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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前
太平前民选市议员王建林,乃六十年代迄今硕果仅存的政治人物,虽然只是一名市议员,但一生经历了风风雨雨,充满坎坷传奇。如今采访他,为了留下其个人珍贵的太平地方历史资料。 其父亲王长印(1966年逝世,69岁),祖籍福建同安马巷珩厝村,父亲从中国南来,不曾受过教育,但懂得看报纸。母亲李英(英菜)是槟城娘惹,婚后在霹雳峇都古楼(Batu Kurau)附近甘榜巴野(Kampung Paya)小地方,向一位马来同胞租地开启一间小杂货店,无招牌。 父亲不会踏脚车,一星期三天,以肩挑担子到附近马来甘榜贩卖杂货,路程大约三四公里到甘榜知知加西(Kampung Titi Kasai)、甘榜色本乃(Kanpung Sempeneh),最远去到甘榜霹雳(Kampung Perak),挑了诸如糖、盐、油、咖啡粉、亚三膏、峇拉煎、面粉、罗哥草(烟草)等三十多样,每一样约一两斤,油则是一“珍”(四方铁桶,三元一珍)。 顾客们购买的份量很少,以五分或一、两角钱为多,普通杂货以旧报纸来包装,油则由顾客以玻璃瓶、铁罐、牛奶罐来装,一些顾客以物物交换方式来交易,他们会卖出树胶(小量约一两斤)、槟榔、白米或鸡蛋等等土产。通常都是满满两箩筐出门,也是满满两箩筐挑回来。 长印的杂货是向峇都古楼的“泉丰”(当地的批发商,祖籍福建同安,头家是陈道恩)杂货店批发来卖。其母亲则看守杂货店开门做生意,生活过得一般。 1940年,王建林诞生于峇都古楼,上有两位姊姊,下有两位弟弟和两位妹妹。 他身为长男,6岁之际,就读当地的光明华小一年级,由于聪明伶俐,获得跳班到三年级,又再跳班到五年级,前后只读了两年多的书。光明华小由当地一些商家每个月捐出一元来维持。 这时候,他见到 [vip_content_start] 父亲经常生病,又得挑担做生意。于心不忍,就退学协助父亲,他以不到十元的价格买了一辆大车架的脚车(男装脚车,车身处有横梁衔接,专供运载重物),当时年级小,坐不到车座上,只能以身体穿过横梁底下踏,一手夹住横梁,一手扶车手,协助父亲载货物。 去贩卖杂货时,担子不重,就由父亲挑着去,回时槟榔树胶很重,一部分树胶由他踏脚车载到甘榜知知加西卖给华人头家李九年的树胶店,此后父亲比较轻松,生活也比较好一点了。 由于王建林聪明会读书,父亲每经过李九年的店,身为学校董事长的李君,苦口婆心劝他给建林继续读书。而校长洪永锡则向建林说,他愿意代付学费,也可以到他的家来住。可是为了协助父亲,建林毅然放弃学业。 这时候他也帮忙杂货店生意,顾客群都是马来同胞,他们一次来会购买多样杂货,一般均为一两毛钱的,父亲包装好,建林协助将之逐一放进篮子里,一面放,则一面心算把价格一个个加上去,当全放进了,价钱也就算好,便告诉顾客总数是若干钱。可是顾客不相信,认为他都没计算如何会知道总数呢? 于是在怀疑之下,就向其父讨了一张香烟硬纸(包香烟的硬纸盒,通常都用于写东西做草稿纸),以笔写下货物价格,再逐一加起来计算,结果分毫无差,马来顾客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一位小孩子都没计算就能知道总数,于是回去甘榜宣传,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到店里来买东西,顺便瞧他厉害的心算,个个皆称赞不已,无不啧啧称奇! (未完待续)
5天前
柔佛义兴馆位在新山绵裕亭墓园,该馆现今是大马仅有的一家收藏较完整,常年公开展示义兴历史的文物馆。 自开馆以来,除了有公众人士前来购票参观外,也得到警方的重视,几次派员前来参观。 今年4月15日下午2时,即有十多位来自柔佛警方的官员前来参观;而在本月29日,另一批吉隆坡警察训练学院的学员,也已预约要来观看。 其实,早在2017年3月18日,警方即曾派员前来参观类似的展览会。不过,那是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于2012年9月10第一次主办为期一年的“义兴史料展”结束后,将近4年后的事。 