不會影響創作？葛亮則很淡然地說暫時不會。 “為什麼我說不會取代人類，因為人類是有七情六慾的，人類有情感的，而情感會導致你不會在所有的節點都是完美的。恰恰是因為人類會有缺憾，因為有遺憾、缺憾，反而造成了人類在創作方面某些特質。這是其一。其二是因為有缺憾，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就帶來了難以預計的一些意外。” 他說，AI太完滿了，在AI裡面沒有任何“意外”。“所以我覺得恰恰是你看似的一些遺憾的部分，是人類最無可預計，最精妙的部分。” 簡介： 1978年出生於南京，作家，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作品涵蓋小說、文化隨筆與文學評論，代表作有《飛發》《問米》《朱雀》《北鳶》《燕食記》《靈隱》等等。他曾獲第8屆魯迅文學獎、“中國好書”獎、“華文好書”評委會大獎、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家年獎等海內外獎項。長篇小說代表作《燕食記》、《北鳶》獲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曾獲頒《南方人物週刊》年度中國人物、全球漢語文學年度作家、海峽兩岸年度作家等榮譽。更多【人物】：電視烹飪節目主持人甄文達／推廣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期待遇見心動的美味影視界裡的俠士毛尖為人民看爛片書法家王冬齡／亂書是自己的藝術語言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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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烹飪節目主持人甄文達／推廣中餐文化也探索美食期待遇見心動的美味

編按：你看過烹飪節目《甄能煮》嗎？這檔在美國與加拿大播出的節目，主持人是位華裔廚師，每集都會為觀眾示範一道中國菜的做法。《甄能煮》自開播起一直維持在高收視率，今年已是播出的第46年。一檔講中餐的節目在北美地區深受喜愛，離不開主持人高超的廚藝還有充滿創意的食譜。這期的【非常人物】，就一起來認識這位華裔廚師——甄文達吧。究竟他為何烹飪？今年75歲的他在烹飪這條路上又有何計劃？報道：本刊特約楊林宜攝影：本報黃安健全球知名烹飪節目《甄能煮》（Yan Can Cook）主持人甄文達（Martin Yan），是一位成功將中國飲食文化帶入美國和加拿大主流社會的華裔廚師。儘管他走遍各國，嚐遍了無數美味佳餚，但他始終懷念小時候母親經常做的煲仔飯。 “小時候母親經常做煲仔飯，一根香腸3個人分著吃。米飯上蓋著香腸、菇，還有切丁的雞肉。當香腸的油脂溢出，整鍋米飯散發出誘人的香氣。”對他而言，這是一煲誠意滿滿的飯菜，因為砂煲相當保溫，當一家人圍坐一起分享美食後，砂煲仍散發著餘溫。飯菜吃完後，鍋底還貼著鍋巴，加入點茶或湯汁，便又成為一道美味佳餚。直到現在，他依然很喜歡做煲仔飯，笑言“一鍋熟的煲仔飯可以省去洗碗的麻煩。”然而，他真正珍視的，是那份母親手煮的家常菜，那個深藏在心底的獨特味道。他說，絕大多數人最難忘的味道，往往來自父母的家常菜，那道味蕾記憶成為許多人永恆的心靈慰藉。讓廚房成為快樂的地方甄文達在國際飲食界享有地位，但他依然保持謙遜，熱衷於學習新事物。《甄能煮》節目播出至今已46年，累計超過3500集，並在全球數十個國家播放，觀眾數以億計。這是他堅守餐飲業的動力之一，除了將推廣中餐文化視為使命，更重要的是能為他人的生活帶來正能量。 “我希望這檔烹飪節目既有教育性，又富有娛樂性。”他說，烹飪應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如果烹飪對人們來說太無聊，誰會願意在家裡做飯呢？“所以我想讓廚房成為一個快樂、有趣的地方，這就是我常說的：‘If Yan can cook, so can you.’偶爾我也會說：“If Yan cannot, don’t even try.” 全力追求美食是對兒時生活的補償甄文達於10月初訪馬，出席第6屆《世界頂級美食大獎》頒獎禮（World Top Gourmet Awards 2024），並榮獲“傑出高級廚師特別獎”。他在活動前夕接受媒體訪問，盡情發揮搞笑本色，但當談及自己的人生際遇時，顯得格外認真。甄文達1948年出生於中國廣州，成長於中國近代歷史上極為艱難的時期。在他出生之前，父親經營著一家餐館，母親則是雜貨店的東主。從小“近廚得食”使得他的嗅覺和味覺尤為敏銳，能夠分辨出各種味道的優劣。進入1950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物資匱乏，為了解決全民溫飽問題，中國開始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民間生意逐漸轉變為國有或集體經濟，甄文達父母的生意也被國有化。當時，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依賴於配給制，日常所需的糧油和肉類都靠糧票、油票、肉票等來維持。甄文達小時候常常餓著肚子入睡，因為每個月他的家庭只能分到4盎司的油和兩斤肉。那時的肉多是肥豬肉，沒有牛肉和雞肉，因為豬能吃剩飯，好養活。 “因為沒有足夠的食物，我小時候總是很難過。如今我們可以自由地走進商場，買到售價高達200美元的補丁或破洞牛仔褲，但在那個年代，中國人的衣服全是補丁。我總是提醒自己，如果有機會走出去，我一定要全力以赴去追求美食。” 生活艱苦也沒放棄烹飪父親在他5歲時不幸離世，母親未曾接受教育。13歲時，甄文達有機會前往香港求學，並在親友開的燒臘店學藝。1967年，他獲得了香港海外烹飪學校的文憑，其後受推薦赴美深造，於1975年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取得食物科學研究碩士學位。初到美國時，由於經濟拮据，他無法住在學校宿舍，只能與5名同學合租一間偏遠且廉價的公寓。那裡沒有床，他們席地而睡，輪流烹飪。儘管生活艱難，他並沒有因此而沮喪，也沒有讓後來的成就矇蔽自己的雙眼。他始終記得自己的初衷，惦記著世上還有許多孩子仍然餓著肚子入睡。他不曾過於安逸，儘管工作忙碌，從未聘用助理，凡事親力親為。他寓工作於娛樂。疫情前他的工作幾乎滿檔，每個月工作25到26天，參與各種活動，從未感到疲憊。疫情時，各行各業受到沉重打擊，他肩負起社會責任，積極與當地餐館合作舉辦義煮，為前線人員提供免費的膳食。 “人的一生中只能做到有限的事情，影響有限的人……有許多年輕廚師告訴我：‘我小時候看過你的節目而受到啟發，現在成了廚師。’這讓我感到滿足，知道自己為他人做出了一點貢獻。我並不是為了賺錢而工作，我相信只要做好廚師的本職，人們自然會被吸引而來。我不是救世主，無需拯救每個人，但如果能幫助和啟發一些人，那就很好了。” 挑戰不同身分甄文達在餐飲業的旅程中從未止步。他因對飲食和餐飲業的研究與推廣獲得了約翰威爾斯大學頒發的美食博士學位，以及科羅拉多廚藝學院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他還榮獲多個重要獎項，包括由太平洋海岸廚師協會頒發的安東尼·卡雷姆榮譽獎，入選《世界名人錄》和全美華裔人士十傑，並在2022年獲得被譽為“飲食界奧斯卡”的詹姆斯·比爾德終身成就獎。 2004年，甄文達應導演畢國智之邀參與電影《海南雞飯》，飾演餐廳老闆，開啟了演藝之路。2015年，他在馬來西亞錄製了美食節目《馬來西亞味之旅》，2018年再次來到馬來西亞拍攝農曆新年特備節目《廚神駕到》。此次再訪馬與媒體交流，雖然好友“Chef Wan”（旺師傅）沒到場，但甄文達不斷地打趣對方，活絡現場氣氛。不得不提甄文達最讓人津津樂道的一項技能：20秒內給雞去皮拆骨。這也“奠定”了他在家仍然“掌廚”的地位，因為他調侃自己的妻子處理一隻雞要5小時。當被問到自己與大馬喜劇演員黃瑾瑜（Uncle Roger）的炒飯哪個更好時，甄文達故作嚴肅地說：“Uncle Roger，我是Uncle Martin，我比你 [vip_content_start] 年長。你做蛋炒飯才20年，但我做蛋炒飯已經60年了，所以我覺得我的蛋炒飯，可能比你的更好！” 保持熱忱才能走得長久其實，甄文達的人生哲學是互相提攜，他總是提攜後輩，也鼓勵年輕廚師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但他坦言，廚房工作非常不易，只有夢想還是不足夠的，必須要保持熱忱，才能走得長久。他說，許多父母往往將廚師視為地位不高的“廚房佬”，反倒希望孩子完成學業後選擇體面的工作。然而，這種刻板印象亟待改變。“我想告訴大家，我們這些‘廚房佬’中也有碩士甚至博士學位。我常常在不同場合中強調，行行出狀元。許多父母不鼓勵孩子從事廚房工作，卻不知道很多師傅的收入遠超許多大學生。” 甄文達談及中菜未來的挑戰與發展時，他認為，未來的中餐發展必須脫離傳統的師徒制，應該與不同的師傅學習，吸收多元的經驗。他也說，中菜製作較為繁雜，尤其粵菜需要很高的技術，講求“手勢”，但“手勢”的好壞，往往取決於廚師的用心。同時，粵菜對食材尤其是海鮮的要求特別嚴格。雖然新鮮的食材至關重要，但成本往往難以控制。此外，許多海域的汙染問題也影響了海鮮的質量，包括河鮮。許多工廠設立在河邊，導致河水受到汙染，從而影響了河鮮的安全。至於人工智能（AI）是否會取代廚師，甄文達不否認生活需要與時俱進，適應變化，每個人都在追求不同的事物，包括美食。儘管市面上出現了炒菜機器人，但菜單的創作和料理的靈魂仍需廚師來掌握。廚師是主導者，而機器人也並非美食家，但隨著越來越少年輕人選擇當廚師，飲食行業需要科技的輔助，來減輕廚師部分的勞動負擔。邊探索在地美食邊學習作為一名烹飪老師，甄文達總是樂於四處尋覓美食，以豐富自己對不同地區飲食的體驗。他常說“活到老，學到老”，並指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就像馬來西亞的榴槤，因得天獨厚的土壤和氣候，其品質難以超越；又比如我國著名的肉骨茶，正是歷史文化與地理環境交織所形成的獨特飲食特色。因此，每到一個地方，他總是第一時間品嚐當地的特色美食。 “去泰國就只吃泰國餐，去韓國就吃韓國餐，若到訪德國仍執意找中餐，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我想，當我試著去欣賞當地的食物，這樣才能回來與觀眾分享我的旅行趣事，例如，韓國泡菜不僅限於醃製的大白菜，它實際上指的是任何經過佐料調味和醃製的食材。這些食材在發酵後能夠產生有益菌，帶來健康益處。” 甄文達說，每個地方、每座城市都有其獨特的飲食文化，促使他不斷地探索與學習。“沒有哪道菜或菜系是我的終極追求。我一直在學習不同城市的在地飲食文化，並不斷期待遇到讓我心動的美味。” 甄文達注重養生，他還特別主持了一系列與養生飲食相關的節目，並請教中醫師教導觀眾如何健康烹飪和養生。在疫情期間，工作受到影響，甄文達決定在美國舊金山的家中打理果園，種植各種蔬果和香草，隨時就地取材，烹煮健康的菜餚。 “最重要是吃得健康，不要暴飲暴食，均勻飲食，還有每天堅持做運動。”甄文達每天都堅持一定要做力量訓練，若是在家，他早晚飯後會出去遛狗。他希望自己保持健康，並且長壽。“看看那些總統候選人，都要80歲了，所以我覺得他們能做的，我也能做到。世界衛生組織評估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未來人類活到120或以上並非不可能。醫學不斷進步，人們對食物的認識也不斷增加，我們懂得如何均衡飲食，也會選擇更好的飲食方式。我希望我能活到110歲，但能否實現並不重要，至少這是我的目標，才能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 更多【人物】：影視界裡的俠士毛尖為人民看爛片書法家王冬齡／亂書是自己的藝術語言創作歌手戴佩妮／不給自己設標籤叛逆玩音樂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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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脫口秀演員Kumar／漆黑中綻放的花蝴蝶