为应付这一批来自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训练学院学员的到访,文物馆再搬出已收藏多时的诸义兴文物供来者参阅,并邀约随他们而来的义兴专家亲自在场讲解,随后他们又来一次。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于2009年10月3日开幕,先后两次接待前来参观的警方人员。 由此可知,由新山中华公会创立的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及柔佛义兴馆,一路来即与警方建立了紧密关系。 该两座文物馆很荣幸的都能担负这一职责。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在第一次成功的举办义兴史料展后,即把所有的史料整理好,结册出版《柔佛义兴史料集》。 本书厚达200页,彩色印刷,共分5章:序丶前言丶专题著述丶史料展出展特辑及附录等。作品出自整10位学者专家及文史工作者。 [vip_content_start] 这是新山史上第一本事闗义兴公司历史的华文专著,因此自出版后,深受欢迎,已再版一次。 从“义兴史料展”能展出一年,仍获得各界热烈的支持及《柔佛义兴史料集》一书,能一版再版,足见义兴公司与本地华人历史关系的渊源流长。 现今新山遗留下了不少义兴公司相关历史的遗迹,如明墓丶义兴路丶义兴国民小学丶义兴回廊丶陈开顺神位及陈开顺新墓等。 明墓祭拜开始于1921年,陈开顺祭拜开始于2020年,对义兴的追念,新山华人一直牢记在心。 柔佛义兴馆于2022年6月19日举行开幕,这是新山中华公会为存留义兴公司历史的另一创举。 该馆展出的史料内容,基本上是以第一次展出的“义兴史料展”为基础,文物较少,展出一样以中英文图文并茂方式为主。 该馆开幕时,邀约新山五帮丶各华团及各界人士参加,出席者包括了华人尊长拿督黄匡顺,与马华总会拿督斯里魏家祥。 新山中华公会会长何朝东在致词时指出,吁请要正确认识柔佛义兴公司历史。 黄匡顺呼吁开放给友族参观,要重视柔佛苏丹一再强调的柔佛民族的团结精神。 魏家祥说,历史背后凝聚的正能量值得珍惜,不要视柔佛义兴公司为一个黑组织。 柔佛义兴史是新山华人史不可被分割的一部分。新山华社建立文物存留这一段历史,同时身为华人应该了解这一段历史,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犹如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一定知道太平天国丶天地会及义和团的历史一样。 只是在百多年后的今天,对于柔佛义兴史的认识与论述,应忠于史实,遵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很欣慰的是柔佛义兴馆时至今日,仍很很好的肩负其职责。
5天前
6天前
1星期前
2星期前
陈开顺的神主牌去了哪里?传言在新加坡学界流传一个短暂的时日后,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还是存留在新加坡普照禅寺原处,与其他73座神主牌如常地排列着。 这是日前笔者与张兰、刘椿富等人亲临该寺,在现场目睹、触摸及查证的结果。 这说明传播这一讯息者,本身不知多久没踏足这一寺庙,谣言就一传再传,最后传到槟城。事到如今,有关人士必须向华社交待,不能不了了之。 对新山华社而言,陈开顺神主牌是一座非比寻常的历史文物。 身为新山开埠人的陈开顺,迄今留在世上能供人考证的史料并不太多。荦荦大者,除了这座神主牌外,就是于2021年在笨珍被发现的墓碑。文字记载靠的是潮籍作者李馨,于1950年出版的《马来亚潮侨通鉴》书写的一篇〈柔佛潮侨概况〉,有较详尽的介绍。 该文荣获得英籍历史学者卡尔A.特罗基的看中,刊登在他出版的《海盗王子》一书中,由此可见陈开顺的生平事迹,在华文之外等文字,一样难以找到。 陈开顺的相貌如何,一样无法找到,结果闹了一个笑话──新山某华团在其制作介绍新山历史的初板中,在人物图照介绍,冯京当马凉,竟把新加坡历史人物佘有进当作陈开顺。 如今,新山史学界书写的陈开顺生平,依据的就是神主牌正面及其内面以下这两段文字: [vip_content_start] 正面文字:“候明义士讳开顺号贞国陈府君之神主”;内面文字:“生于天运癸亥年十月初一日申时,终于天运丁已年正月初七日卯时”、“享寿五拾有七岁”、“世居广东潮郡海邑南桂都东风乡”。 如译为白话文,即他于1803年11月14日下午3时至5时之间出生,于1857年2月1日早上5时到7时之间去世,享寿57岁。 包括陈开顺在内等百余座神主牌,本来是供奉在新加坡梧槽律义兴公司总部内。1890年1月1日,英殖民地政府颁布的社团法令正式生效后,义兴公司被迫终止活动。 如何处置这些神主牌颇费周章,据说最初是被遗弃在河边,但许久流不走,幸得德春板厂老板的收集,设龛奉拜。 后来德春厂停业,成昌号成立,由厨夫奉拜。到了1930年,成昌号扩充营业,并将神龛移入社公庙内。 这批历史文物,在社公庙内安定了60年后,由于城市发展社公庙被令拆除,只好迁至三巴旺的广福英烈庙,不到一年该庙被征用,终于在1991年4月落户在樟宜的普照禅寺。 笔者与普照禅寺结缘始于1998年10月,在该寺第一次目睹了陈开顺等人的神主牌。当时之所以会造访该寺,是拜读了庄钦永博士所著的《实叻峨嘈五虎祠义士新义》一书。 该书对寺中收藏的74座神主牌的生平事迹,图文并茂介绍,尤其对与新山有渊源的陈开顺与佘勉旺等人最感兴趣,于是决定造访该寺。 当天,笔者扺达该寺时,得到了年高87岁住持广玄法师的接见,他还把收藏的众神主牌摆出来供笔者拍摄。 过后,笔者将当天所见所闻整理出来,于1998年10月16日刊登在《星洲日报.大柔佛》的《走过历史》系列,标题是:〈重大发现,陈开顺神主牌在新加坡〉。 在该文中,引述住持的讲话,说明这些神主牌平日是收藏起来,每年的三月初三与七月初三才拿出来,在善供堂内祭拜,以慰在天之灵。 多年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一行人访问该寺时,不知何时所有的神主牌已公开摆放于现今所在之处。 2020年,不知所踪35年的陈开顺墓碑,在笨珍被发现。新山华社在惊喜之余,有人连续召开多场新闻发布会宣称陈开顺另有他人,有人拿出族谱另有其他说法,又有人认为墓碑或造假应检验。在一片置疑之声中,幸得陈开顺神主牌的相助,在对照墓碑碑文与神主碑文后,终确认同是一人。 2021年4月30日陈开顺新墓,在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下致送花圈致意下,终于完成圆坟仪式。作为新山开埠人的地位,陈开顺的墓碑将永远立在绵裕亭墓园内供人祭拜。 希望这一次陈开顺神主牌失踪的“闹剧”,是最后一次,让陈开顺在天之灵永得安宁。    
2星期前
《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第二章: 被遗忘的森州历史-森州革命侨领与广派大亨—伍熹石 当我们翻开振华中学校刊,在创办人和历任董事长的页面中,会发现到有一位长相酷似香港演员元华的人物,他与拿督黄益堂同样是该校之创办人,同时也是该校第一任董事长。 这位人物便是曾经富甲一方的芙蓉广派大亨——伍熹石(Ng Shee Sheak)。 有关他的事迹,在振中校史里只有前面几段字有提到。即1918年2月21日,他和拿督黄益堂、邓子实、谭富南、黄旭南、朱戟门等人发起创办,随后就没有下文了。 笔者唯一能够找到的线索,就是由研究孙中山革命、同盟会创立及辛亥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冯自由所编著的《革命逸史》。在第二十四章“黄花岗一役筹款之经过”中,就可以找得到伍熹石的名字。 在黄花岗起义发生前,邓泽如和胡汉民等人先是到新加坡,在晚晴园开会和筹款。随后又和黄兴一起到英属十余埠筹募。 起初,筹集的金额只有万余元,与预算额相关尚远,黄兴对此大为失望,并且说了这一番话:“倘若在英属不能筹得五万元,事必不行,彼惟有仍实行个人主义,向一二权要满奴拼身一掷而已。”这句话传开后,当时在海外的党员们闻之大为感愤,纷纷踊跃捐资,一下子就凑足了五万元,其中捐资者有伍熹石、林作舟、陈占梅等人。 后来获得振华校友会董事崔福盛先生的协助下,获得了几篇有关伍熹石的相关文章。 在翻阅的过程中,发现到伍熹石先生不仅协助孙中山搞革命,而且在早期的芙蓉发展史上,却有不可遗忘的功绩。 笔者分别询问了多位市民,甚至也到华通饼乾店、陈兄弟玻璃镜庄、列圣宫、万圣坛、四邑会馆、广东会馆等。大家都对伍熹石这号人物感到很陌生,根本没听过。即使在森美兰华人文史馆,一旦提到孙中山在芙蓉的得力助手,也就只有瓜拉庇朥的邓恩与芙蓉的谭扬。 