搭配一身模糊性別界限的華麗裝扮，臺上的Kumar說話機智刻薄，笑話日常也笑話自己，更不怕遊走禁忌邊緣，戳刺新加坡政治與社會議題，解構兩性關係，灑落性隱喻處處，讓觀眾在漆黑中放膽大笑。下臺後，花蝴蝶旋即退化成一隻蛹，搞笑並非本色，細看身上還有不少結痂的傷痕。從小就是難以歸類的存在，歷經坎坷重重，如今蛻變成新加坡無可取代的文化符碼。面對新世代翻湧而來，Kumar淡定自如。這名新加坡脫口秀開山鼻祖深知自己在觀眾心中享有專屬特權——“有些話題只有我會說，也只有我能說……” 報道：本刊李淑儀圖片：LOL Asia提供馬來西亞人對這位鄰國笑匠並不陌生，也絲毫不吝嗇。 “這裡的觀眾隨時準備開懷大笑，不需要暖身的時間。‘我來這裡就是為了大笑一場’——你們是帶著這個認知來的，而不是一副‘你要想辦法讓我笑’的姿態。當我說了一個笑話，你們真的盡情在笑，這讓我感覺良好。” 56歲的Kumar攜著最新脫口秀《Beats, Rhymes & Punchlines》巡迴澳洲、紐西蘭、印尼和泰國後，不忘踏足馬來西亞，流連檳城、吉隆坡、亞庇和新山4座城市；尤其吉隆坡場次快速售罄，主辦方臨時追加一場，可見人氣高漲。這一次，Kumar輪番以粉紅套裝與鮮紅西裝上陣（沒有裙子，當然），結合脫口秀與音樂劇的形式，帶領各族觀眾重溫80年代與90年代的懷舊氛圍，藉此剖開世代隔閡與現代生活的荒謬之處。 “這場演出是我獻給80後與90後的一封情書，也是給當今世代的一記警鐘。我們並不只是在回憶過去，同時也在銜接過去與現在，再笑看其中所有的荒唐。是時候教育年輕人，也提醒老年人，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用很多幽默、幾首好音樂，也許還有一些艱苦磨難。” 臺上的Kumar頂著自己親手化好的妝容，有時像是熱愛八卦的姐妹，有時像是看不慣年輕人作風的長輩，一番諷刺調侃後，又化身溫暖知心的朋友，叮嚀你生活裡什麼才是最重要。出道30年仍堅守原則同樣因為世代觀念不同，Kumar表演脫口秀時，也有自己三十多年來的堅持。儘管大膽作風已成標誌形象，“我從來不會在表演時說髒話，因為我這一代人不會在公開場合這樣說話。當然現在很多脫口秀表演者總在說F字眼，但這是他們的風格，我會堅守自己的原則。” 還有什麼是堅決不說的呢？ “當我到國外巡迴演出時，我只會說自己的在地經驗，比如什麼是新奇的，什麼是有趣的，或是為什麼我討厭這個地方；但我不會觸碰那個國家的政治或敏感課題，就像我到馬來西亞，我不會說安華的壞話，這很愚蠢，不管我喜不喜歡他都好，因為我沒有完全瞭解，這不公平。” 回到新加坡，一個談論政治的自由尺度不會太過於寬鬆的國度，Kumar卻是少有的，敢拿政治或時事課題開玩笑的脫口秀表演者。與同行的距離，也因此拉遠。 “很多新加坡表演者不會這麼做，時事題材不是他們的強項。我會吸收很多新加坡新聞。”閱覽早前新加坡媒體的訪談，可見Kumar把各類新聞的細節和數據信手拈來——家暴發生的比例、年輕人在家裡種大麻的案例、70歲老太太扒竊被捕的事件等等——荒誕就發生在我們的周遭，晚上便成了演出的笑料。 “為了與年輕表演者競爭，我必須時刻提高自己的水平，因為我不想變得自滿。” 除了笑別人更要懂得笑自己不自滿，卻也清楚自己的定位難以取代。 Kumar的脫口秀生涯，起步於1992年的一間夜店裡，當時並無前車之鑑，一切靠自己摸索，甚至臺下觀眾或許也不知道該不該笑、該怎麼笑。如今30年過去，時代早已不同，伴隨社交媒體崛起，以及開放麥場合的拓展，人們已經熟悉“脫口秀”這套表演形式，馬新兩地都可看見新世代脫口秀表演者陸續躥起，而Kumar並沒有因此受到動搖。 “不像年輕表演者，如果你表現不好，大家不喜歡就是不喜歡；而我已經累積一段歷史，大家都知道我的風格，這是年輕人沒有的。觀眾會說：噢，這個你不行，只有Kumar可以。” 在新加坡觀眾心中，有什麼是隻有Kumar可以侃侃而談的？“比如，我可以說性笑話，”若是年輕人開相關題材的玩笑，則觀感不好，不被觀眾接受。“我也可以說已婚伴侶的笑話，我有很多自己的觀察，也有很多朋友跟我分享他們的故事，觀眾可以找到共鳴，但很多年輕表演者做不到，也不會做，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很難將這個題材說得好笑。” 要將脫口秀生涯走得長遠，除了笑別人，更要懂得笑自己。殘酷是笑話的本質，好笑的人生往往充滿瘡疤，而幽默是我們可以緊握的武器，它強大又溫柔。三十多年來，Kumar在臺上幾乎把人生的顛簸都笑過一遍了。 “我是一隻鬥雞” 出身管教森嚴的印裔家庭，父母離異那年，Kumar只有4歲。母親離家後，阿姨後來成了繼母，父親也逐漸生出酗酒、家暴的面向，把婚姻失敗怪到孩子頭上。去到學校，有時因為膚色，有時因為性別氣質，同學紛紛丟來帶刺的稱號。剛剛成年，卻已是一個被強暴了 [vip_content_start] 兩次的人。 Kumar可沒有乖乖忍受。10歲加入學校裡的印度舞蹈社，心裡想的是：我要做到其他男同學做不到的事。果真表現出色，得到上臺表演的機會，成功堵住同學的嘴。服兵役期間，Kumar獨自刻苦練習，終於在跑步測試中，用少於8分鐘的時間跑完2.4公里，刷新隊上最好成績。 “我是一隻鬥雞”——Kumar總是如此形容自己。服兵役之前，Kumar曾在便利商店和工廠打工，19歲起開始流轉夜間娛樂場所端盤、表演，4年後跳槽到業界標杆“Boom Boom Room”夜店，負責在節目串場時講笑話暖場。起初沒有抓到竅門，暖場變成冷場，後來拋開束縛，大膽踩踏禁忌界線，才把客人逗笑。當時是1992年，新加坡頒佈口香糖禁令那一年。隔年，Kumar成為綜藝電視節目《The Ra Ra Show》主持人之一，創下高收視率，卻因節目中含有大量新加坡式英語和性隱喻笑話，受到猛烈抨擊，開播短短10個月便夭折。在2011年面世的自傳中，Kumar認為，節目組當年衝撞社會禁忌的時機不對，太早了。 8年後，Kumar才重返電視熒幕，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期間，脫口秀現場表演不曾中斷，從酒吧餐廳，擴展到劇場舞臺，再走出海外。下了臺做回自己笑話殘酷，但也療愈人心。脫口秀可以拯救人，Kumar曾分享，有觀眾在看完演出後打消自殺念頭；有女兒將Kumar的表演片段播放給中風後的媽媽看，更把坐在輪椅上的媽媽帶到表演現場，讓她在笑聲中忘記病痛；也曾有媽媽表達感謝，因為上帝忘了在患有殘疾的女兒臉龐加上笑容，而Kumar做到了。在臺上，Kumar花枝招展，是新加坡人口中的“國寶”；下了臺，花蝴蝶退化成一隻蛹，內向寡言才是本色，非常珍視私生活的完整。海外巡演行程若是寬鬆，Kumar會光顧當地髮廊打理秀髮，也會到商場閒逛。“有人會認出我，而他們不理解這是我的個人時間，但沒關係，我也習慣了。” 喜劇藝人最大困擾莫過於，大眾往往要求他們時刻都要風趣幽默，很多表演者因此迷失自我。而Kumar從來懂得切割兩者。 “保護好私人生活很重要，人才會活得清醒。沒有人在施壓你要一直搞笑。下了臺，你就做回自己，很多表演者不懂得掌握這個開關，他們把娛樂社會的責任看得太重，承受很大壓力，直到忘了自己。這很可悲。這是教不了的，你必須自己去找到方法。” 幾年前，Kumar從烏節路的高級公寓，搬到政府組屋居住——一個遠離名牌商店，卻有真實人間煙火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環境。在這裡，鄰居都比較友善，也會跟你說話，”這是住在公寓時看不到的景象，“也是一種讓我保持清醒的方式。” 家裡有狗相伴，偶爾在Netflix上看恐怖片消磨時光。在這個年齡階段，對Kumar來說，維持內心平靜，似乎比一切重要。問及逗留吉隆坡的難忘瞬間，答案無關舞臺的五光十色。 “我每次都會光顧一家酒吧，我很喜歡那裡的長島冰茶。” 更多【人物】：獨立媒體人馮小非／不靠業配文，在農業新聞路上堅持走到底窮小孩變併購大師，黃日燦成就壯闊人生波薩諾瓦吉他手李鴻昌Xiong／遨遊Bossa Nova韻律找回享樂的慵懶姿態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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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小孩變併購大師，黃日燦成就壯闊人生

臺灣產業創生平臺創辦人黃日燦，將72年人生歷經的動盪當成養分。他是如何從圓環邊的窮小孩，成為“併購大師”？在新書《黃日燦傳》中，可以一窺究竟。 “建中、臺大法律、西北大學法學碩士、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從一連串“學霸”般的學經歷來看，傳奇併購律師黃日燦常讓人以為是權貴弟子。不過，大家不知道的是，他曾是住在臺北大稻埕圓環邊的窮小孩，如今卻在企業界佔有一席之地，甚至被譽為“國際併購大師”。出生時牌運欠佳的黃日燦，如何翻轉人生？非法律系不讀，大四考上律師高考 “其實我並不覺得自己苦，也不覺得自己特別窮……”黃日燦說，從小的生長環境，就是一家人擠在破舊住處，連浴室都只是一塊門板遮擋起來的空間，但他總能隨遇而安。黃日燦小時候，父親曾開設水電器材行，但不擅計算成本，導致虧錢也不自知。在黃日燦印象中，家中常有黑道前來討債，讓當年15歲的他，氣得拿鐵管衝出去“幹架”。儘管黃日燦小時候的生活並不容易，但也在這個環境的打磨下，讓他很早就瞭解，教育是他能翻轉人生的機會。有了這番體認，練就他無論在多嘈雜的環境下，都能專心讀書的能力。果然，初中、高中接連兩次聯考，他都考上臺北的第一志願大同初中、建中。不過，考大學時，因為從小立志當律師，他以社會組丁組榜眼之姿，“降級”考上臺大法律系。為什麼這麼想當律師？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他說起一個不太好的兒時回憶。當年只有10歲的黃日燦，拿著跟鄰居借來的涼蓆在分隔島上納涼，卻碰到警察驅趕，涼蓆還被沒收，他為了拿回涼蓆，不得不接受幾個警察的戲弄。這段經驗讓他確立志向，希望長大後成為一位伸張正義的律師。另一個非法律系不讀的原因，是他自認“一無所有”，而成為律師，並不需要身家背景支持。這樣的想法，支撐著黃日燦的求學生涯，更讓他在大四時，就考上錄取率只有0.01％的律師高考，迎接嶄新人生。出國闖蕩，當上“紐約大律師” 雖然一度在經濟考量下，黃日燦並不想出國深造，退伍之後選擇先投入職場。不過，他最終仍下定決心出國學習國際業務，更一舉申請到西北大學每年僅一個名額的1.5萬美元留學生獎學金。 27歲，取得碩士學位後，他前往香港工作，協助外資進入中國。後來他又到哈佛法學院攻讀博士，甚至不到3年就取得學位，打破了法學院最短時間取得博士學位的紀錄。取得博士學位後，黃日燦選擇進入紐約高特兄弟法律事務所，接觸到的客戶多是超級富豪或是國際級的大企業。他憑藉這樣的戰功，連番證明自己的實力，被美國眾達法律事務所挖角，處理不少國際併購大案。其中最經典的，是北美煤礦公司併購家電大廠的案子。由於併購牽涉複雜的財務會計及融資問題，甚至是從一個交易變成4個複雜的交易，過程環環相扣，還得在同一天內完成。但黃日燦當時不眠不休地工作，併購過程中連掉下一張紙都得由他來撿，就怕打亂文件順序。這也讓原先對他持懷疑態度的客戶大為改觀，更讓黃日燦在38歲時就升任眾達法律事務所第一位華裔合夥人。一句話，成為裕隆“特別顧問” 黃日燦除了早已是國際知名的併購大律師，更為人熟知的是裕隆集團“特別顧問”的身分。這個職銜，橫跨裕隆集團創辦人吳舜文、嚴凱泰母子時代，直到嚴陳莉蓮掌舵的此刻。當年，黃日燦還在眾達時，嚴凱泰為了母親吳舜文的香港賬戶問題，找他協助處理，兩人因此結緣。由於年齡差了一輪，嚴凱泰就把黃日燦當作親大哥看待，甚至引薦給母親認識。黃日燦透露第一次見到吳舜文的“大場面”。他說，當嚴凱泰帶他來到吳舜文辦公室時，吳舜文先把嚴凱泰請出辦公室，隨即發問：“如果我們（吳舜文、嚴凱泰母子）意見不同，你怎麼辦？”黃日燦儘管頭皮發麻，還是回答：“努力到你們母子意見一致為止。”這個答案顯然深獲吳舜文肯定，她馬上請秘書叫嚴凱泰回辦公室，同時送上茶水。一句話牽起兩家數十年情誼，黃日燦也成為裕隆集團的軍師，集團任何重大決定，他總不吝惜分享跳脫立場的建議。 2018年，情同兄弟的嚴凱泰離世，讓黃日燦黯然神傷。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陳泰明說，在嚴凱泰告別式後，他們共乘同輛車返家，沿途兩人都沒說話。下車時，他轉頭一看，發現黃日燦眼神中曾有的自信與精明，這一刻都消失了。退而不休！現在想幫助企業升級轉型黃日燦的前半生見過許多大風大浪，過去經手的併購案中，也創下不少里程碑，像是美光並華亞科、日月光並矽品等併購案，對臺灣產業的影響深遠。原來他仍有一個未盡之夢，就是推動臺灣企業的“老創新生”，幫助支撐起臺灣經濟的中小企業，在未來的產業變化裡可以繼續永續發展。 “我有他人少有的經驗，也深切明白臺灣不能只有一個‘護國神山’，”黃日燦說，如果要讓中小企業更茁壯，勢必要加強產業界的橫向交流。在成立臺灣產業創生平臺前，黃日燦曾與緯創董事長林憲銘討論過。林憲銘笑說，黃日燦馬上要他“投資”，自己也心甘情願被他“騙”，而且“被騙得滿高興的”。但投入創生平臺絕非易事，除了時刻心繫臺灣，黃日燦同時有足夠經驗與能力，瞭解如何幫助臺灣中小企業。黃日燦在業界登高一呼，2020年平臺誕生，提供開放的知識交流場域，讓臺灣大中小企業的掌舵者有交流機會。除了知道自身問題，也幫助他們“開竅”，升級轉型。黃日燦說，當一家公司能從3％成長到10％，甚至更高，再去影響其產業聚落，就能發揮更大效益。過去創下併購傳奇，退休後成立臺灣產業創生平臺，黃日燦一心一意想幫助臺灣企業升級轉型。他自比為武俠小說《絕代雙驕》裡看似灑脫不羈，卻處事有原則、有情有義的小魚兒，就是他壯闊人生的寫照。 2024第22屆遠見高峰會主題：AI˙淨零˙共識˙和平地緣政治動盪下的新思路日期：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 2024年11月7日（星期四）地點：臺北遠東香格里拉報名鏈結：https://reurl.cc/QEjgrp 掃描二維碼或致電客服（03-7965 8539）瞭解更多詳情。購票即享優惠，與全球精英共話未來，拓展您的人生新視野。更多【人物】：波薩諾瓦吉他手李鴻昌Xiong／遨遊Bossa Nova韻律找回享樂的慵懶姿態國際舞蹈大師廖春慧／傾注一生，舞出東南亞民族舞蹈之美制弓師黃鵬健／不能急，不能慢，要精準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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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黃山料 / 被罵亦是被看見

2021年，擁有百萬粉絲的自媒體公司——一件襯衫：你揮灑的城市日常風景（以下簡稱：一件襯衫）無預警下架。創辦人黃山料放棄百萬收入，轉而投身專職作家的決定，更讓一票支持者訝異不已。短短3年，他以療愈系文字屢屢登上書店的銷售排行榜，成為新生代暢銷作家。但無可避免的，黃山料的成就伴隨而來的是一串串惡評。問起如何面對網絡上的負評？黃山料表示全靠心中的“雙重人格”。第一次知道黃山料是在2018年。當時，臺灣一個講述職人故事的影音平臺“一件襯衫”誕生。在屏幕前，他總是身穿白色素T和黑色九分褲與受訪者對談，在自媒體平臺崛起之時深受網民歡迎。 2020年4月，一件襯衫開辦對談節目《山料聊聊》，其中一集邀請臺灣內湖隨機殺人事件的受害者母親王婉諭當節目嘉賓。雖然節目播出後的評價褒貶不一，但短短兩天內卻創造出了100萬的流量。在自媒體平臺甫興起的時代，一件襯衫的前景看起來非常可觀。但這時候，身為平臺合夥人、內容發想者的黃山料，內心卻早已不堪負荷。他坦言當時不快樂佔滿生活，“我漸漸發現，我不是在服務創作而是廣告公司。” 於是，2020年11月15日，黃山料向一件襯衫的合夥人提出離職。在他離開後的3個月，該頻道的流量只剩下十分之一，“一家媒體公司如果沒有流量，就沒有廣告收入，所以大家共同決策後決定收掉。”於是，他在個人臉書宣佈，高達56萬追蹤人次的一件襯衫暫時停更並解散團隊。說故事是他最想做的事來自臺灣離島金門的黃山料，18歲隻身一人到臺北打拼。雖然在25歲時創辦一件襯衫自媒體平臺，但其求學時的專業卻是服裝設計，更曾在英國倫敦的畢業展時裝週（Graduate Fashion Week）奪下新銳服裝設計師的冠軍。隨後，他將在臺北打拼的故事，全都寫在《漂流青年》裡。 “2019年，我出了第一本書《漂流青年》，但賣得並不好。”他接著透露，當時一年僅有14萬臺幣的收入，他無奈地表示：“我意識到單靠作家這份職業無法生活，所以只能往廣告公司找收入。” 為了確保有足夠的收入來源支撐創作，黃山料帶領團隊經營一件襯衫的同時也一邊寫作。然而，看似兩全其美的方式，黃山料在回憶過去時卻不禁哀嚎：“同時做兩件事實在太難了。”黃山料在一件襯衫擔綱企劃、創作者或導演多個角色，“經營一家公司花費我全部的力氣，所以在寫作和一件襯衫之間，我只好取捨。” [vip_content_start] 隨著一件襯衫的結束，黃山料說：“這樣我就能專心做我喜歡的事情——說故事。”說起對“說故事”的喜愛，他強調是其一路以來努力的方向。即便透過服裝，他亦會注入故事線，以系列服裝說出故事。 “後來我做紀錄片，也是用影像說故事，現在就用書本說故事。”惟談到創作如何在藝術和商業間取捨，黃山料緩緩道來內心的掙扎。從藝術極端走向商業極端最後迴歸平衡 “我小時候是個藝術家，就是在服裝設計那個階段，那時候的作品只能在伸展臺上展示，不是一般市面上賺錢的東西。”那時候的他，即便在設計服裝上往藝術的方向前進，但回到現實生活裡，黃山料必須省下一頓飯的錢才買得起一條拉鍊。 “那時候我要犧牲我的生活，很辛苦地去完成那個藝術品。最後藝術品在伸展臺上面被展出，但比賽結束之後，我又回到我一個人很辛苦的那個小窩。你在舞臺上光鮮亮麗的得獎，但你其實沒有得到什麼收入，就有點不切實際。” 即便在國際上獲得認可，他在服裝設計這條路上依舊吃盡苦頭，更清楚意識到：若一個作品沒有商業循環價值，就無法讓創作者健康生活的道理。於是，黃山料選擇從藝術創作模式，改為經營商業自媒體平臺一件襯衫。 “但一件襯衫也沒能走到最後，不是嗎？” “因為太商業了，你看我從藝術的極端走向商業的極端，現在我希望可以在兩者間取得平衡。” “所以寫作有讓你找到平衡嗎？” “我覺得有。” 高產量新生代作家 30歲前夕，黃山料收掉一件襯衫，回到老家金門閉門創作。6個月後，他出版第二本書、散文集《好好生活，慢慢相遇》，當時榮獲誠品年度心理勵志作家銷售第一。若以服裝設計、廣告公司和出版業三者的收入相互對比，黃山料表示：“在設計業時，收入等於零。在廣告公司，我的年產值有約1500萬臺幣。現在從事出版業，如果賣20萬本書，算下來大概就是六千多萬臺幣。” 他認為，透過這樣的商業循環模式得以讓企業收益，團隊中的每一環都順利運作，“這樣就有一群人可以支持我創作。” 之後，黃山料再創作首本青春戀愛小說《好好再見，不負遇見》，更長達半年以上穩居誠品華文暢銷榜第一名。隨後《那女孩對我說》《餘生是你，晚點沒關係》以及《人間孤獨，卻與你一見如故》，同樣深受讀者喜愛。問及如何在短時間內產出大量作品？他精簡地回了一句：“就是要努力談戀愛啊。”不難發現，黃山料的作品內容大多圍繞在人際關係轉，“我的靈感來源，其實就是付出愛與想被愛，就那麼簡單。” 此外，黃山料在社交媒體上積極與讀者互動。他認為這亦是其能量來源，“作家是一種很孤獨的生物，我每年有4個月都會關起門來、一個人待著寫書，你說這該有多孤獨？”因此，每日與讀者的互動，從留言中得到的回饋便是他消磨孤獨感的方式。 “他們對我來說很重要，有時讀者的分享、回饋，也成為我創作靈感的來源。” 在視頻當道的時代為書設計巧思但黃山料6月發佈的新書——《人間孤獨，卻與你一見如故》卻跳脫一如既往的愛情題材，以校園霸凌為主題。故事同樣圍繞著黃山料自身經歷為出發。在6年的小學生活中，他就曾換了5次學校，當中也曾經歷被同學霸凌，“我想透過這本書告訴讀者，伴隨你一生的不一定是愛情、朋友或家人，也可能是另類的形式。” 問及何以在視頻當道的時代仍相信文字，黃山料思索一番後表示：“我相信文字的力量沒錯，但我並沒有放棄影片。”他認為影片和書本的最大差別，即前者是順著時代敘事的媒介，但後者卻恰恰相反。 “我一直嘗試把這兩個不同產業的文化結合在一起，因此我嘗試著將5萬個字的故事分割成不同的章節，以符合這時代讀者接收資訊的習慣。”此外，黃山料在每一篇的開端也特別以一段短文擷取重點，讓不習慣閱讀長文的讀者，可以當作語錄書翻閱。 “所以這本書服務於不同閱讀習慣的族群。有人看小說、有人看語錄、有人喜歡看短篇的文章。但唯有那些願意讀長文的人，才可以吸收完整的故事。”此外，黃山料每日亦會透過社交媒體上傳短視頻，用不同的方式和讀者交流。 “我看到最開心的留言，就是有讀者跟我說，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看完一本書。” 內心住著雙重人格以堅強面對負評短短數年的時間，黃山料從自媒體工作者晉身暢銷作家，坊間出現不少質疑聲浪。問起如何看待這些負面評價，他淡然地表示不受影響，而這一切歸功於其內心住著的雙重人格，“ 一個是創作者人格；一個是創業者人格。” 他說明，創作者人格反映其內心敏感、細膩的一面，容易受傷也很敏感；然而，創業者人格是一個行銷人，以利益和收穫為優先考量，較為理性。“我會分析說，為什麼這個人罵我？或許一些網絡的意見領袖需要透過罵人的方式獲得流量，才能接廣告業配。所以我也理解說這是一種商業模式，你不是隻罵我，你也罵了很多人。” 由此，黃山料也會把“被罵”視為“被看見”的機會。 “底下的留言不是真的討厭你，他們也許只是吃瓜群眾。如果你回應得好，就是幫自己加分。網民也可能從討厭你再往中立靠近再變成喜歡我，也說不定呢？”他說。（原文上傳於31/07/2023）相關文章：梁文聰 / 擁有黃山料……是否一件羞恥的事？成安然：我樂於做山料粉更多人物內容：中國小說作家丁墨 / 機會永遠留給做好準備的勇者香港網絡作家藍橘子/ 刪減素材比創作更難臺灣剪輯大師廖慶松 / 電影和孩子一樣，不能強迫它長成你想要的樣子中國作家劉震雲 / 無言的洪流，改變有聲的世界臺灣資深媒體人范琪斐 / “不要老是覺得大眾很蠢” 媒體人該相信社群的智慧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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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王禮霖／首當導演入圍金馬每一步皆在算計中

約訪王禮霖時他正準備出國，在一週滿滿的行程中擠出兩小時。當天他稍早的會議耽誤了，事先來訊通知；匆匆趕到現場隨即拍攝一組照片，像藝人一樣在快門間變化了幾個眼神、姿態。語速和動作一樣快，訪談結束下樓，電梯門一開，高個子的他就邁開長腿，消失在人群中。與其說快，不如說有效率。這大概與唱片宣傳企劃出身有關，日常工作瑣事，唱片、影視案子，一切早就安排妥當。導演處女作《富都青年》一樣，從製作到宣傳策略算盡，成功全無僥倖。多那一份特別的，大概就是生命與二十多年工作經驗的積累。報道：本刊白慧琪攝影：本報譚湘璇 2023年第60屆臺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入圍名單中，王禮霖年紀最長。但他並非電影圈新人，在馬來西亞娛樂圈更是資歷深厚，是當年的金曲新人王林宇中、偶像團體東於哲（郭曉東與陳澤耀）的幕後推手。 “以前哪裡會想要自己當導演，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當導演很難的你知道嗎？”涉足電影，王禮霖一開始先當製片、監製，因為擅長統籌和尋找資金。“只要我有開案子，是不是能讓馬來西亞的演員、工作人員開創一些新的可能？” 王禮霖的電影夢，從小就開始了。小時候與外婆同住，跟著舅舅看電影、聽流行音樂。年紀還小，先追唱片，買了很多天王巨星的卡帶；上了中學才比較有能力買戲票，自己跑去看電影。中學畢業後，王禮霖從太平小鎮來到首都吉隆坡修讀廣告設計課程。離家，等於更方便實現追星自由，每個星期留守雜誌《偶像雜誌》《生活電視》，追蹤藝人明星的動態。和很多電視兒童、港劇撈飯長大的人一樣，他嚮往娛樂圈，但那把鑰匙在哪？學院畢業后王禮霖從事廣告工作，也面試過唱片公司宣傳、電臺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絆一下，才在網絡媒體《紅人館》重新開始。他是編輯也是記者，負責娛樂內容，理所當然靠近娛樂圈了。王禮霖進入唱片業，為藝人著想，他一一打電話給各種廠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請總機轉接到行銷部門。但當時也是流行音樂的最後一個大盛世，後來MP3橫空出世，唱片業受到打擊。總不能讓旗下歌手閒著，要替他們尋找出路，於是他也開始涉足電視，拍了《高校鐵金剛》和《逆風18》。王禮霖自認有不服輸的性格，或確切來說，他的原則是凡事給自己50%去爭取的機會。“不管做什麼事都去試一試，失敗了，心甘情願。”他說，過程不需要多說，間中還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會說明一切。《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富都青年》火紅，王禮霖簡單總結“剛好天時地利人和”。他也不想過分謙虛，因為團隊在每個階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開始決定做社會題材，就想好策略路線。《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監製的《分貝人生》一開始就定位為影展片，用影展成績開始發酵口碑，先讓觀眾注意到新作。第二波宣傳關係到上映時間點。在臺灣，金馬效應是不變的定律。王禮霖跟團隊說，就當作品一定會入圍來做，早在名單公佈前就先敲定在金馬獎隔週全臺上映，再順勢帶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跑影展時，《富都青年》在3個不同國家都拿下觀眾票選獎，王禮霖認知到那是指標，這部電影與觀眾是能產生連結的。“算計”的部分就在這裡，他看到機會，選了吳慷仁在監獄無聲控訴的15秒片段作為入圍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釋出的劇照、海報、預告片段都沒監獄畫面，大家都在頒獎典禮上被影帝演技驚豔到，也好奇故事轉折。 “如果真的沒得獎，至少大家可能會被吸引。”王禮霖說，“沒有人跟我們說會不會成功，可是我們就判斷，在這個時候做了這個事。” 從企劃、宣傳策略來看《富都青年》，有王禮霖過去工作二十多年來的經驗累積。唱片製作與宣傳、歌手定位、選歌、合作對象、形象包裝等，每一步都在算。後來做電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標方向。臺灣移工經歷成創作養分而從故事、情感來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監製的《迷失安狄》《分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跡。金馬獎期間，王禮霖接受多家臺灣媒體專訪，自揭25歲曾到臺灣當外籍移工。住在潮溼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著冰冷便當，報道一出還引起當地市議員關注。回想，他還是不懂為什麼命運之手會把他推去臺灣當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絆。但無可否認，這段經歷在20年後成了他的創作養分。當年廣告設計課程畢業，投入相關行業，浮浮沉沉，因為他對廣告興趣不大。當時又流行跳飛機，他選擇合法途徑出國工作賺錢。當時姐姐在臺灣當人力中介，原本介紹他去組裝電話，卻不想意外到鐵廠當勞工。 1999年，已是25歲的大男生，在臺第一個月幾乎每晚哭著寫信回家。可王禮霖說起這段過去已不悲情，還聲情並茂講到曾在工廠宿舍遇到邪門的事。媽媽在馬求了平安符寄給他，當地打掃阿姨卻說，“臺灣的鬼要用臺灣神啊，你馬來西亞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養分的是其他菲律賓移工對他的關心，帶他去郵局，認識附近環境，告訴他去哪裡買東西。“所以是那個情感啟蒙，為什麼異地來到這裡生活的人，互不相識，他們要給予我這樣一個人關心和愛護？” 敘事中帶出社會議題還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禮霖從小在太平湖常見跨性別者拉客，“他們也是人嘛，可是我們沒有再往下去看他們的世界……”又如一次隨藝人拜訪貧戶，讓他看見繁華都會常被忽視的角落，於是有了後來的《分貝人生》。 “我每次帶出（這些議題）只是想提醒大家，有這樣的情況在馬來西亞發生著。”王禮霖說，“可是我不會給你任何答案。”他沒有太大的抱負，不全然想探討社會議題，而是喜歡講人與人之間情感濃郁的故事，敘事當兒順便帶出一些馬來西亞的社會議題。不過，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後，政府正草擬公民權修憲案，並在3月提呈國會。很多人因此透過電影瞭解無國籍人士的處境。王禮霖欣慰，電影讓這個議題被看見，讓大家對這些群體有多一點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帶著馬來西亞的電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區的觀眾去討論。