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从来没有被提及,甚至被遗忘。就如从崔先生手中搜集到的那几篇文章里,其标题就已经写著“孙中山在芙得力助手”,内容还写到『如果说孙中山在1910年来森州宣传中国的革命事业,少不了要提到他的得力助手邓泽如,如果套用俗话来说,孙中山这位“老大”在森州留著的“左护法”是邓泽如,那么从伍熹石先生生前留下的事迹看来,“右护法”非伍老先生莫属了』。 [vip_content_start] 这篇于1993年7月23日由“南洋商报:森甲版”刊登的文章,它所提到的孙中山在芙蓉的左右护法,是邓泽如和伍熹石,而非谭扬。 但如今在芙蓉历史里,大家所公认的左右护法,伍熹石却没有列入其中。 伍熹石原名叫做伍番(Ng Fun或Ng Fan),字熹石,号文炽。于清同治8年(1869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台山县公益埠斗山村。少年时他赤手空拳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最初先抵达马六甲,在华都牙也村(Kampung Batu Gajah)的一间锡矿场工作。伍熹石为人克勤克俭,当他稍有积蓄便转到芙蓉从事建筑业发展,白手起家创立了“怡茂号”。 当时谭扬曾和伍熹石共同在锡矿业上合作,谭扬非常欣赏他,并且成为世交。加上他们俩都是来自广东省,因此谭伍两家关系甚密。当两家有喜庆大事,彼此都会往来,互相到府上庆贺。即使到了第二代,谭扬的二公子谭元贵和伍熹石的长子伍迪桢也是要好的致交。 根据伍熹石的爱女伍仰贤所述,伍熹石创立的“怡茂号”店址一共有三处,最初是坐落在嘉美清真寺(Masjid Jamek Seremban)右边店屋的第一间(位于甲必丹谭扬街)。 后来店址改到大街黄巴士站旁第一间店(即今天印度人裁缝店)。最后才搬到威坚申路(Wilkinson Street,即现在的拿督阿都拉曼路 Jalan Dato Abdul Rahman)四号,一件自置的两层办公室,据说当时还特意借给中国革命党作为开会基地。 如今这间两层楼的店屋,早已易手他人,为一家负责相框服务的“陈兄弟玻璃镜庄”,但仍然能够看得到该建筑早年的样貌。 当年伍熹石所创立的“怡茂号”,几乎包办了所有政府的建筑工程。根据伍仰贤的记录,伍熹石负责承建的建筑物有圣保罗学校(当时他曾捐献数千元给该校作为发展经费,还刻有英文“Towkay Ng Fan”字样的石碑,只是后来该校迁址到新校舍,并没有将这块石碑留存下来)、姑娘堂女校前座旧建筑物、亚沙路旧芙蓉中央医院建筑、芙蓉大监狱、警察局宿舍、政府文员宿舍、大街“国家储蓄银行”大楼(前身为芙蓉森州华民署)和颐景苑戏院。 包括“怡茂号“最初的店址,即芙蓉人所说的”棺材街“(马厘街),那一排的老店也是出自于伍熹石所承建。 根据德利书报局东主吴宇康的记忆,他父亲吴毛德(也是振华中学创办人之一,首办芙蓉派报社)当年也是从事建筑工作,都是从伍氏家族手中第三手承接过来的。 当时,芙蓉之所以能够成为孙中山鼓吹革命的驿站,就是靠邓泽如与伍熹石等一群革命党志士的帮助,才能够成功。而伍熹石与邓泽如之间也密切合作,时常都会讨论革命事宜。当孙中山抵达芙蓉,在邓、伍二人的安排下,于芙蓉东安会馆隔壁的戏院“普长春”密斟,较后展开宣传演讲群众大会声讨当时的满清政府。 当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伍熹石被委任为芙蓉副支部部长(正部长为陈新政)。但是,如今有关伍熹石与革命党、同盟会或者是民国政府之间联系的文献早已失佚。唯一有记录的,就是《中华革命党时期函牍》里有收录到一段伍熹石曾经写给财政部的函电。其内容讲述民国四年(1915年)6月24日,也就是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所提出21条要求的一个月后,极力反对这项条件的孙中山,开始策划发动反袁行动。 作为孙中山在芙蓉的革命挚友,伍熹石便努力在芙蓉协助筹募,但情况却不是很乐观,筹款的人数亦不如当年对抗清朝一样多。所以伍熹石致函予财政部,提到芙蓉为小地方,筹款有限,只有两三人捐资而已,筹得星洋千元。 