電影是很好的說故事媒介，我們也是透過不同電影看到不同國家的生態、環境啊。” “《富都青年》後我要做什麼呢？我會繼續做的，希望能帶動一些可能，比方說跟更多不同的電影人或單位合作。因為我一直覺得，馬來西亞這個產業還有很多很厲害、有潛力的人。如果大家覺得《富都青年》是一個成功案例，那它同等會開拓一些資源，我願意跟這些人一起共享……” 對行業的“一廂情願” 訪談尾聲，王禮霖看似總結，卻又突然反問“這會一廂情願嗎？” 不打擾，讓他繼續說，慢慢釐清。那些疑惑在於，他很熱血在推動一些事。例如辦過3屆AIM中文音樂頒獎典禮，讓歌手感覺到鼓勵，不要放棄夢想。又如去年貼錢辦了臺馬中文電影交流會，還特地引進臺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會。 “我會質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禮霖強調一切不為掌聲，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創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貝人生》後，把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請來，讓大馬電影人多一個尋找資金的選擇。“那我不曉得是自己爽，還是一廂情願，還是我就幫到這個產業一些些？” 其實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願的。這一番話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實也撫慰了許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們永遠要知道，當你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些辛苦是ok的！” 更多【人物】文章：裝束復原造型師劉蕊／連接古今橋樑重現裝束古韻之美歌手阿蓮娜·沐塱／一把加貝琴說加拉必族故事淺堤鼓手黃堂軒／組樂團玩音樂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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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束復原造型師劉蕊／連接古今橋樑重現裝束古韻之美

猶記得小時候看了某部自己喜歡的古裝劇，被電視裡的男女主角衣袂翻飛，裙襬飄逸的唯美畫面所吸引後，就會關起房門，把床單或毛巾披掛在身上化身俠客或是哪路神仙，從床上蹦到地上當作飛天遁地，自導自演地開啟自己的天馬行空小劇場。大多數人的這段童年記憶會隨著成長如煙消散，有時回想起來可能還覺得腳趾摳地的尷尬，然而有的人卻將童年虛無縹緲的憧憬當作事業目標，並堅定地朝前邁進，把刻在壁畫上、寫在古籍裡的霓裳還原、展現在人們的眼前。她就是非遺手工講師、裝束復原造型師——劉蕊。報道：本刊葉洢穎攝影：本報蘇思旗、受訪者提供 3月底在網上人氣超高的華樂團自得琴社來馬舉辦4場演出，其幕後功臣之一劉蕊自然隨行。劉蕊畢業於上海同濟大學設計專業，多年從事妝造、繪畫、設計、手工工作，是該社的妝造師。表演者身著極為考究，充滿唐韻的服飾，梳著唐風的髮型，讓觀眾宛如穿越時空回到唐代欣賞一場美到極致的演出，每場視聽饗宴的背後都少不了她的助力。除了這一身分，她也是中國高級形象設計師，曾多次擔任非遺類手工以及文化類活動展會講師，並且以化妝師、服裝師、造型師身分參加央視中秋晚會、湖南衛視、愛奇藝等電視及平臺節目。履歷如此金光閃閃的人，真實模樣究竟為何？兒時看古裝電影幻想自己是劇中人當我推開吉隆坡中國文化中心的大門，只見一名身穿素雅又不失精緻的漢服，盤著簡潔髮髻，有如畫中走出的仕女帶著梨渦淺笑，揹著光站起身來朝我點頭致意。許是在上海定居已久，個子嬌小的劉蕊，言語中幾分江南女子特有的軟糯，反倒不像是舉止豪邁的東北人，也只有在閒聊間談起在吉隆坡吃了哪家正宗的東北菜餚時，兩眼閃爍的金光方暴露出原來她來自東北。如同許多小女孩一樣，小時候的劉蕊在看古裝電影時，被演員華麗的服飾深深吸引著目光，不禁披著窗簾幻想自己是劇中人。 “我就想那個時代的人都是這樣穿著嗎？是這樣這麼好看的嗎？” 這顆悄悄在她幼小心靈埋下的種子，隨著她的年齡增長破土而出。 “長大了以後，待我真的去了解這方面（知識）的時候，突然發現這方面的文化其實比我想像中的更加華麗、更加璀璨，所以我就想繼續深入地研究。” 當時，她就讀上海同濟大學設計專業，通過查閱資料，開始瞭解了更多相關文化，加上童年的美好記憶刻骨銘心，原本只是當興趣研究，不料卻越陷越深，難以自拔，最終更以此為職業。裝束復原之路步步艱辛對於裝束復原造型師而言，沒有哪個朝代的妝造復原是易事，每一個環節各有不同的難度。裝束復原工作展開的第一步是需要查詢、收納、整理資料，但是能找到的資料包括出土文物、壁畫、陶俑以及當時能留下來的所有文物等等，可能是碎片化的，要將一塊塊四散的碎片拼湊起來，其難度可想而知。 “古時候不像我們現在有這麼好的影像資料，我們只能通過一些晦澀、殘破的文字記載，一些殘破的紋樣，再對比同一時期的東西來還原它當時的模樣。” “有的時候為了達到壁畫裡的效果，光是材料可能就要嘗試很多遍才能達到我們想要的成果。” 再者，即使資料再怎麼清晰，衣服的材質、顏料的原料亦難以辨別、釐清。 “畢竟我們無法看到一個活人站在我們面前，我們要知道這個衣服為什麼這個地方皺起來了？是什麼材料製成的才會皺起來？” “然後，當初的印染技術不像我們現在的印染工藝可以通過化學（品），比較容易達到我們所想要的條件；當時的人是用花草來調製顏料，那麼當時能採到的花和草能調製出什麼樣的顏料？調出的顏料到底是什麼顏色的呢？” 此外，還得考慮到經過時間長河的沖刷和風雨侵蝕，這些壁畫的顏色亦會隨之褪色、掉落，那該如何確保還原效果呢？ “我們還是有相關記載的，說當時的這個顏色是拿什麼顏料製成，當中有可能幾十種材料，我們也會採集這些東西。” “但是它很少說明或清楚列明用量是多少，所以我們就不斷地嘗試，不斷地試驗，儘量達到當時的效果。” 而且復原難度會隨著年代的久遠程度逐步增加，截至目前為止，耗時最長的是復原一套南北朝的服裝，其時間跨度長達1年。 “一來是年代久遠，再加上能參考的東西實在是不多，我們花大量的時間去採集材料、選布料、面料，然後自己親手去印染等等，這還是一個很挑戰的事情。” 復原之路可謂步步艱辛。唐代妝容與服飾自由度高自得琴社來馬演出的“ 朝代系列音樂會” 首部作品《琴為何物· 唐· 孤煙直》音樂會是以唐代為主題，而唐代的多元、開放和包容，可從當代的服飾一覽無遺。 “我們每一個時期流行的款式都有它獨特的一面，唐代是一個比較多元化，比較包容化的時代，那麼我們就會吸納很多唐代經常講的‘胡服’。” 她細細講述道，唐代處於文化交融的狀態，與外邦文化相互影響，由於接納了外來文化，在原有的服飾基礎上，顏色變得更為鮮豔。 “一些比較特殊的紋路、紋樣也是在那個時期獨有的，包括唐代一些衣服的絲質感也是那個時期獨有的。” 相比起其他朝代，唐代的女性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因此無論妝容或服裝，皆達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可以穿著自己喜歡的服飾、化著自己喜歡的妝容。於是出現瞭如今看來前無古人，直到近代方有來者的現象：女穿男裝。 “很多朝代的服裝是男性穿男裝，女性穿女裝，但是在唐代，女性是可以穿男裝，（記：穿胡服）對，就是他們也會有這樣的流行，能看到女性當時的地位還是蠻高的。” 此外，在唐代之前的妝面以白妝為主，搭配一些花紋，到了唐代，臉上的花紋和妝樣便來到鼎盛時期。 “從臉上的花紋和妝樣也可以看出當時的人民其實是比較富有的，因為胭脂也挺貴的。她們可以在臉上化這麼多胭脂就證明他們的生活還是很富足。” 當時胭脂大部分的成分是花草，而立竿見影的美白效果，則使用瞭如今我們熟知的劇毒鉛粉。 “古人的化學知識肯定不如現代人嘛，我們現在的妝術品裡面肯定是沒有鉛粉，但是當時她們用鉛粉，達到馬上美白的效果。” 雖然唐代亦是一個妝容極為多元、發達的年代，卻也並未前衛到有一本美妝書逐一介紹每種妝容。以蛾眉為例，光看字面難以想像是何模樣，於是需要通過壁畫、參考資料、出土的陶俑，再去比較同時期的產物，才能看出哪種是最符合“蛾眉”的形態。欸，聽起來怎麼與考古工作那麼相似？ “比考古可能相對簡單一點，我們考慮的只有妝容和服裝。”她笑說。可惜尚未有高校開設專業學科裝束復原師宛若一座連接古今的橋樑，帶著淹沒在歷史煙塵中的服飾，穿越到現代，呈現在我們的眼前，讓我們得以感受到古韻之美。她覺得頗為可惜的是目前暫時沒有相關的專業學科。 “我一直覺得這種文化應該是屬於學術（類）的學科，但是暫時好像還沒有。不過像是服裝設計或者是一些藝術設計之類的學科，還是有涉及到古代的這些文化知識的。” 但是沒有專門學科是否意味著沒有門檻？若想成為一位裝束復原師又該具備什麼條件？ “只要足夠熱愛就可以了。”她溫柔笑道。是了，眼前的她不就是憑著一股熱愛，終於活成自己夢想的樣子嗎？更多【人物】文章：歌手阿蓮娜·沐塱／一把加貝琴說加拉必族故事淺堤鼓手黃堂軒／組樂團玩音樂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演員“Money姐”鄧金煌／人生該選擇精彩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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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手阿蓮娜·沐塱／一把加貝琴說加拉必族故事

透過彈奏沙貝琴（Sape），砂拉越歌手阿蓮娜‧沐塱（Alena Murang）唱出屬於高原民族加拉必部落（Kelabit）的文化故事。悠揚悅耳的琴聲，搭配上她的柔美歌聲，阿蓮娜穿梭一座又一座城市間表演。她唱的是加拉必的民謠、用的是加拉必語，臺下的觀眾卻聽懂似的，熱淚盈眶。 2018年，阿蓮娜被時尚雜誌《Tatler Asia》選為大馬藝術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去年3月，她再次獲得該雜誌評選為本地的“亞洲新銳先鋒”（Gen.T）。她說：“身為第一代在雨林外成長的加拉必人，我想讓更多年輕族人知道如何用‘新’融合舊傳統，以說故事的方式，讓加拉必族的文化繼續流傳下去。” 報道：本刊陳星彤攝影：本報陳啟基 “Liling liling liling liling Liling uyau along liling nalan” 某日下午，點開串流音樂平臺的隨機歌單，播放的便是阿蓮娜的專輯。耳機傳來聽不懂的歌詞，但悠美女聲搭配乾淨的琴聲，讓聽的人瞬間抽離都市忙碌日常，瞬間置身雨林世外。見到阿蓮娜那會兒，她T恤搭配寬褲，脖子掛著加拉必族寓意祝福的傳統項鍊。初印象，只覺得她比想像中更高挑，五官深邃、一頭捲髮，說是本地人但樣貌偏向歐裔，“我爸爸是加拉必人，媽媽有意大利和英國血統。” 加拉必人來自名為峇里奧（Bario，中譯意為風）的高原地區，但從阿蓮娜這一代開始，該族裔後代離開家鄉到大城市居住。即便如此，住在古晉的族人時不時都會舉辦文化教學活動，讓在城市長大的加拉必後代能夠學習該族的傳統。阿蓮娜與沙貝琴的相遇，便是這樣開始的。過去沙貝琴僅男性可彈奏 “我10歲開始接觸沙貝琴（Sape）。”當時，她和同齡親戚共7個小朋友，學的是以沙貝琴聲為背景的文化舞蹈，卻只能靠CD和卡帶錄音排舞。為了讓編舞更有創意必須重新編曲，所以他們主動向叔叔、沙貝大師馬太奧（Mathew Ngau Jau）討教。只不過，根據加拉必族的傳統，沙貝琴僅男性巫師能演奏。但隨著西方文化被帶入婆羅洲，族內多人改信基督教，漸漸地這屬於加拉必族的古老樂器，能夠彈奏的人越來越少。想到這裡，馬太奧揮去腦中族人的反對聲音，擔起沙貝琴教師的角色。阿蓮娜自然地成了他的第一位女學生。那時，她和族人帶著沙貝琴為晚宴彈奏，也曾在雨林世界音樂節舞臺上演出。看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者在臺上發光，讓她更加嚮往。但當時沙貝琴演出者多以傳統模樣演出，“他們多為長輩，有很長的耳垂。我是女生也是混血，誰會接納我呢？” 認清藝術魂毅然轉行最終阿蓮娜選擇到英國深造，讀的是商科，畢業返馬到一家企業公司上班。直到一次因腳受傷被迫休假，她在這段日子開始作畫。意外地，她的畫作獲得同事的青睞，以馬幣50令吉售出，“有人願意付錢買我的畫，這是我從來沒想過的！”在病癒不久後，她重返職場，但一下班便躲在房裡作畫。“那時的我充滿活力，每次創作到凌晨4點，早上9點去上班。同住的哥哥還擔心我，哪裡出了問題。”她笑著說。當時在吉隆坡也有許多“即興表演”（open mic）的場地，她擔任吉他手的角色，而沙貝琴不過是表演結束前的一個“小彩蛋”。漸漸地，她認清自己對藝術的熱愛後毅然辭職，到新加坡上藝術基礎班。學成歸來之時，她25歲。 “我當時不知道未來的路怎麼走，想說等花完積蓄才打算吧。”原想一切順其自然的人生，卻因為一場邀約，阿蓮娜自此踏上了國際音樂舞臺的路。帶著沙貝琴走向世界在前同事、也是世界音樂組合“Diplomats of Drum”成員的邀請下，她以沙貝琴樂手的身份代表大馬到美國參與巡演，“那時我沒有一把電子沙貝琴，摯友也不知道我會彈沙貝琴，就是這麼業餘的一個狀態。” 她趕緊在演出前回到砂拉越買一把電子沙貝琴，隨後開始在美國城市間兜轉。從巡演中，她打開眼界，進一步意識到大眾對沙貝琴這把古老樂器的好奇。同時，阿蓮娜也會在社媒上分享彈奏沙貝琴的視頻，慢慢地接到演出邀約。為了更專注在沙貝琴演湊，她辭掉當時在非營利組織的教育工作。2016年，阿蓮娜正式成為全職的沙貝琴演奏者。家族成員協力創作同年，她找來堂弟喬舒亞（Joshua）任製作人，完成名為《Flight》的作品，內容與“家鄉”“身分認同”相關。由此，她獲得世界各地音樂節的演出邀約。往後3年間，她到過冰島、意大利、德國、巴拿馬、美國以及臺灣等地，在國際間展示沙貝琴的魅力。不單是音樂製作人，甚至音樂視頻（MV）都是出自家族成員。在國際音樂頒獎典禮上獲得肯定的〈Midang Midang〉（2019）和〈Warrior Spitrit〉（2021），均出自表妹沙拉（Sarah）之手。有趣的是，在這之前阿蓮娜和沙拉素未謀面，“2016年，她出席我的《Flight》專輯推介禮，在心中決定要為歌曲拍MV。”沙拉聯絡上她後，兩人選擇為專輯中重新編曲的加拉必族民謠〈Midang Midang〉拍攝MV。為呈現加拉必族獨特魅力，製作團隊從吉隆坡飛回美里。她說：“為了運送大量的器材前往高原，我們花了整整12個小時才抵達峇里奧。”該影片最終獲阿根廷 “布宜諾斯艾利斯音樂視頻節”（Buenos Aires Music Video Festival）的最佳造型獎。而沙拉對傳統文化故事的著迷，在2021年的〈Warrior Spitrit〉音樂視頻，更注入當代神話風格，彷彿在進行一場傳統文化盛典。同年7月，這個MV在英國“國際音樂視頻獎頒獎典禮”（International Music Video Awards）上，贏取最佳服裝及最佳亞洲與太平洋音樂視頻兩項大獎。沙貝琴不再是陪襯角色阿蓮娜的歌唱事業看似順遂，但無論在組樂隊或定位上，最開始面臨的挑戰不小。阿蓮娜非音樂出生的背景，也讓她缺乏自信。此外，無論是傳統儀式還是現代音樂，沙貝琴一直都是陪襯的存在。 “如何突破沙貝琴的限制，把它推到最前面，讓其他樂器扮演輔助的角色，是喬舒亞和我一直以來的嘗試。”這無疑提高了挑選樂隊成員的難度，她接著說：“我們一直希望找到懂得欣賞和渴望講述沙貝琴故事的樂手。”如今，從一開始的阿蓮娜獨奏，慢慢地2個人、3個人……到現在形成固定6個人的樂隊班底。她更透露，今年會釋出新歌曲，除了沙貝琴也會加上華人傳統樂器古箏元素，增加音樂的可塑性，“我不斷地嘗試，讓沙貝琴音樂更偏向音樂創作，踏出只為旅遊文化觀光的限制。” 成內容創作者讓故事源遠流長此外，阿蓮娜在不創作音樂的日子，搖身一變成內容創作者。她透過短視頻，分享加拉必族的“berat”“peta”等傳統珠子項鍊和頭飾。對她來說，這些傳統吊飾再也熟悉不過，但對他人或許非常陌生。 “我們的部落目前只有6000人，懂得說加拉必語言的剩下3000人。如果讓我們的文化保持活躍，必須不斷說故事。透過歌曲，我也總是在說故事。”藉此，阿蓮娜希望年輕人，甚至是馬來西亞人都學會欣賞各民族、部落的多元文化，“從中學會感激我們擁有的文化遺產，再慢慢地融入彼此的生活中。” （原文上傳於08/04/2024）更多【人物】文章：淺堤鼓手黃堂軒／組樂團玩音樂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演員“Money姐”鄧金煌／人生該選擇精彩萬分語言學家史皓元／大學修了一門漢語史對古代漢語更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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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漫畫之父利志達／畫在主流之外築造荒誕想像視界

在七八十年代，武俠和功夫漫畫是叫好又叫座的題材。漫畫家筆下的濃眉大眼英雄個個肌肉賁張，再配合細膩寫實的武打動作，成為了香港民眾的集體回憶和文化符號。可是，港漫不全然是江湖恩怨或刀光劍影。有些漫畫家另闢蹊徑，選擇“逆流”向上，創作非武打類作品，主攻小眾市場，而從事漫畫創作已有四十載的利志達便是其中一人。身為“香港獨立漫畫之父”，利志達不斷地實驗和改變，嘗試各類型的漫畫，偶爾還會讀出哲學的意味。他為大眾市場注入另一種漫畫形態，亦為各種荒誕想像找到安身之所。報道：本刊林德成攝影：本報黃冰冰何謂“另類”？這不難理解。在利志達的專頁上是這樣詮釋——商業與另類漫畫無需分野，所謂的“另類”只是商業的另一面；漫畫同時也能踏進藝術領域。不過，漫畫作為一種大眾消遣品，是需要顧及消費者審美和偏好。站在行銷立場，商家肯定選擇不易賠本的武打漫畫。市場其實也有另類題材，但就猶如夾縫中求存，發行量很少，乏人問津。利志達早年出道時，有好幾位漫畫作家和他一樣，喜歡創作不同題材的作品，可是內容依舊會傾向主流一些，反觀他偏離主流，打造充滿個性的漫畫作品。 “外國有很多人（畫獨立漫畫），那些才是真正的另類。香港市場太小了，當有第2種（非主流）東西出現，就變成異類。” 創作養分從何而來？利志達很早踏入漫畫產業，17歲那年（1982），正好趕上港漫的巔峰時期。他在黃玉郎的漫畫集團擔任助理，卻不喜歡流水線式的分工制度，僅工作一個月便辭職，以獨立漫畫家的身分闖蕩江湖。在80年代初期，他接手編繪多部倪匡的《衛斯理》作品，嶄露了手繪黑白漫畫的實力。到了1987年，他自資出版代表作《同門少年》，並大獲好評。自此便深耕技藝，持續發展其獨特的漫畫風格。想要在漫畫界求存，必須要革新，打破固有的思維框架，拼命吸納不同的藝術養分。利志達開始把注意力放在日本和歐洲的作品，隨後又接觸到更為偏鋒的藝術作品，激發了他的創意和想像空間。 “後來應該是上癮咗。”利志達不禁笑了出來。惟，這個“癮”卻為他開拓另一個美學視野。跨媒體汲取創作靈感他直言以前受到日本漫畫家大友克洋的影響，特別是對方的“電影分鏡”手法，將漫畫“變”成一部電影，看了之後內心感到很震撼。在大友克洋漫畫裡面會有不同的鏡頭語言，例如經典作品《阿基拉》，可以橫跨幾頁無對白，專心地描繪場景和氣勢，為讀者帶來視覺衝擊和現場感。雖說香港武打漫畫亦採用分鏡去凸顯各種打鬥場面，但利志達認為，港漫的漫畫語言會更重一些。反觀大友克洋的敘事方式不同，“他腦海裡面還是以電影畫面為主。” 除了欣賞藝術作品，利志達亦通過電影、音樂去提高自身的審美，解讀電影畫面的構圖，學會如何說好故事。“我看很多歐洲戲，但是很悶的，有些鏡頭是（長時間）不動。”例如意大利導演費里尼的《八部半》，畫面一開始就是長達2分鐘的堵車情景，直至有一個人從車窗爬出來，才打破這個“靜止”的畫面。恰好香港80年代遇上電影新浪潮，許多新銳導演拍攝了很前衛的題材，像是許鞍華的《瘋劫》、《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徐克的《蝶變》，以及譚家明的《烈火青春》等等。他感嘆，那個年代的電影好像外國電影，剪接手法和電影語言都令人驚豔。理想和麵包之掙扎利志達的創作光譜很廣，從晦暗型的《黑俠》、奇幻類的《天妖記》、逗趣可愛的《草莓妹》，一直到畫風簡潔的武俠故事《十三箭》，他都能輕鬆駕馭。可是，成為獨立漫畫家是一種理想與麵包的抉擇，有時需要承接多份兼職去維持生計，比如繪製分鏡腳本（storyboard）、廣告、插畫、作品封面等等。利志達彷彿是一個苦行者，在磨練畫功之餘，還要想辦法填飽肚子。 “我畫的東西不是那麼主流，所經歷的事也相對不容易。所以我經常會不想畫，有放棄的念頭。但是，我（又）真的很想做回（漫畫）這件事，因為它是我最有滿足感的東西。” 突然間，他毫無意識地透露出一種無力感。他坦言，在出版《同門少年》之後，就已經有點不想繼續下去了。 “那時經常會覺得很灰心。”他說。 “沒有人欣賞嗎？”我追問。 “最衰繫有，有人欣賞我。但是人不夠多，需要很多人才能支持你的創作。”他半開玩笑地說，當有人認同和喜歡你的作品，反而變成了一種束縛，“搞到我放棄不到，無法下定決心放棄。” “我覺得畫漫畫是有機會（賺取不錯收入）的，機會渺茫一點咯！” 沒有靈感怎麼辦？利志達曾應邀參加日本“Comic in Asia”巡迴展覽，以及參與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展”。他也是首位獲邀參加法國羅浮宮博物館“當羅浮宮遇上漫畫”（BD Louvre）系列的香港漫畫家。當時他獲准在羅浮宮出入，甚至到一些平常不開放的展覽室尋找創作靈感。 “經過羅浮宮展覽之後，我就想（以後）保留完整的稿。”他笑說，自己有些許惰性，不會像其他藝術家隨身攜帶畫簿記錄靈感。“我有時真的忘記帶，每次不記得東西。” 沒有靈感怎麼辦？他很篤定地回答，不會，要交稿的時候自然會有的，每次都成功。毫無疑問，他的強項是黑白漫畫。我不禁地問，為何會喜歡上黑白漫畫，他立刻回答，黑白漫畫才是王道！ “（記者：一直以來都不喜歡彩色？）最好不要，如果對方（顧客）堅持要，就沒辦法咯！”他笑了出來，隨後接著說，在繪製一本作品時不會是全綵，最多畫幾頁。他自豪地說，以前可以處理很細微的人體輪廓和景物細節，現在眼睛視力不好，成效就有些欠缺。他之前曾聘請助理幫忙，到最後卻發現還是親手繪製比較好。創作不要太“正規” 談到創作心得，利志達強調，即使作者正在敘述一些很主流的題材內容，呈現手法可以多變，不要用太正規的方式去闡述劇情。 “嘗試是很重要，即使是說故事，也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嘗試，不要太傳統，不要因為某些人做，而你去跟著做。” 然而，大眾的口味很單一，他們傾向消化淺白易懂的故事，變成了一個主流聲音。換言之，若想要迎合讀者的口味，作者有時就會有所取捨。另外，想提升讀者的藝術審美是一件知易行難之事。利志達會認為香港缺乏完善的藝術教育體制，沒有投放太多資源在美術課。舉個例子，上課時，美術課似乎可有可無。長期下來，整個社會的審美標準變低了，無法產出令人驚豔的藝術創作。沉默幾秒後，他不以為然地說，或許大家活在碎片化的網絡世界，接收資訊的方式變得支離破碎，很難吸收完整的內容。 “我覺得網絡世界真的令人越來越沒有想法。人一直以來都沒有離開過手機，為什麼要時時刻刻看著它，即使去廁所都要帶著，為什麼會這樣？” 鼓勵年輕人投身漫畫產業嗎？聽完這個問題，他認為漫畫產業有一個怪象，很多人以為漫畫是所有娛樂產品的“基礎”，即有了漫畫，才會改編成動畫和電影。只不過，往往是漫畫完結了才會有動畫作品，公司之後是不會再投放資源到漫畫上面。如果真的要參與漫畫產業，需要直面殘酷的現實——未必能獲取優渥收入，全看個人有多強的意志力和信念。“我覺得通常醒目的那些都不會去做（漫畫），很容易計算那條賬。甚至都不用計算，（漫畫）做不過的。” 然而，話鋒一轉，他又希望年輕一代來嘗試和感受一下。“當你真的畫了一些故事出來，你得到了什麼東西？如果真的得到東西，你又覺得開心，然後又很喜歡的，可以繼續。我們小時候不也是這樣，什麼都不知道，試了一下，最後就迷上了。” 更多【人物】文章：歌手阿蓮娜·沐塱／一把加貝琴說加拉必族故事淺堤鼓手黃堂軒／組樂團玩音樂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演員“Money姐”鄧金煌／人生該選擇精彩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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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堤鼓手黃堂軒／組樂團玩音樂從來就不是一個人的事

來自臺灣高雄的獨立樂團淺堤，在2021年以《不完整的村莊》獲得第1屆PlayMusic Awards年度獨立音樂專輯獎。他們的歌，從關懷廣袤的土地自然，再回到當代人的生活狀態。在這片流行的土地，獨立樂團何以獨立，他們又以怎樣的姿態生存？報道：本刊梁馨元攝影：本報譚湘璇等雨水漸漸行過水溝等我的身軀變作石頭想知道我會去哪裡那裡會有重生的我想要再用紅色蠟筆畫那盛開的魯冰花 ——〈魯冰花〉淺堤來自高雄，一片美麗遼闊的土地。“我其實是鄉下小鎮的孩子，小鎮只有4萬人。我們都很喜歡大自然，就有團員想到了‘堤防’這個概念。”淺堤鼓手黃堂軒說。彷彿音樂提供的庇護。“但堤防有分深淺，淺的堤防海浪還是可以過來；我們沒有要當柏林圍牆式的堤防，我們不想防堵你，而是希望能給你安全的保護。” 2017年發行首張EP《湯與海》，兩種水的狀態，是生活也是自然。他們的歌，從探討土地議題的〈高雄〉和〈叨位是你的厝〉，都後來轉向探索自我的—— 到一片平靜的海灘烏雲密佈的山嵐黃昏和清晨流轉的存在感離開有多久星星就多閃爍任憑它墜落墜落的時候我忘了我我忘了我是為什麼而活 ——〈西邊〉闖蕩途中，淺堤在身後那淡黃色而輕盈的感覺，廣袤無盡的山野，在淺淺的堤防身後——“你可以勇敢地跨過去嘗試新的東西，學習怎麼犯錯。但你在外面自己闖蕩的過程中，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永遠都在這邊等你。” 黃堂軒說起“淺堤”團名概念。使用臺語及華語創作的淺堤，現由主唱兼吉他手依玲、貝斯手方博、鼓手堂軒、吉他手紅茶組成。自然是他們共同喜歡的元素——“我們一直都有去爬山，還在山上過夜。”黃堂軒笑說。 “會背吉他上去嗎？” “不會啦，太扯了！” 獨立？流行？萬物永遠需要協調淺堤成員結交超過十多年，以〈怪手〉入圍第七屆金音獎最佳搖滾單曲獎後，2020年發行首張專輯《不完整的村莊》。黃堂軒不只是鼓手，也負責樂團常年規劃、宣傳等事宜——“自由不代表我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你知道嗎？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他說。 2021年底，第二張專輯《婚禮之途》發行之後，“湯與海音樂有限公司”也隨之成立。樂團以公司的模式經營，“很多時候你要與團隊內部協調，出去談合作、錄音、發行的時候，總是需要跟好多人協調，過程中不一定永遠在一個舒服的狀態。” “但如果想要去到更遠的地方，你就需要協調。有時候，我不認為妥協一定是錯的。” 世間萬物都需要協調。因喜歡而產生熱情，再建立起使命感發掘可能——這是他一直走到現在的漫長過程。 “獨立音樂”之獨立在於資金，亦不依附於主流，但音樂始終需要聽眾。“獨立音樂”和“流行音樂”這兩個詞從以往的界限分明變成互通往來——“我們也很常在拉扯，但你要學會平衡，確定你喜歡這件事情是不會變的。” 他點開deca joins剛出的新單曲〈天堂與泥土〉，說我們安靜聽1分鐘。我仍在縫隙裡面向外窺探陽光照在無邊際的海岸眼睛被水流過的痕跡像燈火斑斕如何遺忘如何想起如何改變不忘初心 ——〈天堂與泥土〉 “deca joins也是一支獨立樂團，他們現在能在臺灣賣出1萬張票。