每当提到孙中山在森州的事迹时,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就会联想到邓泽如位于瓜拉庇朥的“宜春草堂“,因为孙中山曾经就居住在这里。殊不知,其实孙中山在芙蓉的一段日子里,他居住的地方正是伍熹石的豪宅”鲁园“(也有一说是叫“鲁国”)。当时孙中山和伍熹石、邓泽如三个人曾在“鲁园”把酒谈家事、国事和天下大事。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好,有口皆碑。 孙中山在一次回国时,还赠送一枚奖章给伍熹石作为鼓励,还在“鲁园”洋楼前和一群革命志士合影留念。 伍熹石的“鲁园“曾先后因为建立振华学校问题而作为迁移,但都是坐落在沉香路。那时的“鲁园”是芙蓉数一数二的独立式洋楼。 可惜时过境迁,今天”鲁园“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宜园”花园住宅区。 同时,伍熹石在波德申还有一间非常别致、很具特色的别墅。每次伍熹石与孙中山、邓泽如一群革命志士见面,一定会在这间别墅用作商讨革命事业。 根据伍仰贤所述,这件别墅名叫“吃(食)风楼“,是一间四面安装著玻璃门,呈八角形状的矮角楼,三英里,建在山坡上。如今这栋建筑也已经拆掉,改为波德申县政府的办公楼。 伍熹石不但热心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四处奔波、筹募经费,对于教育方面他也非常热爱。在1917年,由伍熹石倡议,联同拿督黄益堂、谭富南、朱戟门等十多位广肇先侨展开筹备工作,次年2月21日成立。 有个问题值得考究的,是振华学校创立之初,在沉香路租借一间店屋作为校舍。事实上透过伍仰贤所述,原校址设在沉香路的一块自置园地,那一座两层楼独立式板屋校舍正是伍熹石独资建立的,并非租借。 当时伍熹石为了校务重任,还亲自到广州物色教师,聘请了何庆龄和何庆昌两位老师南来掌校。当伍熹石病逝后,这两位老师回到中国,由邓毅民和区健夫两位老师来校服务。最初的振华学校是义学性质,人数不多。后来学生日渐增加,原有的教室已无法应用,伍熹石便在“鲁园“自置的一排平房中拆出一间屋舍的两个房间,作为教室用途。由于这新教师后面就是原校址,学生进出也很方便。 伍熹石在森州华社具有影响力,特别是广帮之中。至于他在振华学校的地位,除了是董事长之外,还可以透过伍仰贤口中得知,当年振华学校开办后,有些家长因为家境有困难,他们都来要求免费,伍熹石都答应了,甚至连书本、纸、笔、墨等文具都一律免费。 除了创办振华学校之外,伍熹石也和其他侨领一同创办“坤华女校“(其原址就在嘉美清真寺右边那排店屋第二间,即”怡茂号“最早的店址(第一间)和“泰昌炳记”(第三间,即现在的新大鹏)之间。 伍仰贤小时便在”坤华女校“接受启蒙教育,她说,除了她以外,拿督李文彬令姐李莲、以及李怡星夫人黄彦邦、陈继鹤夫人林希敏、伍壁瑜督学令慈黄颖仙、拿督简国钧令姐简淑敏以及林杞祥令妹林碧珊等人,都是”坤华女校“毕业的。 不过再过了一段时期,该校便停办了。 在1910年到1920年这期间,当时的芙蓉大约只有十多辆私家轿车,就好像上海滩等民初电影里头大亨们所专用的“铁甲乌龟车”。其中一辆车牌为“5”号的,便是当时芙蓉一代大亨伍熹石所拥有。 根据伍仰贤的回忆,父亲每次都是由一位马来车夫驾驶那5号轿车来回波德申。除了公干也和邓泽如商谈国家大事。 伍熹石的太太名叫林双好,林氏为伍熹石诞下五男二女。长子伍迪祯、次子伍臻掌、三子伍臻平、四子伍臻启、五子伍子齐、六女伍仰贤、七女伍景贤。 长子伍迪祯在中国出生,曾经留过辫子,后来随父迁至南洋。当伍熹石病逝后,他继承父业,处理振华学校的校务,还有建筑事业。 次子伍臻掌是一位爱国志士,当年有许多领袖的公子献身于革命事业而回中国参与革命工作,有的做飞机师,有的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英魂。而伍臻掌曾随著中国革命事业流离颠沛的生活,最后随国民党部队退守台湾,在台湾落脚,这位飞机修理技师,便在台湾渡过其一生,享年八十余。 三子伍臻平育有六女一男,其大女儿便是前森州华校督学伍壁瑜女士。当伍熹石病逝的时候,次子和三子特别从广州回来芙蓉追悼亡父,然后又回广州岭南大学念书,两人都是芙蓉中华学校的毕业生,与陈子安(森华堂执行秘书陈石聪的父亲)是同学。四子伍臻启生平事迹不详,五子伍子齐是伍氏第二代惟一受英文教育的,曾在金马伦菜园工作,退休后居住在怡保。 