初心真的可以不忘，可是你要一直跟自己溝通。”他說。樂團，每人都是藝人本身 4個人的樂團，與歌手的樂手是不同概念。“如果只是一個樂手，那我就是要把鼓打到最好；但樂團比較難，你要讓4個人的個性都被看到，每個人都是藝人本身。” 然而，獨立樂團並不如一般想像中的“藝人”，出外保姆全程照護——幾乎每一場演出，他們攜帶的樂器行李超過十多件。抵達表演現場，他們打開車尾箱，一樣樣樂器搬運、設置與調整…… 而這樣的4人樂團，主唱、鼓手、貝斯手、吉他手都各具特色。尤其在黃堂軒看來，鼓手個性的展現非常鮮明——“鼓點很容易讓人聽出一支樂隊的氛圍”，有人喜歡碎拍，而他打得比較大片，“我覺得鼓手基本要做的，就是當一個穩定的後盾。” 累積練習，為了容許美麗錯誤以往剛進錄音室，黃堂軒很怕打錯。“可是漸漸成熟之後你才會知道，一直在意對錯，會讓你沒辦法思考下一步。” 累積練習以後，在錄音室裡“對”只是基本；“如果你可以練到這樣，那說不定偶爾打錯，就能做出很不一樣的新東西？” 最近一次錄製新歌，有一個段落突然出岔子；驚喜的是，其他團員卻莫名喜歡。那即興又美麗的錯失——“小時候我不太會創造出美麗的錯誤，因為我一心只想著把它做正確。但正確之後呢？”黃堂軒問。 “我們的文化比較怕犯錯，但是犯錯又怎樣？”黃堂軒說，可以犯錯的能力是一個需要練習的事情，同時也要練習承擔後果的能力。這時他接著說：“會不會有時我們高估了後果，犯了一個小錯就覺得是世界末日，但其實沒那麼嚴重？” 享受表演與舞臺的黃堂軒，從高中參加了熱音社開始打鼓，那裡是臺灣許多樂團自學生時代的孵化基地。“我們小時候是比較常出糗的，會跟同學說我組的樂團很帥，讓大家來我們的表演。但你看，我那時穿衣超老氣！”他笑著說。瀏覽YouTube頁面，他找出一支高中二年級時打鼓的影片。那時剛學鼓一年多，打鑔片時都用蠻力，他往回聽便笑自己打得吵。玩樂器的時候要動起來對於剛學鼓的小朋友，黃堂軒總會讓他們先大力打。“你要先用力，以後再收回來會比較簡單。” 但華人社會難免靦腆內斂，從小生活在禮教的框架之下，一行一坐自有規矩。然而世界上許多音樂服務舞蹈，輕巧四肢馳張起來，背後的樂手怎麼能如如不動？黃堂軒還從椅子上站起說：“玩樂器的時候要動起來，手要動起來。” 他從桌上拿起一支筆，說嘗試在他掌心上敲打，並要感受力度的大小。手掌朝下，手腕抬起再直落——“是不是比較大力？肢體動作大一點，手抬起來一些，打的時候不要太拘謹。”遇上不太敢放開用力的學生，他也是這般引導。 “事實上要玩好音樂的人，都不可以太拘謹。” 回想創作本質，先表演再進步玩音樂對他來說，從最初就不是一個人的事。“組樂團是沒有門檻的，我們現在是朋友，都想要表演，就可以組團啊！” 成團之後，有些人稜角分明，也可能水平參差。但他說：“那個是後來。一開始你要先想創作的本質是什麼，你的音樂想呈現什麼？技術只要花時間，是一定會進步的。” 因此他認為，不要把自己心裡那道表演的標準設得太高。 “很多人就卡在第一關，覺得我要彈得多好才可以表演，其實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先表演。” 把先後次序倒裝——“可能你會被笑，或看其他人的表演覺得自己好爛，那我就要進步啊！”發現自己原來還不夠好，就會再去與自己較勁。溫柔地與世界較勁，而淺堤的歌，就在身後輕輕庇護。更多【人物】文章：演員“Money姐”鄧金煌／人生該選擇精彩萬分語言學家史皓元／大學修了一門漢語史對古代漢語更著迷漫畫家王澤／當老夫子跳出小格子畫家與讀者亦衝破距離藝術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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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Money姐”鄧金煌／人生該選擇精彩萬分

58歲的演員鄧金煌，首次演出電影《富都青年》便收穫觀眾喜愛。他在電影圈裡是新人無誤，但鄧金煌早在90年代就活躍於本地舞臺劇。相隔近20年，他重回演戲舞臺，去年憑著“Money姐”一角入圍金馬最佳新演員獎，便是對其演技最大的肯定。在沒有排戲、演戲的那段日子，他忙著在不同領域摸索，從廣告行銷、廚師、櫥窗設計師到靈堂布置、麵包師傅……對他來說，生活就是不斷嘗試再嘗試。問起他的“官方”職業，得到這樣的答覆：我的全職是生活，生活才是我的正職。報道：本刊陳星彤攝影：本報辛柄耀視頻：本刊林佳瑩 “1997年，我第一次演出舞臺劇《一切從私處開始》，演的剛好也是跨性別者。” 在90年代，鄧金煌還不是舞臺劇演員，但因室友是已故舞臺劇導演楊國忠的緣故，開始接觸舞臺劇，“原本演繹那個角色的演員要去英國深造，我就給頂上。”這一演，吸引大批觀眾的喜愛，陸續有邀約找上門，開啟了他舞臺劇演員之路。沒有酬勞和車馬費，當時演出舞臺劇靠的就是熱誠。相較起藝術系學生，他自嘲自己是“半路”出來的，所以在劇場更加努力，“只有我本科不是藝術系，平時還有廣告公司的工作，所以我第一天進劇場就被灌輸要守時。”為了不造成劇組的困擾，他更小心翼翼地遵守演員的道德準則。回想起第一天排戲的場景，鄧金煌坦言全身都在發抖。但隨著練習次數增多，越來越有自信，“劇中角色的動作都需要設計，比如Chanel抽菸和日常抽菸不同。要做得自然，只有不斷練習到熟練。尤其在舞臺上沒有take 2，所以不能犯錯。” 或許正因鄧金煌真摯的演技，打動觀眾，所以他塑造的Chanel一角成為經典。當時的他亦不曾想過，27年後，會以跨性別者的角色重回觀眾視線。暫停舞臺劇表演 2022年，他接到來自《富都青年》導演王禮霖電話，邀請他演出Money姐一角，這才讓塵封演技幾近二十多年的鄧金煌，重返聚光燈前。在那段不演戲的“空窗期”，他一點都沒閒著，努力地為生活奮鬥。問起為何在千禧年代毅然離開熱愛的演藝工作，他說：“那時我做著活動策劃員的工作，日夜顛倒。導演要求排戲時，我不可能說沒空；在身體很累的狀況下也演不好，拖到你的對手。”認清現實無法兩全其美，鄧金煌只好放棄舞臺劇演員的身分，“我清楚我的時間不允許，只能取消戲。” 暫停舞臺演出，但體驗人生之旅還在繼續。廣告、櫥窗、婚宴、企業晚宴、賽車宴會等，他投入所有涉及設計的領域。“生活很忙碌，每天都有不同的新東西上演。每份工作裡有苦有悲，有快樂也有不快樂。但我都盡情embrace生活，無論快樂不快樂的日子都是養分，成就今天的你。” 平日熱愛鑽研廚藝的他，也曾降薪飛往墨爾本當廚師，只因為想了解餐廳運作，“在家和商業廚房裡頭煮是兩回事，你要如何去編排？我覺得值得學習的東西很多，所以我真的是減了一半的薪水過去，朋友都說我瘋了。那時候我三十多歲。” 回想起多年前的往事，鄧金煌笑得開懷，更回憶起身旁友人總以“華麗轉身”來形容其經歷。每次換份工作，都是他的能力被肯定的證據，“這些（能力）都是平時在生活的工作裡，不知不覺修煉回來的。” 坦然面對生命裡的安排凡事想做就去做，那股不多加思索的衝勁，在旁人眼中的他積極樂觀向上。 “1997年，我排《一切從私處開始》時，大姐去世；隔年，母親在我在排《頭家》時離開。當一個人的年紀、時間到了，誰也留不住，我領悟到珍惜眼前人最重要。”無法留住最親密的人，他更加坦然面對生命裡的所有安排，享受所有相遇的瞬間。談到離去的話題，鄧金煌接著分享近幾年擔任靈堂設計師的經歷，“我的淚點很低、容易共情，尤其是葬禮的整個環境，我很容易共情。”女兒寫給逝去父親的信箋、母親虛弱地躺在床上看著甫出生3天便夭折的嬰兒、躺在靈柩等著兒子來系紐扣的父親……一幕幕離別的場景交替，他總是紅著眼眶完成一場場送別。 “我朋友每次看我又哭了，就笑我‘陀衰家’。”他自嘲。那收集了這麼多、這麼滿的情緒，又該如何安放？“我回去睡個覺，明天就沒事了”，這些看似“明日就忘”的情緒，鄧金煌全都用在戲裡了。一張自帶故事的“Botox臉” “很常有人問我，你花多少時間塑造Money姐？畢竟我在27年前開始排練，所以不是真的花太多時間。”1997年，他穿著高跟鞋搭公車、上班；《富都青年》開拍前，他同樣向劇組要來高跟鞋，穿著一雙鞋子在家中煮飯、做家務和念心經，“我要走得自然，只有每天穿。” 雖然鄧金煌是首次演出電影，但早前在廣告公司上班的經驗，讓他熟悉片場的製作。只不過，有別於舞臺劇，《富都青年》大量運用特寫，捕捉角色的情緒變化。在友人的引薦下，他得以請教本地藝人、金馬影后楊雁雁。 “她跟我說銀幕很大，演員一個細微的表情動作觀眾都看到，所以不需要很多動作。演戲就是把生活裡的東西放上去，不需要誇大表現。” 影視中常出現的跨性別者角色，性格搞笑也浮誇，但Money姐更像是鄰家阿姨，加上鄧金煌因為中風導致面癱的臉，自帶故事。他強調，身體的缺陷，亦是一種獨特的美：“當鏡頭往我這張‘Botox’的臉推，就已經千言萬語了。其實這就是Ugly Beauty，沒有人有，只有你（有）。” 不擔心戲路被標籤 “踏出電梯，一群人湧上來要簽名和拍照，只有在電影裡出現的情節，突然發生在我身上。”回想起出席第60屆金馬獎的經過，他眼神中仍閃爍著不可置信的神情，“整個都很不可思議，如果在臺灣出道的話，或許我要改名叫Money姐了。” “Money姐”、“跨性別”、“Chanel”……演員身分被這樣詞語包圍，究竟他會否擔心戲路因此被框住？鄧金煌坦言，這是他最近頻頻思考的問題，並且有了答案。 “日本人凡事做到很‘精’，一個東西用一輩子的那種匠人精神。我發現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超越Chanel，算是一個標杆吧。Money姐的角色入圍金馬獎，或許又有人把他當成標杆了。”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性格，他不排斥往後再接下跨性別角色，“比如說當年的Chanel和現在的Money姐，都是很不一樣的演出方式。”即便在本地，認出鄧金煌、要求合影的觀眾也不少，演出《富都青年》可說是其生命旅程中極大的轉變。 “朋友問我會不會有一點小虛榮。我說：‘我當然有，現在有觀眾我不虛榮？’”他接著說：“花開堪折直須折，等到沒有觀眾，我才自憐嗎？承認吧，人都有點虛榮的，尤其是喜歡站在閃光燈下的人。”而在一次訪問中，主持人誤以為他就是一名跨性別者，“他問我，電影放映後有無幫助本地跨性別者群體的處境。我解釋，在電影裡中我是‘SHE’，但現實中是‘HE’。我也不覺得被冒犯，因為就是肯定了我的演技。” 所有毫無掩飾的真誠答覆，任誰都能感受，鄧金煌對待生活的真。把生活當成真正的職業採訪來到尾聲，問及未來是否會有計劃繼續演戲，他認為就讓一切順其自然，“唯有你適合劇本中的角色，才有機會演出電影或舞臺劇。所以我也比較隨意，沒有很積極要去做什麼。” 他不懼怕新事物，總會在不同的領域中追尋新的自己，獲得新的體驗，他說：“當一個人停止學習時就開始老了，你每天都在學習是不會老的。”由此，問起鄧金煌對外又是如何介紹自己的職業？ “生活，我的全職就是生活，生活才是我的正職。”彷彿回應了，他獻給劇中Money姐的話，“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抉擇，哪怕是悲歡離合也要精彩萬分。”（原文上傳於25/03/2024）點擊下列鏈接觀看“Money姐”鄧金煌的演藝之路故事吧：雖與獎項擦身而過鄧金煌: 我覺得我已經得獎了從舞臺「跨」到大銀幕的“Money姐”鄧金煌更多【人物】文章：語言學家史皓元／大學修了一門漢語史對古代漢語更著迷漫畫家王澤／當老夫子跳出小格子畫家與讀者亦衝破距離藝術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憶藝術家Philip黃漢強／在藝術世界裡做孩子的“奧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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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家史皓元／大學修了一門漢語史對古代漢語更著迷

史皓元說起這句：“我們不應該害怕方言。” 語言經過統一，必然有其意義——民族團結、高效溝通，但統一語言的背後，必然也有一種或多種語言正歷經消亡。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授、美國羅格斯——新澤西州立大學亞洲語言文化系終身教授史皓元，專研漢語史、漢語方言學、方言地理學等專業。他說，自己大二才真正學習中文，後來卻陸續出版了《漢語方言分區的理論與實踐》《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漢語與漢藏語研究：方言、音韻與文獻》等著作。漢語方言這門知識體系龐大，分支理論艱深晦澀的學科，就連一些以中文為母語的中文系學生也退避三舍；史皓元何以進入，又如何開闢他的知識疆域？報道：本刊梁馨元攝影：本報辛柄耀此刻，我們能聽懂、讀懂彼此的話語，是因為我們使用的語言經過統一。曾經，每個部落與地區都有自己專屬且獨特的語言，那是方言；當一個地區的語言統一，大家都聽明白了，便也意味著有語言正在消亡。史皓元認為，“在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若是出現一種大家都認同的語言是好事，減少誤會之餘，也能更高效溝通。” 好比在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開始系統性地推廣國語。1949年之後，我們今天提到的“普通話”才正式被易名，意思是普遍、共同，也就是人人都能聽得懂。若是放在本地語境下，試想想剛過去的農曆新年，隨父母回鄉與親戚相聚，舅舅小叔東一句潮州話，西一句客家話，你是一問一聽三不知。這時你會不會心想，拜託，能不能和我說華語就好？但語言本就百花齊放。我們說中文，然而方言與統一語言是否可能共存？“有些地方在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使用較為強勢的手段，也相等於把地方方言壓抑了，這是我認為遺憾的地方。”史皓元說。 “但已經來不及了。好比臺灣在二戰至1980年代末期推行國語政策，學生來到學校只能使用國語；文化語言隨之陸續變成國語，以至於方言與書面語的關係脫離得更遠。”他說。可能我們無法想像，傳統時期原來的書面語都是用當地方言來朗誦，反而在口頭交流上人們使用官話。“做官的人最初在家鄉學習古代漢語，用家鄉話朗誦，但這些傳統都已經斷絕，只剩下普通話，這是我覺得很遺憾的事情。”史皓元接著說。 1980年至2000年代的馬來西亞，也掀起了一陣“多講華語，少講方言”的風潮。在這場運動之下，多家華小、華文獨中規定學生在校禁止說漢語方言，違規者可能被記名或罰款。 “我們推廣中文，不是要把方言消滅，更不是要把它壓倒。有沒有可能達到一種雙語制的理想狀態？”史皓元提出這樣的想法。用整個暑假找尋一所附有中文專業的大學進大學之前，史皓元早已確定自己的升學方向——那必須得是一所附有中文專業的大學。暑假期間，同為教授的父親有了空餘時間，“他說，我們暑假露營上去，你可以一個學校一個學校地去看。” 這是他們的父子情誼，途經森林瀑布、山峰溪流，“我們就這樣從加州南部一直往北走，經過舊金山看了伯克利分校，又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他回憶起說。 “我們看的是學中文的習俗和環境，在華盛頓大學剛好遇到一位研究漢語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就是羅傑瑞（Jerry Norman）。” 史皓元在加州長大，記憶裡雖然能見到華人，但數量沒有後來多。偶爾一家人去唐人街吃飯，對中國人、中文總會留下一些印象。“小時候我聽華人說話，雖然完全聽不懂，但總覺得中文的聲調很有意思。” 漢語挑戰不大轉戰古文 “我想挑戰古文。”現代漢語對他的挑戰似乎不大，“而且語言與歷史有關係，比如六朝時期小說的語言和先秦已經有差別，敘述文也是帶有口語色彩的，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後來，史皓元轉學到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與中國接洽開創了第一支從美國到中國的遊學團，那是1979年的秋天。“一批17個學生，我是唯一一個只學了兩年多漢語的學生。可能一開始我就特別注重發音，他們被我的發音給騙了吧！”史皓元笑著說。從他口中說出一口標準的中文，語音嫻熟流暢；要是不見其身，很難想像說話者的母語不是中文。到過北大、臺大等校園研習漢語，但修的多是文學、現代漢語等課，唯獨少了語言學。後來史皓元回到華盛頓大學申請研究生，修了一門漢語史的課，就發現自己一直以來對古代漢語更為著迷。研究生期間，他鑽研六朝文學，碩士論文就寫《六朝志怪小說》，還把整本《搜神後記》翻譯成英文，邊研究版本問題。 “過程中最感興趣的又回到六朝文學的語言本身，還有語言的歷史，就去修羅傑瑞的漢語史。當時，主要的課本是王力的《漢語史稿》，描述各個時代的語法如何轉變，比如從古代漢語到近代漢語的演變。” 他們探討的是方言的現象，簡單而言就是“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說話”。古今語法有別，“比如我們現在知道的第三個人稱代詞只有官話方言才有；唐朝之前人稱代詞是什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代詞？歷史事件與語言現象相關，吸引我進一步研究音韻學。” 方言與統一語言的共存語言統一的其中一個意義，自然脫離不了民族團結。強勢的統一背後，會否帶著“畏懼”的心理暗示？要是對方言產生了畏懼之心，又是懼怕它的什麼？ “方言與各地的地方意識相關，倘若巧妙且開明地處理，應該不是一個大問題。”他說。然而，“如今在上海已經很少能聽到上海話；方言逐漸變得弱勢，也造成願意學習的人減少。”但他說，有一個地方在推廣普通話與保留方言雙方面都做得很好，那就是香港。1997年開始，香港小孩在中小學一定要學普通話，但沒有強制老師用普通話授課，也沒有規定學生在校園內不能說粵語。二十幾年過去了，史皓元在港大教課。課室裡，似乎粵語與普通話的聲音都能聽見——“他們能說，也能聽普通話，需要的時候也會用來閱讀。但他們喜歡說廣東話，溝通的語言還是粵語，那是他們感到親切的語言。” 這即是史皓元理想中的雙語制狀態——“但很難做到，這必須是巧合，歷史方面一國兩制的巧合。” 語言人與人相遇的方式某年暑假，史皓元到了內蒙古烏魯木齊北邊的小地方做漢語方言調查。“一個朋友開車載著我，我們一路上聊了很多，我也和他的父母聊，就一邊做著方言筆記。”語言、地方口音就像流水，它會流動也會滲透——“後來回到港大，認識了一個佛教研究學院的老師。對方一開口，我就問他，你是不是來自內蒙古？”他笑說。如今，他能辨識的漢語方言大概超過10種：“熟悉的，聽到都會有感覺。”語言，也是人與人相遇的一種方式。更多【人物】文章：漫畫家王澤／當老夫子跳出小格子畫家與讀者亦衝破距離藝術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憶藝術家Philip黃漢強／在藝術世界裡做孩子的“奧特曼” 剪紙藝術家周冬梅／一把剪刀剪出福建萬千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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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家王澤／當老夫子跳出小格子畫家與讀者亦衝破距離

在3C產品尚未崛起的小時候，每當到理髮店總會隨手拿起《老夫子》，津津有味地看著以成語命題繪畫的四格或六格故事，可謂是人生的首位成語啟蒙老師。長大以後才發現，原來“王澤”本名叫王家禧，他以長子之名作為筆名，一直到1995年“王澤”終於變成真正的王澤，為老夫子注入新的生命，近年來讓“他”開始以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面貌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迎來60歲的老夫子，如今又是什麼模樣呢？報道：本刊葉洢穎攝影：本報黃安健 1月中旬，位於吉隆坡市中心的Fahrenheit88舉辦了“老夫子60週年·金龍同歡創新意”的活動，展出王澤與5位新生代以該漫畫中的人物為原型創作的作品。在這裡，老夫子、秦先生、大番薯可以是性感的長腿美女，也能化身可愛的短腿小企鵝，形態各異，突破我們對於《老夫子》的既定印象。然而，走到展廳中央，3幅以藍為底色的畫作牢牢地吸引著我的目光。畫上的3個老夫子並排交疊仿若重影，輔以黃色、粉色等明亮色彩而成，能感受到創作者的快樂和愉悅。原來那是王澤在疫情期間的創作。在過去的3年裡，疫情彷彿為世界摁下了暫停鍵，人們自覺地與彼此保持距離，留在家裡與世隔絕，於是不免頹喪、壓抑。然而，王澤和太太卻選擇走出家門，避開人群聚集的地方，開著車自駕遊，上山下海，去許多不見人跡的地方停留畫畫。 “疫情期間一直不停地畫，越畫越開心。”年過七旬的王澤，雖已白髮蒼蒼，但是裝扮時髦，笑臉盈盈更顯得精神抖擻，“有時候畫到半夜一兩點，我們還一邊畫一邊跳舞。” 而80後熟悉的“老夫子”從四格、六格漫畫走進更大的畫布，其原因脫離不開時代的趨勢，以及不饒人的歲月。老夫子不再只有黑白世界他坦言，如今已經不打算再畫四格、六格漫畫，因為眼見漫畫一直在沒落，許多出版社關門倒閉，深感印刷品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此，儘管仍有不少出版社提出希望他繼續畫的意願，他亦一一婉拒。“50年代和60年代已經過去了，我就想我們能不能（走進）新的時段？” 有賴於過去的積累，四格和六格《老夫子》每個月再版一次，仍能再版10年，足以讓他騰出手探索《老夫子》的新方向，迴歸到原點：一名漫畫家的初衷，思考如何詮釋《老夫子》的“幽默”；漫畫和其他的畫畫有何區別等等。於是，他帶著漫畫家的思維，讓老夫子跳出小小的格子，躍然於大大的畫布上；不再是隻有線條的黑白世界，取而代之的是大膽繽紛的彩色樂園。 “你看看，這整個是一個樂園，這裡面沒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越畫越開心。”他轉頭指了指身後懸掛的畫作，“我這邊有好幾個不同的系列，這種就是所謂的人像（portrait）。” 印刷品時代已過去漫畫何去何從傳統的人像畫裡一般是真實存在的人，但“老夫子”是虛構人物，所以將一個虛構人物當成真人來處理，於王澤而言是極為有趣的嘗試。 “大概沒什麼人要這樣去做。”他笑道，“可以說我在試探，這也許是未來漫畫的可能。” “我不知道未來的趨勢是什麼，但我至少在試驗，我一直在試驗很多東西。” 他提到，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任何的漫畫插畫是屬於報紙、雜誌的內容，如今網絡逐漸替代紙媒的功能，印刷品銷量日漸下滑，因此在網絡上看到的漫畫線條也變得更單純。 “若漫畫家想讓人們重新認識漫畫的真正價值，除了在書局，它還能在博物館、美術館、畫廊裡呈現出來，而不只是在日常生活裡看到。” 所以當作品展出時，他亦會觀察參觀者的反應，以期從中窺見試驗成果如何。 “印刷品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插畫家、漫畫家還可以怎麼去表達他的想法？未來要怎麼講故事？這是很有意思的。” 他認為，這個時代對創作者的要求很高，在過去只是一個職業，他以自己為例——從前每日在為報刊畫三格至四格漫畫，並由此建立起漫畫的文化，奈何時移世易，漫畫的“生命”載體又會是什麼？ “一個漫畫家每天給雜誌或者報紙畫，讀者就打開一看那三格、四格（漫畫），看完就哈哈哈哈，然後就下一個。” “有多少人會想，這個漫畫家在幹什麼、想什麼，他的感受是什麼？” 然，其餘畫家無論是畫風景、人物抑或是抽象畫，賞畫者會探討畫家背後的思想、感受是什麼？用什麼方式表達作品等等。讓老夫子脫離四格登上畫布，亦是希望賞畫者從作品認識和感受他，理解他的追求以及想法，而非僅有兩三秒看完，一笑而過。歲月流逝仍保持創作熱情王澤曾向媒體披露，即使佩戴老花眼鏡，在畫四格、六格時仍感吃力，所以越畫越大格。除卻時勢更迭的因素，王澤的視力則是另一個促使“老夫子”走進畫布的轉折點嗎？ “是，真是這樣。”他爽朗地笑，然後乾脆地應是，接著比劃著：“以前我們畫黑白的四格，大概一格是那麼大，人物大概那麼小，方便他們掃描、做版、印刷。” 但是就算科技已有所進步，如今的掃描器能掃描的尺寸不過A3，而他的視力隨著年齡增長變弱，因此越畫越覺吃力，格子越來越大，最終四格漫畫變成一格即成作品。 “現在就變得更大。” 他坦承，這種創作的過程，每一次都是一個瓶頸。 “任何一個創作幾乎就是一個瓶頸本身。問題就是你要怎麼去面對這個瓶頸？它到底是技術還是工具上的問題？還是思想上的問題？” 反觀過去每日畫四格、六格要輕鬆許多，因為大街上全是素材。 “你看馬路，有人過馬路；有人在那買東西；然後那邊商店的女老闆的表情……就開始畫。” “有時候看電視、看報紙，到菜市場、街上去看看，哦，今天有人準備罷工，又能畫出來。” 四格、六格漫畫講述的是別人的故事，總是手到擒來，差異不過是格子多少，要如何佈局，僅此而已。如此日復一日，成為流水線作業，如刷牙洗臉般自然、簡單。 “但是要做創作的話，每一步都是瓶頸。” 要使用什麼顏色，如何呈現全是瓶頸。創作過程中，也許無法預料畫筆走向，但偶爾驚喜會出現在“將錯就錯”之後。 “比如線條畫多了，別動它，它看起來特別棒！顏色（塗）下去，哇！真的是意外地好看！” “有時候我依賴那個‘錯’，做創作真是一個神奇美妙的經驗。” “王澤”是一個“詛咒” 父親使用他的名字作筆名時，曾經給當時年少的他帶來一定程度的困擾，例如同學會嘲笑他，“老夫子”成了他的外號，一度讓他感到羞恥。 “我怎麼是個老夫子，當時我才十幾歲。後來引以為傲，我有一個當漫畫家的爸爸。” 他坦言，一開始的初衷並沒有想要代替父親畫《老夫子》，只是想幫助作為獨立漫畫家的父親處理更多授權相關的工作，以增加他的收入來應付包括醫療在內的支出。 “但一點點地感覺到漫畫是非常有趣的東西，而且很重要。” 如今王澤年齡與當初父親王家禧76歲交棒退休之時相去不遠，可是談起創作時，仍保持高度熱情，滔滔不絕地述說他的計劃和想法。他並非誰的繼承者，而是真正的王澤。 “哈哈哈，這像是一個詛咒（Yeah, it’s like a curse）！” 更多【人物】文章：藝術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憶藝術家Philip黃漢強／在藝術世界裡做孩子的“奧特曼” 剪紙藝術家周冬梅／一把剪刀剪出福建萬千景象導演東姑夢娜麗扎／首位執導中文電影的馬來導演跨越族群藩籬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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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Philip黃漢強／在藝術世界裡做孩子的“奧特曼”