七女伍景贤育有二子一女,曾在芙蓉天主教堂服务的陈嘉齐神父便是其次子,另外两人则一人在澳洲定居,一人在吉隆坡一间大学任教。 而六女伍仰贤,其夫为芙蓉振华前任校长罗玉铭,育有四子二女。长子罗恒乐为澳洲工程师,现居新加坡。次子罗恒欢曾是芙蓉花沙尼饮品公司的营业主任。三子罗恒康亦为澳洲工程师,留居澳洲。四子罗恒健为法国厨师。 大女儿罗恒森于1990年病逝,次女罗恒伦现居吉隆坡,其丈夫为一名退休军官,军衔为少校。 同时,伍熹石和伍汉诗是堂兄弟,而伍汉持之子伍伯胜,就是1945年光复后第一任的中国新马总领事。 1920年,是伍熹石51岁生日。同时位于沉香路的“鲁园”新厦也落成,可以说是双喜临门。而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孙中山却因为国事繁忙,无暇前来庆贺,但他也和其他国民党同志们从中国寄来数箱的贺礼,其中就有对联,也有寿账和珍贵的装饰品等。很可惜的是,这些物件却在日本殖民时期一一流失。 次年,伍熹石因不幸感染痼疾,与世长辞,享年52岁。伍熹石死后,孙中山亲笔书写了一幅挽联致祭“熹石先生灵鉴,为党劳瘁,孙文印章”。 当时除了孙中山外,还有汪精卫、许崇智、朱执信、伍汉诗等人纷纷寄来挽联和电信以表致意。根据吴毛德回忆,当时各地革命同志所寄来的挽联,挂满灵堂,热闹隆重。而孙中山那一张白纸墨字的“为党劳瘁”挽联,一直挂到1932年。 随后种种的历史照片与遗物,甚至有关伍熹石和孙中山之间的许多书面文件和来往书信,也在日本殖民时期都付诸以火,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伍熹石的遗体后来安葬于芙蓉亚沙华人义山。其夫人林双好病逝后,也与丈夫一同安葬于此。1993年,吴宇康采访伍仰贤,已高龄80岁的伍仰贤将自己父亲的生平事迹都一一告诉吴先生。 如今已2025年,伍氏第二代也早已走入历史。而相关的照片与文件,据说也遭到祝融侵袭,毁于一旦。因此造成后人对伍熹石的事迹很不了解。 或许能够找到跟他相关的事物,就是振华中学校刊里的那一张肖像照,还有那一段字。然后就是当年“怡茂号“的旧址。再不然,就是波德申,当年在山坡上的那栋“吃风楼“。虽然该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前面那个用洋灰所建造的石阶,是唯一存留下来的遗迹。 资料参考: 特别感谢振华中学校友会董事崔福盛提供相关资料。 1)《振华中学高中第五届毕业纪念刊》,1961年。 2)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四十八辑:中华革命党时期函牍》,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9月,页111。 网站: 1)陈驹腾「用实事求是态度谈历史」,星洲网,2018年7月21日。 2)「短暂逗留汇报革命局势进展. 孙中山1906年曾到芙蓉」,星洲网,2020年2月24日。 2)「民国三至五年委任中华革命党人员姓名录」,中山学术资料库,2024年8月7日,https://sunology.culture.tw/detail/fac4c421f2c9d357f5bd976fa8edaf85/?seq=2,2025年3月13日。 报纸: 1)“Negri Sembilan News”, Malaya Tribune, 15 June 1914, p.12. 2)“Education in Seremban: New Anglo-Chinese School”,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31 January 1917, p.7. 1)陈云深「伍熹石传略(一)」,南洋商报:森甲版,1993年7月23日。 2)陈云深「伍熹石传略(二):对振华坤华两校的贡献」,南洋商报:森甲版,1993年7月24日。 3)陈云深「伍熹石传略(三):怒烧黄蜂窝」,南洋商报:森甲版,1993年7月25日。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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