“馬來西亞著名藝術家”、“策展人”、“透明玻璃彩繪藝術家”、“泡泡畫家”是Philip Wong黃漢強最為人所知的前綴。但是這位造型特立獨行，外表看起來酷酷的“潮人”卻擁有一顆無比柔軟的內心，對孩子尤其是特殊兒而言，他的前綴是他們最為信賴的“老師”，也是他們的“伯樂”。報道：本刊葉洢穎攝影：本報黃玲玲黃漢強的畫廊位於文創園區 GMBB 3層，牆上的畫作以綠色、藍色或藍綠相間為主，予人置身大自然的舒適。猶記得第一次走進他的畫廊賞畫，正好碰到專注創作的他，當時嚴肅認真的神情堪稱“冷若冰霜”，與眼前穿著純白短袖外套和長褲，搭配著鮮紅T恤，簡單卻又時尚感十足，臉上洋溢著和煦笑容的他形成強烈反差。就好像難以想像如此前衛時髦，在世俗人群中顯得別樹一幟的藝術家願意成為人師。就在同一層有不少畫廊，其中有數家畫廊便是屬於特殊兒畫家。當我路過他們的畫廊時，抬眼望向一幅幅懸掛在白牆上的作品，每個人的風格各異，特色鮮明，即使不看畫廊上的名字，也能輕易地分辨出畫作的作者是誰，絲毫看不出他們原來系出同門，師從黃漢強。是的，除了積極推廣藝術發展，黃漢強亦從事藝術教育開班授課，在週六、日教導孩子畫畫，其中就包括但不限於自閉患兒、學習遲緩患兒、唐氏兒等等，究竟是怎樣的緣分將他和特殊兒連接在一起呢？ “其實真的是意外。” 與3兄弟的相遇——故事的開始這一切要從2018年開始說起。 2018年一名友人慾舉辦特殊兒相關的活動，便帶著當時15歲的自閉患兒伍志鴻與他見面。當他看到伍志鴻用素描畫出的貓，頓時驚為天人。 “我就說，這個孩子，即便不收錢我都會教他，這是一個天才。” 雖然該友人拒絕給他聯繫方式，但是兩人的師生緣分終究是天註定的，在初次見面不久後，他竟然在一家咖啡店偶遇伍志鴻的阿姨江月娥。“原來他們也是經常去那間咖啡店喝茶的，可是每次時間不對，那天就碰到了。” 看來“對的時間遇見對的人”不僅僅適用於愛情，若是在他發現伍志鴻的天賦之前相遇，也不過是無數次擦肩，只覺得他有些特殊的陌生人，不得不感嘆命運在冥冥中早有安排。伍志鴻和哥哥伍志明是自閉兒，因母親患上憂鬱症，所以阿姨擔任監護人的角色，成為孩子的家長，挑起照顧看護他們的重擔。經過溝通交流，江月娥欣然同意伍志鴻“拜師學藝”，送他前往黃漢強處學畫時，一旁陪同的伍志明對繪畫流露出感興趣的微小痕跡，也被善於觀察的黃漢強捕捉到。 “他阿姨每次送他過來上我的課時，他哥哥也跟著來。然後我就看到哥哥的眼神和他的一舉一動，我覺得這個人好像對藝術很有興趣。”江月娥向他坦承，其實哥哥也喜歡畫畫，奈何由於家庭經濟捉襟見肘，只能選擇其一。“我就讓她不用擔心（錢的問題），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喜歡的話，我可以去栽培。” “結果，又是一個天才！這家人到底是什麼人啊！” 再後來，他發現伍志明和伍志鴻還有一名弟弟，弟弟亦面對學習和語言障礙，以及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問題，但也同樣具備著驚人的繪畫天賦。因此將3兄弟皆收入門下，悉心栽培，爾今他們各自獨立運營畫廊，而他與特殊兒們的師生緣分就此展開至今。他說，特殊兒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專精於某個領域，就會專注在該領域發展，如同偏科生。比如伍志鴻的素描非常強，其餘部分便相對地弱。 “現在真的很多人喜歡志鴻。他的素描很強，用色也進步了。” 家長的態度是招生收徒門檻的第一關儘管他有教無類，看似招生無門檻，但實際上是否接收一個學生，還是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先決條件，哪怕已經成為他門下學生，只要觸碰到這一條底線，他就會喊停中止課程。這條底線就是──家長的態度。他坦言，無論是一般學生或特殊兒學生，他必定會先跟家長會面聊一聊，從中瞭解他們的心態。“如果他們家人是那種還不能夠看得到（孩子藝術的天賦），就算我怎麼栽培也是浪費時間。” 所以“得咩？”（粵語，“可以嗎”的意思）是一個“雷點”。他曾碰到過一些對孩子天賦抱持懷疑態度的家長，看不見孩子的繪畫天分，讓他直言難以繼續藝術教育，並且為孩子感到極為可惜。他感嘆，往往對孩子信心不足的家長一般來自中產階級或是知識分子，學歷水平不高的家長反而更願意放手。 “好像我。我可以成為藝術家，我也謝謝我的媽媽，因為她不懂，根本就不懂藝術是什麼，我想做就讓我做了。”他幽默地話鋒一轉，“只是沒有錢拿回家就會吵咯！” 高學歷的父母恰恰由於懂得太多，反而會影響到孩子的自由發展。“我這裡都是自由發展的。如果那些父母來問我今天畫什麼？為什麼每次畫都是一樣的？這些我都不要了，這意味著他們還沒有看到藝術。” “他們（家長）不只是對藝術，還有對生活，他們會抱怨他的孩子。”言語中有些無奈，“我覺得你既然生了他，他就是特殊的，你就用特殊的方式去教他們就是了。” 對他而言，特殊兒童與普通人並無太大區別，就如同上班族也會在辦公室裡碰到一些難搞的同事。“就好像你在公司上班的時候，你有一些同事很難搞。可這是溝通的問題，所以要找到方法。” 所以找對溝通方法的他，直言與特殊兒相處時特別開心，看著他們日漸進步，哪怕步伐很小已足以讓他欣慰。“現在志明進步很多了，可以跟我對談，偶爾會過來打個招呼，看看我的創作進展怎樣。” “他們在長大，這是成長。” 這人啊，總不經唸叨，這頭話音剛落，那頭伍志明便帶著自己那副連顏料都還沒幹透，一看就知道才剛完成的畫作走到黃漢強的畫廊，展示給恩師看。黃漢強看了看，對他點頭笑笑表示認可，他才心滿意足地往回走。 “你看，他的（個人）風格已經出來了。”他笑道，“有時候他們真的是剛畫完就拿過來，地上全是一滴滴的顏料。” 雖然孩子們已經“畢業”了，但能看出來情感上仍十分依戀他。善於發現美是極其珍貴的天賦我曾接觸過許多特殊兒家長，提及孩子的上學之路均是一把辛酸淚，有時為了求學校接收孩子，即使願意付出更高的代價仍不得其門而入。是以更明白黃漢強的可貴之處。因為在許多教育機構眼裡等同於“難搞”或“麻煩”的特殊兒童，在他這裡可能會被視為極具天賦的藝術家，他願意傾注心力教導、引導他們。這不僅讓特殊兒找到他們的人生價值，甚至可謂改變他們的命運，點燃家長的希望。善於發現“美”何嘗不是一種極其珍貴的天賦？願世人都能擁有這份天賦。更多【人物】文章：剪紙藝術家周冬梅／一把剪刀剪出福建萬千景象導演東姑夢娜麗扎／首位執導中文電影的馬來導演跨越族群藩籬說故事香港詩人飲江／寫詩讀書給一個機會遭逢你自己貓山王標準認證確保質量吳聯波為榴槤產業添優勢作家Saras Manickam／在寫作中冒險掀開底層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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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紙藝術家周冬梅／一把剪刀剪出福建萬千景象

一張紅彤彤的紙張，一把小剪刀，就可以幻化出無限想像的圖案，從象徵婚嫁喜慶的“囍”字，春節的“春”字、“福”字，到複雜的五福臨門、百福圖、實景圖，都可以躍然紙上，這就是中國傳統藝術——剪紙。被評選為中國國家高級工藝美術師、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浦城剪紙省級傳承人周冬梅，更把剪紙藝術推廣到一個新境界，用浦城派剪紙藝術，把實物實地剪到紙上，用剪紙體現福建省山川美景，風土人情。報道：本刊張露華圖片：受訪者提供把推動剪紙文創產業發展當成自己的事業來經營的周冬梅，在2008年成立“剪花嫂”剪紙坊，提供技術指導之外，也把剪紙與各種文創項目相結合，打破傳統剪紙只可用在喜慶節日的侷限，讓剪紙成為現代文創藝術。在她過去數十年來不遺餘力推動下，浦城縣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剪紙）之鄉，帶動浦城縣剪紙產業化發展，幾乎所有當地伴手禮上都會貼上一張貼切產品性質的剪紙。周冬梅表示，剪紙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童年回憶，因為外婆與鄰居都是剪紙婆，從小就拿著剪刀跟在大人後面跟著學。當她剪出第一個喜字的時候，大人們都誇獎她剪得好看，之後就“一剪到底”，把剪紙發展為自己的事業。南派vs.北派周冬梅解釋，中國剪紙分南派與北派，浦城屬於南派，至今已經一千七百多年。古時候北方戰亂比較多，南方相對穩定，很多仕族都南遷浦城，也把剪紙帶來。 “浦城當時的農耕發達，有閩北糧倉之稱。當一個地方豐衣足食，民俗活動就多，逢年過節、嫁娶、祠堂祭祀、立春、清明、中秋、端午等24個節慶，都會有慶祝活動。那時候沒有什麼裝飾商品，人們都是把剪紙貼在菜餚、禮品上，增添喜慶氣氛。就因為有這樣的環境，讓剪紙有了載體，得以把這門藝術傳承下來。” 經過幾個朝代的演變，浦城剪紙到了明清朝代到達鼎盛時期，花樣非常多，坊間很多剪花嫂、剪花婆，讓剪紙手藝一代一代傳承下去，形成浦城派剪紙。她表示，南北派的剪紙藝術，分別在於北方剪紙比較簡單，南方人生活比較細膩，剪紙也隨之細緻，而浦城剪紙是涵蓋北方的大氣，南方的淺小細緻。 “浦城剪紙”——中國國家級非遺項目周冬梅投身剪紙工業也是無心插柳。原本在文化部門工作的她，因為縣裡要挖掘藝術寶庫傳承，當政府知道她擁有一手剪紙好才藝後，就讓她到縣裡推動剪紙藝術，成立浦城縣“剪花嫂剪紙坊”，集合了幾位剪花嫂，帶領她們進行剪紙創作，把剪紙做成禮品銷售。 “我從80年代就開始剪紙，2008年成立工作坊，培訓、創作、製作、裝裱到開設對外窗口承擔接待、解說等工作。如今‘剪花嫂剪紙坊’已有浦城剪紙省級非遺傳承人3人，福建省工藝美術大師1人，市工藝美術大師1人，發展成為融合創作、製作、裝裱、營銷、公益培訓等為一體的文創企業，成立浦城縣巧剪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14年‘浦城剪紙’被列入國家級非遺項目。” 作為省級非遺傳承人的周冬梅表示，浦城剪紙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題材不僅包括傳統的福祿壽喜、花鳥蟲魚，還蘊含著濃厚的閩越文化，字中有畫、畫中有字、以字組畫，每種紋樣背後均有延伸含意，開創了中國民間剪紙“禮品花”先河，這都是源於浦城底蘊濃厚的歷史。她也提到，浦城在漢朝時候叫做漢興，到了唐代則改名為唐興，但無論是漢朝或唐朝，縣名都是以國號為名，說明了浦城歷史地位非常重要。中國剪紙不曾缺席任何節慶周冬梅表示，或許在其他地方，剪紙只有在春節才會登場，但在中國剪紙不曾缺席任何節慶，所以中國民間有首歌的歌詞唱到“過年就是貼窗花”。 “如春節前的立春，我們要接春與接春飯，把一碗米飯堆得高高的，插上蔥，貼上吉祥話語調剪紙，如歲歲納吉祥，然後祭拜天地，祈求一年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用剪紙把美好的願望表達出來。” “在中國南方，臘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叫做小年，要送灶神，開始做大掃除。以前過了小年就要殺豬、辦年貨。掃塵結束後，就是辭舊迎新，會在門上、窗上、年貨貼剪紙，營造非常濃厚的春節的節日氣氛。如今一些農村還保留這種習俗，住在城市的人則貼門窗比較普遍。” “緊接著就是除夕夜，要燒年紙，貢品或祭品都要貼剪紙。正月時候剪花嫂都會聚在一起剪紙，交換剪紙圖樣，孩子們也會在旁學習剪紙。到了元宵節花燈會，剪紙就會貼在舞龍、花燈上，所以在春節前後，剪紙發揮很大的角色。” 開設課程出席活動，推廣浦城剪紙周冬梅表示，浦城剪紙已經成為傳統文化，政府極力推動傳承，學校開剪紙課，“剪花嫂工作坊”也辦工藝培訓班，所以浦城的小孩子都懂得基本的剪紙功夫，每年都會主辦全縣中小學剪紙比賽。把浦城剪紙推向更高峰的一項文化產業，就是2021年福建政府所推動的“福文化”，因為福建是中國唯一以福字命名的省份，所以福建省政府就推動持續性的“福華文”運動，涵蓋各方面，剪紙藝術就是其中一塊，邀請周冬梅剪出“百福圖”。她表示，百福圖是以福建元素及特徵為主軸的設計，如廈門、福州、土樓、武夷山、閩劇、南音等等。從2021年至今，她已經完成93幅，估計今年春節前可以完成。一年當中，剪紙嫂最忙的時候就是春節，除了設計春年的剪紙，還有春運活動，在公車站、火車站辦的惠民活動，現場剪紙派送給乘客，把祝福帶回家。還有下鄉贈送剪紙給農村居民，把剪紙當做祝福送人。通用率不如從前但藝術不會被遺忘剪紙剪了三十多年的周冬梅認為，學剪紙的首要條件就是細心、耐心與堅持的恆心，才能把剪紙學好，巧手倒是其次，學習心態最重要。她在創作時，都是先有主題，之後再畫構思圖，修好圖後才開始剪，所以畫工也很重要，不但要學剪，還要學畫工。 “一般來說，一個圖樣3天左右就能畫好，加上剪也是十多天左右，試過剪一幅主題為‘體現家的文化’的6公尺多長卷，用了一年多時間，把家的元素放進去，如遊子歸來、小時候家的生活場景，是我有史以來剪過最久的剪紙。” 詢及中國剪紙與東南亞剪紙的風格時，她認為，東南亞的剪紙風格應該是屬於南方派系，線條比較多，畫工比較細膩。要說差異的話，應該是題材上不一樣，東南亞剪紙題材以當地風土人情、地域文化為主，而中國剪紙則是反映勞動生活為主。雖然剪紙的通用率不如從前，但周冬梅覺得，剪紙藝術不會被遺忘，民俗活動的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居家裝飾、伴手禮包裝等等，賦予剪紙新生命。再者政府也有保護政策，如設立剪紙坊，就是讓剪紙更有活力與實用性。 “對我而言，剪紙最大的挑戰，是現代人的的生活節奏快速，年輕人不能靜下心來學剪紙，所以我們要進行很多引導，吸引年輕人參加課程。” “五福臨門”是哪“五福”？我們常說“五福臨門”，到底何謂“五福”？謎底是“長壽、富貴、好德、康寧及多子”。周冬梅其中一幅作品就是“五福臨門”，分別引用了不同元素來代表這五個福。《康壽·福》以老壽星、仙鶴、壽桃、萬年青等元素，寓意長壽；表達人們對父母親，長輩的祝福與孝心，也是幾代同堂的天倫之樂，家族興旺發達，福壽綿長；《富貴·福》魚為年年有“余”，牡丹代表富貴，寓意富貴有餘；是對個人、家庭、家族發展的追求和努力的回報，錢財富足而且地位尊貴；《平安·福》喜鵲登梅寓意喜事到，喜鵲寓意聖賢、君子，擁有恆常、穩定、明確、堅毅、始終如一的品質。表達人們內心堅定，堅持，堅忍，即可獲得健康長壽、快樂安寧；《聚德·福》梅蘭竹菊象徵君子的高尚品德，孔雀是“百鳥之王”，象徵優美與才華，是中華吉祥鳥。寓意要有優秀的品德，才能成為大家的榜樣，獲得尊重；《子孫·福》石榴是多子多福的象徵，人們借石榴多籽來祝願子孫繁衍，家族興旺昌盛；葫蘆，古代夫妻結婚入洞房飲“合巹”酒，巹即葫蘆，其意為夫妻百年後靈魂可合體。另外葫蘆藤蔓綿延，結子繁盛。更多【人物】文章：導演東姑夢娜麗扎／首位執導中文電影的馬來導演跨越族群藩籬說故事香港詩人飲江／寫詩讀書給一個機會遭逢你自己貓山王標準認證確保質量吳聯波為榴槤產業添優勢作家Saras Manickam／在寫作中冒險掀開底層樣貌香港漫畫教父黃玉郎／手機漫畫是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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